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融媒体时代我国新闻场的分析与思考
——基于布尔迪厄媒介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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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打通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宏观和微观的二元对立，从关系角度出发，动态地分析了电视新闻生产的实践。此书分为“台前幕后”和“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上下两篇，分别以“场内”和“场外”为视角，揭露了电视在当时并非作为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来了无意识的象征暴力。布尔迪厄认为，在商业逻辑的裹挟下，不仅新闻场场内发生种种不规范行为，它还对其他场域有着日益强大的控制力。在此规律下，象征暴力自然形成，它在改变新闻场生产者的行为时，也改变了电视受众的认知。

尽管布尔迪厄在此书中体现的电视批判理论，是基于上世纪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媒体环境，但从当代我国新闻场的现象来看又与布氏的分析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可见该理论对分析当代我国新闻场仍具适用性。本文拟依据布尔迪厄的“新闻场”理论，对我国融媒体新闻场特点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改善当前新闻场问题的建议。

融媒体时代新闻场的表现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移动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更贴合网络时代用户的需求和习惯，大量受众从传统主流媒体新闻场向新媒体新闻场转移。主流媒体不得不主动出击，自觉入驻新媒体平台夺回流失的受众。在双方“共奏”的信息爆炸时代，融媒体新闻场中仍出现《关于电视》中所描述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

“快思手”带来新问题。柏拉图认为：“处于紧急状态下的人是无法思维的”，高质量与快速度往往被视作不可同时实现的一对矛盾体。在新闻场中，时新性要求使“抢第一”十分必要。为节省生产成本，很多记者仅按照头脑中固有的、业界普遍接受的思维进行报道，布尔迪厄将他们称为“快思手”。“快思手”的报道形式虽然能减少生产者的制作成本和受众的接收难度，但使新闻场内同类型的低质量报道增多。

“快思手”除了导致同质化内容外，还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记者依照固有思维和固定模板写稿的现象常见。每当媒体报道官方政策、政府工作等新闻时，官话、套话占据人们的视野。尤其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中央厨房”的运用加剧了报道的相似化。其次，媒体一味求快降低新闻的真实性保障。近年来，由于记者、编辑审查不严造成的虚假报道愈来愈多，尽管假新闻在“全景式监狱”的网络环境中只能存活很短时间，但每一次辟谣和澄清都是对媒体公信力的重击。

“Infortainment”——新闻娱乐化加剧。上世纪西方国家在电视媒介逐渐普及后，其新闻内容并未走向专业化，而是趋于娱乐化。新闻与娱乐的界限逐渐消失，一些后现代预言家将这种新闻称做“Infortainment”，即单词“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的组合。

新闻娱乐化现在也是当代新闻场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新闻生产主体的阶层扩张以及新闻场内的恶性竞争使得标题党、低俗化、煽情化新闻频频出现，习惯情绪先行的受众在此类报道前也很少理智地进行辨别，反而沉浸于全民的狂欢之中，给予此类报道更多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新闻在直播“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时，网民用饭圈用语为施工工具取名，媒体还为其设置榜单，整个直播间在疫情席卷全国的悲痛之下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气氛。娱乐主义侵蚀新闻后，使直播本应关注的建设进程、一线工人状态等重点内容在网民的狂欢中被彻底忽视，新闻事件的严肃性被大大消解。

自主性持续下降。布尔迪厄认为，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在场中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和生产者之外，就没有别的顾客。相比其他场，新闻场的自主性较低，因为记者这个职业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其他场的专家进入新闻场的门槛并不高，律师转行当记者就比记者转行当律师要相对容易。

在当代，随着新闻生产者群体的扩大，新闻场的自主性愈发下降。移动终端发展和普及后，UGC模式逐渐流行起来，UGC+PGC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的主要生产模式之一，比如“梨视频”就将公众纳入生产者队伍，避免错过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然而，由于公众信源的非专业性，他们并不追求内容的客观，也存在故意歪曲事实的情况。若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未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源进行仔细核查，很可能会出现不实报道。

融媒体时代新闻场的场外控制。新闻场作为众多社会场之一，与其他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这一部分中，布尔迪厄以文学场和司法场为例，认为新闻场通过降低其他场的自主性和入场权，破坏了其他场原有的秩序。在融媒体时代，我国新闻场的场外控制力不降反增，其对司法场、医学场等其他领域的影响往往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当新闻场对司法场的介入次数增多后，学者将媒体的此行为命名为媒介审判，并重视此现象的研究。我国学者魏永征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在新媒体平台中，公众舆论在面对一些涉及道德伦理、具有争议的事件时，更容易被宣泄情绪的报道引导和激化，从而导致媒体影响舆论，舆论又影响司法工作的现象。在“药家鑫案”“江歌案”等案例中，都有媒体发布情绪化报道，激化公众的愤怒，影响司法场的正常审判工作。

对布尔迪厄解决措施的思考与应用

打破“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布尔迪厄的方法论经历过一次转向，由早期的结构主义转变为后期的建构式结构主义。从研究的具体表现上来说，他打破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提出的措施便兼顾了主观和客观因素。

从客观存在出发，布尔迪厄强调场内存在的机制对场内生产者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在场内的一举一动，都受商业逻辑的牵制，因此，电视沦为象征暴力工具的责任并不在个人，而在于场内机制。另一方面，布氏并未否定人在面对客观存在的场时拥有的主观能动性。首先，他提出场内的新闻工作者要认识牵制新闻场的机制原理，有意识后才能进行反抗，从而打破商业逻辑对新闻场的绝对影响力作用。此措施将希望放在新闻场内的工作者身上，鼓励他们自觉与场内机制相斗争。其次，布尔迪厄强调其他场的专家要联合起来，建立属于本场的象牙塔。所谓象牙塔，指场内仅存在这个场的专家，他们通过科学的武器相互竞争，而不是依靠场外的力量。这同样强调其他场内专家们的主动性，呼吁其有意识地打破与新闻场的合作关系，提高本场的自主性。最后，布尔迪厄站在精英主义视角，否定了大众的理性思考能力，他呼吁各场的专业人士要联合起来，与破坏民主的源头——收视率作斗争。

对精英阶层的乌托邦幻想。布尔迪厄的建议存在对专家的理想化寄托，这也是《关于电视》一书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之一。上文的解决措施完全基于各个场内专家的觉醒及反抗，不仅忽视大众能动性，也低估了商业逻辑下专家们的个人利益追求。从当代融媒体新闻场实践来看，尽管场内也承认商业逻辑的存在，并且从不缺乏呼吁新闻工作者坚持专业主义的呼声，但新闻失范现象仍屡禁不止。这表明光靠专业人士的自觉，整改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弱约束性的美好寄托导致媒体失误率更高。

“多管齐下”共治当代新闻场。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新闻场是一个自主性较低的场。当代我国融媒体新闻场愈发缺乏自主性，我们应适应其多元参与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唯有各场域多管齐下、共同协作，才能有效规范“鱼龙混杂”的融媒体新闻场。

面对当代新闻场失范现象的加剧，政治场作为最高决策和部署的发出场，可以为新闻场的前景规划提供意见，其对新闻场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能减少不规范现象的发生。司法场可以出台公平公正的新闻法，强有力地约束不良媒体，促进健康媒介生态环境的形成。同时，如今的受众已变为主动的用户，他们对新闻场的环境有着绝对影响力，新闻场用户的媒介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场的生态健康。

结语

在面对商业逻辑时，不论是个人或是组织都容易产生动摇，这也是布尔迪厄再三强调场域机制是导致象征暴力根源的原因。可喜的是，如今我国新闻场内也有一些媒体始终保持清醒状态，它们的高质量内容为自身争取到部分优质用户，甚至使新闻付费模式兴起。在此趋势下，希望有朝一日专业意识的苏醒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让新闻场竞争的决定性指标不再是收视率的高低，而是归位于专业内容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