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期比丘尼之生存状态
——以惠灯墓志为例

贾晓贝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比丘尼惠灯(650—731)的瘗窟位于龙门奉先寺南，其墓志铭文保存较为完整，并且提及多位人物关系，对研究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期的佛教与比丘尼有重要意义。王去非先生的《关于龙门石窟的几种新发现及其有关问题》，首次对比丘尼惠灯与灵觉的瘗窟进行了测绘，并识别收录了墓志铭文[1]，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温玉成先生在《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两篇文章中,涉及惠灯墓志内容的解读与人物关系考证[2][3]。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学者认为惠灯积极参与了武则天推行的转轮圣王政教实践[4]，亦有学者将惠灯与灵觉建立起联系[5]。

前贤已从不同方面对惠灯墓志进行了考证，建立了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关系脉络，然而关于惠灯的具体家族背景、人生轨迹以及墓志作者的身份等问题仍然存在模糊之处，有待进一步考察。近年来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新联系的建立，为重新思考过往研究遗留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将在释读惠灯墓志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墓志碑铭、考古发现与史料，希望通过梳理分析惠灯的家族谱系、宗教背景、政治活动与社会地位，在佛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关系网络中探讨武则天时期比丘尼的生存状态，以求方家指正。

一、家族背景及世俗关系网络

根据墓志[6]2268-2269，惠灯是彭城人，官宦世家，其祖父元刚(生卒年不详)是朝散大夫，父亲三朗(生卒年不详)信奉佛教。由于铭文有所缺损，惠灯的俗姓在不同版本的录文中多为空缺，仅《全唐文补编》的录文将惠灯的俗姓识别为“武”。墓志开端写道：“禅师俗姓武，讳惠灯，□□□彭城人也。祖元刚，朝散大夫，龙州奉□□□。朱绂承荣，羽仪表贵。父三朗，业尚檀那，代传□□，盖累叶□□于兹。”[注]下文所引用的惠灯墓志内容均与此处的出处相同，标点根据语义有所调整，不再逐一标注。关于惠灯的祖父与父亲，未见其他直接史料线索。若根据铭文将惠灯与武氏家族相联系，则可发现，武则天长兄武元庆、其子武三思，与惠灯的祖父元刚、父亲三朗相对应，似乎是遵循同一家族的字辈命名规则。无独有偶，据《旧唐书》记载“请出元庆等为外职，……于是元庆为龙州刺史”[7]4727，可知武元庆曾被外放至龙州任刺史，而墓志提及惠灯的祖父元刚亦曾任职于龙州。以上巧合之处不禁引人联想：惠灯的祖父与武元庆是否可能是武氏家族同辈而不同分支的兄弟。

(一)武氏族人惠灯

武则天家族多以太原为郡望，与惠灯墓志显示的彭城相差甚远，若要将二者相联系，需求证武则天家族在彭城是否有分支。已有研究对武氏家族源流进行梳理考证[8]，发现武则天家族回溯至武儒这一代的籍贯为沛县(今江苏沛县)，尔后迁往梁邹(今山东邹平县)、沛国竹邑(今安徽宿县)、江南等地，最后北上定居太原属县文水。关于彭城，见《旧唐书》卷38《河南道》：

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徐州总管府，……徐州领彭城、萧、沛、丰、滕、符离、诸阳七县。……天宝元年，改徐州为彭城郡。乾元元年，复为徐州。

彭城，汉彭城郡治也。

沛，汉县，隋废。武德复置。[7]1447-1448

据记载可知，唐代时的沛县隶属于彭城郡(徐州)，彭城郡亦下设同名彭城县。由此可得，武则天家族原籍所在地的沛县即属于唐代的彭城郡所辖地区。

其次，《全唐文补遗》收录了两篇关于豳州应福寺的造像题记[9]，造像人分别为“皇堂侄女、彭城县主”武氏及其丈夫“通议大夫、行豳州司马、柱国、汉川郡开国公陇西李齐”。造像题记纪年为大周长安二年(702)，豳州应福寺即现今的陕西彬州市大佛寺。该武氏自称皇堂侄女且有县主封号，依唐制“王之女封县主，视正二品”[10]，故其应是武则天较近的亲属。虽然录文中没有提及郡望，但是根据封号“彭城县主”可推测该堂侄女武氏与彭城郡有关。此外，惠灯墓志中提及“右金吾将军崔瑶及妻永和县主武氏”在龙门为惠灯开龛，而永和县主武氏即为武攸暨与太平公主的女儿，其墓志《故沛郡夫人武氏墓志铭》写道：

夫人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封永和县主。若乃出典大郡，入掌禁兵，冠盖云阴，棨戟交映，即有唐右金吾卫将军崔公之妻，是为沛郡夫人焉。夫人生于王门，长于主第，……奈何春秋五十有四，以开元廿五年五月二日，终于京兆万年之兴宁里第。[11]174-175

根据记载推算，永和县主武氏生于684年，而此时武攸暨与太平公主还未联姻，有学者指出可能是武攸暨与其他妻妾所生的女儿,出于太平公主嫡母的身份而记于她的名下[5]。这一观点与上文所引墓志所言“夫人生于王门，长于主第”相呼应，似可确信。武攸暨是武则天的堂侄，因此，永和县主武氏出生即为武则天的亲族外戚，随后成为太平公主的女儿，在公主府邸长大成人。又由墓志记载“宠因外戚，贵由主第。初封县赋，后锡邦君”[11]175可知，其封号永和县主与后来加封的沛郡夫人似乎与丈夫崔瑶及儿子关系不大[注]参见拜根兴《两方新公布的武氏后裔墓志铭考释》，载于2007年《乾陵文化研究》。，更多是源于父母亲族赋予的地位。

关于武攸暨，史书多记载其为武怀道之子，然而《全唐文》卷691载《贺州刺史武府君墓志铭》明确写道:

府君为左右仆射、司徒、太尉、尚书令、楚僖王士让之玄孙,九江王弘度之曾孙,纳言、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定王攸暨之孙,尚书膳部员外郎、徐州刺史胜之子。[12]7081-7082

可知武攸暨为武士让之孙、武弘度(怀运)之子，而武士让为武则天之父武士彟的兄长。细读上述职位封号发现，武士让封为楚僖王、武攸暨之子武胜为徐州刺史，另据记载武攸暨曾降封为楚国公[7]4737，而汉代楚国的核心部分即为彭城郡，徐州亦是彭城在不同时期代替使用的名称。武攸暨这一支武氏族人似乎一直与彭城郡有紧密联系。此外，上文提及武则天家族的原籍为沛县，隶属于唐时彭城郡，因此永和县主在开元年间被封为沛郡夫人也是情理之中。而永和县主武氏为惠灯开龛，或许正是由于二人同为出自彭城郡的武氏族人的原因。

据此，可整理出上文所述武氏家族人物的简明世系图(见图1)：

图1 武氏家族简明世系图

(二)墓志作者武崇正

惠灯墓志的作者为武崇正，在序文中自署“愤隐居”，并称惠灯为“家代门师，幼瞻仪范”。关于武崇正的史料记载较少，另有一篇其为武灵觉撰写的墓志《大唐都景福寺威仪和上□□铭》，碑文写道：“季弟崇正，哀友于之义重，悲同气之情深”[5]，可知二人为姐弟关系。由于武灵觉的墓志开端出现了武则天、太平公主，并且记载有武则天嘉赏，有意为其操办婚配，表明此人身份地位非同一般，亦与太平公主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加之武崇正能够将三十余年来供奉内道场的禅师称为家族世代的佛门师父，故可推知他亦是武则天家族成员。

至于武崇正与武灵觉的具体身份，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武三思的后代[3]，也有观点认为他们是武攸暨与太平公主的后代[5]。基于已有研究再次梳理史料，可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武三思、武攸暨二人后代的记载，没有发现崇正或灵觉的痕迹。虽然武三思之子、武攸暨之子均为“崇”字辈：“三思，……生崇训、崇谦、崇烈、崇、崇操”[13]889-890“攸暨生崇敏崇行”[13]1735,但是，目前仍缺少更为直接的关于崇正的线索。而他们女儿的记载多零散见于史书，未有统一结论。关于武三思之女，可见三处记载：其一“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诡谲有材略，与林甫私”[7]3235；其二“子则先，以武三思婿免死”[14]3942；其三“夫人太原武氏，周方城县主、故梁宣王三思之女也”[15]。关于武攸暨之女，有记载“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并食实封”[7]4739。然而永和县主在墓志中为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第二女，与记载不符，应是史书记载有误，也可能因长女早夭或为庶出所以没有计入。

其次，关于太平公主的儿子，史书大多记载其共有四子。太平公主与薛氏的两子为薛崇胤、薛崇简：“崇胤，太常卿、寿阳王。崇简，太僕卿、立节王。”[14]3031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两子为武崇敏、武崇行：“景龙二年，公主男崇简、崇敏、崇行，同授三品，与渔阳王兄弟四人同制。”[7]4739据考证，此处的渔阳王即薛崇胤：“所谓渔阳王者，当即《新表》之寿阳王崇胤，故曰‘兄弟四人’。崇胤在公主四子中最长，故于景龙二年先封王。”[16]6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近查阅史料，赫然发现太平公主第五子的记录。唐人宋之问撰写的《为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设斋叹佛文》有云：“我镇国太平公主，……宜而子孙，理归于福寿。第五子某官某，才光性与，慧发生知，山桂含芳而逼人，阶兰吐秀而惊俗。”[17]717此文是为太平公主第五个儿子病愈设斋而撰写，用以礼佛，并且可知第五子才华横溢。但是并未在他处发现关于第五子的记载。上文注释写道：“五郎：太平公主之子。……此未详何人。……据文中中宗、韦后尊号及太平公主封号，文作于神龙二年七月至三年八月间。”[17]718又见注释考据，此叹佛文写于706年7月—707年8月之间，正值神龙政变后中宗复辟，随后便有太平公主走向幕前争权夺势，政局动荡。据《旧唐书》卷183记载，太平公主阴谋败露后被赐死，“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7]4740。或许因为家族变乱，第五子便“愤隐居”，所以史书中没有记载。

若太平公主第五子确为史书失载的崇正，那么永和县主武氏作为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女儿，就与崇正有了亲缘关系。惠灯不仅是崇正的“家代门师”，亦是永和县主武氏的佛门师父，这就更进一步解释了为何永和县主夫妇为惠灯开龛。

以上关于惠灯的家族背景的分析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析与揭示比丘尼生存状态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研究武则天时期比丘尼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案例，为研究分析建构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径。

二、宗教背景

据墓志可知，惠灯家世奉佛，其父在私人居住的宅邸建造永曜寺供僧人说法修行，因此惠灯与妹妹自幼便受到家学熏陶而接触佛法。在10岁出头的年纪，惠灯姐妹便跟随内道场智运禅师皈依佛门修行，并似乎对大乘空宗经典《般若经》研习透彻。惠灯与智运禅师感情深厚，智运去世后，惠灯极其哀伤、超过常礼。碑文写道：

年甫十余，与妹惠□师事内供奉禅师尼智运。归依三宝，戒行勤诚。初以出□息之系□□□□□空，辨空之无着不□□月，洞□□□□。遭和上忧，哀慕过礼。自初至终，不加栉沐。逮于祥禫，鬓发全脱。于是郡县上其精高尤异，天后闻而嘉焉。

关于内道场智运禅师，史料记载不多，结合考古材料可知其曾主持开凿龙门万佛洞，颇受武则天的重用。万佛洞因南北两侧壁雕有整齐排列的一万五千尊小佛而得名，窟顶大莲花四周以及门道北侧分别刻有“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龛。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卅日成”“沙门智运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过往研究多将铭文识别为“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卅日成”，便认为万佛洞完工于680年。但是实地考察发现，“永隆”二字之后有大片缺损导致文字无法识别(见图2)，故而万佛洞完工的时间实际应为“□□元年十一月卅日”。

图2 万佛洞窟顶局部资料来源：《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根据惠灯墓志，智运禅师丧葬后，武则天将惠灯姐妹征入内道场为尼，二人供奉内道场三十余年，于长安末年(705)出至洛阳宁刹寺：

寻有诏姊妹并度为尼，征入内道场供奉。一侍轩阙，卅余年。绝粒纳衣，无所营欲。人主钦其高节，躬亲供养。……长安末年，恩敕令出于都宁刹寺安□。

由此推测，惠灯姐妹入内道场的时间应不晚于675年，即智运禅师去世以及万佛洞完工时间均在675年之前。仔细辨认万佛洞顶部铭文，破损处结尾依稀可见“上元”二字笔画，连起来即为“上元元年十一月卅日成”。而正是上元元年(674)这一年，武则天加号“天后”，与此处铭文称谓一致。综上，万佛洞完工时间应为674年。

智运禅师与高级女官姚神表共同主持开凿的万佛洞是为唐高宗、武则天、太子李显和诸王修建的功德窟，可见其为皇室信任与重用。另一则考古材料显示，万佛洞北门道上有造像题记“永曜寺主善相供养”[2],联系惠灯墓志“以所居私弟，造永曜寺□□□□给孤独园”，可推测此即为惠灯家族在所居私第建造的永曜寺。据上文推算，万佛洞完工于674年，此时惠灯25岁，已跟随智运禅师十余年，完全有能力参与万佛洞的营建工作，同时显赫的家族背景也为其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

三、社会活动与政治角色

根据墓志，惠灯作为智运的弟子，师徒情深，在智运去世后被武则天征入内道场，并且受到武则天的“躬亲供养”，获得和和禅师的称号。惠灯供奉内道场三十余年，武则天对其的一系列赏识与优待，除了她“绝粒纳衣，无所营欲”的高洁品行以及与智运禅师的师徒关系之外，还应有在其他方面发挥特别作用的因素。

惠灯供奉内道场的时间约在675—705年之间，这一时期为武则天扩张势力范围、利用佛教推行其转轮圣王政治，进行了大量具有鲜明佛教色彩的政治活动的时代[4]。惠灯的墓志虽然没有直接写明她是否参与了这些活动，但是从相关记载中可推测惠灯在内道场期间亦有所作为。

一方面，为惠灯开龛者除了永和县主之外，还有其丈夫崔瑶。据《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唐故光禄卿崔公(瑶)墓志铭并序》记载：

公讳瑶，字淑玉，清河东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十一代孙也，皇朝御史大夫、赠益州都督、清丘贞公义玄之孙，户部侍郎、太常卿、赠太子少傅神庆之第四子也。……贞公弄周昌之印，望重元台；少傅画孙通之仪，寄崇三礼。[18]

崔瑶的祖父为崔义玄，是武则天的坚定支持者。永和县主武氏及其丈夫崔瑶作为开龛人，表明与死者的关系较为亲近。如果说永和县主开龛是因为惠灯是其家代门师，且二人同为出自彭城的武氏家族，那么崔瑶则是受到清河崔氏家族的影响，很可能在支持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与惠灯有过交流合作。

另一方面，惠灯还以能够预知凶吉、为人祈福而著名。即墓志所言“预知凶吉。若因方□琇喻，令人□□。虽有灾横，必见穰□”。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可以推测在武则天利用弥勒信仰为自己夺权服务、推行转轮圣王统治的时代，能够预言以及祈福消灾的惠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故而受到重视。

惠灯的这项特长广为人知，使她离开内道场后还能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宋高僧传》卷第19《唐京师大安国寺和和传》写道：

释和和者，莫详氏族本生。其为僧也狂而不乱，愚而有知，罔测其由。发言多中，时号为圣。安国寺中居住，出入无拘检。见本寺修营殿阁未就，有越国公主降荣阳郑万钧，虽琴瑟相谐，而数年无子。……和曰：“易耳。但遗我三千疋绢，主当诞二男。”……果如其言，岁初年末，各生之矣。长曰潜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后博涉成事焉。[19]

文中“释和和”也具有预卜、为人祈福的能力，似即为和和禅师惠灯。又见《全唐文作者小传正补》卷279《郑万钧》的注释：

《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郑潜曜者，父万钧，驸马都尉、荥阳郡公，母代国长公主。”事亦载《宋高僧传》卷一九《唐京师大安国寺和和传》，惟公主名号作越国公主，非代国。作越国为传闻异辞。[20]

故而《宋高僧传》文中所言越国公主应为代国公主。根据《全唐文》卷279《代国长公主碑》记载[13]2826，代国公主于705年出嫁，信奉佛教。惠灯亦于705年离开内道场，然而墓志中记载惠灯姐妹随后到了洛阳宁刹寺，并非上文中的安国寺。关于安国寺的记载，可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之5《外郭城》：

寺旧在水南宣风坊，本隋杨文思宅，后赐樊子盖。唐为宗楚客宅，楚客流岭南，为节愍太子宅。太子升储，神龙三年建为崇因尼寺，复改卫国寺，景云元年改安国寺。会昌中废，后复葺之，改为僧居。诸院牡丹特盛。[21]

可知节愍太子升储(706)后，其住宅被改造，并于神龙三年(707)建为尼寺崇因寺，又于景云元年(710)更改而成安国寺。释和和居住于安国寺并负责整修工作，时间应在710年之前，联系文中所述此事发生于代国公主婚后数年，则应为707—710年之间。释和和即和和禅师惠灯，惠灯姐妹在705年到宁刹寺后，由于安国寺整修工程的需要而被召至安国寺。可见尽管惠灯离开了内道场，但是由于受到皇室认可、名声远播，仍然负责改造营修安国寺的重任，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龙门唐字洞内有题记“景福寺尼净命为亡和上敬造阿育王像记”，由于位置毗邻惠灯瘗窟，有学者认为“亡和上”即指惠灯，并且此阿育王像是为纪念惠灯生前的重大弘法行为而造[4]。然而，未见有史料记载惠灯在景福寺修行的经历，恐上述论断似有不妥。此外龙门灵觉瘗窟有碑铭题为“大唐都景福寺威仪和上□□铭”，为武氏后人武灵觉，墓志写道：

□当秾李之年。遂能舍□□珠玉之服玩。……于□因□□山普□禅师□□□□授以禅法。砥□真几。顿悟□拔。□获□生忍。至□□去来。湛入真际。色相都泯。契□如□。以开〔元〕廿〔年〕□日。忽谓门人。令具汤水。澡浴换衣。焚香端〔坐〕。□□然无常于景福伽蓝。时春秋五十二也。[6]2269

据墓志可知，灵觉出生于681—687年之间[注]墓志中记载的去世时间为“开〔元〕廿〔年〕□日”，末署开元廿六□日镌，可知去世时间在732—738之间。而终年52岁，按照古时用虚岁的习惯，实为51周岁，可推算灵觉出生时间为681—687年之间。，在正值婚嫁的年龄放弃奢华的世俗生活、遁入空门，拜嵩山普寂禅师(651—739)学习禅法并顿悟[3]。普寂禅师为北宗禅创始人神秀的著名弟子，开创了禅宗聚众广泛传法的先河，“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7]5111，深受时人所敬重。灵觉跟随普寂禅师顿悟后，在景福寺修行并收取弟子传法，直至去世。由此看来，阿育王像似乎更可能是景福寺灵觉的弟子为其所造。

尽管墓志没有说明为何灵觉在“秾李之年”决心出家，但是由其季弟武崇正称惠灯为“家代门师”可知，灵觉自幼便受到家学及惠灯的影响而接触到佛法，从而逐渐信奉佛教。前述灵觉与崇正或为太平公主的子女，那么惠灯就不仅在内道场备受重用，同时作为武氏家族在家人的佛门师父也受到尊崇，与这一名门大族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

四、结语

惠灯是武则天时期比丘尼的重要代表，她的生存状态及角色变化，受到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影响。本文从家族谱系、宗教背景、社会与政治角色等方面对惠灯墓志铭进行了梳理解读，重现了惠灯较为立体的人生经历。

纵观惠灯的人生经历可发现，虽然按佛典规定，僧尼一旦出家就应断绝与世俗家庭的关系，然而家族关系作为纽带在惠灯的一生中持续发挥着影响。首先，惠灯出身于显赫家族，自祖父以来皆任重要官职，且家世奉佛，自幼便受到家学熏陶。也正是凭借着家族地位、与佛教世界的联系以及家学积累，惠灯姐妹能够年少时就跟随内道场智运禅师，为她们日后在宗教界的发展做好铺垫。其次，出家之后，惠灯在世俗世界中的身份仍然有所表现。作为姐姐，惠灯从跟随师智运禅师到进入内道场供奉，再到转移至洛阳宁刹寺，直至临终，一直与妹妹相伴，姐妹的身份没有改变。作为女儿，在父母去世时，惠灯悲伤至极奔赴丧事，并没有因为出家为尼而不参与家族事务。甚至后人在墓志中将惠灯为父母执丧视为“忠孝兼闻”“卓尔不群”而加以褒扬，表明了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在特定场合的融合。

总之，研究宗教人物、尤其是中古时期的宗教人物，需要重构其当时所处的宗教关系网络与世俗关系网络，既要正确认知世俗传统中的家族与血脉对宗教生活的影响，也要注意到宗教世界形成的关系网络对世俗权力的作用，在立体研究中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