民国时期皖西地区的水患与河道堤防的修治*

关传友

民国时期皖西地区饱受战争和水旱灾害的摧残，水利建设趋于衰落期。但其水利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大多是在灾害发生之后的被动修治。本文仅对民国时期皖西河道堤防的修治进行讨论，敬请批评指正。

一、民国时期皖西地区的水灾

皖西地区北濒淮河，南倚大别山，河流众多，河床比降大，暴雨季节水无停蓄，极易造成下游水灾。作者根据相关史料统计，在短暂的38年中，就有13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水灾，平均不到3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造成了皖西地区较为严重的灾情。特别是民国二十年（1931）夏季的特大水灾，使得皖西地区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十年六月以后，安徽全省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江淮流域一片汪洋。全省60个县中，有48个县受灾；全省大小圩堤溃决3950余处，受灾田亩3282万亩，占全省农田的67.3%；灾民1073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9.4%；灾民死亡47277人。据不完全统计，财产损失总计达4.46亿元［1］（P13）。七月，六安降雨450毫米，百川沸腾，高岗为谷，淮、淠堤坝溃决，沿河地区一片泽国，“六安饿殍数千人，逃亡数百人”［2］（卷十，“杂类志”“灾异”）。霍山县山洪暴发，鳌山、永安、东岳庙三圩决口，大水入城。受灾农田9万亩，倒塌房屋4000间，淹死牲畜200头，财产损失约10万元，2000余人流离失所［3］（P102）。寿县“淫雨为灾，山洪暴发，淹没田庐人畜无数，水溢城垣，孑遗之民，无处可栖”［4］。舒城县西南诸山，水势暴涨，前、后两河洪流急湍，泛滥无垠，两岸圩堤悉遭冲毁，自上游直达三河陆程百里，均成泽国［5］（P23）。霍邱县损失更大，淮水破堤，决口达27处，该县“只在一天之内，死了8000多人”［6］。其他年份里发生的水灾灾情也较为严重，具体见表1。

表1 民国时期皖西地区水灾情况一览表

皖西地区频繁发生水灾，除了自然因素外，河道堤防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修治是主要原因。

二、河道堤防修治的成就

近代经济学家翼朝鼎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经济区与水利事业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发展水利事业或者说建设水利工程，在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职能，其目的在于增加农业生产量以及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诸如灌溉渠道、陂塘、排水及防洪工程以及人工水道等，多半都是作为公共工程而建造的。”［12］（P7）因此许多重大水利工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民或个体商人的能力，除非利用集中的资源和国家的权威，不然是不能完成的。”［12］（P63）所以河道堤防的修筑无疑是属于较大型的水利工程，远非一般民众力量所能够承担完成的，必需得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才能够实现。

淮河自霍邱三河尖进入皖西境内，至寿县郝家圩出境，流经皖西地区的河长近达三百里。自南宋黄河夺淮以后，淮水频年泛滥，沿淮霍邱、寿县深受其害，故有“害河”之称。清乾隆年间，霍邱县濒淮之居民始筑淮堤以防洪灾。因此，修筑淮河堤防是皖西境内濒淮霍邱、寿县民众的普遍希望。民国三年（1914），安徽境内连遭风雹、旱、蝗灾，皖北地区受灾严重。第二年皖省督军倪嗣冲担任督办皖北工赈事宜，决定兴办水利工程以赈济灾民，计划先修筑颍上县淮、颍河堤。霍邱县地方绅民上书当道，请求修筑霍邱淮堤，得到了皖省督军倪嗣冲同意，并委派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实地勘查测量，设计“堤岸顶宽一丈，底宽四丈，高一丈，险要绝口皆层加桩木，继增内堤，并改皂沟村保堤线工程，综计需土方不下百余万”［13］（卷四，“舆地志”“水利”“堤岸”）。全县上下动员组织民工，全力以赴，“经始于民国四年十一月，次年五月将竣，旋遭大水损毁。至六年五月始，一律得臻完固”［13］（卷四，“舆地志”“水利”“堤岸”）。历时近二年，先后支用省颁工赈款七万有奇，修筑完成了上自三河尖起、下至溜子口止，长达一百六十余里的浩繁工程，实现了濒淮地区“迄今变斥卤为膏腴，其利之溥孰甚焉。”［13］（卷四，“舆地志”“水利”“堤岸”）寿县境内淮河堤防工程是从民国十年（1921）开始建堤，自大涧沟、菱角嘴入凤台县境，长约25公里，称淮右干堤（淮河南岸），挡御淮水，保护农田6万亩［14］（P181）。

淠河是流经皖西境内霍山、金寨、六安、寿县、霍邱等地的内河，有六安人的“母亲河”之称。上游地区长期不合理开发利用山地，致使大量泥沙随洪水俱下而淤塞下游河道，造成严重灾害。民国十年（1921），寿县修建竹丝门三合堤长15公里，挡御淠水，保护农田1.24万亩，在淠河之东为一狭长圆形。同年在新旧淠河中间，建成的还有东孟家湾堤，长12.5公里，挡御淠水，保护农田1万亩。西孟家湾堤，在淮淠两河交汇弯曲处，长14公里，挡御淮、淠水，保护农田1.5万亩［14］（P181）。民国十二年（1923），霍邱县开始在淠河左岸筑西隐贤堤，寿县在淠河右岸筑淠河堤。西隐贤堤又名刘李圈堤，上自六安县吴祠，下至霍邱县郭岗，全长13.3公里，面积16平方公里，耕地1.6万亩［1］（P94）。淠河堤自隐贤集至迎河集南五里处，长12.5公里，挡御淠水，保护农田4万亩［14］（P18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民国十八年（1929）设立了导淮委员会。安徽省设立的水利局因经费困难而改隶建设厅，全省水利事业则统由建设厅水利股主持，但具体技术业务则交付因1931年水灾而特设的省水利工程处。安徽省建设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淮河堤防的岁修问题，报经省长公署批准，每年拨助岁修淮堤费2万元，其中霍邱堤长149.8公里，每年补助3000元，寿县复堤段每年200元。

民国二十四年（1935），霍邱县长呈请财政厅“代向银行借款二万五千元，建设厅派遣工程人员前任该县监修任家沟、新河口两处涵闸，以资泻水。继由省政府委派建设厅工程师章光彩，会同导淮委员会派员前往该湖详细查勘，以资决定开发该湖是否确有利益”，查勘结果可行，遂经省政府第五二〇次委员常会议决经费8万元，由财政厅向金融机关借垫，疏河筑堤工程由建厅负责进行。于是，建设厅立即派委前往该县组织测量队及工务所，边测量边施工［15］。第二年，霍邱县借款在任家沟口建万民闸、在新河口建万户闸已建成，万户闸当年即被洪水冲毁。安徽省财政厅将贷款拔付给省建设厅，由省建设厅负责疏浚了从张集经沣河桥至廖家渡、从高塘集经沣河桥至城西湖的两条河道。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合击武汉，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提，黄河水一路向东南灌侵入淮河，两岸泛滥成灾，淹没皖北诸县良田，“淮域各县，遭受黄灾，所有堤防，冲荡殆尽”［16］，霍邱县境内淮河干流三河尖和四百丈分别淤高0.1米和0.3米；寿县境内淠河迎河集和淠河入淮口以上10公里段，分别淤高0.5米和2米；正阳关沫河口淤高达5米，致淮水断流，徒步可以往还。次年虽经疏治，但因黄河花园口未堵，疏而复淤，淤与岸平的河段长1公里，淮水无去路，决寿县境内正南淮堤，部分注入正阳关东南至刘备城洼地（史称东湖）；部分窜入窑沟下泄，至五里铺会东湖之水而从冯家渡入淮。淮水迂流不畅，正阳关以上淮、淠两岸一片汪洋［17］（P174）。霍邱农田受灾55万亩，寿县农田受淹254万亩［5］（P24）。第二年春间，根据淮河堤防的溃破及被灾情形，安徽省政府制定了工赈计划，同时还成立了淮域工赈委员会，实行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淮域各县的灾民和普通农民，对堤防进行了初步修筑，防止了黄泛区的不断扩大。寿县成立了淮域工赈工程总队部（后改为防黄工程处），自民国二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四年间，实支工赈粮1500余万斤，工赈及防汛款530余万元，累计完成土方980万立方米，但终因战乱、灾荒，复堤工程收效甚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防寿西湖水上漾，在冯家圩至涧沟集修筑长11公里的防洪堤，称寿西复堤。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驻正阳关的导淮委员会复堤工程局第三工务所，组织寿县、霍邱、颍上三县民工2000余人，在正阳关沫河口淤滩段开挖底宽6米的渠道，利用水力冲刷，束水攻淤。4月11日放水，5日后新渠冲宽达70余米，刷深3米多，上游水位骤减约2米，两星期后木船能上下通航，淮水复故道［14］（P182）。

抗战胜利后，寿县防黄工程处对淮、淠河堤进行整治，兴建自迎河集经北横坝至鲍家沟，并连东孟家湾堤扩建为肖严淠堤；建成隐闲集至迎河集干堤长13.5公里，受益面积由1.75万亩扩大到4万亩；兴建长7公里的泥炭湖下坝至正阳关间孟正新堤，同时堵塞新淠河，使水入河床；兴筑五里铺至北横坝间的正南淮堤，杜绝淮水回流倒灌；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大部分得到实施，初见成效［14］（P182）。霍邱县在淠河左岸兴筑了冯集至小店岗的民生圩堤，保护面积39.5平方公里，耕地4.5万亩，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圩区排水口建民生闸。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霍邱县境内民生圩堤防已达19.3公里，堤顶高程25.0米［1］（P94）。（见表2）

表2 抗战后皖西淮河复堤土方工程完成成效一览表[18]（P594—596）

三、民国皖西地区河道治理的特点

民国时期皖西河道水利的治理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间力量起主导作用

美国史学家彼得·C·珀杜在研究明清时期的洞庭湖水利史时指出：“整个中国的水利在保

证地方粮食供应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北部，沿河的堤坝控制着洪水，而水库贮存着稀少的降水。中国南方有着丰富的河流湖泊，农民利用堤坝防御难以预料的洪水和确保水的供应。”清王朝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建设与维修主要水利工程。官方通常并不独自包揽大规模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绅与土地所有者们的合作［19］（P215）。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官方都会将地方社会的公共民生工程（包括水利）委托于地方士绅代表的民间力量管理，而自己仅行使督导之责。在民国时期中，不论是皖西地方的水利工程的修筑还是水利工程及其水利秩序的维护，完全是民间力量主导的结果。民间力量一般为地方士绅所主导。民国初期霍邱县淮堤修筑就是地方士绅所主导，《霍邱县志》载：“邑人蒋开径为会办，襄办者陈国磐、裴景升、邹宗鲁、曾昭孔、钟嘉彦、马祖述，上下分局段长刘勋芳、薛廷桢，皆不避劳怨，董率劝导。”［13］（卷四，“舆地志”“水利”“堤岸”）文中所记此次工程出力较多者均为霍邱县的地方士绅，特别是会办蒋开径（紫攀）、总段长刘勋芳（舜臣）贡献最大。蒋紫攀，霍邱西乡人，宣统己酉拔贡，曾任安庆官纸印刷局局长，民国初期霍邱县著名敷文学校创办者。其十分留心家乡水利，并沿淮勘查，草拟筑堤治水规划，呈书当道。工程获批后，担任会办，上下联系，动员组织筑堤民工，实地督查工程质量，三年中席不暇暖，劳尽心力；刘舜臣，霍邱县西北乡人，官宦世家，出任工程总后勤兼总段长，负责官员接待及议事支出费用，家中大部分资财都花费于筑堤工程［20］。舒城县杭埠河、丰乐河下游濒临巢湖的圩堤设有圩长或董事，涵闸有庄头或埝长，属民间水利工程管理组织，因其直接关系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管理较为认真。嗣后，一些大的圩堤、涵闸的管理权被地主豪绅把持，他们假公济私，敛钱自肥，工程失修，常致破圩成灾［17］（P231）。

（二）建立了有效的规章制度

民国时期皖西地方社会在总结历代水利工程修治与管理的经验教训后，制定了水利管理制度，以确保河道堤防得到及时修筑和有效保护。笔者在《皖西水利规约的探析》一文［21］中对此曾有述及。民国四年（1915）至六年（1916）间，霍邱县地方社会为确保淮河大堤修筑的成功，承担实施淮堤工程组织者的地方士绅在官府的大力支持下，制订了极为完备的《堤工办法九条》，对淮堤修筑的目标、施工组织者和堤工的责任义务、经费使用、工期等都规定得较为明确完备。首先规定分段施工：“此次修复淮堤分为四段：由临水集起至陈寸村止为第一段；又由陈寸村起至茶湖村止为第二段；又由茶湖村起至五庙湾止为第三段；又由五庙湾起至新店铺止为第四段，以便分段照料。”对各段的职责也有“每段应由沿淮各保董公举一人，充当段长，担任本段内派夫、督工照料各事宜，每月酌给伙食公费，以专责成”的规定；对筑堤经费的支出则有“沿淮民夫灾苦已极，所有修复淮堤请由工赈项下，按照土方拨钱，以示体恤。民夫应领土方钱，仍照原定章程，按三期分领。由各保保董经手，填写三联总领字，并置署名画押，以备报查”的规定［13］（卷四，“舆地志”“水利”“堤岸”）。有力保障了淮堤工程的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水利工程修治后，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最为紧要。水利工程的有效使用则影响到水利效应的持续发挥，前述民国初期霍邱县淮河大堤修筑完成后，还制订了《善后章程二十条》，淮堤实行分区、分段管理，划定了段长（董）、堤长（董）、牌长、民夫的职责范围，对违反规定者，则分别不同情况、不同人员、不同时间，给予较为严厉处罚［20］。如将淮堤分成三段，每段设立总董一人、堤董若干人，公举产生，报经县长批准后委任；淮堤属某保界内者，则由某保出夫看守，其“出夫人数，应由堤董、副堤董按照保内堤线之长短，或按地亩、或按居户，酌量情形，秉公分派”，“各保派出看堤民夫，除临时吃紧不计外，其寻常职务如左：一、不准牲畜至堤践踏，二、照料沿堤栽种树草之蓄养，三、堤身如有雨击崩陷之处得随时培补，四、每年春、冬两季农隙时，得同力加高培厚，担任岁修”；“各段牌长及轮值民夫，如有急于看护，或遇紧急，而不及时报告堤董，致堤有冲决，应责成该段民夫及牌长赔补”，“各保堤董、副堤董对于各保民夫或协助民夫，均有指挥纠察之责。如遇吃紧之时，并得沿堤亲自督率。或瞻徇敷衍，致堤有冲决，应归堤董、副堤董担负责任”［13］（卷四，“舆地志”“水利”“堤岸”）。因所订制度较为完善，该段淮堤得以长期发挥防洪作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十日，霍山县政府县长郭堇襄应项家桥保士民所请颁布禁令，并“勒石以垂久远”，保护淠河堤坝安全，禁止牛畜践踏、顽民砍伐竹树等破坏鳌山、永安等堤坝的行为［8］（P184）。

（三）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运用

中国现代水利科学最早是由 “外国技术专家引进的，不久全国就掀起强烈的学习愿望，促进了国内技术人员的成长。”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和工业家张謇 “先后建立了第一批培训中国学生的水文测试机构，尔后创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中国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22］（P37、38）。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十一年（1922），运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对淮河流域为期十多年的测量，是淮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些测量成果虽然“未能在当时实施”，但为以后“各个时期的治淮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使用海拔高度计算水位高程［23］（P323）。民国三年（1914），皖督倪嗣冲成立的安徽水利局测量事务所工程技术人员大都来自于西方国家所派技师的指导和培训，他们利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对淮河水利工程建设进行科学测绘，编绘工程图说，计算淮堤工程的工程量［23］（P323）。民国初期霍邱县淮堤工程的勘查设计，就是皖省水利局蚌埠分局黄家杰率技术人员运用现代水利科学完成的，有效地确保了工程质量。

四、结束语

民国时期皖西地区河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确保当时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建设行为主要是围绕水灾后的应对举措。由于皖西地区长期饱受战争的摧残，大规模堤防建设因经费严重缺乏而无力开展，直至1950年才得到了根本改变。西方的汉学家们认为共产党新中国 “发动了一场‘治淮运动’，在几年的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克服了困扰着国民政府在淮河水利工程上的障碍，通过土地改革，调整地方组织结构，使政府能够有效地组织劳力和资源，疏浚河道，构筑堤防。”［22］（P129）道出了新中国政府治淮成功和国民党政府治淮失败的根本原因。然而民国时期皖西堤防工程的修筑还有不少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如地方民间社会力量（主要是地方士绅）的全面介入、工程建设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都是现代社会里的工程建设者及组织者所应该借鉴的。我们要在生态建设主导下进行科学治水、用水，标本兼治，不断完善水利工程的防灾体系，实现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