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异

2021-09-27 02:28李泽媛张务伟
当代青年研究 2021年6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比例

李泽媛 郑 军 张务伟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迅猛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劳动人口主力军,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小觑。《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据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半数,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93.6%,“00后”占6.4%。年轻农民工群体对高质量城镇就业的需求与日俱增,提高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也是能否顺利跨越中产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1]为此,本文基于区域差别视角,探究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

农民工就业问题一直以来为学术界广泛关注,就业质量区域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业质量的城市差异。一般来说大城市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促进作用,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能够获得比本地务工更高的工资。[2][3]但是,大城市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向要弱于小城市。[4]城市公共服务对就业质量正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对中小城市的提升作用强,而发达城市就业质量的提高还需经济发展。[5](2)就业质量的距离差异。就业距离、区(县)内或区(县)外工作等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农民工区(县)内务工与区(县)外务工收入差距明显,就近就业能够明显提升农民工城市就业质量。[6]同时,本区(县)内务工就业质量会随务工距离增加而呈上升趋势,超出这个范围,务工距离的增加反而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改善。[7][8](3)就业质量的地区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民工就业质量显著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9]东部地区就业质量最高,中、西部地区差距不大,东北地区的就业质量最差,呈现“东高西低,中间均匀”的就业质量差异。[10][11]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就业可能选择的行业不同。[12]

可见,学者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研究视角多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宏观角度定义指标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以广义农民工群体为主,研究结论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着重探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异。

二、概念与数据

(一)概念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的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年龄在15~38周岁,每年从事非农工作(二、三产业)累计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人口。[13]

(二)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空间差异及其效应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2—8月在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398个地市、1797个县(市、区)开展问卷调查,共获得新生代农民工问卷4261份,其中东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59.9%,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20.5%,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19.6%(注:根据我国官方行政区域划分方法,把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是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12个省、自治区)。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异

本文采用欧洲基金会个体视角的四维度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性框架,[14]结合我国国情,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48个三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是职业和工作安全、健康与福利、职业与技能发展、工作与生活和谐以及就业满意度。其中,前四个指标是客观指标,最后一个指标是主观指标。

(一)职业和工作安全

1.就业状况的区域差异

(1)职业和行业的区域差异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类型按职业性质不同划分为一线劳动者(办事人员、工人、服务行业人员、个体户)、企业劳动管理者(企业或公司管理人员)和社会管理者(党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表1所示,近八成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一线劳动生产,东部地区的一线劳动者占比为79.27%,中部地区同一指标略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93%。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企业劳动管理者占比最高,为5.64%,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为东部地区同一指标的87%。东部地区从事社会管理者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最低,仅为2.9%,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出东部地区42%和82%。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表现为自东部向西部地区,社会管理类的就业比例增加,一线劳动者和企业劳动管理者的就业比例减小。

表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和行业的区域差异(%)

就业行业方面,通过四大类行业的就业比例可以看出:首先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生产生活及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比例最高,以中部地区为著(40.67%);其次是在流通部门就业,西部地区该比例最高,达到30.94%;再次选择在工业部门就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工业领域(27.96%),远高于中部地区(17.75%)和西部地区(17.15%);就业比例最低的为建筑业,相对而言,西部地区建筑业就业比例高,为14.75%。就业行业的地区比较也可以看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工业部门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27.96%,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建筑业、流通部门、生产生活及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比例均低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生产生活及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就业比例高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建筑业就业比例远高于东、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比例没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均为社会服务部门的就业比例最高,建筑业的就业比例最低。但是各行业具体的就业比例存在区域差异,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工业就业比例最高;中部地区服务行业的吸纳能力强,就业比例高;西部大开发激活建筑业和流通行业蓬勃发展,因此,这两类行业的就业比例领先于东、中部地区。

(2)就业单位的区域差异

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平均员工数量分别为789人、367人和433人,东部地区人员规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强。劳动合同作为保障员工权利的有力工具值得关注,在就业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类型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近五成人员与就业单位签订以完成一定任务量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这是目前签订率最高的劳动合同类型,相对而言,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率最低。西部地区任务量期限合同签订率最高,为46.04%,高出东部地区7个百分点(43.15%),中部地区签订比例为45.93%;同时,西部地区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比例仍然最高,为7.55%,东部地区最低,为5.99%,但是都普遍较低。东部地区聘用合同的签订率最高,为23.84%,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80%,中部地区仅为东部地区的73%。此外,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的调查中发现,就业单位不予签订劳动合同即只是自我经营、临时工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尤以中部地区为著,占比为36.65%,东、西部地区该比例也达到了三成以上,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合法认定和权力保护的情况堪忧,就业单位对农民工缺乏尊重,对赋予他们工作合法性意义的认识不足,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有待提高。总之,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规模最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聘用合同签订比例最高,期限合同签订比例略低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期限合同签订率在全国范围内最高,但是聘用合同签订率略低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聘用合同的签订率均远低于东、西部地区,期限合同签订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不及西部地区(见表2)。

表2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的区域差异(%)

(3)工作充分性和稳定性的区域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是加速实现市民化进程、提高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我国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充分性最高,一年中没有就业的天数较少,为35.88天;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37.18天和36.96天。就业稳定性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前就业单位工作时间平均为3—4年,整体稳定性欠佳。对于“3年共更换过几个就业城市”这一问题,显示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城市调整频率最高,3年内平均更换0.73个(城市),其次是西部地区,分别高出东部地区同一指标的14%和8%;新生代农民工对于“3年共更换过几个就业单位”的问题,纷纷表示他们尽量避免频繁更换单位,3年内平均更换过1~2次就业单位,地区之间差异不大。通过比较发现,由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较多就业机会且员工的工作灵活程度高,该区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也最为充分,就业城市的稳定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就业的岗位竞争较为激烈,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的稳定性低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的稳定性最高,就业城市的稳定性最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充分性和稳定性均介于东、中部地区之间。

2.工资收入的区域差异

工资收入水平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本文以平均月工资收入和平均年工资收入两项指标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区域收入差距。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工资收入高达5624.38元,中、西部地区分别为东部地区的92%和94%。平均年工资收入水平最高为东部地区,达到60220.46元,其次是西部地区,为56612.26元,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年平均工资收入最低,仅为东部地区的91%。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收入最低,但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资收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

3.社会保护的区域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社会保护方面,本文用是否有工会、工会的作用两个三级指标来反映。工会作为职工基于共同利益而组织的团体,是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强有力的手段,在监督用工单位遵法守法方面有重大意义。调查显示,目前仍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没有工会组织,西部地区工会组织建设比例最高,为29.11%,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均高出15%;另外,近三成受访农民工表示他们不知道工会组织为何或不清楚工作单位是否设立工会。总体而言,我国工会组织建设薄弱,设立工会组织的就业单位占少数且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程度不足,其中,西部地区工会建设比例高于中、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地区。

4.农民工权益的区域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方面用是否有带薪休假、是否有病假工资、是否对女职工实行特殊保护三个三级指标来反映。调查显示,近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带薪休假,中部地区实现带薪休假的比例是东部地区的91%,西部地区同一指标仅为东部地区的85%。病假工资也属于企业应当提供给员工的基本福利,然而我国仅有两成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享受到此项待遇,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享受病假工资的比例为23.96%,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对于女性职工特殊保护的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有52.27%的用人单位建立了专门针对女性劳动群体的保护机制,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49.37%和47.48%。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程度表现为自东向西逐级递减,东部企业保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力度最强,员工可以享受到较为全面的福利待遇,其次中部地区在病假工资和女性职工特殊保护方面有一定的保障,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体系尚且薄弱。

总体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和工作安全存在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自西向东呈现出一定趋势变化,通过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的类型分布特征,不难看出,行业类型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产业重点一致,地区经济的差异导致了工作安全存在差异。

(二)健康与福利

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形式之一,就业质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有显著效应[15],同时,社会福利是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保障。工作健康用身体健康安全性(处于伤及肢体的隐患及有毒化学物质危害的工作环境为安全性小)的5级量表表示,1为安全性最小,5为安全性最大;风险暴露程度用工作环境舒适度(处在高温、低温、噪音、粉尘污染的工作岗位舒适度小)的5级量表表示,1即舒适度最小,5即舒适度最大;五险一金的交纳比例反映组织保障情况。

如表3所示,东部地区工作对身体健康安全的数值为3.10,中、西部地区分别为3.11和3.09,地区间相差不大。工作环境舒适度的调查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的工作环境舒适程度普遍较低,平均不足3.00。职工享受的福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医疗保险交纳比例的差距最小,东、中、西部的比值为100:86:100;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交纳比例也存在一定差距,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小,但是均低于东部地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交纳比例存在显著差距,东部地区这三类保险交纳的比例最高,其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医疗保险的差距最大,工伤保险的差距最小,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福利保障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表3 新生代农民工当前工作健康保障的区域差异(%)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健康安全和工作环境舒适的水平较低,东、中、西部地区无显著差异。就业保障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五险一金的交纳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五险交纳比例高于中部地区,住房公积金的交纳比例低于中部地区。就业保障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东部地区的就业保障水平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相对较小。由此可见,我国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仍然较低。

(三)职业和技能发展

职业和技能发展作为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标准。培训状况用近3年累计接受培训的时间(天)来反映,以每年组织员工培训的次数反映组织学习情况,以当前工作对升职加薪的作用反映职业发展状况。

职业资格证书是员工专业性和职业能力的表征依据,如表4所示,近七成的就业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任职不做证书要求;对于有证书要求的行列中,主要规定初级职业资格认证,极少数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作出必须具备中级或高级职业资格的就业限制;西部地区要求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为2.76%,比东部地区高12%,中部地区同一指标的数值最低,为东部地区的93%,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人才队伍缺口大,就业单位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和期待。另外,对新生代农民工专业与岗位匹配度进行考察,“专业对所从事职业帮助”这一指标的数值平均不足2.5,所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长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并不高。

表4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和技能发展的区域差异(%)

考虑到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职业提升空间较大,本文对培训状况作出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近3年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累计接受培训的平均天数为12.12天,比东部地区高21%,中部地区该指标为9.30天,是东部地区的93%。每年组织员工培训次数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东部企业年平均组织1.70次,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72次和1.71次。职工工作经验越丰富、工龄越久、工作能力越强,收入越高。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绩效对升职加薪的作用程度最高,为3.01,中、西部地区同一指标分别为东部地区的97%和95%。

总体上,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和技能发展情况最佳,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薄弱。东、中、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的工作绩效对其升职加薪的作用依次递减,该差异不显著。西部地区就业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任职要求最高,且对员工培训投入的时间最长,这一结果值得关注,若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和技能发展前景向好,不单是不断增加培训投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平均工资待遇。

(四)工作和生活和谐

1.工作时长和距离的区域差异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年均非农就业时间均在10个月以上,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一个月能够休息4.24天,东部和中部地区不足4天;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平均加班次数最多,为1.96次,每周平均加班时间最长,达3.56个小时;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加班次数和时长显著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为6.70公里,中部地区同一指标比东部地区高出10%,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和工作地点的距离最远,达到9.09公里。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月均休息天数多于东部地区,周均加班次数和加班时间少于东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和工作地的距离比东部地区远,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和公共服务的完善程度也不及东部地区(见表5)。

表5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和谐的区域差别(%)

2.就业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

如表6所示,从全国区域划分的角度看,东部地区公共交通便捷程度最高,中部地区同一指标为东部地区的95%,西部地区同一指标为东部地区的94%;东部地区公共服务最为完善,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较薄弱。

表6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区域差异(%)

综合考量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长、工作距离以及就业地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和谐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部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和谐度差距不明显。总体上,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和谐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五)就业满意度

如表6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和工作安全、健康和福利、职业和技能发展三个层面上的总体满意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趋势,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工作和生活和谐的满意度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单位福利保障满意度差距最大且整体满意度不足2.90,其中,西部地区的满意度最低,仅为2.62;其次,工资收入的满意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满意度比值为100:96:93,且收入满意度平均水平不足3.00;社会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差异也较为显著,主要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所致,但是平均的满意度水平较高;其他各项满意度的差距较小;工作时长和距离的满意度水平最高,平均达到3.20以上。通过就业满意度的区域差异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小;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福利保障和工资收入是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提升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由于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不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整体就业质量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整体就业质量最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究其原因,主观层面是受农民工个体差异影响下不同就业选择所致,客观层面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导向的结果。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表现为东、西高,中间低的“U”形分布,且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较大,必须重点突破;要想提高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关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依靠政府措施解决收入极化的问题;其二是保障并重点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待遇,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就业者的就业层次、福利保障和职业发展的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具有较强的就业“虹吸效应”,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与质量分布失衡。必须建立相关制度以打破就业市场的行业、职业壁垒和局限,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地区间合理流动,参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自由竞争是实现其就业质量均衡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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