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问对》与宋代阵法建设

2021-11-25 04:15郑立娟
孙子研究 2021年2期
关键词:神宗资治通鉴李靖

郑立娟

《唐李问对》之所以被选入《武经七书》,与宋神宗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元丰三年(1080),神宗下诏国子监校定七书,在何去非提出“《唐李问对》亦非是”的异议时,神宗仍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这说明《唐李问对》具有吸引宋神宗的地方。从当时的军事实际出发,我们发现神宗朝对“八阵”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而《唐李问对》中关于八阵的观点成为神宗阵法建设过程中的主要借鉴内容,这正是神宗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的主要原因。

一、北宋御授阵图及创建阵法的传统

北宋时期,军事作战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药兵器的出现,使中国开始由冷兵器时代迈向热兵器时代,但由于宋代火药兵器的运用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其威力并不是很大,人们对其功能尚未完全掌握,所以在战场上火药兵器的运用并不广泛,而作为传统冷兵器时代的阵法依然受到重视。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北宋的统治者不仅重视、依赖阵法、阵图的作用,而且亲自参与阵法的创制,滥于授阵图指挥作战,御授阵图成为他们“将从中御”的一种手段。

太祖时期,还没有拘泥于对阵法的建设。太祖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篡权的问题,但是太祖对武将的防范措施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对于禁军首领,解除其统兵权;对于藩镇势力,严厉打击;而对于戍边守将能以礼待之,充分遵循孙子所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所以御授阵图之事在此时并没有发生。《武经总要》前集卷七只是记录太宗朝以来关于阵法的建设情况,其中并没有发现太祖关于制定阵法的记录。〔1〕

太宗即位后,开始重视阵法、阵图的作用,并乐于御授阵图。由于太宗的帝位是篡权而来,所以他对于武将疑心重重,对待武将也不再是太祖时的区别对待,而是普遍打压。为削弱武将的指挥权,实行“将从中御”之法,主要表现就是用阵法、阵图约束战场将帅的行为。〔2〕如太平兴国四年(979),辽军南下,进攻河北满城。为迎击辽军,宋太宗命赵延进与崔翰、李继隆领兵八万,并“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3〕。崔翰等将领依照御赐阵图布阵,由于当时地形不利,使军队呈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的状况,此种情况对作战极为不利,而众将不敢违背上令,不视现状危急,坚持依图布阵。后来,赵延进力排众议,改八阵为两阵,才最终取得对辽军的胜利。雍熙四年(987),太宗召潘美、田重进、崔翰等入朝,赐“平戎万全阵图”,并“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4〕“平戎万 全阵图”是宋太宗在二次北伐辽朝失败后,边防战略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守、制定“守内虚外”方针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以说,“平戎万全阵图”是防御型阵图〔5〕,阵图的性质就决定北宋在边防关系上被动挨打的地位。朝臣田锡最先认识到阵图的危害,要求“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以此无不成功,以是无不破敌”〔6〕。此意见未被太宗采纳,至道二年(996),太宗再次亲授阵图于王超、李继隆,令二将率军围剿李继迁势力,并言“朕自为阵图与王超, 令勿妄示人”〔7〕。太宗醉心于御授阵图,将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剥夺将帅的临场指挥权,将帅唯上命是从。此法虽然杜绝了武将篡权,但也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争原则。

真宗、仁宗朝继承前代御授阵图之法,议制阵图蔚然成风。真宗即位之后,继续实行太宗时期的御授阵图之法,咸平二年(999),“内出阵图示超等,令识其部分”〔8〕;咸平三年(1000),“内出阵图三十二,以示辅臣”〔9〕;咸平四年(1001),“出阵图示宰相”〔10〕;咸平六年(1003),“御便殿,内出阵图示辅臣”〔11〕; 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下澶州,真宗北上亲征,向前线将帅授以阵图,“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12〕。真宗不仅授阵图,更是亲制常阵,用以作战:“常阵之阵,宋真宗黄帝备边之作也。……作此以代万全。”〔13〕《续武经总要》载常阵:“与万全之阵打通而小异耳。”常阵与平戎万全阵图一样,同是防御型阵图,所以北宋在咸平、景德年间对外作战连连失利也不足为奇。王德用评论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14〕与御授阵图相对应,真宗朝滥用阵图的另一个表现是朝臣纷纷献图,如咸平六年(1003), “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上鞭箭阵图”。兵学家许洞在《虎钤经》中自制阵图等。仁宗朝时,在外部边防压力、内部文官之臣积极推动下,制阵法、献阵图之况更甚。诸如韩琦“仿古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15〕。景祐三年(1036)武将赵振献阵图〔16〕,康定年间郭谘献“拒马 枪 阵 法”〔17〕,庆 历 元年(1041)赵珣上“五阵图”〔18〕,杨拯献“龙虎八阵 图”〔19〕,赵宇上“大衍阵图”〔20〕等。周荣、王路平在《北宋中期的阵法与阵图及其武学思想》一文中,对仁宗朝创制阵图者的身份进行分析,他们既有武将,也有文臣,还有平民,制作阵图人的身份混杂,而其中又以文臣占较大比重。相比来说,真宗朝制、献阵图还是以武将为主。在“崇文抑武”政策之下,文臣积极参与创制阵图,也就决定了所制作阵图的质量并不高。后来,仁宗为鼓励众人献图,对献图者进行奖赏,使献图之风源源不断。而且,仁宗为适应西北战场作战环境,还改进阵法,创制了新的八阵法,并令诸将教习新八阵法。康定元年 (1040), “帝御便殿阅诸军阵 法”〔21〕。至和元年 (1054), “赐边臣御制攻守图”〔22〕。庆历年间,多地曾推行新八阵法,“于陕西抽战队使臣十数人,授以新议八阵之法,教习诸军”〔23〕。并将新法与祖宗旧定阵法并用,“诏河北教阅诸军,并用祖宗旧定阵法,其后来所易阵图,亦令主将闲习之”〔24〕。仁宗朝在阵图成灾的情况下,对外战况仍不容乐观,对西夏的战争“师惟不出,出则丧败”。有明事大臣上陈阵图之弊,“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25〕,“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 效”〔26〕。在众人劝诫之下,议制阵图之风才有所收敛。

由上述可知,宋太宗时期开始实行将从中御之法,创建阵法、御授阵图成为控制前线将帅的主要手段。真宗、仁宗时期将创建阵法、御授阵图视为祖宗家法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朝廷献图之风也开始兴盛。

二、宋神宗以《唐李问对》为蓝本进行阵法建设

到神宗朝时,面对辽与西夏的不断侵扰,开始进行军事改革。神宗虽对太宗朝时御授阵图之事稍有微词,认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但是仍不免于祖宗家法,以为“祖宗时,从中御将帅,盖以五代时士卒或外附而叛,故惩其事而从中 御”〔27〕。故而,神宗继承前代授阵图作战之法,力图通过对古阵法的恢复,扭转战场上的颓势。朝堂上也掀起新一轮关于阵法的讨论。

神宗朝对阵法的讨论以恢复古八阵为主要目的。熙宁二年(1069),赵卨上奏请求有志之士能研究诸葛亮的八阵图,并将八阵相关知识传授给边疆士兵,使他们能依图应变。宰相韩绛因此请各边疆将帅根据每个不同的战阵,编制不同的阵法,并取各阵法之长,立为一般阵法原则。〔28〕后来,神宗又下诏让郭逵、赵卨二人负责此事,并根据八阵图原理制定相关阵图,呈报朝廷。熙宁七年(1074),赵卨上奏,“八阵之法,久失其 传”〔29〕,所以创制阵图之事无法继续进行。此时,神宗发现被诸臣忽略的李靖兵法,主张根据《唐李问对》对八阵的解释进行草定八军法。于是,熙宁八年(1075),神宗下诏枢密院:

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30〕

这里的“李靖兵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包括《通典》中卫公兵法、《唐李问对》等在内的李靖的所有兵法。但是,神宗想要的是李靖所有兵法中与阵法相关的内容。神宗时,李靖的唯一著作《六军镜》已佚,《通典》中的李靖兵法主要讲述扎营、教战、行军、布阵等的方法,其对神宗所要的阵法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对最主要的八阵没有进行具体说明。(唐代杜佑《通典》中共15 次提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其中也并未提及八阵理论,关于六花阵的内容也是少之又少。)相反,世传为李靖所撰写的《唐李问对》一书,不仅探讨八阵问题,而且还考镜八阵源流,并且对根据八阵原理创制出的六花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方面的内容是神宗建设阵法过程中最需要借鉴的,这也是神宗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的直接原因。

神宗是以《唐李问对》为蓝本进行阵法建设的。我们可从神宗关于八阵的见解、探求古八阵的过程,来看神宗对《唐李问对》关于阵法理论的吸收与借鉴。

关于八阵,《唐李问对》曰:

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31〕

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32〕

神宗对《唐李问对》中关于八阵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自己对八阵的见解:

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此即九军阵法也。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通晓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大体也。〔33〕

神宗将八阵称为九军阵,九军阵是方阵,基本阵形是“以八包一”,是以四周八个阵围绕中间中军阵,共有九个阵,故而将其称为九军阵。神宗所述是八阵的基本形制,大体上是符合《唐李问对》中八阵“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的原则。神宗进一步指出是韩擒虎先知九军阵法,将其法传授给李靖,李靖又根据诸葛亮八阵图的原理,创造出六花阵。六花阵阵形为“以六包一”,故又可称其为七军阵,七军阵是圆阵。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对此进行论述:“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余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34〕沈括将李靖作六花阵的原因归结为兵少,难分为九军,故改制六花阵,而神宗说李靖因知晓九军阵法者颇多,因而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用以迷惑敌人。二人说法有异,但具体原因为何已无法探求,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六花阵是李靖根据八阵创制而来即可。

神宗曾想依据六阵和八阵的阵法原理恢复李靖的六花阵,所以先命王震等人提举修撰李靖兵法,令可行后,立即命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王震、逢原一起“行视宽广处,用马步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这里,李靖营阵法就是指六花阵(又称七军阵),“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受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35〕。但是试用的结果并不理想。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见到校试的七军营阵,“分数不齐,前后牴牾,难为施用”〔36〕。军队在进行校试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队形不齐、队形转换相互矛盾等。神宗认为八阵之法的施行要重视地形条件,依据地形进行相应的阵形变化:“两敌相遇,必须遣使豫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37〕这也就是《唐李问对》中强调的“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38〕。方、圆、曲、直、锐是五种阵形的变化,五种阵形灵活转化,可以使士卒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因地制宜”。没有掌握阵形转换的要诀,校试七军营阵失败是必然的。

此次校试虽失败,但神宗并未放弃对八阵的探寻。神宗说:“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图乃营法,非阵法也。”〔39〕神宗认为可依照李靖的七军阵(又称六花阵)作九军营阵,故又令“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40〕。郭固之所作九军营法,以九军共为一营。〔41〕神宗批判郭固此种做法,违背七军阵(又称六花阵)“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42〕包容、离合的布阵原则。若依照郭固之法,将十万军队放于十里之地,而且这十里之地无树木、沟壑等障碍,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状况。神宗评论说:“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为施用?”所以,神宗再次让沈括详定九军营阵法。此次重置九军营法,沈括吸取郭固失败的经验,注意阵与阵之间的离合,令“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九阵分散配置,各占地利,各自成营,即使有丛林、沟壑也不妨碍。另外,沈括注意遵从《唐李问对》战阵实施时相互协同的原则,也就是《唐李问对》说的“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令“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将八阵作为一个整体,四面八向都是阵首,也都是阵尾,这样就强化了八阵的整体作战功能,可以全方位地作战,不论是哪个方向受到攻击,该方向都可以做战略回击。沈括的这种做法得到神宗的称赞,即刻下令施行此阵法,并进行实际演练。

于是,熙宁八年(1075),大阅八军阵于城南荆家陂。元丰四年(1081),以九军法一军营阵按阅于城南好草陂。〔43〕元丰六年(1083),神宗诏燕达、王渊率一军进行九军营阵的演练。此次演练又参照了《唐李问对》中李靖演练六花阵时的方法,将营阵分开演练。李靖演练六花阵,将全部军队分为六军即六阵,一军进行营法训练,另外五军进行五行阵训练,即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转换的训练。九军营阵的演练“凡出战下营、互变、分合、作止、进退、方圆、尖直、肄习,皆尽其妙”。从九军营阵的运行原理看,“盖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是为五阵”〔44〕。九军营阵的核心就是五阵法,所以,神宗将九军营阵改称五阵法,二者是同一阵法的不同名称。《武经七书》颁布之后,神宗“诏已降五阵法,令诸将教习,其旧教阵法并罢”〔45〕。

三、宋神宗所制八阵与《唐李问对》阵法貌合神离

古代列阵作战讲求运用战术,而八阵的核心就在于奇正之术,神宗要探求古八阵,就离不开奇正之术的支持。而且,《唐李问对》关于奇正的理论是在对《孙子兵法》奇正思想继承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与发展,所以《唐李问对》中的奇正之术相对来说比较完备,这也是神宗选择《唐李问对》时比较注重的一点。神宗对《唐李问对》关于奇正的理论有所吸收与阐发,但是在实战时,阵法具体运用奇正之术的过程中出现了形似神不似的状况,导致神宗所创阵法与《唐李问对》所述八阵貌合神离。

对于“奇正”,神宗有同《唐李问对》一样的见解,他说:“古人用兵奇正之术,以为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此真败也。至如韩信之破赵,背水为阵,而弃大将旗鼓以诱敌,徒成安君知兵者也,非示以真败,何能胜乎?”〔46〕神宗认为韩信是以弃大将旗鼓,佯装颓败,用以诱敌,才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也就是《唐李问对》中说的“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47〕。只要是用兵打仗,都是以向前进攻为正兵,以后退佯败为奇兵。而且佯败的退却之兵,并不是无序之兵,看起来队伍混乱,实则是在有序后退,而那些队伍参差不齐、鼓声忽大忽小的无序后退之兵是真正的败退之兵。

奇正的思想精髓在于奇正相变,关于奇正相变,神宗也是有所阐发:“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48〕神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的观点来自《唐李问对》中奇正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理论。《唐李问对》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49〕这里说的是奇正的变化之道,变奇兵为正兵,变正兵为奇兵,变化莫测,才能使敌人无所觉。而奇正相变的运用“全在于人而已”,所以这就要求将帅掌握奇正之术。而北宋的将帅,多不懂在阵法中运用奇正之术,神宗针对此种情况提出批评:“今之边臣无知奇正之体者,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50〕后来,神宗在探求八阵的过程中一度强调:将帅是阵法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因素。“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则心也,诸军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则右救,攻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军何由败 也!”〔51〕神宗将战阵和军队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八阵、六阵是基础,大将是战阵发挥作用的核心势力,军队是四体,发挥基本的应援作用。神宗关于战阵和军队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

神宗对《唐李问对》关于奇正的观点有所感悟,但是在具体实施时仍然存在问题。《续武经总要》概括了神宗实施八阵过程中的错误做法:

盖黄帝孔明之阵,四奇四正,并中军而为九。大将之将得四之一,八阵之众得四之三,谓之握奇。开阖出入,千变万化,其道无穷,何形势之有?神宗为九军似矣。惜乎中外无等,奇正不分,泥于形势。知九军而不知所以用之。况李靖六花阵军七,故将亦七。九军而置四将,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52〕

由以上可知,神宗所创制阵法是以《唐李问对》关于八阵理论为蓝本所成的九军阵法,但实际上只是外形神似,其精神内核并没有被继承,在阵法的核心理念即奇正之术上是貌合神离的。《唐李问对》中八阵是四正四奇,正兵为战斗部队,奇兵为机动部队,八阵分别奇正,每一阵都可以根据战场的现状和地形条件,灵活转化,以充分发挥正兵和奇兵的作用。八阵中的每一个战阵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各司其职,独立作战。八个阵联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大阵,可以发挥八阵的整体战斗力。实际中,具体的实施效果要看将帅能否相机进行指挥调动。然而,神宗在具体实施八阵时,九军置四将。关于神宗九军置四将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有确切的记载:“都大经制泸州蛮贼事韩存宝言,所领正兵万五千人,依九军法分隶行营四将。诏以皇城使、雅州刺史、泾原路钤辖姚兕为第一将……泾原路第四副将郭振为第四将。”〔53〕神宗对此次置将多有重视,还专门挑选有能之士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宋军取胜,这是因为敌军过弱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肯定九军置四将的做法。按照道理来说,九军置四将就将四正四奇变为四正或四奇,这样就无法发挥八阵法奇正相辅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八阵本身的精髓,九军阵法与八阵是形似而神不似。

另外,神宗还曾仿照五军阵作四御阵,令“队为四部,将居中,有亲兵而无部”。大将居于其中,而前后左右有四部军队。而五军阵的实质是前后左右中五部军队,大将居中。其率领的中军为机动部队,是奇兵;前后左右的部队为战斗部队,是正兵。在具体的战斗进行之时,可以奇兵、正兵相互转化,随机而动。神宗所制四御阵只在中间设大将,却缺少中军的机动部队,这样就只有正兵,而无奇兵,奇正无法转化。王安石针对这样的弊端,曾谏言:“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为变。不知四部分,则大将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则一部有两人大将。若不附四部中,大将反无以自卫,如何待 敌?”〔54〕所以说,神宗的四御阵与九军置四将存在同样的缺点,在具体实施时,都无法真正发挥奇正相变之术,这样在与敌作战之时,就留给敌人可破之机。

神宗一直奉行僵化的八阵知识,照搬八阵模式,所以,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战败也是有迹可循的。

神宗在探寻古八阵的过程中,赞同并参照了《唐李问对》中关于八阵法的理论。至于神宗所颁布的阵法是否真正地用于战场实践,以及阵法是否真正发挥了积极作用,都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这里就不再做具体的追论。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在元丰六年(1083)《武经七书》颁布之前,神宗在探求古八阵的过程中,是以《唐李问对》的八阵理论为蓝本进行阵法创制的,这也是神宗重视《唐李问对》并坚持将《唐李问对》纳入《武经七书》的直接原因。

【注释】

〔1〕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 期,第119 页。

〔2〕陈峰:《武将群体和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9 页。

〔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七一《赵延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00 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五月庚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8 页。

〔5〕陈峰:《平戎万全图与宋太宗》,《历史研究》2006年第6 期,第184 页。

〔6〕(宋)田锡著,罗国威校点:《咸平集》卷一《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 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至道二年九月己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2 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辛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1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七月戊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1 页。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六月戊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5 页。

〔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六月己未”,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95 页。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87 页。

〔13〕(明)赵本学、俞大猷:《续武经总要》卷四,《中国兵书集成》第17 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 页。。

〔1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8 页。

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定。用一条一面标有刻度的10cm游动标尺,两端分别表示“无痛”(0)和“最剧烈疼痛”(10)。患者面对无刻度的一面,将游标放在当时最能代表疼痛程度的部位,医生面对有刻度的一面,记录疼痛数值。治疗前后各评定1次。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癸未”,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04 页。

〔1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癸己”,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6 页。

〔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六《郭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30 页。

〔1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七月己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8 页。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十二“庆历元年六月丙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6 页。

〔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戊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75 页。

〔2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53 页。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辛卯”,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24 页。

〔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六月壬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2 页。

〔2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96 页。

〔2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8 页。

〔27〕(宋)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75 页。

〔2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3 页。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熙宁七年癸巳”,中华书局1979年版,6284 页。

〔3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5 页。

〔3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9 页。

〔3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 页。

〔3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6 页。

〔34〕(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杂志·阵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 页。

〔3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5 页。

〔3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5 页。

〔3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6 页。

〔38〕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7 页。

〔3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6 页。

〔40〕(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杂志·九军阵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 页。

〔41〕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解释:营阵,军队行则为阵,住则为营,所以九阵则当为九营,而郭固之法则是将九军同为一营,这样就削弱了九阵的作用,导致阵法演练时出现重重问题。

〔4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8 页。

〔4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4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4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4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六月庚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05~6206 页。

〔47〕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 页。

〔4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二月庚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56 页。

〔49〕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 页。

〔5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2 页。

〔5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五《兵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67 页。

〔52〕(明)赵本学、俞大猷撰:《续武经总要》卷四《韬钤内篇·宋神宗黄帝九军新阵辩》,参见陈国勇编著:《武编 2》,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 页。

〔5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四“元丰三年五月丙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12 页。

〔5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二月戊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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