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不入”及“新入”书考论*

孙振田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32)

就“不入”之原因言，观点大致有四：其一，仍《七略》之旧，《七略》不著录，《汉志》亦不著录，如章学诚论《汉志》不著录萧何《律令》、张苍《章程》二种云：“班氏谨守刘《略》遗法，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8]994顾实先生亦认为《汉志》书籍之著录有本之《七略》之做法，其论《连山》《归藏》及《焦氏易林》之著录云：“故《七略》俱不著录，而班氏因之。”[6]余嘉锡先生亦论云：“同入《艺文》者，盖班固作《志》，用《七略》之成例，《七略》不入国家官书，故不得而入之也。”“《七略》不收，《汉书》(《汉志》)亦遂不补也。”[9]170(4)至于《七略》未著录相关书籍之原因，相关观点可归纳如下：其一，相关书籍为专官典守，不入刘向、刘歆校雠之范围，如章学诚论萧何《律令》、张苍《章程》二种云：“(郑樵)不知《律令》藏于理官，《章程》存于掌故，而当时不责成于专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遗憾也。”(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4页)余嘉锡先生亦论云：“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其二，“例不录生存人”，如姚振宗论《七略》不入扬雄之作云：“扬雄至王莽天凤中始卒，当哀帝时刘歆奏进《七略》，其人犹在，例不录生存人，故《七略》于雄所作惟载其赋四篇。因成帝时奏御，又为刘向所论定者，故载及之。余书概不之及，皆班氏所续入。”(姚振宗撰、项永琴整理《〈汉书·艺文志〉条理》，载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三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其三，西汉末年人著作，不入校雠之范围，如余嘉锡先生亦有论云：“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七略》之作，由于奉诏校书，故当时人著作，成书较后者，皆不收入。”(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0页)其四，刘向、刘歆父子图书整理时版本合并、取舍方面的原因，如关于《七略》(《汉志》)不著录古文《易》，徐兴无先生即认为：1.刘向、刘歆父子会对于同一种书的不同本子进行整理与合并，即并非所有的本子都会被著录进《七略》，不被著录进《七略》，也就不能被著录进《汉志》——“中秘所藏不皆能入《七略》，也就不皆能入《汉志》”；2.刘向父子“将中古文经与学官经文合校之后，篇数同者仅录学官经文，也可以说是合古文经于学官经之中”；3.中秘古文《易》，由于“与三家《易》篇数一致，仅仅文字有出入”，故《七略》不予著录，而只著录施、孟、梁邱三家《易》的学官本经文，也就是《汉志》不著录中秘古文《易经》(徐兴无《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未达者”之一试解——兼及刘向歆父子校书和汉代今古文经问题》，载《古典文献研究》第九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2页)。徐先生此论有其合理之处。中秘古文《诗经》(笔者按：如果中秘确实有藏的话)，《汉志》未著录之情形当与古文《易经》相同。其他如《七略》不著录《楚辞》及景差赋、东方朔赋包括《汉书·东方朔传》无《七谏》等，已得到较好的讨论(详可参力之《〈楚辞〉研究二题》、尹海江《〈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分载《云梦学刊》1999年第1期第6-7，49页、《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第42-45页)及孙振田《〈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辨》一文，载《人文论丛》2015年第1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30页。对于《七略》为何不著录古文《易》与古文《诗》，笔者拟另文述之，此从略。其二，相关书籍亦未能进入中秘，班固遂不为著录，如顾实先生论云：“班氏不新入此类诸书者，以其终西京之世，不为中秘所藏故耶？”[6]所谓“西京之世”，包含了王莽新朝在内(5)“班氏不新入此类诸书者……不为中秘所藏故耶”之前有“揆以七经有纬，至东汉始入秘府”，只有又有“《汉书》终《王莽传》……故本《志》咸入之欤”之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例言》第3页)，故知所谓“西京之世”，当包含了王莽新朝在内。；余嘉锡先生论云：“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也……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著于录。”[9]169所论与顾实先生大体相同，惟时间上当不包括王莽新朝在内；其三，班固之时相关书籍已不存，《汉志》遂无由著录，如章学诚即持此观点：“其余刘所不录者，东京未必尽存，《艺文》佚而不载，何足病哉？”[8]994其四，《汉志》著录书籍时有所遗漏，或《汉志》本有著录，因其自身有所残逸而不可见，如章学诚论《汉志》“卷次部目，与本《志》不符”时云：“今观萧何《律令》、叔孙《朝仪》、张霸《尚书》、尹更始《春秋》之类，皆显著纪传，而本《志》不收。此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8]989

就“新入”之原因言，观点则大致有三：其一，并无一定的前提或标准，上引章学诚“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所说即含有此意(6)刘咸炘先生以章学诚“间为补缀”(及“班氏谨守刘《略》遗法”)之说为“是也”，并称《汉志》之“新入”为“偶然耳”。详参刘咸炘《〈汉书·艺文志〉略说》，载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校雠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其二，相关书籍入于了中秘，班固遂予以著录，如顾实先生论云：“《汉书》终《王莽传》，盖扬雄、杜林书，莽世曾入中秘，故本《志》咸入之欤。”[6]其三，著者影响较大，或书籍本身流传较广，如余嘉锡先生论云：“刘向、扬雄，以大儒负盛名，杜林《苍颉训纂》，因其为小学书，家弦户诵，故破例收入，其余皆不甚留意。”[9]170

客观说，以上诸家对《汉志》“不入”书之指陈，及对《汉志》“不入”及“新入”书原因之解释，对于全面认识《汉志》著录书籍之实际，科学利用《汉志》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及理解《汉志》“不入”及“新入”书之成因，均大有裨益。不过，笔者仔细研读相关文献资料，亦觉无论是诸家对于《汉志》“不入”书之指陈，还是对于《汉志》“不入”及“新入”书之解释，均有可商之处，尚有进一步探讨之余地。鉴于前者笔者已撰有专文有所讨论[10](7)另亦可参傅荣贤《历代补〈汉书·艺文志〉阙收文献研究》一文。，故此仅对《汉志》“不入”及“新入”书之成因进行讨论，并期于《汉志》之研究能够有所推进，且于古典目录学之研究能够有所借鉴。

1 先说“不入”

先看《汉志》之旨趣。对此，班固本人已有说明，《汉书·叙传》“艺文志”条：

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篹《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11]4244。

这段话所述之对象只有一个，即六艺经书(或六艺学说，两者二而为一)。“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述孔子编订六经之前六艺经书的产生情况；“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点明孔子据先王之旧典编订六艺经书；“篹《书》删《诗》……因史立法”，述孔子编订六艺经书之具体情况；“六学既登，遭世罔弘”，述六艺经书编订完成之后，未能受到重视，先王大道未能得到弘扬；“群言纷乱，诸子相腾”，述诸子学术之兴起对六艺学说造成了影响与冲击——《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2]456“处士横议”，大致与“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相当；“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则可以理解为对六艺王道之学造成了影响与冲击(《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云云及扬雄《法言·吾子》“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之“众言淆乱”所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解读“群言纷乱，诸子相腾”，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秦人是灭，汉修其缺”，述秦始皇焚毁六艺经书，汉予以了收集与整理——相关文献言及“灭”“缺”，多针对六艺经书而言，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13]4026《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13]3786等等，均为如此；“刘向司籍，九流以别”，仍是围绕着六艺学说而发论，意在说明刘向(及刘歆)对诸子学术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理清了诸子的性质及其与六艺学说之间的关系(解读“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洪烈”，指六艺经书，不针对“刘向司籍，九流以别”而言，无论是六艺经书本身、“孔纂其业”，还是“汉修其缺”(收集、整理六艺经书)，都比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及目录编撰更为重要。

具体到《汉志》总序，所云亦以六艺经书(六艺学说)为中心：“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易》有数家之传”，述六艺学说因“仲尼没”及“七十子丧”而受到影响，“微言绝”“大义乖”及“《春秋》分为五”即影响之具体表现。其余则与《叙传》“艺文志”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战国从衡……纷然殽乱”与“六学既登……诸子相腾”相对应；“至秦患之……以愚黔首”与“秦人是灭”相对应；“汉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与“汉修其缺”相对应；“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有《方技略》”与“九流以别”大致相对应。从编撰旨趣看，《叙传》“艺文志”条所述之对象为六艺经书，总序所述之对象也就只能是六艺经书，舍此再无其他(8)总序“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就其字面，所述包含了全部类型的书籍，非仅六艺经书一种(《六艺略》)，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汉志》为据《七略》改编，既然《七略》包含了全部类型的书籍，《汉志》也就难免受其影响，即总序虽以六艺经书为叙述对象，也会涉及到其他类型的书籍。考察全部的《汉志》不难看出，《六艺略》的定位为载道、弘道，《诸子略》等其他五略的定位则为被检视、被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总序“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有《方技略》”虽然六略皆述，而其中心也就是所述之对象其实只有《六艺略》一略，其余皆为“陪衬”。《汉志》的编撰旨趣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笔者拟另撰《〈汉书·艺文志〉编撰旨趣考疏》文予以详细说明，故此处仅择要述之，不具体展开。。

概之，无论《汉书·叙传》“艺文志”条，还是《汉志》总序，其中心只有一个，即六艺经书，亦即《汉志》之编撰，意在于记载六艺经书。

既然《汉志》之编撰是以记载六艺经书为目的，并不以记载西汉一代之各类书籍为出发点——尽管其首先就是一部藏书目录，具有藏书目录之功能，也完全可以藏书目录进行利用——也就决定了班固必然不会将“新入”相关书籍作为《汉志》编撰必要的工作内容，即便其所亲见、所依据、所“亲上”之书(参上)，也不例外(9)关于学者对《汉志》性质等之讨论，另可参杨新宾《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汉书·艺文志〉价值的再思考》一文，载《理论月刊》2012年第6期，第65-68页。。

再看《汉志》之前身也就是《七略》之特点：

其一，《七略》著者明确，是刘歆的专门著作；

其二，《七略》不仅是一部目录著作，更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其学术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相关学术进行的总结与评判，即《辑略》；2.对书籍的归类与著录。何书归属于何种学术类别，著录于何种类别之中，是刘歆学术思考的结果，体现着刘歆的学术观点。1与2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以后者为前提进行总结与评判，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基础与支撑；无前者，后者之学术意涵将得不到总结与评判，无后者，前者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与2客观上构成了相互适配的关系。

这两点均决定了《七略》实具有不可更改性：就其一言，作为刘歆的著作，要求他人理应予以尊重，不加或慎加改动(10)《晏子书录》“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姚振宗撰，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35页)及《诸子略》儒家类《儒家言》班注“不知作者”、道家类《道家言》二篇班注“近世，不知作者”等，反映出刘、班的时代已经有了明确的著作权意识，这种意识的背后，必然是对著作本身的尊重。刘向图书整理的目的之一就是形成一个定本——核《孙卿书录》“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及《管子书录》：“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七略别录佚文》，第38、43页)等可知，若无尊重之态度，又何来定本可言呢？李炳海先生也指出：“先秦文章作者具有不确定性，汉代文章则明确著录作者姓名，这是著作权意识开始自觉的标志。”李炳海《汉代确立的与文章写作主体相关的几个范型》，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209-221，240页。；就其二言，唯有不加或慎加改动，维持1与2之间的相辅相成之原貌(适配性)，《七略》原本之学术性尤其刘歆之学术考虑等才能得以保留与彰显。这最终也就要求班固据《七略》编撰《汉志》时，将《七略》视为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尽量保持其完整性，对其核心构成——《辑略》及书籍之归类、著录——必须采取尊重与维持之态度。以书籍之归类、著录论，也就是要求班固“不入”《七略》原所未著之书籍。

再看班固对于《七略》之态度：

其一，对《七略》之著者毫无疑义，并予以尊重，这点，观《汉志》总序“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1]1701可知；

其二，对《七略》之学术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予以认同，这点，《汉书·楚元王传·赞》“《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可为明证(详参下文所引)。

这两点决定了班固对《七略》之核心构成必然采取尊重与维持之态度，班固也正是这样做的：1.以尊重与维持《七略》之核心构成为编撰思路，《汉志》总序“今删其要，以为《汉志》”(颜师古注云：“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11)武秀成先生认为“今删其要”原文当为“今删取其要”，“取”字在中古时期的传写中脱漏了，可取。武秀成《〈汉书·艺文志〉总序献疑》，载《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六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537页。)，所谓“要”，所指只能是《七略》之核心构成而非其他；2.保留了《辑略》的核心要点，散而为《汉志》之诸大、小序，分置于相应的大、小类之后，使刘歆之总结、评判与其对书籍的归类、著录结合得更为紧密，《七略》原本之学术性尤其刘歆原本之学术考量等也因之而得到更为直观的呈现(12)班固散《辑略》为《汉志》诸序时有所改动(包括参杂进自己的一些见解)，但因保存了最核心的内容，故虽改而实亦为不改，亦即对《辑略》所采取的正是尊重与维持的态度。散《辑略》而为诸大、小序，虽没有像明注“出”“入”那样予以说明，然其实已予以了交代：其一，总序所谓“今删其要”所针对的即有《辑略》在内，因最能包含“要”的非“辑略”莫属，故可知《辑略》必被散为了《汉志》诸大、小序；其二，总序虽祗云“今删其要”，不云删去《辑略》，然《汉志》其他六略仍在，《辑略》独无，故同样可知《辑略》必被散为了《汉志》诸大、小序。；3.书籍著录上，无论是移动、删除《七略》原本著录的相关书籍，还是新增著录《七略》原所未著之书籍，必注“出”“入”“省”而不可，这表面上是在说明对《七略》之书籍的归类与著录所做之改动，实质上更是在尊重与维持《七略》之核心构成——依“出”“入”“省”逆推之，即可恢复《七略》之书籍分类、著录的本来面貌，刘歆本人相关之学术考量自然也能得以追溯与恢复(13)以《六艺略》《乐》类为例，若无最末所云“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将无以知晓在刘歆《七略》那里，《乐》类曾著录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就后者言，以《诸子略》之杂家类为例，若无最末“入兵法”一语，及《兵书略》之兵技巧类的最末“入《蹴鞠》也”、整个《兵书略》的最末“入《蹴鞠》一家”等，将无以知晓刘歆原来是以杂家学术的视角而评判、著录《蹴鞠》二十五篇，或者不以杂家学术的视角评判《蹴鞠》，仅将其作为通常意义上的“杂”书著录于杂家类之中。。对《七略》之核心构成采取尊重与维持之态度，也决定了班固据《七略》而撰《汉志》时，必然以维持《七略》之原貌为务，不轻易著录也就是新增著录(“新入”)《七略》原所未著之书籍。

讨论《汉志》之“不入”书问题，首先必须考察《汉志》之编撰旨趣，其次亦必须考察《汉志》之前身即《七略》之特点与班固对于《七略》之态度，如此方称周全。前述章学诚、余嘉锡、顾实等以《七略》不著录，或以相关书籍未能进入中秘或班固时已经亡佚解释《汉志》“不入”相关书籍，均与《汉志》“不入”书之实际不符。尤其所谓“《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云云，事实上也并没有回答《汉志》“不入”书之问题：《七略》不著录，《汉志》究竟又为何“亦遂不补”？

2 再说“新入”

既然“不入”《七略》未著之书本为班固编撰《汉志》的基本原则，则其“新入”《书》类刘向《稽疑》一篇，小学类扬雄《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儒家《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诗赋略》扬雄八篇，就只能是班固遵循基本原则之下的破例的做法了。

先看刘向《稽疑》一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及扬雄赋八篇之“新入”：

其一，《汉志》以记载六艺经书为目的的编撰旨趣，及儒家学者之身份，决定了班固会对儒家学者之著作格外留意；

其二，班固主观上对刘向、扬雄推崇备至，几达无以复加之地步。《汉书·楚元王传·赞》：“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11]1972—1973将刘向、扬雄与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诸大儒相提并论，列为孔子之后为数不多的难得之大材，称之为圣人之后的“命世者”。《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赵岐注：“名世，次圣之才。物来能名，正一世者，生于圣人之间也。”[12]309“命世者”，与“名世者”意同。则合以其一，班固最终将刘向《稽疑》一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及扬雄赋八篇新增著录进《汉志》之中，也就成为必然了。打破既定的“不入”书籍之原则而“新入”刘向、扬雄之作，与对刘向、扬雄之高度推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当非偶然。叹服其人而读其书，再“新入”其书，或者读其书而叹服其人，再“新入”其书，均属情理中事。著录之目的，则或为明示其著述之存在，或为表彰其学术之贡献，或为防止其书籍之亡佚(14)《汉书·扬雄传》：“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5页)据以可知，《汉志》儒家类“新入”《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诗赋略》“新入”扬雄赋八篇，当三者之意并存，而又以表彰之意最为突出。依次类推，同样受到高度评价的刘向，其《稽疑》一篇之“新入”，当亦含有明示其著述之存在等三者之意在内。。又考“《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可知班固对刘歆之评价亦不可谓不高，与刘向几乎完全等同——《楚元王传·赞》并称二者为“刘氏”，然虽破例“新入”刘向《稽疑》一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等，却“不入”刘歆《钟历书》《三统历》《洪范五行传论》三种，就只能是例外之中又有例外了。其中之原因，或在于此数种已经被改写、引用进了《律历志》与《五行志》。或许，在班固那里，刘歆与刘向终究还是有所区别，故虽盛称其书而亦不称其名，仅以“刘氏”概之，也因之而“不入”刘歆之书籍。

前述章学诚以“间为补缀”释刘向《稽疑》一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及扬雄赋八篇之“新入”，失于随意。余嘉锡先生以刘向、扬雄“负盛名”释刘向《稽疑》一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及扬雄赋八篇，未能考察《汉志》以记载六艺经书为目的的编纂旨趣，及班固本人对二者之态度，亦为未周。更何况，刘向、扬雄之“负盛名”，与班固本人主观上对二人之态度，亦非同一回事。既然《汉志》之编撰主要是班固个人之行为，则讨论《汉志》“新入“书问题，就应当先考察班固个人之主观态度，而非考察是否“负盛名”这样的外界之客观情形。

再看小学类扬雄《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与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四篇之“新入”：

其一，《汉志》以记载六艺经书为目的的编撰旨趣，及儒家学者之身份，决定了班固会对小学类著作格外留意；

其二，小学与六艺关系密切，为研读六艺经书的基本技能。不通小学，就无法正确地研读六艺经书。尤其是在今、古文经学相争的情况下，小学就更显重要了，为学者所不能忽略。许慎《说文解字·叙》：“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14]所说“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可视为因不通古文而误读、乱读经书等的一个侧面。与六艺经书关系密切，有助于研读六艺经书，正是小学类书籍得以著录于《六艺略》之原因。

再看小学类序文：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11]1720-1721。

可知：1.扬雄之作在小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为其不可或缺之环节，舍之，自《史籀篇》以来的文字之收载与研究即不完整；2.“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表明：(1)班固本人对小学非常重视，以至亲历亲为，编纂字书，“复续扬雄作十三章”；(2)班固对自己所“复续扬雄作十三章”之价值非常认可，以之能补《苍颉》收录六艺群书所载文字之未备，为研读六艺经书提供帮助。“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有用”即对研读六艺群书有用。《训纂篇》有用，复续扬雄作之十三章自然有用，当正是出于“有用”之目的，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3)班固对扬雄《训纂》一篇非常看重，以至以之为基础编纂字书，“复续扬雄作十三章”；(4)班固对扬雄《训纂》一篇的价值充分肯定，以之能补《苍颉》收录六艺群书所载文字之未备，为研读六艺经书提供帮助。《说文解字·叙》：“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14]仅言“群书”而无“六艺”，对比可知，班固称“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当为有意突出“六艺”，强调扬雄及自己之所纂于研读六艺经书有其价值；(5)据“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于扬雄所撰明确交代称名，于班固所撰却不交代称名，及称“一百二章”(八十九章与十三章之和)，知扬雄所续之“十三章”被合编进了扬雄《训纂》一篇之内；(6)《苍颉》加上扬雄《训纂》一篇(含班固所续十三章在内)，能够查找到六艺群书所载的差不多全部文字——如果把《苍颉》、扬雄《训纂》一篇(含班固复续之十三章)合并称之为一部字书，无疑可称得上是《说文解字》之前最为全面与权威的字书，于研读六艺群书之价值可谓巨大。则据此序文，再合以以上其一与其二两点，扬雄《训纂》一篇(含班固所续的十三章)被新增著录进小学类，也就实属必然，并不令人意外了。

如上，既然《苍颉》可以用来查找六艺经书所载之文字，于正确地研读六艺经书很有价值，作为《苍颉》的研究之作，扬雄《苍颉训纂》一篇也被新增著录进小学类中，也就同样属于必然了。针对《苍颉》自身的研究亦为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更加科学合理地对之加以利用。《苍颉训纂》，即训纂《苍颉》(15)王先谦以《苍颉训纂》为《苍颉》与《训纂》一篇的合编：“此合《苍颉》《训纂》为一，下文所云‘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也。”(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6页)此说不确，《苍颉训纂》当为专门训纂《苍颉》之作，与《训纂》一篇无涉。考杜林并无《训纂》之作而有《苍颉训纂》，可证扬雄《苍颉训纂》并非《苍颉》与《训纂》的合编。。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之“新入”，与扬雄《苍颉训纂》一篇相同，也是因为有助于正确地研读六艺经书。二篇最大的价值在于纠正了俗师对《苍颉》中古字的误读。这种误读当时一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以至于要“征齐人能正读者”专门予以纠正。二篇之“新入”，十分必要。

前述章学诚以“间为补缀”释扬雄《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与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计四篇之“新入”，同样失于随意。顾实先生以王莽时“曾入中秘”释四篇之“新入”，与其实际显然不符。余嘉锡先生以“负盛名”释扬雄《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之“新入”，以“家弦户诵”释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之“新入”，没有考虑到《汉志》之编撰旨趣，及小学于研读六艺经书之价值，亦未能对小学类序文相关信息予以挖掘与解读，同样为失于周全。尤其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之“新入”，序文已经明云“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征齐人能正读者”等等，而仍以“家弦户诵”解之，可谓失之眉睫。二篇既然为纠正“俗师失其读”之专门著作，也不大可能出现“家弦户诵”之盛况。

当然，讨论《汉志》“新入”书籍还必须看到，其所“新入”之书毕竟只有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与《七略》著录书籍六百三家相较(《汉志》著录书籍“五百九十六家”)，“入三家，省兵十家”[11]1781实微不足道，即其“破例”几可忽略不计。于中自能见出班固对“不入”书之坚持，及“新入”书之谨慎。

总上，《汉志》“不入”及“新入”书之原因如下：《汉志》以记载六艺经书为目的，这决定了班固不会将“新入”书作为必要的工作内容，也就是“不入”相关未著之书籍；尊重、维持《七略》之核心构成，“不入”《七略》原所未著之书，是班固编撰《汉志》之基本原则；班固不著录其所亲见、所依据或所“亲上”之书，诸如刘向编集之《楚辞》，刘歆之《钟历书》《三统历》《洪范五行传》，叔孙通之《汉仪》，及《甘氏经》《石氏经》《夏氏日月传》《星传》等，为《汉志》“不入”书原则之具体体现。《汉志》“新入”相关书籍是班固遵循基本原则下的破例做法：《书》类刘向《稽疑》一篇，儒家类《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诗赋略》扬雄八篇，乃因班固对刘向、扬雄二人极为推崇；小学类扬雄《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与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等四篇，则因它们对于正确地研读六艺经书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