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歌
——纪德、加缪比较研究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面对20世纪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质疑与拷问，纪德与加缪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均有回应，而两者的思想在此形成了一种对称性——在《地粮》中，纪德反复强调“离开”这一概念，认为人们急需离开这个被理性、道德、伦理层层包裹起来的家庭、社会，以此重新接触、体验大地；而在加缪的散文集中，读者则可以明显地感受怀旧与回忆的意味。对比二者的作品并结合两者的生平经历，我们可以称纪德为永不停歇的“漫游者”，而加缪则是一位从回忆中汲取力量的“怀乡者”。在这两种思想的对比下，读者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面对现代人类的存在性危机，到底是“去”还是“留”？

一、漫游者：永远的离去

1.病者的自述

纪德在《地粮》的序言中写道：“《地粮》不说是一本病人所写的书，至少是当他正在恢复康健，或是痊愈后所写的书——这人却曾是病者。”纪德何出此言？何谓“病者”？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时代背景入手进行分析。

《纪德》作于1895年，而在此前两年，纪德正前往北非游历，其间埃及染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后来竟奇迹般地康复。因此“病者”或许是对于那次经历的直接陈述，而通过阅读，我们或许还可以挖掘“病者”的另一层意味，而关键点在于1895年这个时间段。

19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在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布尔乔亚阶层(bourgeoisie)的兴起中度过的，于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L’exposition Universelle）便是其最好的佐证。伴随布尔乔亚阶层发展的是理性主义、消费主义、道德规范，但是就在这由理性、乐观之下，阶级剥削、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各类社会问题却愈演愈烈。面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割裂，一些人看到，人类并不能全然依靠理性、逻辑来解决所有问题，而这一点在后来欧洲知识分子那里得到进一步说明：“我们依然生活在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但从目前来看，逻辑的方法只用于去解决次要的问题。绝对的理性主义依然没有过时，但只让人去考虑与我们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事情……人们以进步为借口，以文明为幌子，最终从那些被轻率地当作迷信及幻觉的东西里将思想清除掉，摒弃所有追寻真理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习惯做法。”

或许对于纪德来说，欧洲已然病了，而《地粮》正是那治愈病者的甘露。他为我们探出了一条走出世纪之交困境的道路。“我愿它能给你这欲望：离开任何地点，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你的居室、你的思想。”《地粮》中充斥着一种抛弃一切而一往无前的逃离感，病者要竭尽全力地“逃离”——撕裂社会、道德的束缚，摆脱那些所谓“文明”的教条框架、逃离由理性主义构建起来的思维体系。理性主义将一切都贴上标签而储藏在科学的标本之中，真切的感性体验变得无足轻重。欧洲的感官已被封闭了太久，而唯一的解药便是这被遗忘的大地。唯有摆脱了道德“禁果”的限令，人这时才可以真正去品味大地上丰硕的果实，充分地敞开自我的感官，让泉水的清凉、暮色的宁静重新涌入干涸的内心——这便是大地上的食粮，这也正是《地粮》的要义。真正的自我实现，便是不受束缚地挺立在大地之上，忘却一切书本上观念化、理论化的教育。这时的人才可以学会成为一个人，才可以开始真正的教育、呼唤内心中原本封闭的感知能力、在不断地探求之中达成快乐与幸福。

2.漫游——对比19世纪早期浪漫派绘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粮》召回了19世纪早期浪漫派绘画的理念（当然是在去除其中浓厚的宗教意味与寓言式说教之后），让人们重新发现感官的价值并再次审视我们脚下的大地。《地粮》的文字总是给读者创造一种大卫·弗里德里希式（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画面，实际上，个人认为纪德的写作观念与弗里德里希的绘画理念有着或多或少的重合。我们只需看看弗里德里希的名作《雾海上的漫游者》便能理解——背对着观者的漫游者孤身一人站立在雾海之上，望着眼前无限的宽广与时而从云雾间显露的群峦叠嶂——单从绘画的内容而非形式上来讲，横跨整个欧洲绘画史，很难再找到一幅比这更能表现纯粹状态下感官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杰作了。抛去政治、宗教意味的解读，纪德的“地粮”创造的便是由这只身一人在面对大地与苍穹之崇高、隐秘、深邃时由感官宣泄而出的沉醉与狂喜。

纪德通过《地粮》一书如实真切地描绘了十九世末欧洲的文化、心理境况，而他对于大地价值的重新探索与发掘也为20世纪寻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这本书本身也化作大地上的食粮，为苦闷的20世纪干涸而焦躁的心灵带来清凉的宽慰，在往后愈演愈烈的战争摧残下，人们便越是渴望、越是赞颂这千疮百孔的欧洲大陆下隐秘的食粮。

纪德从苦闷的欧洲大陆中解脱而游历北非，他本身便是弗里德里希画笔下的那个漫游者，“旅行”是他的关键词。人为了获得感官的新生，必须常常处在环境的变迁之中，这样的思想在书中有多次提及——“你应边走边看，但你不应在任何地点停留下来。对你自己说只有神不是暂时的。”这与他对于“离开”概念的阐述平行，在他看来，停留意味着桎梏，回忆亦是毫无用处的，感官必须汲取新的养分，因此人必须是一个“漫游者”。而下文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位作家虽然受到纪德的巨大影响，但他却并非一个“漫游者”，反而是一个“怀乡者”。

二、怀乡者：不可战胜的夏

1.玛德莱娜的回忆

何以称加缪为“怀乡者”？首先我们还是来考察一下他的生平。1913年11月7日，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巧合便在于此，纪德旅行的目的地北非正好与加缪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相重合，这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称，而二者创作理念的分歧或许就是由对于地区概念理解的相反、同时也是对于自身身份定位的不同所产生的。

毋庸置疑，加缪深受纪德思想的影响。20世纪前五十年，欧洲的格局被彻底颠覆，随之覆灭的还有乐观的理性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缪进一步深化了纪德对于传统的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社会及道德的摈弃，将其丢入“荒谬”的漩涡之中，因此彻底颠覆了所有传统的道德观念，从理念上达到了纪德希冀的最纯真的状态，但如果说纪德的《地粮》关乎的是旅行，那么加缪的散文集则是关于故土的思考。与纪德相反的是，加缪拥抱了回忆。《重返蒂帕札》一文中加缪便抒发了怀旧的情致——他在蒂帕札的废墟之中“找到了他前来寻求的东西”，那是久远的寂静。进入铁丝网的一瞬，沉睡在岁月尽头的回忆立即涌现出来，十二月阳光下的沉静凝固了时间，他在这看似永恒的一瞬察觉到了一阵“几乎已被遗忘的声音……那是不断的轻轻的鸟鸣，那是岩石下轻而短的大海的低叹，那是树木轻轻的震颤，是廊柱无由的歌唱声，是苦艾的瑟瑟声，是蜥蜴轻轻的爬动声。”他受着这样的震颤，而后便在十二月的阳光下咏出那人尽皆知的一句——“正处于严冬里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我身上正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这一段精彩的描写在笔者看来呼应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莱娜点心所引发的回忆体验：“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贰，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此情此景中，关于蒂帕札废墟往昔的回忆自主地从意识深处迸发而出，作者也终于可以重临了那个遥远的岁月，在这回忆的召唤下，他的感官又得到了重生，那些不曾被注意的声音、那迟钝麻木的目光所看不到的自然，全因这突如其来的记忆的涌现苏醒过来，震颤了作者的灵魂。

纪德不屑一顾抛弃的回忆，却成为加缪可贵的感官媒介，原因就在于“漫游者”与“怀乡者”的区别。北非对于纪德来说是那永远立在前方的旅行目的地，而阿尔及利亚对于加缪来说却是生活开始的地方。比起纪德，他多了一份故乡的羁绊，但正是这情感的联结给予了他不一样的感官体验，也赋予了他的文字以不同于纪德的诗意，这一点在《人身牛头怪》《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阿尔及尔之夏》等文章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加缪总是怀着对于故乡土地的爱投入到欧洲的斗争之中，如他自己所说：“我离开了蒂帕札，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它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的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受着这故土的感召，加缪得以用同样的目光审视善与恶，凭着这样的意志投入到对这由欧洲剧变引起的荒诞的反抗中去。作为“怀乡者”的加缪便受到故土“地粮”的滋养，感官以回忆的形式存储到了他的脑海中，幸福也就始终保留了下来。

2.此岸与彼岸

前文已提到，“漫游者”与“怀乡者”区别的根源在于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以及所处境地的不同。站在年迈的欧洲大陆的纪德憧憬那彼岸异乡的单纯与鲜活，而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则在卷入欧洲剧变的漩涡中时保留了一块思乡的回忆。两位大师就在这地中海的两岸进行了一次关于感官、自然、道德、幸福的思考与对话。不过两位作家的创作理念都存在局限，即他们都没有跳脱个人化的生活经历，若将两位的哲思分开以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或许并不能提出一条具有普适性的总结性话语。那有没有可能综合纪德与加缪的理念呢？

加缪的《大海就在眼前》一文似乎可以给予我们启发。这篇文章以一个航海的人视角写成，充满了加缪独特而令人沉醉的哲思，读者若是稍稍注意便会看到在散漫的叙述之中发现一些线索。一些地理上的专有名词，散在文章的各处，我们沿着文章一路走来，好望角、合恩角、大西洋、南半球、乌拉圭、阿根廷、太平洋、智利、马来西亚、印度洋、沙漠，一点连着一点，最终形成一条航海线。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文章画出一条完整的路线，通过合恩角、好望角、大西洋这些词可以推断线路的出发点是在欧洲抑或是非洲，如果进行“过度解读”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文章前段所写的“这个欢快的巨大养鱼塘”理解为地中海，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猜测出发点即是处于地中海的加缪的故乡阿尔及利亚。沿着线路向前，我们穿过大西洋、跨越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南部，途经马来西亚来到印度洋以及沙漠，最后又来到了某个海湾。路线在此便断掉，不过我们已经能够很明显地看到，这其实就是一条从大西洋出发的环球航线。加缪纵然没有写出具体的出发点与终点，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旅程随着文章的尾声一起结束，但我们已经抓住了“环球”这一关键概念，升华就在此刻——离开不过是停留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在离开此处去寻求彼处，而我们终究会回到此处。在这一点上他统一了离开与停留。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存在主义的要义，我们或许就可以看到另一种思想。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即是荒诞，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世界本身就是缺乏意义而荒诞的，无所谓此处彼处，这从根本意义上反叛了纪德的思想——从一个荒诞的地方逃离到另一个荒诞的地方的行为本身也是荒谬的。从此处开始，“大地”对于我们就不再是一个限定化的概念了，至于是留在此岸还是去往彼岸，两种选择都可以证明个体存在的意义，最关键是人与大地之间的重连。由此看来，我们便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同时包容了纪德与加缪的理念——做一个“漫游者”还是“怀乡者”这个命题本身得以消解，个体与大地之间形成的纽带在两位作家笔下重新得到发掘。人生于荒野之中，那时文明尚未孕育出来，“荒野”是对于人生存状态及环境的荒诞的定性描述，正如张健所述：“在作为西方主要文化渊源之一的《旧约》和《新约》中，荒野都是贫瘠和荒凉的象征，是人类开始自身苦难的地方。”但人并不臣服于荒野意义的缺失，而毫无畏惧地反抗这种深入人类骨髓的荒诞。大地的核心价值便在于此，人类对于大地的向往总是处在与荒诞的抗争之中，这反抗正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神话的现实象征——正因为反抗，所以才存在。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下，人最终得以摆脱荒诞的枷锁从而实现自我。

三、结语

综上以上的论述，纪德的“去”与加缪的“留”这一对看似对立的思想观念，其实都指向了同一种思想：在逐渐与自然脱离而被理性、伦理、道德观念包裹起来的现代社会之中，重新审视脚下的大地，通过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与抗争再次开启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在心灵的干涸中寻到那可贵的“地粮”。在此，“大地”这一概念本身就见证了人类对于荒诞的反抗。在道德与秩序分崩离析的20世纪，纪德、加缪的文字让迷惘的灵魂重新站在大地之上、重新看到反抗赋予存在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