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理论视阈下沂蒙题材影视剧的美学特征

石 航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空间最早被阐释为生存活动的某个区域，仅仅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即空间只是能够被感知的自身周围的物质性空间。之后进入理性认知层面，空间开始被真正作为一种独立的认识对象来看待。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建立起一种“空间”科学理论，颠覆了西方哲学史注重时间研究的传统。其空间实践偏重于外在客观物质，空间表征侧重文化艺术、凸显人类精神空间，表征空间即索亚所述“第三空间”，要求对空间的研究须通过历史、社会诸多方面的考察来完成，从空间层面观照社会关系、秩序，注重空间的动态变化与无限开放。

“空间生产与地缘文化关系紧密，地缘文化以空间逻辑为支点，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历史、现实、人文、地理、风俗、艺术等诸多文化层面与时空维度在内的理论范式，更是与空间理论相呼应的方法论实践。”从空间生产、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沂蒙题材影视作品，总结沂蒙题材影视美学特征，为沂蒙影视文化主体性研究提供一个深层的地域文化互动和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框架，为沂蒙题材影视剧在地方影视中的地域文化审美特性与身份认同提供广阔的前景。

一、地域景观与沂蒙精神

正如钟惦棐先生所说：“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地理风貌，孕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它们作为电影艺术的土壤，也和电影艺术相互反映，呈现出地缘文化的多样性。”电影这样一种源于现实、体现真实的艺术形式，其生产制作与特定的地域环境、地缘文化的联系极为密切，电影影像与地域景观共生，但又受到地缘关系的牵制，沂蒙地域风貌、地缘文化是沂蒙题材影视作品产生、发展的根基所在。

列斐伏尔清晰地区分了“‘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在深度上具有无限性，虽然它是人类社会进程的源头，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程中也不会完全消亡，但是在与社会的抵制和对抗中，‘自然空间’总体上还是被击败了。”沂蒙地域概念作为列斐伏尔视野中的“自在的自然”，主要指以蒙山和沂水为地质坐标的地理区域，沂蒙猿人于此活动已逾四五十万年，历经了中华民族古文化起源之一的东夷文化，鲁国、莒国等诸侯国在春秋时期的风云变幻，近现代又接受革命战争的光荣洗礼，成就了现如今远近闻名的沂蒙红色根据地，沂蒙地域是一片神圣的土地、红色的沃土。2009年上映的电影《沂蒙六姐妹》集中呈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理论中曾指出，“社会空间的母体是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沂蒙山巍然屹立，耸立的是革命到底的时代丰碑，沂河水滔滔不绝，说不尽的是沂蒙儿女的赤诚之心，孕育了如沂蒙六姐妹、沂蒙红嫂、沂蒙母亲等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下，进行了伟大革命斗争的沂蒙地区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生产、承载着沂蒙人民与山东党政军共同书写出的“吃苦耐劳、勇往直前、永不服输、敢于胜利、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伟大沂蒙精神。习近平总书记2003年视察临沂时也讲过,“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空间认识论”注重人类文化、艺术，凸显精神空间，是概念化的、被构想出来的空间，“在本体论上它对应于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是构成知识权力的空间。”“鲁南古城秀，琅琊名士多。”乾隆皇帝巡游山东时对沂蒙琅琊一带人才辈出的历史底蕴倍加赞赏，沂蒙山区钟灵毓秀，沂蒙山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敢为人先、勇于牺牲，沂蒙人优良道德品质在《沂蒙红嫂俺的娘》《崮上情天》《梦想沂蒙》《沂蒙老兵》《沂蒙》等沂蒙题材影视剧中不乏体现，从古至今，英雄辈出的沂蒙山区早已生产、衍生出历久弥坚的沂蒙“精神空间”，这在沂蒙题材影视剧中更多地聚焦于沂蒙山人大事小情的处理上，影片《沂蒙老兵》中，不论是“李德崮”一家顶着巨大压力抵押房子、公司为家乡沂蒙山青山崮的发展建设做担保，还是“八奶奶”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全村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战士做担保，自己的公公、丈夫、小叔子，以及年纪不大的闺女都为国家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八奶奶”手中捧的烈士证、红嫂证、烈属证、军功章，便是沂蒙山人优良品质、伟大沂蒙精神的最光荣、最珍贵的证明。“木梳”“玉簪”在影片《沂蒙红嫂俺的娘》里面有力地充当着沂蒙儿女踊跃参军、不畏牺牲的“红色精神”，作为一种物质性的重要符号，它们是沂蒙人民舍身为国、身份认同、情感寄托的特别象征与载体形式，在影片结尾，怀揣木梳身陷敌阵的“小石头”，带着玉簪英勇冲锋的芝子，不负沂蒙母亲“王换于”和沂蒙刘家峪妈妈们的养育之恩，勇于承担国家和党的艰巨任务，实践着革命战争年代中伟大沂蒙儿女的又一次创举，在沂蒙家园树立起又一座“红色精神”丰碑。沂蒙“精神空间”也是祖祖辈辈沂蒙人的思想文化之根赖以生存的土壤空间，英雄的沂蒙儿女借以自身光辉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宝贵的内在品质共同构筑了沂蒙地域独特红色精神空间。

“第一空间认识论”重点关注客观物质，是物质性空间的认识，即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的实践”，它既是人类各种物质实践活动和行为本身，又包括这种行为和活动的结果。管虎导演的《沂蒙》将镜头聚焦在质朴的沂蒙土地之上，真实还原了沂蒙人民受困于艰苦的山区环境，烙煎饼、存干粮，为适应山区小路而发明独轮小推车，常常朴素地身着大棉袄大棉裤，养成了朴实勤劳、坚强勇敢、无私奉献的性格特征，构建起沂蒙地区物质空间图景。红色经典电影《沂蒙六姐妹》，以及近期的《梦想沂蒙》《沂蒙老兵》等影片，同样根植于沂蒙山区这块红色的沃土之上，即便借用几个沂蒙地理区域的化名，也无法掩盖住影像中至诚至坚的沂蒙乡情。沂蒙山人回乡奉献的感人故事，均借用一个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主人公，舍小家为大家，参与到基层扶贫、乡村振兴的发展中来，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沂蒙人民”打成一片，将曾经破败不堪的、石头堆砌成的房屋院落，改造成了新时期一排一排错落有致的小洋楼，沂蒙人民居住空间产生了巨大改观，并且沂蒙烈士、红嫂的住地原址均得到了合理的改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员教育基地、沂蒙精神研学基地等应运而生，成为这一片有效、重要红色土壤上空间的独特生产。就像陈毅元帅曾深情地慨叹那样：“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透过列斐伏尔的“第一空间认识论”即“空间的实践”，“第二空间认识论”即“空间的表征”，沂蒙题材影视剧的双重空间凸显得淋漓尽致，“空间”这一概念被我们真正当成一种影视研究的角度或工具，恰如其分地呈现于各个影视作品之内。“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小推车的车轮不息，支前队伍的力量便不息。送子送郎参军的伟大抉择、英雄红嫂的无私奉献、孟良崮战役等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沂蒙精神之歌，营造出沂蒙地域悠久悠扬、自然淳朴的物质性空间。

二、跨地想象与秩序重构

列斐伏尔的“表征的空间”强调打破二元对立思考模式，从空间入手思考社会、历史，其认为社会空间不是社会运行其间的静止“平台”；反之，它蕴含着变化的无限可能。“它以一种与社会生活隐秘底层相联系，具有一定反抗统治秩序意义的空间形式而存在”。底层沂蒙人民奋力反抗着日军残暴的压制，逐步实现了对自身封建落后一面的反抗和斗争，沂蒙题材影视剧做出了此种空间呈现，跨越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场景，真实还原、再现沂蒙人民抗战救国的伟大场面，沂蒙题材影视剧实践了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地域的想象性秩序重构。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6～18个月大的婴儿会因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时兴奋，从镜像阶段开始，婴儿确立了一个初级“自我”意识，进而确立了“自我”与“他人”的一种对立映照，在“他人”的审视下，婴儿将“镜像”中的自我内化成为真正的“自我”。符号学家麦茨据此提出电影第二符号学的镜像认同机制，他认为观众对电影有着多重认同关系，包括观众对自我观看行为的认同，观众对摄影机的认同以及观众对电影人物的认同。而在正式编写电视剧《沂蒙》之前，编剧赵冬苓便确立了“为群众立传，以普通人为主题，用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伟大光辉形象”的创作思路，平民化视角使得《沂蒙》所感召出的伟大沂蒙精神与观众更易形成一种心理认同和精神共鸣。“以小见大”的创作方式，打造平民史诗的叙事策略同样是如今大部分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共识。

电视剧《沂蒙》是一部表现革命时期英雄沂蒙人民为党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红色艺术作品，整部剧主要演员均具质朴气质，这便容易与我们大多数电视观众平民身份产生视角契合。在演员的选择上，管虎导演借用普通演员重塑普通百姓，使得《沂蒙》的跨地想象更加接地气。在观看时对剧中人物形成的平视感，有助于观众完成对于沂蒙精神理解、认同层面的一致性，革命战争时代沂蒙人民的普遍情怀最终汇聚为一种平民精神，在当代观众中形成强烈的心理共鸣。而《梦想沂蒙》则假借云蒙崮、沂河湾为主要地理空间，实践着对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期的沂蒙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回溯式观看，通过“梁嘉喜”发挥党员干部对初心的坚守，想要在沂河湾村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带领家乡人民发家致富，践行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让自己的家乡成为有梦想的地方。影片也运用回忆式影像，再现了当年沂河湾村村民进行的一针一线的捐助，党员干部领导乡亲群众克服艰难险阻，架电、修路，挑断了上千根扁担，磨断了上万根钢钎，在基于现在的时间和空间逻辑上完成了对沂河湾村、云蒙崮地区的跨地想象和沂蒙地区社会时空秩序的重新解读。影视剧《沂蒙》《梦想沂蒙》已然契合了当代社会弘扬红色革命精神的价值观，实践了对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一种跨地想象。

空间的实践、秩序的重构必然夹杂着协商和冲突，空间中必然充盈着不同权力主体的互动和利益交换关系。也就像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国家不仅要更新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要更新层级化的组织和地域所需的统治关系。”空间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空间对社会秩序实践着一种重构、对个人表述实践着一种想象。空间秩序的重构与跨地想象在沂蒙题材影视剧主要人物身上体现较为深刻，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红色经典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形象是程式化、“高大全”式的，神圣感有余而真实感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革命题材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市场逻辑为指归、资本为导向，与十七年电影中革命英雄形象的爱欲表现不同，其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又走向了匪气化和粗鄙化的一种极端，过于表现英雄人物的娱乐效果，而忽视了其对观众、对社会正面的引导作用。而当前“以复杂人物性格的塑造来替代单一性格塑造，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电影表演的审美意识趋向”。影片《沂蒙红嫂俺的娘》中“翻译官”这一无法被忽视的角色，不同于多数抗日体题材战争片中的“翻译官”固有形象、性格特征，这部影片中的“翻译官”并没有因为一己私利而出卖刘家峪的八路军战士和孩子们，他与日军虽不正面对抗但也巧妙周旋，这里的“翻译官”人物性格并非全是污点，他让我们观众看到了人性里善的一面，最终宁死不屈、不透露八路军孩子们的藏身之处，“翻译官”与其母亲惨死于日军乱枪下。影片并非去美化“翻译官”人物形象，而是实践了对于革命战争时期人物群像形象底色和性格特征的一种重构与跨地形象。而电视剧《沂蒙》中的于宝珍集纯朴、勇敢、奉献等美德于一身，是一位为革命战争牺牲自己一切的伟大“沂蒙母亲”形象，剧作并没有一味展现于宝珍等人的崇高性，而是透视到了光辉人物身上缺点的那一面。而于宝珍这一“沂蒙母亲”、沂蒙儿女的典型代表，日军“翻译官”这一危险特殊人群，自身有着难以抹去的思想落后、眼光短浅一面。于宝珍一直想包办二女儿李阳的婚事，此时的剧作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呈现出了于宝珍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这种意识背后隐含的是传统农村“包办婚姻”的落后婚嫁风俗，折射出不仅沂蒙地区，包括整个旧时代中国偏远农村的乡土社会空间秩序。在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引领、培育下，以于宝珍为代表的沂蒙人民封建落后的传统思想得到了根治。

而在影片《沂蒙老兵》中，退伍老兵、沂蒙山人“李德崮”的人物形象也并未走向程式化，事业上飞黄腾达的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家乡青山崮老支书和乡亲们的恩情，并没有忘记创业之初仅有的那辆载满乡民情义的小四轮，“李德崮”通过修路、架电、挖井奉献家乡，关照和扶助残障退伍老兵，在刚上任青山崮书记时遭到“家仓叔”“高守成”的排挤为难，但在与“老班长”“大学生会计孙玉英”“八奶奶”、妻子“沂梅”等人的团结协作下，排除万难，终于带领家乡人民成功创办“四崮两泉”田园综合体，建立起了沂蒙红色旅游、生态农业、现代农业观光、特色农业采摘等一整套发展项目，实现了对青山崮乡亲们的承诺，家家户户搬入整齐有序的小洋房。一个退伍老兵通过扎根基层、任劳任怨、努力奋斗真正实现了农村脱贫、振兴的目标。沂蒙山区巨大历史变迁下的沂蒙退伍老兵“李德崮”的人物形象是多元的、立体的，他也曾在刚上任面对几百万债务时犯了愁，也曾在深夜与老班长抱怨自己开展工作的难处，也曾斩钉截铁地要在下一届村书记选举中离去，但最终“李德崮”还是坚守住了初心，与广大的乡亲站在一起、打成一片，没有抛弃任何一个人，《沂蒙老兵》中的“李德崮”与其他沂蒙题材影视剧中的主人公共通，都是在沂蒙山区这一空间逻辑下，重新构筑起自我与乡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空间关系是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是充满活力、变数的新社会生产模式，承载着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沂蒙社会再生产的重任。

“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因此，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沂蒙题材影视剧中所折射出的沂蒙农村社会关系散布、固化于沂蒙农村这一空间区域，从而生产出沂蒙社会空间的诸多领域，沂蒙农村的社会关系枝芽得以蔓延开来。从空间角度观照历史变迁中的沂蒙山区，当代沂蒙精神要想继续成为时代精神，必须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真正实现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那么沂蒙精神才会永不褪色。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空间是日常生活的起点，也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是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产品，也是社会生产力或再生产者，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构成的过程。”电视剧《沂蒙》借用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思想进步的巨大转变，电影《梦想沂蒙》《沂蒙老兵》中构筑起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从沂蒙山区社会、历史变迁诸多方面考察沂蒙地区这一空间概念，实现对当时沂蒙地区乡土文明秩序的重新解读，也实践着当代沂蒙地区社会空间秩序的再一次描摹。

三、沂蒙红色文化的另类书写

沂蒙红色文化本身相较于现代都市空间具有垄断性质的主流文化而言，也可视为一种拥有反抗意义的、差异性的空间。就像列斐伏尔本人所说，“以差异的空间来夺回城市中被垄断资本作用的抽象空间。”意指提倡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特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最核心的一句话——“社会空间便是社会生产”。空间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空间本身便可扮演生产者的角色，而文化空间便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生产的产物，这一文化空间又可扮演着生产文化的角色。当代沂蒙题材影视剧并非单纯贴着红色文化的标签，并非与政治离得太近，也没有烙着明显的时代疮疤和印记。“红色”本身之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来说又过于悲壮，想起红色革命年代都会给人一种刺痛，由此红色文化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伤痕累累、难以触及的直观感受，以《沂蒙六姐妹》《斗牛》《沂蒙》《沂蒙红嫂俺的娘》为典型代表的沂蒙题材影视剧借用平凡人物演绎的的不平凡故事，以一种普通人物成就传奇的别样叙事完成了对沂蒙红色文化的一种微描，以充满深情而又平淡的笔触绘制了一幅伟大沂蒙红色精神的感人画卷，构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沂蒙地区历史风貌。

红色文化与传奇叙事的巧妙嫁接和融合，汇聚为深刻、感人的沂蒙红色精神。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传奇革命故事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更为顺畅、圆满地呈现出丰富的、有内涵的沂蒙红色文化。沂蒙山区的破落户牛二，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山村农民，却意外成为守护八路军托付给村民喂养的一头奶牛，这也使得牛二成为“倒霉”的“幸运儿”，胆小怕事的牛二也担心奶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灾难，满腹牢骚的牛二和倔强的奶牛却幸运地逃脱了日军残酷血腥的大扫荡，而全村村民不幸全被日军迫害致死，随着日军不断涌入村子，无奈承担着保护奶牛重任的牛二战日军、斗土匪、江湖郎中，使出浑身解数不能让自己出纰漏却对那头不识相的奶牛搭档无计可施。影片《斗牛》通过发生在普通人物牛二身上的传奇事件，写实、丰满地完成了当代观众对沂蒙地区革命斗争故事的想象、对沂蒙地域红色文化的另类书写、对当代伟大沂蒙精神的深刻领悟。将沂蒙山区人民的淳朴民风和八路军革命宣传、革命斗争进行合理编织，深入正义、自由、抗争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人性本质，以沂蒙地域特有的传奇因素凸显八路军队伍发展壮大的必然。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与沂蒙人民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通过人物的命运抗争折射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在描述‘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体现出‘历史合理性’”。

作为历史积累、文化底蕴的方言是地缘文化的载体，承托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和文化价值。以电视剧《沂蒙》为代表的沂蒙题材剧作中大量使用临沂沂南方言词汇,具有明显的沂蒙地方文化色彩和意蕴,立体可观地展现了沂蒙人民生活的烟火气，增强了影像真实感与感染力，拉近了影视剧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让观众更为直观地形成对沂蒙红色文化底蕴的认知，完成了对沂蒙红色文化的祛魅。“戏曲音乐艺术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地域差异使传统戏曲艺术形成了各自独有的丰富多彩的特色。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响彻八百里秦川的秦腔、嘹亮奔放的苗歌、委婉舒缓的苏州评弹等无不浸润着传统文化的地域风情，戏曲音乐艺术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也被主创者们合理运用、巧妙嫁接，从另一种声音艺术的空间展现出地域文化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而沂蒙题材影视剧中传唱的红色山歌,更是把沂蒙老区的历史现场还原到当代观众眼前,在沂蒙山区民间文化、地域特色中增添了沂蒙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在传奇中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如《沂蒙红嫂俺的娘》《梦想沂蒙》中悠扬的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便借用沂蒙人耳熟能详的地方民歌文化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心理空间距离，而《梦想沂蒙》更是以沂河湾、云蒙崮这样典型的沂蒙地区为文化地理背景，立足新时期国家扶贫主题，以沂蒙地区的乡村振兴为战略目标，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抉择上，在梦想初心坚守与金钱权力利诱下，发挥出以“梁嘉喜”为代表的乡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优秀模范带头作用，彰显出以“春丽”为代表的优秀人才在扶贫、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影片《梦想沂蒙》结尾还借助回忆式黑白影像，以真实记录、演绎等方式勾勒出沂蒙地区初期建设时期的艰苦场面，家家户户捐助自己力所能及的物品——鸡蛋、苹果、煎饼等。

“煎饼卷大葱、老奶奶纳鞋垫、推碾转磨”等物质性空间元素、符号，在《沂蒙老兵》等沂蒙题材影视剧中不乏出现，沂蒙山区人民朴素生活方式的细节体现，共同构筑起沂蒙老区吃苦耐劳的精神空间和文化传统。在面临青山崮无法贷款建设发展困境时，“八奶奶”甚至拿出那些浸满了革命鲜血、光辉荣誉的烈士证、红嫂证和军功章来抵押作保，在面对村子负债几百万的强大压力下，退伍老兵“李德崮”敢于拿个人财产做担保，面对青山崮上游村子以破坏水资源为代价建设石灰厂的无理要求下，不惧众人责难，发挥出老兵退伍不褪色的优良作风，互帮互助、带领上游村落建立起“四崮两泉”田园综合体。回望沂蒙老区的峥嵘岁月，正是靠着沂蒙人民的无私奉献，乡亲们肩扛电线杆齐头并进、翻山越岭地架设电线，沂蒙山区的乡村发展才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顺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也凸显出乡村振兴的任务之重、之紧迫和难度之大，以及人才引进对乡村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

红色传奇叙事与地域文化特色更好地把沂蒙地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把那段岁月里沂蒙人民为革命、为自由而做出的斗争和牺牲精神,镌刻于沂蒙人心中永不褪色的那一抹“红”,在现代人的面前淋漓尽致地演绎着，完成了新时代沂蒙题材影视剧空间生产之红色文化精神空间层面的另类书写。沂蒙红色文化这一另类书写过程中也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把沂蒙方言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巧妙、精细地结合于红色文化之中，如何恰当地融合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两个“空间”层面，开掘出沂蒙红色文化的新语境，是沂蒙题材影视剧“红色文化”写实写意呈现所要面临的下一问题。

四、记忆拼接与再现中的“时空压缩”

空间意识觉醒的时代早已开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与其说是时间发展的漫长产物，不如说是自身经纬联合诸点和交叉点的网络”。“空间”概念的重要性早已无须赘言，沂蒙题材影视剧大都善于借用记忆拼贴和把新、旧两个时空压缩的叙事方式，来完整、真实地再现出沂蒙山区人民的伟大斗争历程和奋斗足迹，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我们能清晰发觉沂蒙山区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都在压缩时空、拼贴记忆这一叙事结构下重新燃起，新旧两个时代的记忆无法明显地区分出三层空间特性，但沂蒙山区这一“空间”概念已然具备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沂蒙山区的山水物质空间作为活动的场域，衍生出真正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沂蒙精神空间，成为沂蒙山区社会空间文化创造力的基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边缘的乡土不断被吞噬，但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依旧是稳固的，都市人的内心深处也都还保留着淳朴的乡土气息。乡土记忆的拼接是沂蒙题材影视剧的重要创作方式，无论是电影《斗牛》《沂蒙六姐妹》，还是电视剧《沂蒙》，都直观客观、翔实写实地呈现着沂蒙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记忆。在那一片蒙山的怀抱中，在沂水的洗礼下，特别的婚丧嫁娶风俗、乱石砌成的小院落、破旧光亮的磨盘、淳朴善良的乡民，一同拼接、构筑起了沂蒙题材影视剧完整、真实的乡土记忆美学特征。

沂蒙题材影视剧中的革命战争生活与沂蒙地区乡土生活进行了巧妙地融合，农民伯伯抽大旱烟的神态，木制独轮车吱吱呀呀在山村小路前行的声音，以及沂蒙人独具特色的地方口音，这些最具革命年代、沂蒙地域特征的情景和记忆让观众似乎看到了过去的“自我”，使得当代观众观看时不自觉地被勾起一种乡土怀旧心理、一份过往家乡生活的深刻记忆。同时，沂蒙题材影视剧在描绘一些战争场面中，真实刻画出倍显衰败、艰苦的沂蒙山村景况，更有力度地勾起现代人的对过往革命年代、烽火连天社会的怀旧感。这份对沂蒙山水、对沂蒙老家、亲人的记忆与怀念，来自沂蒙题材影视剧中真诚的记忆拼接、历史还原，更在当代观众脑海中完成了对乡土记忆的再次书写。

日本电视剧艺术家亚下认为：“看电视实际上就是在接收某种信息，观众对这种信息会有所感，我所追求的就是要去激起观众内心的信息释放。”影视剧通过荧屏映射出现实家庭生活，用这种真实、客观的影像画面调动荧屏前观众的感受力量。而对于沂蒙题材影视剧来说，电视剧《沂蒙》反映的主要是战争叙事，却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家庭叙事来营造的，革命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人物家庭生活成为剧作叙述的重点，《沂蒙》紧扣沂南县马牧池村李忠厚一家的革命生存经历，还原最原始的乡邻家长里短，乡村家庭生活更加立体地得以呈现，形象真实地描绘出沂蒙普通百姓家庭在战争年代的悲欢离合，借用接地气的山村小人物于宝珍一家的日常生活、革命故事，真实、丰满地完成了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沂蒙地区革命历史记忆的再现。

选用新旧两个时代的记忆拼接完成了对沂蒙山区成为梦想之地的叙事，电影《梦想沂蒙》立足新时代，借用基层党员干部“梁嘉喜”、高学历人才“春丽”，构筑起一个团结协作、不畏险阻的沂蒙山村建设团队，即使大家都面临家庭的困难处境，但都在互帮互助下完成了对梦想、对初心的坚守，而旧的时代则代之以纪实“黑白影像”或演绎的方式再现了沂河湾村当年初期建设的困难处境，架电、修路的险阻并没有阻挠住沂蒙山区人民的必胜决心，折射出沂蒙人民“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勇往直前、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电影《沂蒙老兵》致敬残障退伍老兵，承诺国家不会忘记他们的巨大贡献，回望革命战争时期沂蒙人伟大的牺牲，“村村有红嫂，家家有烈士”便是最刻骨铭心的写照。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的奋斗境况在以《沂蒙》《梦想沂蒙》《沂蒙老兵》为典型代表的沂蒙题材影视剧中得到形象化的聚焦，沂蒙地域乡土社会的时空压缩在新旧两个时代的记忆拼贴中得到了完整、真诚的再现。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不仅是物质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沂蒙题材影视剧善用记忆拼接和压缩时空的叙事方式类似于古登斯所谓的“脱域”，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通过不确定的时间穿越在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在此时空分离的认知背景下，沂蒙山区这一“空间”概念作为一种独立的场域，在新旧两个时空的穿梭中，实践着生产和再生产者的角色。

结 语

空间生产与地缘文化关系紧密，地缘文化正是以空间逻辑为支点，影视剧研究中空间架构起一定的地缘文化美学特征，沂蒙地域独特的山水景观与历史变迁中衍生的沂蒙精神是沂蒙红色文化另类书写不可动摇的基石，新时期沂蒙影视剧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展现出沂蒙地区特色民间文化，讲述好沂蒙人传奇故事，建构起呈现、弘扬新时代沂蒙精神的可行途径。

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来审视沂蒙题材影视剧的美学特征，探究沂蒙影视历史与当下自然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以期构架起新时期沂蒙影视文化创新性研究的深层地域文化互动和社会历史变迁的逻辑及其在影视地缘文化中更广泛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