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变迁 矛盾与冲突
——评杨艳丽《佳美兰在温哥华》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佳美兰在温哥华》作者杨艳丽在中央音乐学院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现为宁波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本书是一部关于印尼佳美兰音乐在加拿大传播与发展的海外民族志。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学者，通过自己努力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佳美兰团体和高校学生佳美兰社团，从而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在取得和积累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后，杨艳丽运用了民族志写作中对音乐文化的实地考察与描述的方法，并结合个人体验与文化反思，通过理论分析和研究详细阐释了印尼佳美兰音乐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形成过程，变迁历史和存在现状，总结了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一、传播与变迁

根据书中杨艳丽的田野调查记录，在温哥华的佳美兰并非通过印尼移民带来的，而是通过在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上的佳美兰表演以及音乐节和音乐节后赠送给当地大学的乐器，使得佳美兰正式在温哥华落地生根。”随后佳美兰在温哥华先后建立了以演奏为目的的佳美兰社会团体与以教学为目的的学生佳美兰课堂。从杨艳丽介绍中得知，“在这些社团中不乏运营良好的团体，这都是基于其领导者特殊的职业与社会地位，例如教授、作曲家。并且他们都有长期驻团的来自印尼本土的佳美兰教师。”虽然三个社会团体与两个学生课堂的教师们、组织者与学员们充当了佳美兰音乐传播的“中间人”，但是根据在温哥华人口的统计中得出，佳美兰在温市的学习者与演奏者比例非常少，它只是在一些特定人群中得以传播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佳美兰在温哥华的传播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西方学者热衷于对佳美兰的研究而导致佳美兰在西方成功传播或已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等等。关于这点杨艳丽在文章中也承认：“佳美兰是西方社会中的‘微音乐’之一，”笔者非常认同杨艳丽在文中描述的“微音乐”现象。笔者通过在加拿大生活时的观察发现，与佳美兰一样被称为“微音乐”的外来文化很多。加拿大政府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该政策允许所有族群文化的存在，承认各族群对加拿大作出的贡献并给予各族群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引领下，加拿大各族裔的“微音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在加拿大各个城市都可以观察到，这些“微文化”的存在使得它与主导文化能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进行相互之间的试探，进而产生相互碰撞而非冲突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微音乐”这种存在形式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和研究，文化的海外传播往往都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上慢慢扎根，慢慢发展和融合的。

二、矛盾与冲突

杨艳丽在书中介绍的一支加拿大佳美兰乐队叫阿斯玛拉乐队，这个乐队同时包含了来自中国、印尼和加拿大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奏者。在这样一个跨种族、跨文化和跨区域的社会团体中，既有以佳美兰音乐为纽带的认同的存在，也有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不同的文化规范的存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写道，杨艳丽与乐队的团员们一起去佳美兰音乐的发源地印尼参加演出，并有机会通过那次旅行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印尼的传统文化生活。在这次旅行中，乐队内部成员文化背景的差异，乐队与当地文化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就通过一些琐碎事件产生了一些碰撞与冲突。例如在印尼表演时，西方表演者与当地人在舞台表演方面就存在着诸多音乐审美情趣方面的差异。来自阿斯玛拉乐队的几位男性演奏员在舞台上出现错误，因而受到同台演出的当地表演者的取笑。虽然这几位有着民族音乐学专业背景的成员在加拿大时就对印尼文化有所了解，“但当这类事情真的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他们还是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作为创新，乐队将一些西方现代舞蹈加入了佳美兰的表演中，这种新颖的表现手法在温哥华表演时被加拿大观众所接受，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由于传统的佳美兰是没有舞蹈的，所以当乐队在巴厘岛表演这些创新舞蹈动作时，台下的印尼当地观众就会毫无顾忌地发出一阵哄笑。观众的这种反应也许没有任何恶意，但是对于西方的创作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其尴尬的体验。杨艳丽观察和记录到的这些冲突归根到底都是源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通过近距离的接触得到体现和放大。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叙述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确实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距离的拉近并不会为不同文明的人带来团结，全球化可能并不能消除深层次的文明差异，反而在文化互动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文明之间互动增多可能带来的摩擦、不满和误解。

三、对“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思考

通过这次旅行，杨艳丽认为自己得以一个即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来体验和观察文化的回归过程，并完成一件有意义的田野调查。杨艳丽认为自己作为中国人，虽然在温哥华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但是由于自身所携带的母文化的原因，难以完全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去考虑和看待所有问题。在书中，杨艳丽试图遵循台湾李亦园先生《田野图像》中“我的人类学观：田野方法”提到的四类观察者角色(类型)来完成观察。对于一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扎实的田野工作需要与这种个人体验相结合，所以好的田野调查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杨艳丽在温哥华开展了连续19个月对佳美兰的田野调查，会演奏佳美兰的乐器，因此在她去巴厘岛演出体验时认为，“自己作为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参与者，在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佳美兰演奏者中常常会以‘局内人’中的局外人身份从独特的视角进行观察。”可是笔者认为，是否参加了演出就可以以佳美兰音乐的“局内人”自称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书中杨艳丽也有此疑惑：“作为一个西方佳美兰的正式成员，相对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不能说自己是局内人，但是在这个社团的小群体中，是不是也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局外者？”笔者自己也有类似疑惑和体会，例如2002年移民至加拿大后，笔者经常与华人音乐文化社团参加一些演出活动，笔者自认为是带着“母文化”的中国人，应当多少可以作为“局内人”的身份来开展田野调查研究。然而，在以后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域性强，文化差异性大，海外传播的音乐文化体裁多。例如，笔者虽然有着音乐专业的背景，但由于自小在江南文化中成长，对广东粤曲、粤剧、古琴等了解并不多，所以无论自己是否参与了演奏和演出活动，由于与被观察音乐的文化差异巨大，自认为只能进入到“深度参与者”的角色阶段，似乎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局内人”的角色转变。有国内学者提出：“局内人与局外人是由一个重要的关系来确定的，即人与所研究的音乐文化关系。与所研究的音乐文化为所属关系者为局内人，相反为局外人。”因为这些被研究的音乐文化不与笔者产生从属关系，所以笔者也难以称自己为“局内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成为“局内人”或者建立“局内人视角”来研究，需要更多向“局内人”学习，缩短自己与被研究对象的距离和差距。总之，“田野工作的方法是要处理好“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从文化的意义上讲，田野工作的目标就是“理解他人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杨艳丽书中关于自己的“局内人”角色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四、结语

《佳美兰在温哥华》这本书对研究跨文化音乐的传播与变迁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杨艳丽对书中田野调查的深描和民族志撰写的步骤与方法更为国内学者们如何做好海外田野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通过对这本海外音乐民族志的阅读，激发了笔者关于异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诸多思考。海外文化传播都是通过人员流动和移民把母国文化带入到异地文化中，任何一种文化到了异地后，经过一定的代际的传播发展，都会慢慢以某种形式落地生根并最后变成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每种文化发展、传播、融合与变迁的路径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个过程之中也有冲突和矛盾的可能，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够融入异地文化中成为主流，也不是所有的融入都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母文化的所有特征，所以很难预测其发展的确切道路和结果，其中不乏机缘巧合的成分。我们今天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是过去数千年人类历史道路上文化融合的产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的音乐文化传播和融合应该会继续孕育和催生出更多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崭新音乐文化。因此，阅读《佳美兰在温哥华》一书对于读者增强对非西方音乐海外传播的认知和理解，显得尤其具有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杨艳丽.《佳美兰在温哥华》.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6,第31页.

②同上,第99页.

③同上,第192页.

④杨艳丽.《佳美兰在温哥华》.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6,第184页.

⑤塞繆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9.12,第296-297页.

⑥杨艳丽.《佳美兰在温哥华》.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6,第16页.

⑦同上,第188页.

⑧张伯瑜.《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层定位》.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二期,第46页.

⑨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6,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