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现代教育与学术的奠基

李明华，木 斋

(1.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人文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2.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概说

所谓中国现代教育，指的是伴随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开始的教育体系。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一般指的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民国社会制度，而中国现代教育对于传统教育方式的渐次取代，则比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要早一些，一般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开端，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教育的实际发生，是要追溯到更早一些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以及随后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洋务运动，伴随的留学生运动的开始，都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滥觞。

中国现代教育史，在短短的一个世纪时光里，培育出来数量众多的学术大师，在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里，产生了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可以称之为大师而无愧色的杰出学者，可以说，这些人物，集中在20世纪的前半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夜空中，陈列出来一颗颗璀璨无比的星斗，组成为一条灿烂的星河，彪炳于中国历史、学术史的历史长廊上。中国现代教育史这一特殊的人文景观，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的时间实在短暂，短暂到几乎仅仅是一两代学者而已，这种历史的辉煌，到了中国当代教育取代现代教育的瞬间，几乎是即刻就消隐了，像是流星一样，瞬间就划过了夜空，令后来者立足呆看，感喟叹息，而这一历史的辉煌，却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概括而言，大体有这样的几个方面造就了民国时代大师云集的学术现象：1.19世纪开始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国时代则实现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历史性革命；2.新兴的教育体制最能吻合和激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3.中国自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以来缓慢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演变的结果，以及西方的逻辑推理方法的引入；4.西方教育体制、教育方法、教育思想的引入；5.一个非功利时代和重视文化教育的文化背景。

以中国进入到民国时代的历史变革为中心，中国进入到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学术大师群体，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的雄伟殿堂。在众多的大师群体中，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可以称之为这一时代大师中的代表，其中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定了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为代表了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的第一代大师；鲁迅、胡适、陈寅恪在此基础之上，随其流而扬其波，变本加厉、光大发扬，深化了现代教育和学术思想体系，为其第二代大师；以后之顾颉刚、钱穆、冯友兰、闻一多等分别在史学、哲学、文学诸多领域开疆扩土、探源溯流，各成体系，乃为其第三代大师的代表。

二、蔡元培独特的人生经历

蔡元培(1868—1940)，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就这个出生时代和后来蔡元培一生的行迹而言，正好吻合于作为现代教育奠基人的时代条件：

首先，有着旧学教育的深厚根底：蔡元培4岁入家塾。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时中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23岁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得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换言之，蔡元培经历了由旧学而新学的完整历程，其中甲午战争为其中的关键点。

其次，蔡元培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实践：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可以视为蔡元培早期的教育事业之重要履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其三，蔡元培为辛亥革命之元勋之一：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从而奠定了他的辛亥革命元勋的政治地位。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其中，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其四，蔡元培留学海外的学者人生道路：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从而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道路。以后，有对红楼梦研究，发表《红楼梦索隐》之学术著作。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其五，蔡元培对民国教育思想的奠基历程：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并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其六，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及其教育思想的实践：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大校长演说，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1](P152)，到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P191)这一点非常重要，旗帜鲜明、一针见血，指出大学之本质精神，乃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3](P213)。

三、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与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蔡元培不仅为民国首任教育部长、首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教育思想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兼容并包、学术至上、独立自由的基本宗旨，从而为中国进入到现代时期之后学术大师辈出的辉煌从教育体制上营造出了时代的氛围和宽松自由的基础。

所谓兼容并包，指的是大学办校的方针。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正是中国在历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各种思想、各种思潮、各种不同世界观同时涌现的时代，接受西方思想的代表如胡适，虽然接受西方教育并且成就斐然但却经过比较之后认为国学乃为世界最为优秀文化之辜鸿铭，接受西方思想但主要接受西方革命思想的陈独秀，接受日本教育又深受苏俄革命思想影响而同时沉浸于国故研究的鲁迅，接受西方教育但却沉浸于以新方法研究国学传统之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人放在一起，可以说是五色杂陈，思想旗帜各异，但却皆为这一时代之大师。蔡元培作为现代教育的奠基者和组织者，摒弃自身的好恶和评判，唯才是举、唯大师是举，从而成功地建造了现代教育的学术殿堂。

所谓学术至上，可以包含多方面的含义，首先，蔡元培经过多年西方文化的教育，深刻体察到学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高无上、无以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是对一个国家在文化层面、精神领域的引擎和舵手，引领着时代的思潮发展的方向。所以能明确提出“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这在到处都是“劳工神圣”的平民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其次，学术至上，是一个处处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办校体制和方针政策，因此，才会有教授治校而非官员治校，才会有教授决定讲课内容、讲课方法而非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指导教学，才会有教授高薪并处处受到尊重的社会地位等等；再次，学术至上，也就可以不计学历之高低、忽略道德之评判，陈寅恪无学历而被礼聘为清华四大导师，胡适尚未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惜帮助伪造，陈独秀沉湎于八大胡同而仍留置于北大。这些，虽并非皆为蔡元培之行迹，但却体现了蔡元培引领的一个时代的风尚。

所谓独立自由，正是以上两大方针的总括和旗帜，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概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唯有此精神和思想，才会不盲从于权威，不屈从于权利，不被诱惑于利益，为学术而学术，唯思想而思想，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五四这个时代的大师，没有一位不是以学术为生命，以探索为旨归的纯学者，而像是郭沫若一样的人，终究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蔡元培将现代教育与现代学术整合一体，从而使现代教育成为现代学术的平台，使现代学术成为现代教育的灵魂。

“囊括众典、网罗众家”八个字，亦可以视为蔡元培“兼容并包主义”的别样说法。在答林琴南的信函之中，蔡元培更为明确阐发了他的办北京大学的基本思想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在组织建构上，“取兼容并包主义”[4](P231)，“兼容并包”理念的施行：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在北大任教，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京师大学堂初办之际，名为大学堂，实则仍为旧学教育。冯友兰先生是1915年进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民国成立之后更名为北京大学。他所见到的学校的情况，仍然是传统的科目，根据6的回忆，在签押房见到过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分科之中有经科，每一种经中都有不同的学门，譬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有通儒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院。由朝廷派出管学大臣管理。蔡元培是1916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学校发生质的飞跃。

蔡元培1916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倡导兼容并包，自由精神，教授治校。教务长由教授选举，聘任教授，皆为一时之名流，并不分其政治主张。辜鸿铭公开主张帝制，民国后仍旧清朝衣冠，但他英文水平极高，故仍旧聘为教授，此外，刘师培为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蔡元培仍旧聘请他为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史。刘师培上课不带书，自然也没有所谓统一教材，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随口背诵。但他讲课不久就病死了。

兼容并包，还体现在与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论争上。当时对红楼梦有一些索隐附会说法，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为其代表。认为“红”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好，言以满人而爱好汉人之文化，好吃女孩口上之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又多以男女隐喻满汉，故云“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进一步说，宝玉，传国玉玺也，即指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等等。蔡元培先生何等天才之人，二十六岁即为翰林学士，何等聪慧！而蔡先生此作亦堪称是呕心沥血之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索隐之作，即为典型地侧面说明了在现代学术全面进来之前，中国的学术研究之方法论，尚处于混沌未开之未自觉之状态，而胡适《红楼梦考证》之曹雪芹研究，则标志了中国学术在方法论上，有了长足的飞跃——以西方研究诸多学科的科学方法——先就方法论而言，已经大体决定了胡适之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蔡、胡两者，也就分别标志了旧式研究的没落和新学研究的兴起。

蔡元培与胡适个人之间观点的不同，并不影响蔡元培对胡适在北大的地位。胡适对于中国学术的另一项伟大贡献是《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展示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改中国学术的经义注疏传统，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学术研究。《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蔡元培、王国维等文化领袖和学术巨人们的大力推崇下盛名远扬。

蔡元培初到北大，北大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等少数人办理，蔡元培任校长后，遂成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设立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等机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方面，改变“轻学而重术”的倾向，认为：所谓学术者，“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术之别，即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别。两者之间，“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5](P42)。因此，基础学科之治学才是大学，而治术的应用学科应该只是高等专门学校。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蔡元培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之后，虽然自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开始进入到军国教育、党国教育时代，但蔡元培所奠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宗旨，却能深入人心，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时代旗帜和宗旨，影响于后来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综观中国现代化以来的第一代大师，其中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活跃的大师，主要以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此数人虽然也都经历五四运动的学术人生，但他们的原始爆发点基本从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发生，并围绕辛亥革命为中心而产生其思想的学术的体系；其次，是以鲁迅、陈寅恪、胡适为代表的第二个时期的大师群体出现，其重要的现象，是围绕五四运动而形成，并有着极强的五四运动的胎记。鲁迅以思想家、革命家而名世，胡适则以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名世，但两者之间又有区别，鲁迅虽然其学术名声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所掩，但其学术成果，却能独立于革命思想之外，故其中国小说研究历经百年时光，迄今无人能够逾越；而胡适则相反，将其学术研究与白话文运动打并为一体，其学术研究的主体白话文学史，其假设推理来源于对白话之倡导，从而使学术成为政治运动之附庸，其影响虽然也历经百年而仍为学术界之主流文化，但其弊端丛生，必为后来之学术史所扬弃。其中陈寅恪先生之学术，能够超越政治，使得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五四之精髓，为五四之正能量之最为精粹之表述。

四、蔡元培成为现代教育与学术奠基人的原因

蔡元培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学术的奠基人，其原因大体有五：

1.其生活的时代吻合于新旧思潮的易代时期，蔡元培为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具有旧学之坚固根底；

2.深受西学教育的熏染，他曾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

3.蔡元培一直关注教育、研究教育，教育始终在蔡元培人生中占有中心位置；

4.蔡元培不仅仅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元勋，教育专门家，而且，为这一个时代著名学者之一，著有《中国伦理史》《红楼梦索隐》等学术专著，为较早一批采用新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学者之一。虽不一定能称之为学术大师，但因为这些学术研究，从而对学术研究，对如何成为学术大师有着“理解的同情”，而不至于出现后来教育史上的外行领导内行，这就已经足够使其成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教育先行者，伟大的现代教育的奠基者。换言之，在成为中国民国教育总长之前，革命事业、教育改革、新方法的学术研究实为蔡元培之三大事业，三者鼎足而三，不可或缺；

5.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赵宋时代之士大夫群体的觉醒，可以以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之标志，而现代学术、现代知识者的群体觉醒与知识阶层品格的形成，则可以以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标志。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不仅仅是中国政治历史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同时是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所未有的大学教育蔚然兴起，前所未有的各种学术理念风起云涌，前所未有的各种人才辈出，生逢盛世，生逢变动改革之时代，各个学者各自按照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来展开各自的宏伟蓝图，自下而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时代，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观和方法论，就会有一个更为宏大的体认。

可以说，蔡元培奠基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启蒙运动，不仅仅是孕育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也同时孕育了中国的现代社会，孕育了中国现代的学术，孕育了中国现代的文化。反之，中国现代的社会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思潮，也反向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发展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