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院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Cite Space方法

王杰，严立

1.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北京 100053；2.重庆医科大学，重庆 400010

2018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互联网医院。这是基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日常生活的新趋势提出的。作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重要形式，互联网医院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促进医疗资源供需平衡具有巨大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尚未有学者对互联网医院方面的研究热点和进展进行分析，本文尝试通过Cite Space方法对此进行研究，结合相关政策分析，以期更好呈现互联网医院建设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做好互联网医院建设提供有益经验。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方法

Cite Space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陈超美创建的一种文献分析可视化软件,其基本原理是分析和测度单位(文献、关键词、作者等)的相似性，本质上属于宏观知识计量的信息可视化技术，由其独有的计量指标及含义[1]。

1.2 数据采集

本文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信息获取平台，依据主题检索，检索时间不限，关键词为“互联网医院”，除去论文、会议、报纸和成果，截止至2021年1月29日，共检索到1 581条记录，经过去重和清洗，最终导入1 337条记录。

图1 互联网医院 CNKI数据库期刊论文发表量

2 结果

2.1 互联网医院发文量根据政策导向呈递增趋势

文献每年的发表量反映出某一主题随时间变化的发展速度与趋势。从CNKI数据库的期刊发文量可知，从2014年开始，互联网医院的文献数量根据政策导向呈递逐年增趋势。2015—2016年是该领域发文量增长的第一个小高峰,数量从50篇增长到了181篇，原因可能是在国家大力推行“互联网+”战略的背景下，贵州和银川市政府政策的出台为学界探索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17—2018年，国家卫计委发布文件对互联网诊疗活动进行了高压管控，2018年论文量仅比2017年增长61篇。2019—2020年，是该文献发表的第二个小高峰，共发表846篇文献，可能是由于国务院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互联网医院准入政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互联网医院的研究快速增长。

表1 互联网医院建设相关指导政策文件

2.2 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

通过Cite Space软件生成互联网医院研究机构合作的知识图谱(图2)，图中的节点代表发文机构，节点圆圈越大表示发文数量越多，图中的连线表明机构间联合发文情况。图2共包含节点数300个，该数据表明过去有300个机构进行了互联网医院研究。经发文量统计，发文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都是公立医院和医学院校。

图2 机构合作网络图

2.3 作者可视化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图中(图3)，每一位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的半径大小代表该作者的发文量，节点越大，则该作者发文量越多。节点间连线代表作者合作关系，连线粗细代表作者间合作强度，即共同发文次数越多。结果显示于广军频次最高，达到9次，其次是崔文彬(5次)，他们都属于一个机构，是一个典型同机构合作网。其他出现频次较高的作者还有魏明月(4次)、周俊(4次)、李琳(4次)。

图3 作者合作网络图

2.4 互联网医院研究方法分析

我们对互联网医院研究高质量文献(发表于核心期刊)统计分析发现，该领域中偏质性研究方法的文献为40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献为10篇，各占总体的80%和20%，说明定性研究方法是该领域目前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有不少高质量的定量研究。如候雄将KANO模型引入互联网医院研究，以满意度调查问卷和需求调查问卷为工具来提升互联网医院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2]。许冰等人对三级医院“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培训需求进行了调查[3]。

2.5 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本文利用Cite Space软件形成互联网医院研究的关键词(表2)共现图谱(图4)以及关键词聚类的科学知识图谱(图5)，可对互联网医院研究的热点领域提供参考。图4中关键词频次在图谱中表现为圆圈节点，圆圈越大代表频次越高。图4表明Cite Space共生成388个关键词节点，835条连线。

表2 互联网医院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根据图4可知这些关键词节点的圆圈较为突出，表明这些关键词属于研究热点，而对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聚类分析时，Cite Space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两个指标，它可以作为我们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一般而言，Q值一般在[0,1) 区间内，本次聚类Q值为0.7592>0.3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由图5可知，S值为0.8838，说明聚类效果较好，通过LLR(对数似然算法)对聚类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该结果进行同类项合并与杂项的筛选处理，可以发现互联网医院研究主要围绕几个主要主题展开：“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0、#3)、“互联网医院建设经验(#5)”、“互联网医院现状”(#1、#4)、“互联网医保”(#6)、“电子处方及流转”(#2)。

图4 关键词热点图

图5 关键词聚类图

在“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0、#3)主题中，有影响力的节点包括“互联网医院”“医疗服务”“分级诊疗”等，目前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基本形成一致意见，但其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仍然需要探讨。王露根据服务创新四维度模型提出了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的创新策略[4]，也有学者构建了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价值增值模型，通过明晰价值主张、实现价值创造、完善价值网络以及丰富价值实现来探究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的创新路径[5]。

“互联网医院建设经验”(#5)是目前互联网医院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任何理论研究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实践，因此各个医院进行的互联网医院建设实践，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新冠疫情以前，互联网医院市场规模只有约220亿元，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互联网医疗相对于传统医疗的优势逐渐显现。但有调查显示，由于上线匆忙，许多医院互联网诊疗服务在操作界面设计、服务指导等方面还需提高[6]。因此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提高互联网医院诊疗水平进行了研究，顾淑芳介绍了看板管理在互联网医院门诊服务中的应用[7]，马琳发现接诊响应时间是影响互联网医院患者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8]，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则建立了独特的互联网医院药学服务，提供了从线上开具处方到线下药物配送、随访等互联网医院药学服务[9]，何雨芯对互联网+护理服务进行了调查，发现73.1%的护士都愿意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10]。

互联网医院现状(#1、#4)聚类主要关注的是目前互联网医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余梦飞认为互联网医院的优势在于提高了患者就医体验和医院管理的智能化水平[11]，严舒等人认为互联网医院存在政策支持和管理灵活的优势[12]。但互联网医院的问题也十分明显，杜学鹏等人认为目前的政策法规比较宏观，缺乏指导性，患者信息和数据存在安全风险[13]；王晓波则从监管和资质方面提出了互联网医院的问题，一是目前网络上有不少虚假互联网医院，二是一些互联网医院并没有依托实体医疗机构且医疗队伍鱼龙混杂[14]，这反映出目前对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审核与监管还有待加强。

如何在互联网医院中接入“互联网+医保”(#6)也是互联网医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诊疗的需求快速增加，为了减轻百姓费用负担，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积极打通互联网医疗医保支付通道，方便群众享受在线医保结算的便捷服务。根据文件精神和运用实践，目前的互联网医保支付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医保部门自建平台模式，二是医保部门共享第三方平台，如许多地区医保部门与支付宝、微信等合作，实现移动支付。三是医院自建平台，如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医快付等。四是医院共享第三方平台，这种模式下医院不用投入过多成本，但医保信息安全仍然存在风险。学者王海宇指出目前大部分医院的HIS系统都没有联通，存在信息孤岛现象[15]。同时由于目前国家对医保数据的运用缺乏监管，数据安全也是互联网医保的一大问题。

互联网医院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必须做到从线上问诊、开处方到线下配送药物到家一体的流程。因此不少学者就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和药学服务(#6)的问题进行了探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将互联网医院药学服务定义为药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居家患者提供的与药学技术相关的工作，以期提高患者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从而促进合理用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6]。O2O药学服务的优势在于优化了药学配置，扩大了药学服务范围，分级不同需求患者，促进分级诊疗的落实，还可以通过药师的专业优势，解答患者疑惑，改善医患关系。但由于O2O药学服务存在技术壁垒，发展得并不均衡，因此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完善基层医院的O2O药学服务平台软硬件设施以及药学服务，让广大农村基层患者也享受到足不出户拿药的好处。

电子处方及流转服务(#2)作为O2O药学服务的基础，在互联网医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互联网医师只能通过视频、电话、图文等方式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诊断或者复诊服务，因此互联网医院只能通过开具电子处方的方式向患者提供药学服务，患者拿到处方以后可通过处方流转自行在线下药房购药或者在线购药。刘德阳介绍了互联网医院微医的电子处方服务模式[17]，患者可通过官网、APP、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进入互联网医院，医师通过线上问诊填写电子病历，开具电子处方；药师在线审方以后，患者线上购药，平台提供送药上门服务。但这种模式在数据安全、药品安全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加强政府监管，保护用户信息安全。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Cite Space方法，对CNKI数据库1997—2021年互联网医院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互联网医院研究体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且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迅速增长；；从研究机构看，医院和医学院校是我国互联网医院研究的主要阵地；从研究作者看，互联网医院已经引发众多学者研究探讨，但是大多数以独立发文为主，跨单位的合作研究不多；从研究主题看，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互联网医院建设经验、互联网医院现状、互联网医保、电子处方及流转，对互联网医院环境下医务人员及患者的行为规律特点等基础性研究还比较少。

对此，研究有以下建议：一是加强互联网就医环境下的相关理论研究。互联网就医环境与现实就医环境具有显著差异，医生诊疗行为、患者就医选择行为以及医患关系构建无疑会产生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互联网就医环境下的相关理论研究，对医患行为特点、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构建相应的研究体系，以推动互联网医院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互联网医院建设的联合研究。不同地区出台的互联网医院政策不同，互联网医院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地区或者机构，要吸取不同地区和不同机构学者的经验和智慧，集智攻关、联合研究，采纳不同地区的互联网医院建设经验，促进互联网医院的标准化建设和协同发展。

三是加强互联网医院建设方面的实证研究。目前互联网医院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定性方法、经验总结为主，具备定量数据支撑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还比较少。随着现阶段互联网医院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未来应针对互联网医保支付、电子处方流转、新型医患关系构建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性研究，不断提升互联网医院研究质量，更好服务于互联网医院建设的管理实践。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