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科幻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曲圣琪 刘芳洲

摘  要：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亟待匡正，科幻题材电影既吻合西方受众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又有通过适度淡化社会背景，表现人类共同命运、共通情感的优势，据此线索对电影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特别是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了几部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样本，通过绘制格雷马斯方阵，对样本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科幻电影已初步实现了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建构。未来国产科幻电影的创作应继续自觉承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历史使命，积极探求更多与世界对话的渠道，继续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国产科幻电影;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G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5.06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Image in Chinese Sci-fi Films

Qu Shengqi1  Liu Fangzhou2

（1.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jing，210046;2.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162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have scrambled to correct their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China，domestic science fiction movies not only meet the admiration of Western audiences for the spirit of science，but also highlight the two advantages of mankinds common destiny and common emotions by appropriately reduc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background. Based on these clues，in-depth research on movies can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y countrys national image，especiall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n provide new space and possibilities. This paper uses textual analysis and selects several film samples that are represen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image，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mage in the sample films by drawing The Greimath Semiotics Matrix and believes that the domestic science fiction films have initially realized the objective and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future，the creation of domestic science fiction films should continue to consciously carry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actively explore more channels for dialogue with the world，an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Key words：Science fiction movies;Nation imag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2019年2月，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截至2019年5月，总票房达46.55亿元，刷新了国内电影史上国产科幻片的纪录。[1]商业表现喜人的同时，该片的社会效益与跨文化效应更引人瞩目。一方面，国内媒体高度肯定了该片的人文价值，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充分肯定了该片从精神内涵层面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号召的响应，称该片“具有深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另一方面，影片同年登陆Netflix，被译为28国语言播出，是国产电影借“流媒体”出海的首例[2]，吸引了国外多家权威媒体的关注，《金融時报》和《纽约时报》先后刊发深度报道，讨论其海外传播的“热遇”现象。《流浪地球》这部科幻电影在国内外市场获得双赢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中国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这一现象启发了笔者的思考：科幻电影在国家形象传播中是否具有一些优质载体的天然属性？在中国的海外形象建构中，这些属性是否有助于中国向世界传达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现有的国产科幻影片在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中有哪些客观贡献？放眼未来，科幻电影在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中能否有更大的作为？

（一）核心概念界定

1.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即以今天已知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成就，对未来或过去的世界做的想象性描述，它是科学性基础上的真实，是对未知世界和未知领域的探索。”这是当下国内学界对科幻电影的定义达成的共识。[3]

以此为据，科幻电影主要指以科学幻想为内核，以建立在科学逻辑上的摹写性情景为背景，在此基础上展开叙事的电影作品。纵观近年来热映的《流浪地球》《长江七号》等国产科幻影片不难发现，此类影片往往带有背景架空化、叙事浪漫化、制作精良化的特点，加上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模糊与回避，放大了人类的共通情感，使其往往在跨文化传播中表现不俗。囿于电影制作技术水平、原创思维和海外发行力等方面的不足，过去的国产科幻电影发展长时间处于边缘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迅猛提升、对外传播与交往能力的不断深化，国产科幻电影愈发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其在中国形象对外传播中的优势属性也日益彰显。

2.国家形象

管文虎等人[4]在《国家形象论》中提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

学者刘晓燕[5]认为，国家形象指一民族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即国家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面貌等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国家的总体评价和解读。既然是主观反映客观，那这种反映有可能与客体本来的面貌有所出入或相去甚远，所以“国家形象绝非国家状况的镜子式再现”。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也是建构与传播国家形象的平台。作为大众传播系统的子系统，科幻电影业乃至电影业，都可在无形中为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

（二）科幻电影与国家形象间的联系

1.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亟待关注的议题

在历史上，海外的中国形象长期处于“他塑”状态，存在严重的形象偏差，急需主体性的回归。纵观海外中国形象史不难发现，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形象更多被用来满足其对东方的臆想，与真实的中国严重脱节。最初的海外中国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前夕，西方世界对人文主义的渴求催生了这样的中国：遍地黄金与财富、拥有圣哲文化与先进制度的东方乌托邦。但到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社会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又将中国捏造为反面教材：一个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经济上停滞于传统农业的东方封建国家。[6]“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并通过文化产品倾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此时的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被当作所谓“普世价值”的对立面，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精神愚昧，道德堕落，历史停滞，与西方的现代价值相反。在此过程中，西方社会长期建构着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形象沦为西方社会自我认识、自我服务过程中的“他者”，而非对真实中国的反映，中国在海外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中丧失主体性。[7]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破除刻板印象“自塑”中国形象势在必行。国际传播学者哈密特-莫拉纳认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至关重要，而国家形象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更是举足轻重。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在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海外中国形象的变迁却未能赶上中国发展的脚步：西方对华的抹黑性报道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在国际舆论场不绝于耳。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Covid-19）命名与起源的污名化论断、《纽约时报》与《卫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反华仇华”框架下的蓄意抹黑、世界舆论跌宕不定、社交媒体成为敌华势力的蓄水池。这样的污名与贬损加剧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也为处在后疫情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自主框架下的国家海外形象建构与优化刻不容缓。

2.科幻电影是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优质载体

在全球化分工协作成为现实的今天，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建构与传播显然至关重要，那么科幻电影是否适合成为跨文化传播的载体，为我国自主建构与传播国家形象作出贡献呢？就媒介、受众以及经验层面的分析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在媒介层面，首先，科幻电影往往可以回避现有社会的秩序与差异，超越社会背景的局限，表现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这有利于其回避现实中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与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差别，消除“文化折扣”[8]，在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中更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其次，科幻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与其他电影一样，具有“声效+画面”的立体表现形式，视听语言以审美的方式，跨越了不同国家的受众因语言差异形成的认知沟壑，通过音乐与画面对故事情节的渲染，以共情的方式直接影响受众的情感与观念。

在受众层面，科幻电影契合西方追求科学精神与理性思考的文化传统，更易于为西方受众所接受。西方世界的科技崇拜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传统中，传承并延续在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开拓史中。以美国为例，学者克拉克认为，科技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有着比肩上帝的权威感，并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一种“万难面前，科学皆有答案”的观念在美国深入人心[9]。科幻电影以科技为内核，矛盾的设置与化解往往围绕技术问题而展开，这种对技术力量的肯定同西方对科技的尊崇不谋而合，这解释了为什么科幻电影能诞生于西方且百年来都备受欢迎，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运用科幻电影打入西方市场是可行的。

在经验层面，美国好莱坞以科幻电影为载体、隐秘表达意识形态的实践证明了科幻电影在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优势。科幻电影自诞生以来，对美国形象的塑造与维护，发挥了不亚于美国国会与五角大楼的作用。[10]例如，“外星人入侵”类影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迥异的设定，个中隐藏着美国的外宣诉求，在美苏“冷战”时期的20世紀50年代，美国为输出“反共”的意识形态，将外星人设计为残酷、拥有先进武器的暴力形象，以此影射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越战失败的美国为强化民族凝聚力，将外星人塑造为充满善意、帮助人类对抗邪恶的正面形象;在9·11事件后，陷入恐惧的美国又为科幻影片注入了社会批判性，外星人被塑造成边缘的、遭到地球人不公待遇的群体，创作者借此讽刺恐怖主义、种族矛盾等现实问题。[11]由此可见，作为国家机器的一环，美国科幻电影一直紧密贴合其意识形态载体的本质，为本国的国家形象做着隐秘的表达。

综上，科幻电影存在媒介特征上的先天优势且契合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好莱坞制片厂的历史实践，科幻电影适合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优质载体。同时，应批判地看待好莱坞经验，诚然好莱坞影片成功地塑造了美国形象，但美国长期在电影中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加持下挤压他国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并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诋毁，这样的文化霸权主义行为是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并坚决摒弃的。

当前，中国海外形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找回文化主体性，破除刻板印象。从该角度切入，利用科幻电影对中国形象进行建构与传播具有可行性与先进性。近年来，我国不断有优秀的科幻影片出现，这些影片又建构出什么样的中国，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赋予科幻电影新的民族内涵，还需要从业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二、国产科幻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

为探索国产科幻电影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笔者采用电影符号学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综合指标遴选出体现“中国形象”的国产科幻电影样本，以电影符号学为基础，通过格雷马斯方阵对样本电影中的国家形象进行深入分析。

（一）科幻电影样本

笔者参考了影片能否体现国家形象、豆瓣评分、国内外票房以及获奖情况等综合数据，最终选取《长江七号》与《流浪地球》两部作品作为研究样本。

《长江七号》是“外星人入侵”类型影片，于2008年上映，由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合拍，投资超2000万美元，获得了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百花奖的肯定;《流浪地球》是“灾难”类型电影，于2019年上映，累计票房超过46亿元，位居中国影史科幻类电影第一，并获得金鸡奖等奖项的肯定。

笔者聚焦国产科幻电影的同时，也特别选取了美国电影《阿凡达》作为对比样本。该片体现了好萊坞影片中美国形象的表达，于2009年上映，截至目前该片票房仍居世界影史第一位，被誉为21世纪世界科幻电影发展中里程碑级的作品。

（二）基于格雷马斯方阵的电影样本分析

结构主义研究者认为，分析文学与艺术作品时不应只关注个别元素，而应把握各种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在关系中探索意义。基于此假设，格雷马斯方阵对于一些作品的分析与拆解具有很好的功用。使用该方阵分析本研究中的样本作品，也有利于对这些电影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的阐释。

格雷马斯方阵提出了“角色模式”理论，即把一个文本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归结为四种角色：主角、对手、帮助者、反对者，它们之间两两成对，并依此建立方阵，以此探索文本意义。

方阵中，主角、对手构成对立关系，帮助者、反对者构成矛盾关系。例如，假设一事物叫X，对立面是反X，X与反X之间构成对立关系;此外还有第三者即非X，和第四者非反X，非X与非反X构成矛盾关系。这四者处在某种动态的联动关系中，某种特定的语境、意义或语义空间借其中的相互作用而衍生，从而完成复杂叙事。用一个简图可表示如下：

在这几组关系中，反X、非X都对X形成了压力或否定性推动作用，并导致X出现了某种不利结局，或面临某种逆境，从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依照格雷马斯方阵的思想，文本的意义正是靠着四个角色间的关系以及种种关系之上的变体才得以衍生，采用该语义方阵对样本电影文本进行挖掘，能够更加清楚地探讨其内容中的价值表达与形象呈现，也有助于发现文本中隐蔽的、未被发现的关系以及未被察觉的意义。

1.《长江七号》

主人公周铁贫困潦倒，与儿子周小狄相依为命。日子清贫，但周铁深谙读书改变人生的道理，于是他拼命打工供养儿子上贵族学校。父子二人因为穷四处吃苦头，周铁在工地上被包工头欺负，周小狄则在学校被富二代子弟以及体育老师霸凌。一次偶然，周铁捡到一个毛绒玩具并送给周小狄，周小狄拿到玩具后爱不释手，而后意外发现这个玩具狗具有生命，并给玩具起名“长江七号”。

长江七号帮助周铁教训了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包工头记恨在心。一次工作中，包工头要求周铁完成一项高空作业，过程中一个氧气瓶从高空坠落，砸至周铁头上，周铁当场摔地身亡。周小狄闻讯痛哭起来，长江七号也十分伤感。而后它跳了出来，浑身发光救了周铁。周铁复活，长江七号永远闭上了眼睛。长江七号的去世换来了父子的团聚。

通过对电影主线的提炼，得到图2：

在影片当中，周铁、周小狄（X1）是正面形象，不畏穷困与病痛，为尊严与富足的生活而兢兢业业地工作与学习，谨遵良好的道德操守，遵守社会公平与规则。包工头（X2）是破坏者，从始至终欺软怕硬、破坏职业规范、违背职业道德。长江七号（）是周铁与周小狄的支持者，它尊重规则、追求上进、包容友好且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富家子弟、体育老师（）是反面形象，他们欺软怕硬、否定周小狄的努力、对其进行校园霸凌。

电影利用周铁与周小狄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至善、至美、至纯的形象，他们面对霸权无所畏惧，勤恳敬业，一心为富强与尊严而苦苦奋斗着，其核心是源源不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样的价值内涵在影片中周铁、周小狄与包工头的“对抗关系”中得到衍生与扩展，并在最后周铁的复活中得到升华。长江七号身为“外星入侵者”也未遵循传统叙事中的破坏者逻辑，而是友善、包容、与人类携手并进、战胜丑恶的正面形象。“长江七号”的命名源自“神舟七号”的成功发射，结合该片上映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现实背景，这样的“帮助者”的外星角色设定独具呼唤民族平等、包容、世界和平、全人类共享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胸襟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间接地表达了当时中国即将敞开国门、欢迎国际友邻的大国气派。

2.《流浪地球》

科学研究发现太阳正在急速老化，地球面临生存困境，人类计划迁移到比邻星，建造了1万个发动机遍布世界，力图把地球带走。地球毁灭前夕，全人类成立联合政府，各国放下国别差异，一同争取人类的生存。刘培强在太空站工作，离职时分发现地球路过木星的时候被木星引力吸引，逐渐接近木星，地球危在旦夕。刘培强认为空间站离开地球会导致地面瘫痪，等于放弃了人类，所以他必须让空间站停下来。联合政府做最后通报，流浪地球计划失败，取代它的是火种计划，已经将大量的受精卵和地球物种的图谱储存，以便在新的星球延续人类文明。主人公刘启想到，如果木星的氢气和地球的氧气结合，产生的巨大爆炸一定能把地球推向远方，目前就只差一根火柴。他们准备利用火石完成这一行动，联合政府向全球广播他们的救援想法，很多救援队听到广播后加入了刘启的救援计划，人多力量大，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个别地方却未被点燃。刘培强决定牺牲自己，利用空间站的撞击点燃木星，并最终换来了这一挽救地球计划的成功。在人们的期待中，计划终于成功。

通过对电影主线的提炼，得到图3：

刘启（Y1）是正面形象，他坚定不移地对抗外界灾难，号召带着全人类一起对抗木星引力、一同逃离太阳系，彰显了中国人的愚公移山的伟大魄力与家国一体、人类大同的不凡气度。木星引力（Y2），是本片中的外部灾难，是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刘培强（）有正义感，痛恨坐以待毙，并在最后关头为全人类的生存做出生命牺牲，是“支持性角色”。联合政府（）是“中立性角色”，它面对刘启的救援计划持中立态度，在理性分析后面对木星引力选择坐以待毙，未起到直接的反抗与推动作用。

电影《流浪地球》彰显了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情怀，潜移默化地宣扬了中国式价值。背景设置上，该片中整个地球一同迁徙的理念显现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角色搭建上，各国成立联合政府契合了近年来我国积极宣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叙事设计上，刘启等人以集体的力量对抗太阳引力凸显了国人“愚公移山”的价值传统;符号选取上，空间站中唯一的中国宇航员刘培强执意保留空间站，以小见大地彰显了中国科学事业以全人类为己任的博大胸襟，体现了中国追求与维护世界安定与和平的魄力，塑造了光辉的正面形象。

3.《阿凡达》

地球资源走向枯竭，人类希望开采潘多拉星球的资源。主人公杰克获得了前往潘多拉星球的机会。上校迈尔斯要求杰克驱逐原住民纳美人离开潘多拉星球，以便人类踏足开采。杰克终于来到潘多拉星球，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杰克与队伍失去联系，并遭到野兽的袭击，危急时刻，纳美人的公主娜蒂瑞解救了杰克，杰克也悄悄爱上了公主娜蒂瑞，并产生了意识上的扭转：人类不应该入侵潘多拉星球。同时，上校迈尔斯對潘多拉星球展开攻击，杰克号召纳美人与潘多拉星球上的其他原住民一同反抗人类的殖民，人类在这场斗争中惨败，上校迈尔斯也死在了战争中。故事的结尾，杰克接受了召唤，变为了纳美人，从此与娜蒂瑞在异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通过对电影主线的提炼，得到图4：

电影《阿凡达》中，杰克（Z1）是正面角色，他青睐平静和谐的家园，以一己之力对抗人类入侵，作者以此为暗喻，表现了美国的“救世主”身份。上校迈尔斯（Z2）是对抗角色，代表着人类本性中极致的贪婪、霸道与残酷。纳美人（）是文本中杰克的支持者，他们反对人类的殖民行为，是爱好和平、被侵犯也绝不妥协的正面形象。人类种族中其他的采矿以及武装人员（）是文本中的反对性角色，他们代表的是人类中其他渴望劫掠外族资源的个体，他们的形象没有迈尔斯（Z2）那样极端，但整体而言也是贪婪、丑恶、冷漠的。

整部电影展现了传统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在讽刺人类的贪婪与人性丑恶的同时，也借杰克的形象暗喻了美国的救世主形象。这种叙事策略在好莱坞电影中屡见不鲜，在此类依托“异族入侵”母题的影片尤甚。杰克拯救的并非人类自身（美国），而是其他物种（其他民族国家、人种），电影借此隐喻与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客观现实达成呼应，在文本与现实的叠加中完成了符号意义的建构，暗喻了美国的“人类救世主”形象，其本质是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美化，是我们应有所警惕并坚决摒弃的。

三、国产科幻电影中国家形象的传播

通过采用格雷马斯方阵对样本电影的分析可见，总体而言，国产科幻电影在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构上已有建树，未来还应继续发扬科幻电影的长处，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号召中获得精神内涵的升华。

（一）从“文化他者”到“自我言说”

巴赫金在符号问题上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符号思想现象都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颜色、身体运动等等。”电影符号不仅参与叙事，也折射现实。《阿凡达》中许多符号设计都有对文化他者的影射：外星原住民的辫子形似中国清代发型，尾巴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隐喻，带口音的英语呼应了美国社会中用以口音区分人群的现实依据。这些符号着力刻画外星人身为文化他者的形象，他们呆滞落后，面对入侵手足无措，而片中杰克则扮演了美国个人主义英雄，以外来救世主的身份挽救了这些文化他者们的生存家园。结合原著的创作年份：正值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之际的1994年。可见，该影片着力于宣扬美国的现代化进程、美化罪恶的殖民侵略历史，体现了美国面对文化他者时的傲慢与自大，包含了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色彩。

相比之下，笔者选取的两部国产科幻影片则显现了中国对国家形象的自主建构，实现了从“文化他者”到“自我言说”的主体性回归。

《长江七号》在2008年上映，正值北京奥运会前期，彼时的国际舆论场暗流汹涌，唱衰北京奥运会的声音甚嚣尘上。而该片以小见大地建构了向善、向上的中国人民群像，为世界人民描摹了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中国，向世界舆论作出了中国回应。《流浪地球》则建构了集体主义精神，开拓了全人类共命运的影像视角，通过中国形象“自塑”实现了对“文化他者”身份的解构。该片一开始便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概念，通过去国别化的协作，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影片高潮部分并没有一位个人英雄挽救全局，而是主角与全世界的同伴依靠协作与牺牲，才得以打破木星引力，化解影片中的矛盾。可以认为，《流浪地球》一开始便站在了全人类的立场上，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叙事，在主角身边环绕着不同国别、种族、性别的支持者，此设定更凸显了全球视野、展现立足国际的中国大国形象，集体主义的群像也突破了西方惯用的个人主义叙事，彰显了中国价值。

《长江七号》与《流浪地球》两部影片的问世，强调了中国不再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而是自主把握命运、自我建构叙事的文化主体，象征着中国在跨文化传播议题上主体性的回归。

（二）从“孤芳自赏”到“与世界对话”

国家形象宣传，首先在于对国家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提炼与展现，其次在于与国际话语间的契合，这样才能一方面尊重自身的民族性，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个性，同时避免自说自话，通过融入世界话语体系，收获更好的传播效果。未来，在我国运用科幻电影借船出海、自主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也应遵循这样的创作理念。

在探索民族个性特征上，国产科幻电影应力求展示现代化的中国。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宣传主打历史牌，通过政府主导的集中力量，在海外建立唐人街、孔子学院等，构筑中华文明古老而独特的国家形象符号。但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媒体则稍显力不从心，而未来的科幻电影有望填补这一空白。科幻电影通过对技术力量的展现与现代化场景的描摹，可有效建构一个现代化甚至未来化的中国符号，进而实现古老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者的结合统一，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现代感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科幻电影有望用影像语言将这些符号串联一体向外传播，重塑中国国家新形象。

在融入世界话语上，国产科幻电影应注重传受双向互动，打造更具有针对性的叙事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局限于信息的传递，而忽略了受众反馈，收效甚微。未来科幻电影的出海应避免单向宣传的线性模式，注重对受众的关照，通过双向互动，让电影叙事真正地为人所接受相信。今后，我国还应更注重对国际公众的调查与了解，在此基础上理解受众的价值观念，采用差异化传播策略，使科幻电影可以更好地契合不同受众群的价值与审美偏好，更具针对性地传播出中国国家新形象，从而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

（三）从“中华多民族国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新年贺词中指出：“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多一份平和，多一份合作，变对抗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形象这一命题的国际属性意味着我国不应局限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对内叙事，也应探求“中国”与“世界”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号召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大气磅礴、立意高远，向世界回答了“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进入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思想成果，其内涵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高度文明、高度交融的现实境遇。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立刻成为中国近年来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的新遵循。与此同时，科幻电影立足全球叙事的创作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契合。[12]

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是一个宏大的概念集合，但其仍有鲜明的核心价值，即在纷繁复杂的当前国际社会中，强调并追求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时在文化上平等互鉴、包容并蓄，共同维护一个公正和谐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的科幻电影可通过不同题材、不同架构的作品展现和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价值，挖掘其在同类影片中的无限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普世价值，同时也是中国代表东方在新时代所推崇的价值体系，普世价值的传播是更具说服力与渗透力的。

以《流浪地球》为例，该片所包含的天外灾难即隐喻了今天世界中环境、人口、公共卫生等全球问题，而电影通过对角色的符号塑造、叙事间的凝练设计，将不同国家间应然的和谐共生、命运大同、携手面对困难的理念作为意义注入各种矛盾张力中，引发观众对现今诸多全球问题的反省与思考，严密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价值符号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无论是对于国产科幻电影还是中国的形象建构，这一理念也都意味着精神层面的全新指引，国产科幻电影也将在其中寻找到新的灵感和价值升华。

四、结语

笔者以2019年《流浪地球》的海外大热现象为缘起，探讨了科幻电影作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载体的可行性问题。通过梳理当前中国形象在海外传播的困境、科幻电影在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媒介优势、受众优势等），提出我国可通过提升国产科幻电影创作中的跨文化传播自觉，实现海外中国形象的重塑与传播。同时，笔者借鉴了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对两部国产科幻影片《长江七号》《流浪地球》与一部外国科幻片《阿凡达》中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的国产科幻影片已初步实现了中国形象的“自塑”，在此基础上，未来的国产科幻电影唯有继续保持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积极探求电影语言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才有可能进一步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号召，赋予科幻电影更高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

放眼当前世界格局，人类面临着新冠疫情带来的空前严峻的挑战。中国在这次全球性危机中，如何为世界秩序恢复国与国之间重建信任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气派，是本次疫情賦予国人的历史使命。后疫情时代是重塑中国形象的机遇期，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平等交流对话应成为常态。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消除刻板印象的影响，构建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已经刻不容缓。如何灵活运用科幻电影等媒介，消解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呈现的“妖魔化”中国，破除世界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向世界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大国形象，是所有从业者应审慎思考与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下的国产科幻电影业已蓄势待发，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需要更多的影视作品具有“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自觉意识，主动发出中国的声音，共同展现一个复兴中的中华民族，塑造新世纪中国的真实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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