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献臣对《孙子兵法》研究的贡献

许富宏 金皓月

明代学者十分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黄献臣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黄献臣所著《武经开宗》中的《孙子开宗》，是明代著名的注释《孙子兵法》的著作之一，在学术上具有很大的价值。从总体上看，黄献臣的注释在体例上多有创新，对《孙子兵法》思想的丰富内涵多有补充和阐发，有不少新见解。此书在清代备受关注，同时还传播到国外，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学者山中倡庵就曾在《孙子开宗》基础上进行注释，以方便日本人学习《孙子兵法》。与黄献臣取得的杰出成就相比，目前学术界对黄献臣生平及《孙子开宗》的研究和了解还远远不够。所以，笔者现就黄献臣的生平和《孙子开宗》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谈点看法。

一、黄献臣生平略考

关于黄献臣的生平，如籍贯、生卒年、科举、入仕、著述等，仅就现有的材料看，大都语焉不详。吴如嵩主编的《孙子兵法辞典》，列有“黄献臣”词条，说：“字皇肱。生平不详，约于明崇祯九年（1636）或稍后辑著《武经开宗》。”〔1〕这是目前可见的关于黄献臣生平的介绍，其中除交待了《武经开宗》的成书时间外，其他均“不详”。很显然，这对研究黄献臣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明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二《暹社题辞》曰：

少俊之应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陈求章、建纯兄弟暨吾弟献臣、伟恭也。其齿自弱冠至成童，其学各宗一师，其人或聚处一室，或遥相应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秀杰，不相蹈袭而能彼此相济。〔2〕

文中黄淳耀称“吾弟献臣、伟恭”，因黄淳耀姓黄，而“献臣”是其弟，故“献臣”必姓“黄”，也就是“黄献臣”。再者，一起应童子科的有六人，其他四人皆是全称，献臣、伟恭省了姓，放在四人之后，这也符合谦称的习惯。因此，黄献臣是黄淳耀的弟弟无疑。又，与“献臣”并列的“伟恭”，即黄伟恭，又名黄渊耀，亦系黄淳耀的弟弟，乃晚明比较有名的抗清义士。

黄淳耀是晚明著名人物，号陶庵，《明史》有传。根据《明史·儒林传》：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崇祯十六年成进士……

……及南都亡，嘉定亦破。忾然太息，偕弟渊耀入僧舍，将自尽。僧曰：“公未服官，可无死。”淳耀曰：“城亡与亡，岂以出处贰心。”乃索笔书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鸣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与渊耀相对缢死，年四十有一。

淳耀弱冠即著《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后为日历，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门人私谥之曰贞文。

渊耀，字伟恭，诸生，好学敦行如其兄。〔3〕

清兵南下后，要汉人剃发，黄淳耀与侯峒曾等反对剃发，并组织民众在江南起义。清兵进兵嘉定，黄淳耀起义失败，遂自缢而死，是著名义士。黄淳耀是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其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去世，年四十一岁。由此可以推知，黄淳耀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5年。《中国历史大辞典》就将黄淳耀的生卒年定为1605年至1645年。〔4〕这是正确的。黄献臣是其弟，故黄献臣生年不早于1605年。

清杨凤苞《黄贞文传》：“渊耀字伟恭，年十五，补诸生。幼颖异，甫就傅，即向学。既乃受业于兄，悉得其绪论，平居谈道讲德，往往启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游。……渊耀得书，益以品节自厉。就义时，见兄头帻相坠地，复下拾而冠之，乃就缢于右。渊耀卒年二十二。有《谷帘学吟》。兄弟死时，口血喷壁间，入砖寸许，其迹历久不灭云。”〔5〕因黄淳耀死后被私谥为“贞文”，故《黄贞文传》就是黄淳耀的传。黄渊耀是与黄淳耀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一起自缢而死的，卒时二十二岁，则黄渊耀的生年为明天启四年（1624）。黄献臣是黄渊耀的哥哥，可推知黄献臣生年不晚于1624年。这样黄献臣的生年范围就可确定在1605年至1624年之间。

据黄献臣所著作《武经开宗》中曾樱“序”记载，此书崇祯九年（1636）完成。《武经七书》体量较大，完成这样的一部著作，年纪太小是不可能的，故黄献臣不大可能生于1624年。因为，如果他生于此年，至完成《武经开宗》时才十三岁，这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黄献臣的生年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早。根据常理推测，黄献臣完成《武经开宗》时，最少也应该是弱冠之年，那么黄献臣的生年应早于1616年。又，考虑到完成《武经开宗》所用时间，一般也要几年，则黄献臣的生年还要往前推。总之，黄献臣的生年大致在1606 至1610年之间，也就是明万历三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八年之间。但是，究竟为哪一年，仅就现有材料，则难以断定。至于黄献臣的卒年，目前仍无法确考。

《明史》载黄淳耀、黄渊耀皆为嘉定人。《江南通志》也说：“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6〕由此，黄献臣的籍贯可以确定是嘉定人。《武经开宗》署“莆田黄献臣皇肱辑著”，“莆田”为福建地名，并非黄献臣的籍贯。但黄献臣曾到过莆田，并在莆田完成《武经开宗》。《明史·曾樱传》云：“曾樱，字仲含，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崇祯元年以右参政分守漳南。”后“进按察使，分巡福、宁”，至崇祯十年冬，改任湖广按察使。〔7〕曾樱在福建任职时间长达十年，即崇祯元年至崇祯十年。崇祯九年，曾樱在福建按察使任上，给黄献臣撰的《武经开宗》作“序”，可见当时黄献臣也在福建。《武经开宗》署“莆田黄献臣”，只能说明黄献臣当时在莆田。

至于黄献臣何时从嘉定迁居莆田，具体时间虽无从考证，但可大致推定。据《武经开宗》曾樱“序”说：“乃得黄生献臣、陆生经翼列诸前茅，既受评文之任。”由此可知，黄献臣是曾樱专门请去做注释《武经七书》工作的。曾樱虽然是在福建按察使任上，但他在去福建之前曾在常州任职。嘉定离常州不远，当时黄淳耀是东林党人，在苏南一带活动。陈鼎《东林列传》中有《黄淳耀传》〔8〕，并把黄淳耀当成是东林党的骨干。曾樱在常州任上时，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明史·曾樱传》说：“无锡高攀龙、江阴缪昌期、李应升被逮，樱助昌期、应升赀，而经纪攀龙死后事，为文祭之，出其子及僮仆于狱。宜兴毛士龙坐忤魏忠贤谴戍，樱讽士龙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赖樱以免。武进孙慎行忤忠贤，当戍，樱缓其行。忠贤败，事遂解。”〔9〕由此看来，曾樱对东林党人多有庇护。所以，同为东林党的黄淳耀应该与曾樱相识，而作为黄淳耀弟弟的黄献臣亦应为曾樱所知。

据《武经开宗》曾樱“序”，曾樱到福建后得知福建有大量存世的兵书，便开始筹划注解《武经七书》，可见黄献臣应是受到曾樱的邀请而到莆田的，而黄献臣最终于崇祯九年完成了《武经开宗》。又，黄献臣到莆田后，应该未再回嘉定。《明史·黄淳耀传》记载，清兵攻嘉定，黄淳耀与黄渊耀兄弟自杀殉国，而没有黄献臣，故献臣名不显。由此也可见，黄献臣在“嘉定三屠”时不在嘉定，他应该在福建莆田，未再回故乡。由于其兄与弟皆殉国而死，黄献臣虽未步其后尘，但入清后可以肯定不会与清合作，故有清一代亦无黄献臣事迹的详细记载。

黄献臣的著述，最著名的就是《武经开宗》。从上文的考证中，可以知道《武经开宗》成书于崇祯元年（1628）至崇祯九年（1636）之间。《武经开宗》的主要组织者是曾樱，黄献臣是主要完成者，陆经翼、陆冲参订。《武经开宗》后世有多个版本流传，吴如嵩主编《孙子兵法辞典》〔10〕、 于汝波著《孙子学文献提要》〔11〕中有介绍与列举，这里不再重复。

二、创新注释《孙子兵法》的体例

《武经开宗》在《武经七书》传播与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中专列“开宗”一栏，就是把《武经开宗》作为注释的重要内容加以突出，可见朱墉十分重视黄献臣的注解。《武经开宗》在日本也有流传，日本人山中倡庵著有《七书义解宗评订识》，其中“义”为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解”指明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宗”即明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可见，在山中倡庵看来，《武经七书》真正有价值的就是以上三书。这就把《武经开宗》提高到与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山中倡庵的“评订识”是以《武经开宗》为底本的，评语写在该书的天头与左右双栏之外，是根据《武经开宗》篇目与正文随文而做的，由此可见山中倡庵对《武经开宗》的喜爱与重视。

《武经开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以《孙子兵法》为例〔12〕，就其注释体例谈点看法。

首先，此书综合地吸收了前人注释的成就，在体例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黄献臣之前，已经出现不少《武经七书》的注释著作。其中，宋代施子美《孙子讲义》在开篇之前有“孙子小传”，每篇篇题之下有“题解”，每句之下有“训诂”，每段之后有“串述内容”与“引证战例”，在注释《孙子兵法》的体例上颇多创新。此后，注家大多沿袭而略有损益。刘寅是明代早期的注家，《孙子直解》的体例比《孙子讲义》相对简单，主要有“作者小传”“题解”“句意直解”三部分组成，个别地方有字句训诂，没有“战例引证”。陈玖学《评点七子兵略·孙子》〔13〕，有“作者小传”“题解”“串述内容”，也没有“战例引证”，但增加了明代盛行的“评点”。张居正《鳌头七书·孙子》〔14〕，只有“题解”与部分“字句训诂”。在黄献臣之前，《孙子兵法》的注释体例皆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定规。

黄献臣《孙子开宗》在体例上做到了综合吸收。《孙子开宗》的体例由“作者小传”“题解”“字句训诂”“串述内容”“引证战例”“评点”等组成，这个注释体例综合了前人的体例与明代盛行的评点，是明代注释《孙子》最完备的注释体例。其中“题解”注意解释各篇的立意，有时也引用前人言语等作引证式注解；“字句训诂”注重对字词、名物进行逐字逐句的考证；“串述内容”注重概述大义；“引证战例”则对战例所涉及战争过程进行详细解释，以助人们理解；“评点”主要是总评，没有批语。

《孙子开宗》虽然在体例上多沿袭前人，但在具体内容上却不是抄袭前人，而是独自作解。如作者小传，《孙子讲义》曰：“孙武子，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此《孙子》之所由作。兵书之序，必始于《孙子》者。五代张昭曰：‘战国诸子言攻战之术，其间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唯孙武十三篇而已。’此《孙子》所以始也。不然苏先生亦何以曰‘古之善兵者，无出于《孙子》。故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15〕《孙子开宗》的“作者小传”则是这样说的：“孙武，齐人。《汉书·艺文志》称‘武子兵法八十二篇’，今之十三篇，乃魏武注之而删定者。武以伍员荐入吴，为上将，伐楚入郢。及秦人救楚，乃班师。后见吴阖闾荒游无度，辞官归齐数年而亡。李靖所谓脱然高蹈者，其功业是以不著于天下。议者以其舍正务奇，背义任诈，乃战国相倾之说，止于强伯，不如王道。然三代以还，王道寥绝，伯图昌炽，如武者洵救时之智将也。学者本之以王道，而取材于将略，录其所长，补其不逮，斟酌变通，化裁时出，使孙子之术益藉以光，庶合于神明之用云。”〔16〕同样是“孙武小传”，只有交待孙武是“齐人”这一点是相同的，其他均不同。《孙子开宗》对孙武入吴事迹介绍更为详细，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更为公正客观，纠正了古代学者关于霸道不如王道的认识。相比于朱墉、陈玖学、张居正等其他《孙子》注家的“孙子小传”，黄献臣的作者小传也是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可见，黄献臣的注解是独立完成的，并非对前人的抄袭。除了“作者小传”，其他各篇的篇题、正文训诂、句意分析等，也都是独立自主作解。

其次，此书重视《孙子兵法》各篇内在结构的分析，在体例上多有创新。

黄献臣注解《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各篇的段落层次加以划分，并在每段之后有总结性概括。如《军形》篇，黄献臣将其析为三段，分别是自开头“孙子曰：昔之善战者”至“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为第一段，主要是讲“全胜之策，先为不可胜”；自“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至“故能为胜败之政”为第二段，主要是讲“修道以和众，保法以战下”系掌握战争胜负的关键；自“兵法：一曰度”至“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为第三段，主要是讲“兵法有五，得其法以制胜”。又如《九变》篇，黄献臣亦将其析为三段，自开头“孙子曰：凡用兵之法”至“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为第一段，主要是讲“用兵之法，当明九变之利”；自“是故智者之虑”至“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为第二段，主要是讲智者能“以所害杂所利”；自“故将有五危”至最后为第三段，主要是讲“无智之将，守一而不知变，为用兵之灾”。如此从篇章结构上来分析概括《孙子兵法》各篇的内在意涵，能够体现注释者自己的认识。早于黄献臣的施子美注释《武经七书》，采用一句一注，导致各句之间零散、分割，失去了篇章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不利于理解全文内涵。刘寅注释《武经七书》时体例前后并不一致，对《尉缭子》采用了分段，但是对《孙子兵法》却未分段，采用一句一解，与施子美一致。陈玖学的注释只是每句下随行夹注，没有分段。张居正的注释则是在写批语。黄献臣应该是受到刘寅注《尉缭子》分段的启发，将分段运用到《孙子兵法》的注释中，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

最后，此书注重吸收前人引证历史事例的做法，补充了诸多新的战例，以事证理的特点更为鲜明。在《孙子兵法》注释史上，历代学者皆注重引证历史事例来辅助理解，这是一个传统。如《计篇》“主孰有道”，李筌注曰：“范增辞楚，陈平归汉，即其义也。”杜佑注曰：“若荀息料虞公贪而好宝，宫之奇懦而不能强谏是也。”〔17〕

这里所引李筌注与杜佑注，皆系引用历史事例来作注解。施子美在注解时，也多用历史事例。比如《计篇》“主孰有道”句，施子美曰：“士 谓虢公骄必弃其民，韩信谓项羽虽强易弱，隋之平陈，贺若弼知其必胜之者。”〔18〕施子美举了三个历史事例，来说明主无道必败的道理。刘寅解释此句时说：“汉高入关，秋毫无犯，秦人大喜。项羽入关，杀子婴，烧宫室，掠妇女宝货而东，秦人大失望。此汉高所以终胜而项羽所以终败也。”〔19〕黄献臣所举也是刘邦与项羽的事例，说：“如韩信谓汉王曰‘项王为人，所过残灭，天下大怒。大王入关，秋毫无所犯，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是也。”〔20〕相比前人，黄献臣侧重从韩信角度来评论人主之有道与无道。韩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这样的角度既易于被读者所接受，也与兵法的特征相吻合。

黄献臣善于列举正反事例，以加深理解。如《军争》篇，在阐述行军时是否有乡导引路这个问题，黄献臣说：“如李广军失引导误道，后期自杀是也；若吴伐鲁，郕人导之，以克武城；卫青击匈奴，以张骞导军，知善水草处，得无饥渴；李愬入蔡州，用李佑为先锋，卒擒吴元济：皆乡导之力也。”〔21〕黄献臣的注文以李广军没有用好向导而致失败，卫青、李愬善于用向导而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这样进一步加深了对正文的理解；而且，是举历史上著名战将李广、卫青、李愬等，与上文引韩信一致。这些手法的运用，都可以看出黄献臣在注解过程中的匠心独运。

三、多角度深入阐释孙子军事思想

黄献臣在每篇题解、正文注释、文后述评中，对《孙子兵法》的思想进行深入阐发，很多观点对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有极大帮助。

首先，用老子道家的辩证观点解释《孙子兵法》，揭示出《孙子兵法》丰富的辩证思维与哲学思想内蕴。《老子》第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2〕老子以“阴”“阳”作为世界对立统一的范畴，并将这个观念用来解释用兵。比老子稍晚的孙子也认识世界是阴阳对立的。《计篇》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老子》第五十七章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23〕孙子则把“奇正问题”上升到兵学“战势”角度来理解。《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4〕。 可见，孙子与老子思想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黄献臣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注释时按照《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维来注解，将《孙子兵法》中的“虚实”突出出来，以“虚实”概指阴阳、奇正等范畴，对《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作了充分发挥。黄献臣在《虚实》篇题解中说：“兵贵实不贵虚，变敌之实为虚，变我之虚为实。唐太宗云：‘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25〕黄献臣认为《孙子兵法》讲的就是“虚实”，这就把“虚实”当作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虚实》篇说：“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黄献臣评论说：“此言妙虚实神明之用。”〔26〕以为能够做到攻虚守实，就是神明。《虚实》篇又说：“故形人而我无形。”黄献臣注释说：“此言攻敌虚实之形，而并及战地虚实之用。”〔27〕

他不仅在《虚实》篇中强调虚实，而且以虚实通观《孙子兵法》十三篇。再如，《谋攻》篇说：“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原意是强调“知彼知己”，包括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总体上看是原则性要求。黄献臣对此的概括是：“此言攻谋当审彼我强弱虚实之数，不知必败以致叮咛之意。”〔28〕把“知彼知己”看做是知敌我双方的虚实。《谋攻》篇“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黄献臣解释说：“见形势，识虚实，可攻则攻，可守则守，胜之道也。”〔29〕把认识敌我双方的虚实作为能不能战胜的重要条件。

黄献臣重视“虚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虚实两者之间，更加强调“实”，认为“实”比“虚”重要。上引《虚实》篇题解，黄献臣明确说：“兵贵实不贵虚。”在《始计》篇的题解中，黄献臣说：“此言兴师之始，必先定计策于庙堂之上，然后遣将。”〔30〕“先定计策”是“实”，无“实”，则不兴师。而如果敌方有实，我则预备以防御。“彼军既实，我当预备”〔31〕，避免与敌交战。黄献臣的看法是对“虚而实之，实而虚之”完全用“诡道”的纠偏，强调还是要在绝对有把握取胜的前提下和我方有绝对实力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动战争或发起进攻。这是黄献臣对《孙子兵法》“虚实”的辩证关系的发挥。

其次，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解释《孙子兵法》，深入揭示《孙子兵法》的丰富内涵。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重道”思想上。如《孙子兵法·计篇》曰：“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原文中这五者是同等重要的：“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针对孙子的思想，黄献臣认为这五者之中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有轻有重，其中“道”最为重要。他在《计篇》此段文字后所作的述评中说：“唯有道可以伐无道，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二者具，然后举兵。”〔32〕黄献臣认为，举兵出师首先在于要“有道”，“有道”就是要有道义上的支撑，出兵一定要在正义的旗帜下。至于天时、地利，只是要不要出兵的辅助性因素，并不是举兵打仗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以“有道”来“伐无道”？黄献臣说：“首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是‘道’之一字最吃紧。唯道通上下之情，故民众为之死。”〔33〕他认为，“道”与民心相关。得道者，得民心。一旦得到民心，那么民众就乐为君死，乐为将死。这样，军队的战斗力就会获得极大提升。所以，这里虽然是讲“道”，其实是讲民心问题，也是讲战斗力的问题。上文言黄献臣引韩信对刘邦与对项羽的评价，也是侧重刘邦得道而项羽失道。可见，黄献臣特别重视“道”的问题。《孟子·公孙丑下》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34〕可以看出，黄献臣解释《孙子兵法》融入了孟子“得道多助”的思想。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自从南宋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之后，成为后世读书人心目中的“亚圣”。孙子是兵家代表人物，黄献臣试图从儒家孟子思想的角度来阐述孙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移走了《孙子兵法》是“诡道”的标杆，树起了《孙子兵法》追求“正道”的旗帜。黄献臣的做法不仅丰富了《孙子兵法》的内涵，对理解并提高孙子兵学思想的地位都是十分有益的。

最后，用中国传统的佛教思想来解释《孙子兵法》，减少了兵法上的杀气，给《孙子兵法》披上了仁慈的外衣，利于人们接受。《谋攻》篇说：“是故百战百胜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这里主要是讲战争的谋略。谋划战争不以杀伐为主要目的，尽可能用智谋取胜，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黄献臣对孙子的这段话进行了注解，说：“邓禹不杀而为东汉云台功臣之首；曹彬不杀而为有宋开国元勋第一，泽及当时，庆流后叶，何其贤也！白起诈坑赵卒于已降，而不免杜邮之祸；韩信袭破齐军于既下，而终就云梦之烹；李广守陇西诱杀降羌八百，而终身不得封侯；虞诩长朝歌滥杀贼众数百，而家门不增一口。他若再世为将之赵括，三世为将之王离，或报于其身，或报于其子孙，何其惨哉！”〔35〕黄献臣通过列举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来证明在战争中不要滥杀与妄杀，这是对《孙子兵法》的意蕴加以引申。黄献臣举这几个例子主要是说，如果在战争中不滥杀无辜，那么就会有好报，比如邓禹因为不杀而被列为功臣之首，曹彬不杀俘虏而后代都得到好报；至于白起、韩信、李广等人滥杀降敌终于祸及自身，虞诩滥杀寇盗亦祸及后代。在举例之后，黄献臣评论说，如果滥杀，那么你的子孙“再世为将”“三世为将”都将是惨败的结局——“或报于其身，或报于其子孙”，这是滥杀的结果。这里的“三世”“报”都是佛教的思想。佛教有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都是明人当时的共识。黄献臣将佛教的这些因果报应思想用来解释《孙子兵法》，表明他自己是反对滥杀的，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有迷信之嫌，但是当时却是容易让人理解的方式。况且，《孙子兵法》中的“全胜思想”“贵胜不贵久”“上兵伐谋”等，都不主张杀伐，而以护佑人民为目的。这些，与后来的佛教思想也确有相通之处。将佛教思想与《孙子兵法》联系起来，突出了孙子思想上慈善的一面，从而消解了杀气，对《孙子兵法》的传播大有好处。

《孙子兵法》是兵学经典，历代注家众多。黄献臣是晚明时期人，是在时任福建按察使曾樱的主持下注释《孙子兵法》的。由于时局动荡，国势倾危，时间有限，资料缺乏，他的注释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通过与今人整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相比较，可以看出黄献臣的注有不少沿袭前人的地方，而袭取最多的是宋代张预的注解，其他还有梅尧臣、曹操、杜牧等人的注解。他有的是对前人的注解照抄照搬，有的只在个别地方稍作改变，还有的是对几个人的注解而做的概括。这个问题，拟另文讨论，这里不再详述。

总之，黄献臣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延续了《孙子兵法》注释的传统，把明代晚期人们对《孙子兵法》的认识保留了下来。这对《孙子兵法》思想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注释】

〔1〕吴如嵩：《孙子兵法辞典》，白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 页。

〔2〕〔清〕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8 页下，第659 页上。

〔3〕〔清〕张廷玉等：《明史》第24 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58 页。

〔4〕郑天挺等：《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5 页。

〔5〕〔民国〕王文濡：《续古文观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138 页。

〔6〕《江南通志》，〔清〕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1 册，第696 页上。

〔7〕〔清〕张廷玉等《明史》第23 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68-7070 页。

〔8〕〔清〕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一；〔清〕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 册，第313 页，第314 页上。

〔9〕〔清〕张廷玉等：《明史》第23 册，中华书局1974 版年，第7069 页。

〔10〕吴如嵩主编：《孙子兵法辞典》，第222 页。

〔11〕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6 页。

〔12〕以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孙子》，简称《孙子讲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简称《孙子直解》；黄献臣《武经七书开宗·孙子》，简称《孙子开宗》等。

〔13〕民国十五年上海武学书局刊印本。

〔14〕〔清〕顺治十八年刻本。

〔15〕〔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中国兵书集成》第8 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15 页。

〔16〕〔明〕黄献臣：《武经开宗》，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第十一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17〕〔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12 页。

〔18〕〔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第25 页。

〔19〕〔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中国兵书集成》第10 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115 页。

〔20〕〔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58 页。

〔21〕〔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137-138 页。

〔22〕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 页。

〔23〕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49 页。

〔24〕〔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10-113 页。

〔25〕〔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114 页。

〔26〕〔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118 页。

〔27〕〔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121 页。

〔28〕〔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95 页。

〔29〕〔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91 页。

〔30〕〔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53 页。

〔31〕〔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66 页。

〔32〕〔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55-56 页。

〔33〕〔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56 页。

〔3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1 页。

〔35〕〔明〕黄献臣：《武经开宗》，第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