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建构与自我的呈现
——留学生参与教会活动的质性研究

班建武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据统计，2015—2016年我国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总数达328 547人，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1.5%。[1]数量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构成美国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些留美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教会文化对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有学者指出，海外教会组织在留学生初来乍到之际，会给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诸多免费服务，这些会在第一时间给留学生留下教会的美好印象。另外，留学生对美国文化的好奇，以及对持续和平等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需要，也是留学生参与教会的重要原因。[2]也有学者认为，留美学生之所以会参加教会活动，除了个人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教会系统的制度化支持。[3]此外，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内地学生如何与其所在香港基督教社区的互动中，从选择性地参与或拒绝基督教文化邀请的原因中，分析这些学生信仰选择背后的理性考量。[4]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已经入教的学生；而对于那些不信教，但却参加教会活动的留学生，现有的研究几乎没有关注。此外，信教与不信教的留学生，虽然他们都共同参加教会活动，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两者与教会的关系没有区别？或者说，信教与不信教的留学生与教会活动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类型，以及自我的卷入程度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系列问题，现有的研究似乎都没有很好地回答。

实际上，人是关系性的存在，现实的人总是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5]关系不仅给予人各种生活的支持，而且也赋予人生存的意义。前者确保了人的生理生命能维持下去，而后者则使得“活着”的生命具有灵魂和方向。因此，人总是要嵌入某种关系结构中，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意义感。一旦关系之网发生改变，个体将会面临生存和意义感的双重危机。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首先就从空间上割裂了其与原属关系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的生存与意义感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重塑或修复自己的关系结构，成为留学生海外学习与生活不得不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张扬自我的文化和学习氛围中，一方面，海外学习深造的留学生对关于自我的思考相比于国内学生更加自由，另一方面，这种更加自由的思考也会更容易将留学生置身于一种更容易困惑的人生境地。教会在留学生的关系建构和自我发现方面，均有其独特作用。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曾对113名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有超过1/3（36.28%）的学生参加过教会组织的活动。在与留学生的非正式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参加教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通过与教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去获得自我发展的某种收益。因此，有必要从关系入手，深入考察留学生与教会活动之间互动的关系类型，以及在不同的关系类型中，留学生的收益与自我卷入程度如何。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留学生与教会活动的关系，进而了解其海外生活的真实状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参加过或正在参加基督教教会活动的中国留美学生。笔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运用半结构性访谈法，收集了17名有参与教会活动经历留学生的访谈资料。17名访谈对象中，5人信教，1人正在考虑是否信教，11人不信教。同时，笔者运用参与观察法，参加他们的一些教会活动。根据访谈记录与观察笔记，笔者对研究数据进行了编码。在初次编码中，重点是提取相关的“本土概念”进行标签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根据类属关系，将相应的标签纳入其所属类属关系结构中，从而建构不同类属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留学生的信教关系类型与自我面向

（一）在教会活动中建立的关系类型

由于个人所面临的关系断裂程度不同，参与教会活动的留学生试图通过教会所建构的关系类型也不一样。

1.功利性的物质关系

到异国他乡留学，中国留学生在生活和学习适应上会遇到许多不同于国内的问题。如何在美国这一陌生的世界里生存，是留学生迫切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其中，如何尽快从生活和语言适应方面的窘境中走出来，是留学生最需要获得的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主动向他们免费开放各种生活和语言学习资源，成了一些留学生解决现实问题、脱离生存窘境的重要选择。

（1）寻求生活帮助。在美国，每到新学期开学之际，教会都会组织人员到机场给赴美学习的留学生免费接机。此外，每一个刚到美国学习的留学生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都可以向教会寻求帮助。留学生参加教会活动，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与教会的关系，实现适应美国生活的功利目的。“我参与过教会活动。学校有很多教会，就是有免费晚餐那种，一开始我是冲着免费的吃去的。”（CLUMN）。“我去参加过教会活动，我刚来时挺感兴趣的，人家教会的人一般都很好，新生来教会都会接你、送你，带你购物、玩，还会送新家具、帮你搬东西。”（IURN）

（2）获得语言辅导。除了生活的适应需要通过教会去获得支持外，有一些留学生看中教会提供的各种语言辅导。留学生到海外学习，语言适应是一个现实问题。在笔者的调查中，超过七成的留学生认为语言问题是他们在美国学习和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教会能够免费提供语言辅导，这对于留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学习语言是留学生参加教会活动的最初动机。“我刚开始来参加这些教会活动，主要就是为了锻炼一下英语。”（UCBN）“其实，我之前经常去教会，他们有时候会给免费的英语培训，帮助华人或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锻炼英语。”（UCBC）

（3）了解美国文化。基督教文化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参加教会活动。一些留学生参加教会活动，主要是想通过教会组织去了解美国的文化。“事实上，教会是给大家一个窗口了解美国文化。他们在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会组织活动，我觉得这是体验美国文化的窗口。”（UCLAJ）“我参加教会活动是为了感受他们的本土文化。感恩节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感恩节的活动，还有一次感恩节的午餐，是跟同学一起去参加的。”（UWT）

2.情感性的归属关系

独自一人海外求学，中国留学生不仅面临着生活、语言、文化等物质层面的适应问题，而且，更是面临着由于原有社会关系断裂所带来的深刻孤独感的煎熬问题。在笔者的调查中，有近1/4的留学生把孤单当成是他们刚到美国时最不适应的地方。在这种孤单的生活境况中，一些学生通过参加教会活动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从而获得情感上的归属感。

（1）重建情感归属关系。留学生在没有离开中国到美国求学之前，其在国内的生活总是隶属于不同的组织。在学校，每个学生属于不同的班集体；放学后，又回到各自的家庭。但是，这种集体上的归属关系在其离开中国、进入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彻底割断了。美国的大学没有所谓的班级，每个学生根据各自的专业选课、上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学生往往会面临着情感归属上的失落。而教会在美国大学广泛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重新赋予中国留学生归属感的重要角色。“刚过来时没有归属感，在这边读书没有班级一样的概念，而且每个人的课表也不一样，每个学期上面修的是什么课都不一样，其实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就很少，然后你就没有一个集体概念，会产生落差。”（UPZ）此外，教会在学生当中最经常的组织形式是团契，每个团契都有着相对固定的人员和活动时间。这种教会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在留学生单子化的日常和学习活动之外，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稳定形式和场所，这对由于与国内关系断裂而无法找到归属感的留学生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是每周日都会有一个礼拜。周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学生的团契，就是一个小的查经班，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一起交流。”（CLUBL）

（2）对教会和谐、安全人际关系的信任。笔者参加过美国某一教会组织的活动，了解到这个教会组织的核心人员大概有40～50人，平时教会成员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基本上就是实验室和家，两点一线。但是到了教会这里，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聊天最多的话题是有关约会和婚姻方面，这种私密的事情一般很少与朋友聊，但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说说自己的一些困惑。一些成员觉得关系和支持是很重要的。在教会这个群体里，能够建立很多关系，大家可以轻松地吃饭、聊天，也可以去家里聚会，这种relationship跟network 不一样，大家比较反感network，就是那种每周一次实验室一帮人出去泡吧喝酒，或者是出席学术会议，并不能交心谈感情。大家对教会这种超功利性的和谐、安全人际关系比较信赖。同时，教会参与者之间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教会人际关系的亲密性。

3.精神性的信仰关系

不管是通过与教会建立关系来获取物质层面的支持，还是在教会生活中实现情感层面的归属需要，这两者的一个共同特征就在于它们都共同指向留学生的世俗生活。但是，作为完整的人，不仅需要满足世俗层面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要，而且需要超越世俗生活的局限，追问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对于留学生而言，他们在国内的学习和生活基本上是在家长、学校和社会所规划好的既定轨道中按部就班地成长。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相对明确的人生努力方向中，这种价值和意义层面的精神追求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到美国学习之后，原先给定的努力目标消失了，而大学自由的学习氛围更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发展和规划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等精神性问题便浮现出来，成为留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不得不学会处理的重要人生课题。教会教义与人的存在的终极目的有关，因此，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一些留学生的人生导师。“我感觉从中国教育环境出来，人的心里还是比较物质的，没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教育也无法填补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来教会，也是觉得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但是之后他们的信仰往哪个方向走，每个人还是很不一样的。”（PSUL）

（1）自我的救赎。对教会活动“卷入”较深的留学生，他们持续参加活动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在教会中，他们通过建立与上帝之间的信仰关系，可以深刻地反省自己，从而获得关于自我的一种全新认识。这种全新认识主要建立在对自我不完美的反省基础之上，自我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个体的“原罪”和“局限”两个方面。一方面，留学生对上帝的信仰，将自己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好胜、骄傲、亲子关系冲突等，归结为一种自我的“原罪”，需要上帝的救赎才能彻底获得解脱。“当我看了圣经之后，真的是泪流满面，因为我发现没必要自己去经历，所有事情都在圣经中写了。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太骄傲，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坚定地说，我肯定不会入教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罪。圣经中说，正是这种自我中心断绝了我与上帝的联系。我也贪婪，我想当科学家，看上去很崇高，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名，为了将来过更好的生活。我也嫉妒，看到别人发了好的paper，也会觉得也能做到，而不是真心赞美。我也有自私的罪，我对我妈妈的态度很不好，很多时候她打电话我都不接，因为就想做自己的实验。我争强好胜，总想着怎么样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嫉妒别人，对父母不好，这些都是我的罪。我就是圣经里所讲的那些有原罪的人，人，需要皈依上帝才能获得救赎。”（UCBN）另一方面，留学生在参加教会活动中，以信仰上帝之名发现和认识自己的“局限”，包括个人的缺点和“罪行”，以及个体的“狭隘”与不宽容。“人都是很有局限性的，都是骄傲的，有时候这样的一个罪行会显露出来。但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谦卑，他的顺福，还有他的爱人，就会使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更加的完善。”（CLUML）“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局限在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满足上，会觉得这是很正当的。甚至会觉得：为什么其他人不能这个样子呢？这是很局限、很狭隘的。现在，我看到人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也承认我自己的局限性，但看到别人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局限性。”（CLUML）

（2）内心的“安宁”。留学生借助上帝反省到自我充满“原罪”与“局限”，因此，他们要实现对这种“原罪”的救赎，从自我的“局限”走向完美，获得内心的“安宁”，其根本出路就是通过让渡自我给上帝，让上帝作为自我的决定者。留学生将自我让渡给上帝，建立起与上帝之间的信仰关系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和”与“安宁”。留学生通过与上帝建立信仰关系，将自己关于人生的最终决定权托付给上帝，可以将在现实学习和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归结为上帝的旨意。这就使得个体的所有一切遭遇都得到合理化的最终解释。对于个体而言，这种重塑自我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内心的“平安”。“皈依上帝实际上就是心灵在某个刹那间开窍了，发现自己和上帝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信仰，是无法说清楚的。在那一时刻，你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你就会信他的一切。信仰上帝后，我的心境变得平和了，不再执着于去追求所谓的论文等外在的东西。”（UCBN）“就像找工作，多少我也会尽力让自己产出高一点。但我不是做决定的人，我把主权交给上帝，上帝给我安排，就是上帝给我安排，我去做我该做的东西。比如找对象这个事情，你祷告之后，你内心会有安全感，在很平安、喜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主给我的。”（CLUML）

（二）在教会活动中呈现的自我面向

留学生在教会活动中建立的不同关系类型中，其自我的卷入形态不一样。长期以来，对于自我，人们更多地是将其定义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然而，除了具有理性与感性的维度外，自我还具有精神维度。理性自我精于利弊得失的考量，感性自我重在情感归属的满足，而精神自我则追求生命深度的神圣体验。留学生基于不同关系类型与教会活动互动所呈现的自我面向是不一样的。

1.物质关系与理性自我

作为功利性的物质关系，留学生参与教会活动是一种有限的卷入，其在教会活动中呈现更多的是理性与物质化的自我，他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并未向教会开放。以这样一种关系类型建立个人与教会之间的联系，他们会在教会活动中保护好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不受教会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一种寻求物质支持的局外人身份参与教会活动，其重心不在于活动本身，而在于活动所带来的其他附加值，如学习外语，了解美国文化等。这类留学生并不认同教会的精神，但这并不影响他参加教会活动，因为教会提供诸如饮食、娱乐等，这才是他所想要的东西。“我不信教，我听不懂他们所谓的神在你身体里面、神与你同在等。我时不时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主要是那里吃的还不错，跑到那里听他们唱歌，可以有吃有喝。”（UWW）

理性的自我是精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因此，基于功利性的需要与教会活动建立起来的物质性关系，是要受到理性自我的审查。一旦审查的结果是参加教会弊大于利，或者参加教会没有收获，那么，理性自我便会立即终止其与教会的关系。“我们之前会去参加教会活动，但是后期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是觉得比较耽误时间，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二是一开始因为新鲜好奇，后来对美国各方面尤其是文化、生活有了一些了解，觉得差不多也能适应了，所以就不去了。”（UCBC）“可能就刚来那几个月去参加教会活动，后来觉得其实我不是很感兴趣，我也不想利用他们，后来就不去了。”（IURN）这类留学生对于教会本身没有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卷入，主要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关系。因此，基于工具性利用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个人与教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缺乏稳定性，这种关系随时会因为留学生自身工具性需要的满足而终止。

2.归属关系与感性自我

作为情感性的归属关系，留学生参与教会活动体现了一种较高的卷入。个体在教会活动中，更多地聚焦在其情感需要的满足方面，因此，以归属关系为基础的个体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主要反映的是一种感性的自我，它主要实现的是高于基本生存需要的爱和归属的需要。“教会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就是你有什么需求，他们都会力所能及地帮你。毕竟他们有宗教信仰，所以比较无私奉献，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在国外，大家一开始人生地不熟，这种温暖还是很重要的。”（UCLAJ）

留学生在教会活动获得情感性的归属关系，虽然具有内在的精神性特征，但是，这种归属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种基于世俗生活的人际需要，充满了工具与目的的张力。一方面，如果个体仅仅将自己对教会活动的参与停留在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情感上的归属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之于个体而言，更多的是扮演着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个体对教会活动的这种情感性归属不断加深，进而上升到一种全身心地投入和精神上的归顺，那么，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个体存在的目的。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包含着工具与目的两种不同可能，这就使得以这种关系为基础与教会进行互动的个体，处在一种犹豫和矛盾的摇摆状态。“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至少不会让我一直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与世隔绝，可以跟其他人交流。我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不走出去的话，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圈子里搞，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跟自己交流。”（UCBT）这类留学生参加教会活动，一个明显的动机就是获得这种人际关系的归属感。但是，他们对这种归属感的追求，并不完全托付于教会，所以，当与其他外界事物发生冲突时，就会放弃对教会活动的参与。“我现在是每周都去，但之前因为有课，阅读材料比较多，我就没去。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会去，比如现在没课了，我就会去。” （UCBT）这类留学生对信教的态度是处于犹豫心态。“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过入教考虑。因为它对我的生命和生活，确实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但最终这个决定做还是不做，还是需要缘分，要等时机成熟，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UCBT）以情感性的归属需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个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既有可能演变成一种纯粹的目的——手段之间的利用关系，也有可能升华为一种以教会生活和信仰上帝为旨归的目的性关系。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个体，其心态是未定型和摇摆的，这就使得个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稳定，充满了各种变数。

3.信仰关系与神性自我

作为精神性的信仰关系，留学生对教会活动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卷入。在教会当中，个体借由对上帝的信仰，反观到自我的“原罪”和“局限”。通过将自我托付给上帝，个体获得了一种人性的自我救赎。因此，在这样的信仰关系中，个体在教会活动中就分享了上帝的荣光，从而呈现出神性的自我。这一神性自我主要考虑的不是世俗的存在价值，而是赋予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以“神”的目的，从而使自我不断走向完善。“虽然科研还是在做，但心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做研究不是为了将来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而是为了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服务更多的人。”（UCBN）一旦留学生在教会活动中获得一种精神性的满足，并与上帝之间建立起信仰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具有明显不同于物质关系、归属关系的神圣性，因而，也使得这种因信仰而将个人和教会结合在一起的关系充满了稳定性和永恒性。

为了维系个人与教会之间这种稳定性的关系，一些留学生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日常学习时间。“其实说白了，我觉得我来这儿更多是参加查经班，我一周参加四次，然后上课就上一门课。在科研上课这一方面，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充实，但在这个教会的学习上，我觉得还是长进的。”（CLUML）这类留学生对教会活动是深度卷入的。教会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实现某个外在、世俗目标的一个工具，而变成他们可以完全委身于其中的精神居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遭遇重大变故，这一基于精神性需求所建立起来的个人与教会之间的信仰关系将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三、对留学生参与教会活动行为的分析与探讨

（一）参加教会活动留学生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分析

参加教会活动的留学生与教会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固化的形态，而是充满了多样化的关系形态。在不同的关系形态下，隐藏着留学生自我的不同面向。总体而言，在物质型的关系结构中，个体对教会只是一种表层的或形式上的卷入。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发挥作用的是理性的自我。这一自我会衡量参与教会活动的利弊得失，根本目的是如何通过教会这一载体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以这样一种自我呈现于教会活动中的个体，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随着留学生对教会活动的卷入不断加深，他们个人的情感世界逐渐向教会敞开。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在教会中的活动可能会随着情感的进一步投入而升华到信仰，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索与不断权衡，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因为寻找到其他可以替代的情感归属，放弃进一步卷入教会活动。因此，以感性自我为主要呈现特征的个体，在教会活动中经常处于一种情感上的犹豫和矛盾状态。当个体完全卷入教会活动中时，起作用的将不再是理性的自我和感性的自我，而是神性或灵性的自我。这一自我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超现实性和世俗功利性，纯粹是一种基于信仰对教会活动的真诚服膺。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留学生与教会活动的关系类型与其自我呈现的内在结构通过表1展示出来。参加教会活动的留学生群体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一方面，这种异质性表现为各自与教会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存在着本质性区别；另一方面，学生个体在教会活动中的自我呈现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实际上表明，由于每个留学生参与教会活动的起始动机不一，其所导向的最终归宿也不一样。有的人只满足于物质需要，因此不存在信教的问题；有的人参加教会活动的整个过程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矛盾状态；还有的人则因为在教会活动中的全身心投入，最终皈依了上帝。

表1 关系类型与自我呈现的关系

（二）留学生与教会活动关系的市场交易特征分析

同样是参加教会活动，为什么留学生群体内部会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类型和自我卷入状态？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借鉴有关宗教市场理论的观点予以分析。宗教市场理论认为，作为理性的个体，其行为的根本指向是获得收益。因此，个体参加教会、加入某种宗教，就是为了在宗教这个卖家中获得某种在世俗现实社会难以购买或置换到的特殊“收益”。而宗教所提供的“收益”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保证它的这种收益唯一性。因此，诸如救赎和不朽等“彼岸的收益”就是宗教所经营的独特商品。从宗教市场理论的视角看，留学生参与教会的确是为了获得某种收益。但是，这些收益不仅包括救赎和不朽等教会所独具的“彼岸的收益”，也包括教会所能提供，而留学生在海外却很难获取的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等“此岸的收益”。也就是说，对于留学生而言，不管是“彼岸的收益”还是“此岸的收益”，他们在美国这样一个异国他乡中都难以获得满足，或者满足的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可以通过参与教会付出相对低廉的成本（主要是时间成本），实现较大的收益（生活适应、人际关系支持等）。因此，留学生与教会所建立的不管是物质关系、归属关系，还是信仰关系，都有其明显的宗教市场交易特征，即他们之所以参加教会活动，建立起与教会的某种关系，其根本目的是以自我某个面向的投入为成本，换取不同的宗教产品。在物质关系中，留学生投入的是理性的自我，收获的是教会提供的有形服务；在归属关系中，留学生投入的是感性的自我，获得的是教会的情感支持；在信仰关系中，留学生以精神自我的让渡为成本，最终得到的受益是教会许诺的自我救赎。

由此可见，留学生对教会活动的参与与基督徒对教会活动的参与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们参与教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宗教委身。一方面，他们严格遵循各种圣规，参与宗教仪式和捐献财物等；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委身“涉及对一个宗教组织所支持的解释的相信和了解，并且有适当的情感”[6]。但在参加教会活动的留学生群体中，除了那些信仰者，以一种机会主义者和摇摆者身份参与教会活动的留学生，他们是没有这种宗教的委身意识。对于这些参加教会活动的留学生而言，教会活动之于他们更多的是他们在国内曾经拥有，而在美国却相对稀缺的免费商品的供给者。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教会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市场特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所参与的教会基本上都属于华人或亚裔组织的。这些华人教会虽然从宗教归属上大多属于基督教，但它却具有华人宗教生活的种种印记。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华人教会的弱排他性。这一点与正统的基督教会明显的排他性有着根本的不同。从宗教市场论的立场来看，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主要指的是那些崇拜“一个特定的神（以及所认可的次级神，比如天使）”[7]的宗教。因此，排他性的宗教对于其参与者而言，都有着十分严格的圣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参与基督教等排他性宗教活动，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生问题，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轻易改教。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神教的社会，一个人在不同宗教活动中的转换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具有明显功利性诉求的文化心理，使得中国人对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留学生参加教会活动不会具有“必须如此”的心里负担；另一方面，华人教会本身也并不要求来参加教会活动的学生必须信教。相反，华人教会具有更大的开放性，这种高度的开放性既是其宣传教义、扩大教徒的重要方式，客观上也为留学生在教会活动中的个人利益寻租或搭便车提供了条件。

（三）留学生信教信仰与自我呈现深度关系的分析

如果说留学生参加教会活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宗教市场行为，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同样是参与教会活动，为什么有些留学生选择了边缘性的宗教产品（如物质帮助和人际支持等），而有些留学生却选择了教会的核心产品——信仰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在后期，马斯洛对其需要层次理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个体的需要在自我实现满足后并未最终完成。在此之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需要——超越性需要。在他看来，这一超越性的需要与精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精神才能够彻底地将自我的不同层次和面向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体而言，这个精神贯穿于个体的身体、心灵和灵魂。自我的“最高的发展水平是把所有这三个领域（身体、心灵和灵魂）都非二元地整合在一起”[8]。从这个角度看，留学生在教会活动中所呈现的理性自我，更多的是与身体上对生理和安全需要满足有关；感性自我，更多的指向心灵世界中爱和归属的满足；至于精神自我，则强调的是灵魂的自我实现和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超理性。

从前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信教留学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们对自我进行深刻反省和解剖之后，把自我托付给上帝。从这个角度看，信教的留学生其所追求的更多是灵魂世界的超越性存在。这种超越性需要满足不同于身体和心灵世界匮乏的满足。前者更多地只能够在精神和意义的世界中实现，而后者的匮乏“在本质上是有机体身上的赤字所形成的需要”[9]，因此是可以在世俗的现实世界获得满足。在此意义上，信教留学生相比于不信教留学生，他们的精神自我觉醒程度更高。如果没有高度觉醒的精神自我，真正的信教行为很难发生。对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的精神觉醒往往又是与身体和心灵的煎熬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信教留学生入教的前后状态对比来看，对于入教前的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无所有”“举步维艰”。正是这种人生的窘境，使得他们已经几乎失去向外求索的可能，因而转向自己的内心，用自我精神的力量去超越现实的种种压力。因此我们会发现，学生信教之后，其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心的“平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生困境不同，精神自我的觉醒程度也不一样。真正信教的留学生，几乎都有一段痛苦煎熬的心路历程。这或许就是留学生是否信教的重要区别。

此外，信教留学生经常参加学生群体的团契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他们信教的风险。由于宗教面对的是一个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的“彼岸世界”，它所许诺的“救赎”与“不朽”在现世很难应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群体团契活动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主要是依靠团契见证作用实现。所谓见证，是指人们在选择信仰宗教时，会寻找各种可靠的信息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就如同一个人要购买一辆风险性较高的二手车，需要广泛咨询他人一样。如果这些信息的提供者与该行为没有盈利关系，那么，这种见证就具有充分的说服力。[10]在团契活动中，参与者基本都是学生，同样的学生身份无疑增加了彼此的亲近感和信任感。而且，长时间的共同“查经”、祷告、义务服务，以及彼此分享有关神迹的体验，都使得团契成员之间成了各自最有利的见证。那些最终信教的学生，都有着长时间的团契生活经历。由此可见，团契的存在成了留学生选择信教的见证者，在心理层面有效地降低了学生信教的风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