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健康状况与居民社会信任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实证分析

崔小倩，郝艳华，唐思雨，唐雨蓉，樊凯盛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1]。推进诚信建设，要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古至今，中国对于诚信建设问题就极为重视，并且诚信问题也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诚信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石。

从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对社会信任相关问题开展了研究。社会信任在早期被解释为“在面对除了家庭成员之外社会成员的情况下，人们所呈现出的愿意合作的态度”[2-3]，即社会信任通常指的是人们对于家庭成员之外的社会成员的信任。同时，社会信任是对国家制度、社会系统和他人之可靠性、可信任度以及诚实度的正面信念，是当今社会生活中诸多结构中的必要因素之一[4]。现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社会信任对经济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5-7]，因此如何提高社会信任感尤为重要。

现阶段，我国已有对于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除了基本的人口学因素外，分别从多元文化、互联网使用、人口流动、社会资本、法律认知等方面进行了验证。其中在多元文化方面，邓鑫[8]认为，生活在单一文化城市的个体的平均社会信任度高于生活在多元文化城市的个体；在互联网使用方面，栾少娇[9]研究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的使用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新事物，从而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人口流动方面，吕炜[10]等人通过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快速城市化造成的人口流动。在社会资本方面，池上新[11]等人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医生和患者信任的影响得出，我国居民对医生的整体信任水平较高，城市和农村差异较大，城市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低于农村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在法律认知方面，吴涛[12]等人研究发现居民的法律认知水平对他们的政治信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本文试图从社会支持和健康水平视角探讨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图如图1所示。

首先，社会支持→健康水平：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效应。无论个体是否面临压力，高的社会支持总是伴随着良好的身心状态。此外，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认为只有当人们面临高生活压力时，社会支持才会起作用，这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或减少他们面临的压力事件，并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健康水平。其他研究者将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和良好的家庭及朋友互动的关系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其结果也支持主效应模型[13]。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关系所获得的能够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支持与帮助，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亲友、同事，团体或组织等[14]。

因此社会支持主要依赖于既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社会中心路径认为社会形成社会信任主要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社会文化经验，社会信任最重要的生成机制包括社会交往或者社会互动(加入志愿组织)[15]。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社会关系对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同时健康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都具有显著性影响[16-18]，但目前将健康作为影响因素研究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是将其作为基本的人口学因素[9]，因此本文通过将社会关系、健康水平作为自变量，期望得到更多关于社会关系、健康水平对社会信任感的作用。

结合现有文献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社会关系与社会信任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2：健康水平与社会信任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3：个人特征与社会信任存在相关关系。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为CGSS)，本研究使用CGSS2015，该数据库是我国首个全国性、连续性、综合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其中2015年CGSS调查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调查项目总样本量约为 12 000人，共完成 10 968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4%，本研究去除缺失值后，样本量为10 723份。

图1 社会支持、健康水平、社会信任理论模型图

2.2 变量选择

2.2.1 因变量选择 本研究结局变量为社会信任感，问卷中，将问题A33“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赋值为1，“说不上同意”、“比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赋值为0。

2.2.2 自变量选择 本文自变量选择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健康水平、社会关系。其中基本人口学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自变量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赋值

2.2.3 统计学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择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24.0，基本人口学变量、健康水平、社会关系作为自变量，社会信任感作为因变量，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将上述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所有统计数据按(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人口学特征描述

从表2可以看出，人群中以30～59岁的人数居多，占比为52.9%；男女比例相对平衡，政治面貌以非党员占绝大多数；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比为65.6%，可见整体文化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经济水平中处于平均水平的人数超过半数；婚姻状况中，已婚所占比例为77.5%，比例较高；城乡中，城市占比为58.9%，略高于农村人数占比(41.4%)；身体健康水平显示，人们对自己健康水平的评价为(60.6%)，略低于人们对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68.0%)；社会关系中，邻里关系的熟络程度高于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其中与亲戚聚会频繁程度的占比为28.1%；与朋友聚会频繁程度的占比为40.7%；与邻里熟悉的占比为61.9%。

表2 人群特征描述

3.2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将影响社会信任感的因素分为三大类：基本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类型；健康水平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经济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状况、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亲戚关系、邻里关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n(%)]

3.3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层次逻辑回归分析

将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P<0.05)按照不同分类逐步纳入逻辑回归，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中纳入基本人口学特征变量，模型2中纳入健康水平变量，模型3中纳入社会关系变量。最终，通过模型3中的数据结果判断各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程度，同时通过ΔR2显示各类型变量与因变量的解释度。分析结果表明：基本人口学特征、健康水平、社会关系3类因素能够分别解释社会信任的贡献率分别为3.5%、0.9%、1.2%。结果显示：年龄(OR=1.277，OR=2.031)、婚姻状况(OR=1.117)、受教育程度(OR=1.144，OR=1.484)经济水平(OR=1.224，OR=1.284)居住地类型(OR=1.325)、政治面貌(OR=1.236)、身体健康(OR=1.221)、心理健康(OR=1.244)亲戚关系(OR=1.145)、邻里关系(OR=1.535)。从中可以看出：年龄越大社会信任感越高；已婚并与配偶共同生活的居民社会信任感更高；经济水平越高社会信任感越高；和城市相比，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感更高；党员的社会信任感高于非党员；在健康水平中，健康状况(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越好，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高；社会关系中，亲戚关系以及邻里关系越高，社会信任感越高。

4 讨论

4.1 整体社会信任感现状

现如今，中国居民社会信任的现状并不乐观，根据已有研究数据表明，2003—2013年之间，社会信任总体水平呈上涨趋势，从2010年开始社会信任出现缓慢下降。与2003年社会信任水平5.5%相比，2013年社会信任水平高达66.2%，增长近11倍[19]，本文分析得出2015年的社会信任总体水平为63.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2 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表明，基本人口学特征、健康水平、社会关系三类因素能够分别解释社会信任的贡献率分别为3.5%、0.9%、1.2%，其中年龄、经济水平、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政治面貌、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亲戚关系、邻里关系是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

表4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层次逻辑回归分析

4.2.1 个人特征(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类型、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政治面貌)与社会信任感 年龄是影响社会信任感的因素之一，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感更高，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与个人的经历以及成长背景有关，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被调查者见证了中国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虽然他们经历了社会转型所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身处在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增强的社会，但他们进行社交途径比较明确和稳定，大多数人正位于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这部分人的社会信任感较高；而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找工作、求学、成家立业的阶段，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也较高，竞争压力、社会风险较高，其次，这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较高，视野也更加开阔，社交途径较多，所以导致年轻人的社会信任感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较低[20]。但目前社会上仍存在着诈骗组织，老年人识别诈骗的能力有限，为了避免老年人上当受骗，政府、社区以及老年人的家属应该对老年人进行适当的防诈骗宣传教育，可以通过在社区开展讲座，讲述上当受骗相关案例，发放宣传单以及播放相关视频等方式，让老年群体能够提高警惕，提高自身的辨识能力，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的居民社会信任感高于未婚、同居、分居未离婚、离婚以及丧偶的居民，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适婚年龄的人来说，婚姻关系本身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一个完整、和谐的婚姻关系对于增进婚姻双方的社会信任和他人的信任具有明显的作用[21]。因此，应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充分发挥美好的婚姻生活对社会信任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感高于城市居民，主要原因与城乡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也可能和其处于农村社会的生活背景有关，农村居民可能世代长期生活在固定的生活坏境中，邻里关系、亲戚关系较为紧密；相反，城市居民会因为城市规模大、外来人口众多、城市比较冗杂而失去社会信任，而在欠发达的城镇和农村仍旧存在熟人社会中的社会信任[22]。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获得更多的知识时，他们能够更好地解释所接收到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感知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结果[23],学校对年轻人有积极的社会化作用，使他们拥有一个积极的人际交往态度[24]，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建立一种信任的氛围，所以接受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居民倾向于更信任他人[25]。因此，我们不仅要普及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还要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改进高等教育的模式，从而提高公众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越好，社会信任感越高，这与王宏杰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基于王宏杰等人的“信任影响发展的传导机制”，可以看出，社会普遍或一般信任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增长并且产生了“1+1>2”的效果，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各项制度的完善又会反过来夯实信任的基础，提升社会信任感，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26]。因此，政府应解决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优化公共资源以及公共服务的分配形式，给予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地区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提升社会信任感的有效途径之一。研究结果显示，党员的社会信任感高于非党员，杜兰晓、房维维[27]在对大学生的研究得出，党员群体比非党员群体具有更强的国家认同感，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能够支撑他们保持相对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感。

4.2.3 健康水平与社会信任感 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心理健康水平与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具有一定的健康效应，社会信任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8]，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应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可以在社区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定期在社区组织健康教育活动，鼓励人们积极地锻炼身体，合理膳食，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居民整体的健康水平。

4.2.4 社会关系与社会信任感 亲戚关系越密切，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高；邻里关系越密切，居民的社会信任感越高，紧密的邻里关系比远居他乡的亲戚关系更重要，这可能是由于邻里之间的社会娱乐活动增加了个体对邻里关系的依附性和对公共事务决策的参与度，从而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社区互动程度，增加了其信任陌生人的可能性[10]；并且由这两种社会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信任是属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人格信任，这种人格信任关系是由自然经济社会流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而且人格信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基础[28]。社区可以通过为社区居民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开展社区联谊活动等方式来增进居民邻里之间的互动，从而建设和谐稳定的社区，在横向的网络互动中提高社会信任；与此同时，亲戚家人应多走动，相互保持联系，居民自身也应当积极地参加社区活动，进而提高人际交往的频率，拓展自己的交际圈。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