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诡道”思想中的现代谋略特征

陈进军

军事谋略是人们在战争中运用智慧解决军事斗争诸矛盾并进而抽象概括的结果。“兵者诡道”思想是孙子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军事斗争中的谋略性，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孙子在总结春秋时期富有革命精神的新兴地主阶级进行战争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兵者诡道”的思想，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此即孙子提出的著名的“十二诡道”。孙子的这一思想，是对军事对抗中克敌制胜奥妙的高度抽象，也是对军事斗争规律的深刻揭示，无论对于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与思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层面上带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催使战争理论、军队组织、战争形态、武器装备等各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兵者诡道”作为经典谋略思想，在现代军事谋略层面上具备其变与不变的特质。在时代加速转变过程中，“兵者诡道”思想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重视和发掘，并体现出鲜明的现代谋略特征。

一、“兵者诡道”思想具有鲜明的对抗性

军事谋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谋略使己方在战争中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战争或争斗的胜利，是国家、地区、利益集团之间实力的较量，具有典型的对抗性。任何时候，战争都不会因为军事谋略的使用而变得柔和或者使其对抗性减低，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军事谋略在战争和争斗中的广泛运用反而在事实上加强了军事斗争的对抗性。

军事谋略主要是用来对付敌人或其他竞争对手。谋略较量是一种针对性极其鲜明的思维过程，表现出相克相斥的招数。一般来说，交战双方都力图以谋胜敌，最好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双方指挥员往往像博弈一样进行激烈的谋略对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斗心眼”，一方面运用诡计和诈术欺骗迷惑对方，另一方面又力图识破对方的诡计，将计就计，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你赚我，我赚你。在这种智力的对抗中，智谋缜密，知己知彼者胜。现代社会由于战争顾忌的因素不断增多，因此，谋略的对抗性有增无减。

现代社会是一个更加看重个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社会，个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程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为了使战争按照己方设计的方向前进并达成己方目的，必然要在战争中使用包括直接军事对抗在内的各种有效手段，以保护己方的利益，破坏敌方的计划和利益。和以往的战争相比，现代战争更多体现为综合性的对抗，这种对抗以国家、地区、利益集团的综合作战能力等为基础，以军事威慑为主要手段，包含有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在内的多方面实力的较量。

二、“兵者诡道”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春秋战国以前奴隶社会的周礼，把军事行动纳入其日常规范之内，进行战争也要讲究仁义，主张“闻丧不伐”，即敌国如有国丧就不能去征伐；“处险不薄”，即敌军如处于险恶的境地，就不能再去进攻、逼迫。这种思想一直到现代社会都为一些思想家所称道。比如宋楚泓水之战后，就有儒家人物赞扬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然而我们都知道，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战争结果是，公孙固和子鱼的建议被拒，等到楚军布好阵势发令进攻，在强大楚军的进攻下大败溃逃，死伤甚重，襄公的亲兵尽数被歼，自身亦受重伤，自此国势日衰，与霸业无缘。讲究礼乐，而失先机，这种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不管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军事谋略，首先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为了整体利益，不可拘泥片面的道德或礼仪。毛泽东曾痛斥和讥讽宋襄公的迂腐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 利。”〔1〕列宁也说过：“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2〕可见，战争和道德、礼仪不能等同，战争是和国家利益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规模的利益活动，任何一个差错和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结果的改变，取得根本性的胜利是战争的必然要求，能够使战争获胜的办法就是可以接受的方法，只要这种方法是符合人类社会整体道德需求的。在现代战争情况下，核、生物、化学武器由于其巨大的杀伤力和长久的破坏作用，使用范围和规模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战争过程中，主要讲究国家利益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行战争，出其不意取得胜利都是正常的手段，而且这种作用在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愈来愈得到加强。

孙子“兵者诡道”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本身就是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军事思想。这一时间中国处于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历史时期，各诸侯国要么争取获得霸主的地位，要么依附于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使自己国家免于灭亡的必然选择，也是兵者诡道谋略思想必须服务阶级利益的主旨所在。从谋略层面上讲，孙子“兵者诡道”思想的提出是对人类战略的升级，对于战争形态和手段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此以后，战争更加强调的是实力和计谋的结合，军事谋略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兵者诡道”思想具有鲜明的隐蔽性

运用谋略的根本目的，是采用一种有效而巧妙的方法，使敌人不战而败，或虽然有强大的兵力却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发挥军队的作战潜力，以便己方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就要求在战争前后能够巧妙地将己方相关情况很好地掩蔽起来，或者在战争前后把己方的假目标和情报等暴露给对方，使对方不知道我方真实情况或者上当受骗，为己方获取战争的胜利奠定很好的基础。

军事谋略虽有阳谋和阴谋之分，然而隐蔽性是任何时期军事谋略都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谋略层面上讲，隐蔽是其深层的需要，也是必然的要求。不能对己方相关事实进行遮蔽很可能就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伏笔。现代社会由于作战样式和手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战争的对抗性和激烈程度大大增强，对军事谋略层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作战目的的隐蔽性、作战方式的隐蔽性、作战信息的隐蔽性和作战手段的隐蔽性等多个方面。任何一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都有其深刻的国家利益驱动作为根本原因。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其公开原因是认为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之伊拉克政府与联合国核查工作小组的配合不如人意，而深层原因则不为人知。因为如果仅仅是上述原因，那么就没有必要绕开联合国而擅自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冒着更多美国士兵被袭杀的风险长期驻扎。战后相关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能够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谓的战争仅仅是出于自身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而进行的。另外，这一场战争过程中，展示出多种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丰富的信息化作战手段，战争的信息化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场战争，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整场战争充满了谋略的气息。作为现代社会公认的信息化战争，伊拉克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信息化战争时代，虽然拥有了大量高新武器装备，但是战争并没有因为武器的信息化而变得多么仁慈，战争仍然是欺骗与反欺骗的结合体，在战争过程中有效实施“兵者诡道”思想是必然的选择。

四、“兵者诡道”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谋略是科学基础之上的谋略，而不是脱离科学基础的“谋略”。运用谋略制胜敌人，本质上是以高敌一筹的智慧进行运筹谋划，使己方的力量高度凝聚、增值，使敌方的力量处于分散、削弱的无序状态，或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军事谋略讲究在敌我双方对抗的全过程中实施，需要对敌我双方的各种状态进行把握、分析、决策，而不是任意指挥，凭空捏造。正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兵者诡道”，“兵”情为先，而后“诡道”。现代战争更加纷繁复杂，在运筹谋划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特别是军事学学科为主的哲学、数学、物理学、材料学、指挥学、地形学、心理学等系统学科的相关原理和前沿动态，对敌情、我情、地形、天候、后勤等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计算和权衡，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性。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谋略运用的科学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其过程更为隐蔽，主要体现在谋略的运筹越来越精确和迷惑敌人的手段越来越先进这两个方面。现代谋略不仅仅是凭经验进行简单的估算，更不是历史谋略的简单复制，而是运用军队指挥系统的辅助决策分系统进行精确模拟。在缺乏精确情报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运筹学的排队论、决策论、搜索论等方法，寻求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谋略运用方案，使兵力运用达到比较完善和让人满意的效果。迷惑敌人的手段体现在现代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信息化条件下的空袭和反空袭作战、导弹战、信息战等主要靠先进的电子侦察器材进行，武器装备先进的一方运用电子欺骗、信息泄露、部队佯动等措施可以使对方真伪莫辨。装备高技术武器的一方实施高强度、全方位的信息作战，可以使对方的侦察器材和通信手段失灵，无法获取必要的情报，通信联络中断，像练拳击用的沙袋一样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识破对方的诈术诡计。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 页。

〔2〕《戴白手套的“革命家”》，《列宁全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