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郭沫若那段美好时光

张勇

现代文学作家出身较为贫苦的不在少数，因客观环境所迫，他们自小就体会到家族败落的苦痛、亲人离散的悲情以及艰辛生活的磨难，而郭沫若的童年却与众不同，他在《少年时代——沫若自传》中，所记述的多为天真烂漫的童趣、肆意率真的童稚以及纯情无邪的情感的快乐童年时光，从现在留存的图像资料中，少年郭沫若给人的印象多是白齿青眉的面容，意气风发的神情，这与鲁迅、老舍等在困苦经济条件中成长的少年青涩尽去、眉头紧锁、少年老成的外貌颇为不同。出生于殷实商贾之家的郭沫若，不必像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过早为了生计而辛劳奔波，不但如此他还是母亲最疼爱的“八儿”，家中的一切事物自然有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出面去处理，除了常规学习时间之外，玩耍游戏就是少年郭沫若生活的全部了，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生活环境造就了爱嬉闹、常惹祸、不服从管教的“叛逆少年”。

一张喜忧参半的成绩单

学习成绩的优良与否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评价孩子的重要标准，在家长间、同事间以及朋友间，凡是牵涉到孩子的话题，学习成绩无一例外永远是中心的议题。固然单纯以成绩取人是不对的，但是通过各科成绩的分数也基本能反映一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在郭沫若现存的生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16岁时的郭沫若，在就读于四川省嘉定府官立中学时的一张成绩单，详细记录了他这学年的成绩，成绩单的内容如下：

四川省嘉定府官立中学堂为

给发修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现居甲三班第二学年第四学期考试完毕学生郭开贞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列入优等 相应给发修业文凭须至文凭者

总计分数九百四十四分

临时考试平均分数八十一分

总平均分数七十八分五

本学生现年十六岁系乐山县人

曾祖贤琳祖德父朝沛

右给学生郭沫若开贞

监督泰昌绪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给

通过这张百年前的成绩单，我们可以全面了解郭沫若在中学阶段各科成绩的详情，他的算数得分是100分，英语得分是98分，经学得分是96分，几何得分是85分，都属于优势科目，根据这几科主干课程的成绩，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他是个十分聪明好学的少年；但是他的修身只得了35分，而国文也只得了55分，这些都是由此又可看出他并不是个令家长省心的学生。如果用今天教育学的视野来分析，优势科目和劣势科目的成绩差距之大，应是一个值得关注，并需要深入研判的问题，通过这一点也能够看出少年郭沫若既是一个情感敏锐的学生，他对于自己想学习的科目永远都是那么用功、上心；又是一个执拗敏感的少年，他对于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以及教授此门科目的老师都有极大的抵触情绪。

郭沫若此种情感的养成，一方面是由于家族基因的传递，另外一方面就是源于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特别是在初触学业时期几位重要老师的影响因素。

迈入人生大潮的第一课

正如上述成绩单中修身成绩的一样，郭沫若曾经因为违反所谓的校规被学校劝退过三次，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像郭沫若这样曾经被学校三次“斥退”的叛逆学生，内心中肯定种下了诸多的不满之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易老虎”等传统教育的代表者也是郭沫若在日后著作中不断批评的人物，由此，我们可能会主观认为郭沫若对于童年时期老师的情感肯定非常淡薄，甚至会是反感吧。但事实恰恰相反，郭沫若却对于自己的私塾时期的教育感怀至深，对于发蒙时期的老师尊敬有加。

郭沫若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幼年启蒙老师沈焕章先生了。沈焕章是郭家私塾“绥山馆”的常驻老师，自1886年就应邀在“绥山馆”中教授郭家子女，郭沫若的大哥郭橙坞，五哥郭开佐等兄长都先后受教于沈焕章。在郭沫若4岁半时，便开始跟随他进行近10年的发蒙教育，这一切得益于郭沫若父亲郭朝沛的精心筹划。成功的从商经历和实践，不仅使郭朝沛具备了捕捉商机的敏锐直觉，还逐步建立起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定式，一方面他的生意规模越做越大，步入当地富商的序列之中，成为钟鸣鼎食之家，另一方面，他放眼未来，认为只有让子女读书才是家庭日后兴旺的根本，为此，他不惜重金聘请了德才兼备，口碑俱佳的沈焕章来主持“绥山馆”的教育工作，让自己家族的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

沈焕章1857年出生于四川省黄钵乡长河村，他自幼便迁居到沙湾，其为廪生，学识较为渊博，思想也较为开明。

因为是发蒙阶段，对于郭沫若的教育，沈焕章起初还是延续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发蒙之初便要求郭沫若诵读《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内容，两三年后，便开始要求作对子，“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暝坐，翻来覆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拼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榨点油出来”。对于像郭沫若这么幼小的儿童来讲，这无疑是难以理解、难以完成的任务，于是郭沫若也难免遭受到沈焕章先生的“扑作教刑”。如同大多數私塾先生一样，沈焕章也有一把三尺长竹片，用来惩罚顽劣的学生，郭沫若有时因未完成课程任务、有时因不按时上学、有时因课下过度玩耍惹祸等原因经常被打，为了躲避惩戒，郭沫若只好带了一个硬壳的帽子，以缓解疼痛，沈先生发现了这个秘密后便无情地将帽子揭开了再打。虽然如此，但沈焕章对待郭沫若等学生并不是一味简单打之了事，而是采取了以奖抵罚的策略。有一次，郭沫若又犯了错误，沈焕章先生出了“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的对子，郭沫若很快便接续上“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的和对，为此，沈焕章先生免除了郭沫若此次的惩罚。从这一点来看，沈焕章先生还是比较开明的。郭沫若对沈焕章先生有着客观的认知：

像他那样忠于职守，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厉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沈焕章先生虽然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在课余时间却也是一位十分和蔼的长者，经常与郭沫若等学堂的儿童们一起娱乐。在此种宽严相济的学习氛围中，使郭沫若一方面养成了对学术与知识的敬畏之情，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敏锐的创造力，不得不说，郭沫若日后诸多方面的行为规范，都或多或少受到幼年发蒙教育时的影响。

不仅在教学管理上沈先生别树一帜，在教学内容上更是锐意创新，在传统私塾教育课程之外，他还增设了许多新式的课程，如格致、地理、数学、东西洋史等。特别是在教学方法上沈焕章先生改变了传统灌输式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启蒙式的教学方法，如他经常采用对比教学与阅读的方式，一面让学生诵读《左氏春秋》等古籍篇目，一面再阅读《东莱博议》等西洋书籍，通过这种互相启发、互相关联的方式，使郭沫若等学堂里的儿童们尽早掌握了先进的学习方法，养成了独立思索、探求真理的先进思维方式。

郭沫若之所以对沈先生如此尊重，还在于沈焕章先生由内而外的精神气质。沈焕章先生本身就具有叛逆的性情和据理力争的气度。1892年，沈先生家乡的沈家与张家因故打起了官司，但是因为张家有权有势，官府未能秉公执法，做出了不公正的裁判，最终使沈家败诉，他的叔父沈子光也因此身染重病。沈焕章得知此事后，毅然决然的返乡讨还公道，经过他的据理力争，最终沈家反而赢得胜诉。沈焕章先生的这种抗争精神与不屈性情也使少年郭沫若耳濡目染，在幼小心灵中播撒下叛逆的火种。郭沫若日后在学业中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奋起抗争，以及在“五四”文学战场上用打架的方式杀出一条血路，挑战胡适等文化权威的行径，简直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来看，沈焕章先生对于郭沫若的教育，并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更主要的还是精神的传承与性情的影响。

郭沫若对沈焕章先生的教化之情终身难忘，他对先生的感情更是至真至诚的，甚至于都当成了自家人来关怀与体恤。即便是在远赴重洋留学日本期间，还在写给父母的家书中时常提及沈焕章先生：

元弟来信中说沈先生带着二世兄与孙世兄（指同居）。沈先生一人，怎么能彀兼顾得这许多呢？又要教书，又要带儿子，又要带孙子，男想起来，不知不觉地便泪涔涔的。元弟不妨时常去看望先生，有时更请先生来家耍耍也好。（《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P260）

虽是寥寥几句，但其中却充满了衔环结草的浓厚情感。

钟山秀水成长起来的“正常儿童”

除了对沈焕章先生浓厚的情谊外，郭沫若对于进入新式学堂后的老师也多记忆犹新，如刘书林先生，他是一位出生于1869年的廪生，他执教40余年。郭沫若对恩师刘书林的评价颇高，认为“他这人非常的温和，在小学校中能够和学生接近而且没有绰号的，就只有他一个”。（《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正是得益于如沈焕章、刘书林等先生开明式的启蒙教育，使郭沫若生来具有的生性活泼，天真烂漫的隐性基因变为了显性性情，亲近大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得到延续与彰显。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此地虽然没有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但却也是“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绥山即是二峨山，它是峨眉山的第二座高峰，也是道教仙山，沫水就是大渡河。郭沫若的家就在绥山脚下，沫水之旁。郭家临街商铺的大门就面对大渡河，出门大约四五百米就能到达大渡河边，高耸的绥山更是抬头可见。郭沫若开蒙之所便是位于家里后院中的一间房屋，因为透过这间上课屋子的窗户远望便能看到绥山，故此书塾便定名为绥山山馆，私塾结课之后“贞寿之门”周围诱人的自然环境便成为郭沫若生龙活虎、放飞自我的理想游乐场所。

《邨居即景》是现今发现的郭沫若最早的诗作，这首古体五言诗是13岁的郭沫若在绥山山馆读书后，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到屋后溪边嬉戏时场景的叙写。“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是少儿时期郭沫若生活状态的本真描摹。“闲”说明了郭沫若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时光，除了要应付每天私塾的功课之外，尽情玩耍便成为打发剩余时光的唯一方式了。“散”描画出郭沫若每天悠闲自在的生活心境，不必匆匆赶路，不必有目的的奔波，在自己宅院的前后随处都可能发现可供玩耍的名目。郭沫若带着小伙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茶溪后面的小水潭了，这里可以钓鱼、可以打闹，甚至还可以背书。越是自然清净的地方，越容易专心读书“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甚至于只用心于诵读，反而“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14岁时郭沫若在苏溪上撑筏耍乐，他面对平缓流淌的河流，两岸层出不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书写出“剪浪极洄泝，披襟恣荡推。风生荇菜末，水荡鹁鸿媒”的诗句。植株、水鸟等自然物种在水波的荡漾下，顺其自然的生长延续，人、物、景和谐统一的构成了一幅明雅隽秀的风景画。总之，这些景别在少年郭沫若视野中，山就是那片绵延起伏的层峦叠嶂，河就是那条奔流不复的滔滔江水，一切都是天然顺畅的存在。

广袤的自然山水赋予了少年郭沫若特有的不安于此的游性，也在它幼小澄净的心灵中培育了亲近自然的天性。1907年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从此走出沙湾狭小的天地，踏上外界开阔的舞台，夜间虽然即将要乘船离开故土，但他并无伤感之意，而是“借此扁舟宜载酒，明朝当作凌云游”，这是少年郭沫若童真无邪的理想，也是游历世界寄情山水的本性，更是以沈焕章等为代表的转型期中国教育革新的成功范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