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
——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的起始

2021-11-28 07:57任光宇

唐都学刊 2021年4期

任光宇

(Gary G. Jen 美籍海归独立学者)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至2020年已整整120年。在敦煌遗书发现、流失、抢救学术史研究上，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对其中一些人物、事件和某些主流看法，至今仍在争论之中。“敦煌学”为颇具影响力的近代国际显学，“敦煌遗书发现”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的重要“学术发现”之一，故与“遗书发现人”、亦即“敦煌学起始”的相关学术史研究，在学术史研究相关领域尤其重要。

笔者在阅读与敦煌遗书相关学者的论文、并收集筛选了更多相关文献信息之后，对道士、官员、学者身份在内的全部六十多位相关人物进行了不同以往的分类整理、排列、分析，尝试采用分类排列的方式方法来整理、评议这段关于历史人物的学术史，为的是尽可能将不同性质的人物、不同时间的事件更加有条理地清晰呈现；而没有做成更直观的表格形式，是因为其中有的人或事有必要增加较多文字来讨论。所提新说当然属个人浅见，故期待将来还能看到更多学者、方家的复议、再议，以求历史真相越辩越明和尽可能公平合理的学术史结论。

针对“敦煌学”学术史领域，刘进宝教授曾指出：“由于敦煌学本身的这些特殊性, 不要说敦煌学的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关乎敦煌学学科形成的学术史, 也还有许多问题至今并没有搞清楚, 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定论。”[1]正如荣新江教授所说:“迄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 没有‘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 更没有‘评判高下, 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2]

期望本文的写作，能对“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术史”的构建有所助益。

一、王道士的功过评议应回归历史情境

对王道士做出的诸如“罪人、卖国贼”的主流评价，民间早有异议，学界应予正视和重估。

第一，根据学术界已广泛认同的史实，王道士作为敦煌藏经洞的最早发现者(并非“敦煌遗书发现人”)，尽到了及时、反复向各级官员报告此一重大发现的责任，并多次为官员们提供了各种藏品实物，但在早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不再详述。然学界没有充分承认和确认的事实是，王道士是以一个长年没有俸禄薪资的、自任“住持”的近乎志愿者的身份，在基本没有官方经费、仅靠个人化缘筹资来解决自身生存的情况下，自觉承担了洞窟和寺庙的看管、维护之责。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加之他自己并无鉴定甄别这些文物珍贵程度及判断其价值的能力，故在遗书发现早期,他向地方官员和施主散出了一些经卷；在后期用大批遗书换取了国外到访者提供的高额布施的行为，应属情有可原、甚至合情合理，时人难以追责，后人更不应苛责。据学者们考证，1907年首位到访的外国学者斯坦因所持的“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职务翻译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马车上插有官府发给的写有‘大(英帝国)印度教育大臣游历甘肃新疆考(察)……’字样的小黄旗，又有前官府职员陪同，还有当地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派来的士兵做护卫”[3]。斯坦因一行如此阵势，但在初期仍然受到了这位中国边远穷困道士的执意抵挡，并断然拒绝了其想用“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的企图。经斯坦因、蒋孝琬各种诱导后，王道士才相信了这位“印度来的唐僧”同属“玄奘信徒”，同意仅收取两次共16个马蹄银(合银800两)(1)据王冀青考证，前两次斯坦因共付四锭马蹄银合银200两，得到了约150捆经卷；四个月后再次付出12锭马蹄银合银600两，由蒋孝琬出马又获得了230捆经卷。，作为“用于资助洞窟殿宇的修缮”的“捐赠”，容许斯坦因“请去佛经万卷”“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2)此处所引除“请去佛经万卷”为王园禄《催募经款草丹》中所言外，其余皆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语。。

第二，一般学者和文人多忽视了王道士的虔诚、毅力、能力和难得的工作成效。据考证，他的主要成就为：(1)“到莫高窟时，恰逢敦煌民众进行莫高窟大修工程，于是他积极参与，承包了属于道教下寺管辖的一段石窟群，主要负责清理下寺的三层楼。在清理第l6窟中的累积流沙时”发现了敦煌藏书[4]14。 “应当说, 没有王道士雇人清理窟雨道的积沙, 藏经洞还是会在那壁画的背后沉睡不知多少时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要归功于他的辛勤劳动。”[5](2)尽其所能保存、保护了敦煌遗书。并“营建太清宫, 包括改建三层楼和修建三清宫……王圆箓动员当地士绅，于藏经洞发现五年之后，将其重新修建起来”[3]。(3)“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3]“正是由于王圆箓在保护千佛洞及营建道观方面的成就，所以被县署委以道会司一职，其管辖的道观，可考者有莫高窟太清宫、三危山王母宫、敦煌城郊西云观等处。”[3]可惜这所谓“道会司”的委任目的在于“以褒扬之”，明显也只是有活干没钱拿的。终其奉献给敦煌长达30多年的余生里，王园禄从政府官方拿到的确凿资助,只有1911年那一次的300两白银[6]，仅是清朝学部因将敦煌遗书的劫余运往北京而拨款6 000两经费的1/20。

据斯坦因叙述：“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仍可以称得上是费尽心机的……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关于他人格上真诚的一面，我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件事。1914年，我第二次到敦煌，他特地将募捐的账目交给我看，表明我所捐赠的所有款子已全部用于功德事业，没有一分一银被中饱私囊。尽管他的要求让人感到奇怪，他对功德事业的虔诚我还是深信不疑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将我所捐赠的马蹄银全部用在了修缮活动上，我在他的洞窟前面，就亲眼目睹了排新修的庙宇和禅房。”[4]455-485

第三，不少学术著作和非学术作品，大多还对王道士的素质、文化甚至体形外貌，都做出了负面的描绘。王园禄(1850？—1931)原名为王福琳，园禄、园箓、圆箓都应是他后来采用的道教道名(一说来自全真道龙门派谱系，他本人是“圆”字辈的龙门派第十九代，其弟子姚明善和赵明裕属“明”字辈第二十代[3])，且有原始文献证明他自己用的最多的是“园禄”，而不是目前被学界最多采用的“圆箓”(在王道士姓名研究的争论中，笔者支持方广锠较为严谨的考证结论[6]，且期待学术界能定名“王圆箓”的充足根据、或更正)。他并不是被大肆宣扬的“目不识丁”“文盲”，据其遗物木箱中发现的信函《催募经款草丹》原件手迹判断[6](3)梁旭澍《〈敦煌县正堂申谕〉〈催募经款草丹〉录文及相关问题》一文在第124页第四行中，将原件引文中的“王园禄”写为“王圆禄”，应是将繁体字“園”(第122页正确)的简体字“园”，误写为了“圆”。，王冀青也认为此信“是王园禄于1911年亲笔所书”[7]，加日本学者收藏的另一件遗墨[5]来看，他的错别字虽较多，但字迹和行文尚可，大概可说是粗通文墨。荣新江教授并说王道士“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9]，只是未见确据。当然，由于王园禄的浅薄学识、庸俗美感导致的不当维修、改造，毁坏了一些珍贵的原始壁画、文物；他也多次私藏遗书经卷，为化缘卖给了各类施主和外国人(4)据西北师大敦煌研究所秦炳坤副教授在2020年10月“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中所述；王园禄在1910年政府命令东运全部遗书之后仍私藏私售遗书多达三万余件，笔者存疑。若确实如此，王园禄当然有过错有责任，而清末民初的各级政府也有责任，当时的国家财政根本没有能力为千佛洞指派专业素质的管理人员。

对余秋雨充斥臆想的文学语言，诸如“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9]云云，本不必过多追究，但因该文发表时间早、流传广、影响大，并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故对其过分地丑化王道士，学界很有必要澄清，建议停止这篇《道士塔》在教科书中的使用。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学术考证之余仍未回归历史背景环境作公平裁判，依旧保留诸如“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道士塔……是永远树立在敦煌莫高窟前的历史耻辱柱”[9]、“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王圆篆……是一个卖国贼”[10]、“发现者是愚昧狡黠的道士王圆箓”[1]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笔者以为，王园禄以其敦煌遗书“行为意义上的发现人”身份和敦煌学史中文化层次最低的人物，既没直接损毁遗书、也没有严重妨碍传播研究，只是本分出演了他的历史角色。因而，我基本赞同樊光春在《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一文中做出的评判：王道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宗教家；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保护的过程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不应当予以苛责，更不宜视作历史罪人”[3]。

二、官员群体多年失察难辞其咎

时任清廷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出席招待伯希和公宴、并代表京城学界即席礼貌致辞之后，于当天日记中写下了初闻敦煌遗书流失的愤慨：“此(遗)书自宋至今千余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林护存，幸而发现。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 一天以后，恽氏特致函沈增植告知此事，并再次指责：“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11]

现将“地方俗吏”群体中的个人，按涉及时间先后做个排列，这些当年的地方各级官员在遗书遭流失上难辞其咎。在这一点上，当今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共识和研究，笔者仅在此集各家之说，试添几位新人，罗列并尝试刍议如下：

1.傅大恺，字开虞。生卒生平待考，现仅知他是四川洪雅人，出身书香世家，其父傅佐为县内名儒，其兄大贞为1865年进士并曾任兵部主事，他本人在1899年时任玉门县令。笔者不久前从“洪雅收藏协会”副会长王仿生先生处，见到一幅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长幅《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经文照片，上有傅大恺长孙傅曲江跋语：“此唐经也。光绪己亥(1899)夏日，先祖开虞公宰玉门，因公诣敦煌，得于月耳泉之古洞中。闻同时被外人蠲重资购去者不尠(鲜的异体字)，盖皆珍为千年古物也。细玩字体颇近钟、王，虽无题识，要非俗手所能云。癸亥(1923)仲春，曲江居士题。”并称：祖父在敦煌藏经洞得宝时，他已是十几岁的少年，是此事件的知情者、见证人。事隔24年后由他题写的跋文应当是可信的。此文配有写经及题跋照片，尚称完整。1981年，傅氏后人将经历五代，保存82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经卷献给政府文物管理部门，被评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得到妥善保护。1991年《华西都市报》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5)李成忠《傅大恺：保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人》，新华网眉山分频道，2007-07-21。，该文根据比较详实可靠，不知为何至今未被学界重视认可？笔者以为至少可列为一说：傅大恺应是第一位有现存藏品实物证据的、见到并收藏敦煌遗书的地方官员。可惜傅氏当年没有公开传布、保护遗书的作为。

2.严泽(一说严择)，生卒生平待考。一说他1900年12月7日死于敦煌县知县任上(继任者为邬绪棣)，据推断他生前曾得到过一批王道士赠送的藏经洞经卷[10]；另一说严泽于1900—1902年担任敦煌县令，藏经洞发现之初“王圆箓首先向他做了报告，然而没有引起重视”[3]。无论如何，作为王道士发现藏经洞遗书后上报的第一个父母官，其责任重大。但一般县官很难有鉴定遗书年代和价值的能力，他只要继续往上报就算尽职。

3.汪宗翰(1844—1920)，字栗庵，湖北通山人。1902年4月至1906年2月出任敦煌县知县。这不是一位一般的县官，因为他是1879年的举人、1890年的进士。虽说52岁才任边远县的县令，也可谓大器晚成的学人。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记载，王圆篆发现藏经洞后“即时报知地方官。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5]。这说明汪宗翰相当重视这个发现，在1902年内对藏经洞文物进行过初步查核。而且，其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有日记证明，他很快就得到了汪氏的报告，并多次得到汪赠送的藏经洞珍贵文物。1916年《艺术丛编》第3册上刊布的《唐画大士像》上有汪宗翰题记：“……光绪卅年四月朔(1904年5月15日)，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瀚谨记”,证明汪宗翰于1904年5月再次“奉檄检点”了藏经洞文物，并趁机又顺手牵羊拿走一些绘画作品[5]。虽然有记载显示汪氏频频向上级赠送遗书的目的，在于运动自己升迁和调回关内，但客观上做到了及时上报、调查藏经洞发现，并协助叶昌炽正确鉴定了敦煌遗书。总的说来，汪宗翰在其任内有小功无大过，表现好于一般“俗吏”。

4.和尔赓额(1851—?)，号允修，满洲镶白旗人。据王冀青考证，此人1899—1905年任安肃道道台，“假如王圆禄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初曾给安肃道道台赠送过敦煌经卷的话,那这位道台必定是和尔赓额。关于和尔赓额是否从王圆禄处获得过敦煌经卷,我们现在只能说有此可能,尚无法确证”[11]。就算他没有得到过遗书，几年期间的无所作为也有失察之责。

5.恒寿(1853—1903)，字介眉；张庭武(?—1917，字又履)；张元濂(生卒不详，字绦珊)。“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藏经洞发现后‘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绦珊所得皆不少’。三人俱在甘肃各地做地方官。他们获取的藏经洞文物应来自汪宗翰，时间应集中在1902年至1903年间。”[5]三人有得遗书，却未闻保护言行，当入“俗吏”之列。

6.张广建、陈訚、许承尧、杨炳荣、蒯涛枢、孔廷宪、徐声金、马邻翼、雷多寿、司徒颖、李幼根、李苞、苏子培。据周廷元《敦煌石室守残留影·编目赘言》等资料，1904年前后“这一时期，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不下四五千卷，如督军张广建、省长陈訚、政务厅长许承尧、安肃道尹杨炳荣、榷运局长蒯涛枢、兰山道尹孔廷宪、高检厅长徐声金、教育厅长马邻翼、财政厅长雷多寿、实业厅长司徒颖、电报局长李幼根、省督学李苞、敦煌典史苏子培”等[10]。这批人也涉嫌只要遗书而无保护贡献，也当列“俗吏”。

7.黄万春，生卒生平待考。1906年3月接替汪宗翰出任敦煌知县。黄氏到任后于1906年七八月间向清朝学部呈交了一册《敦煌县乡土志》，其中提及“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1900)孟夏，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释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这虽然是敦煌县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遗书发现[5]，但他无鉴别能力没说到点子上，难免“俗吏”之嫌。

8.徐锡祺(1842—？)，四川邛州人，于1905年7月至1906年5月间署任安肃道道台；崇俊(1849—?)，1906年5月至1908年署任安肃道道台。“徐锡祺一上任，汪宗翰就给他送去了相当数量的敦煌藏经洞写卷”，后来“辗转收藏在陕西各个机构”[12]。斯坦因于1907年3-6月第一次将敦煌文物运走，并在1907年7月逗留肃州(今酒泉)时,曾多次拜访安肃道署理道台崇俊[13]，故崇俊对斯坦因径直运走第一批大量敦煌遗书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9.廷栋(1866—1918)，民国后更名陆廷栋，号云浦,满洲镶黄旗人。1885年举人，喜书法，也算半个学人。1906—1913年间以凉州署任甘凉道道台和安肃道道台身份考察、管辖敦煌千佛洞(驻扎在肃州即今酒泉的安肃道道台是甘肃西部最高官员, 其管辖范围包括敦煌县)。据谢稚柳、张大千记载王道士曾在早期“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此说流传甚广。但据王冀青考证，假如王园禄在1906年之前曾给安肃道道台送过经卷, 那这位道台不是廷栋而应是和尔赓额。但廷栋1906年后就可能多次从王道士处得到遗书，在1910年监督敦煌劫余文物运往北京的过程中无疑也得手不少。辛亥革命期间王园禄乘乱取出他匿藏的敦煌写本卖给日本人时, 也将不少卖给或送给了廷栋，由此形成了“廷栋旧藏”总数近1 000卷, 曾是国内最大一批敦煌写本私人收藏。综观廷栋之作为，监守自盗的俗吏帽子难以摘掉，学人角色差得更多，唯一可说有功的算是辗转存留下来一批敦煌遗书。

10.蒋孝琬(1858？—1922)，号资生，湖南湘阴人。受过私塾教育，秀才是捐的，不属学人，在甘肃和新疆为官员做了二十多年师爷后，受雇于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任职汉文书记员直到去世(6)蒋孝琬生卒和生平信息参见任曜新、王冀青《蒋孝琬生年考证》，载于《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蒋氏“于1906—1908 年跟随斯坦因考察两年期间，死心塌地帮助斯坦因，将包括敦煌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西北文物走私出境”，因此得到斯氏及英属政府的奖赏和长期关照，直到离世(7)转引自王冀青《蒋孝琬晚年事迹考实》，载于《敦煌学辑刊》2013 年第3 期。。蒋的具体作为包括建议斯坦因冒称玄奘信徒、代行低价谈判、代买代运第三批经卷等等[14]215-222。蒋孝琬是斯坦因能够得到并运走一万一千件敦煌遗书及大量其他文物的关键同谋，且无通知中国官员或学人之举。其人一心只为外国雇主效劳罔顾本国利益，虽非官员、亦非学人，但难辞其咎，权入此列。

11.潘震(又作潘振，1851—1926)，字鹿碛，安徽当涂人。科举出身，1901—1907年前后任和阗直隶州知州、阿克苏道道员。民国后又曾任新疆布政使、新疆财政厅厅长。据刘进宝《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一文，斯坦因常提到的“潘大人”即潘震曾给了他很大帮助。斯坦因第二次来中国考察时，潘震用电报把斯坦因介绍给下属的各地县，使斯坦因能充分获得人力和粮食的支援[15]，故斯坦因曾感激地说：“没有他的热心帮助，也就没有沙漠中的考察，更不可能完成那之前在山里的测量”。

12.王家彦，生卒生平待考。1907年初署理敦煌知县，1907年3月至7月出任县令，期间遇上斯坦因到敦煌莫高窟。有书籍称得到王道士赠送遗书的当地的官员里包括王家彦。1907年3月，斯坦因由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来敦煌时，王家彦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宴请，其学识也使斯坦因折服，斯坦因在酒席上与他讨论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并得到一部《敦煌县志》(笔者还在敦煌市博物馆见到一幅斯坦因所摄的王氏全家照片)。但王家彦当时已被民变搞得焦头烂额，7月王家彦派兵捉拿枪杀了农民领袖张壶铭，激起敦煌农民三千人起义，导致县城被攻陷、存有敦煌档案的县署被焚，王家彦全家逃走；8月王氏被撤职，知县一职被安西直隶州吏张乃诚代理[10]。

13.恩光，生卒生平待考。1907年时任安西直隶州知州。据李伟国《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一文，1907年“6月17日，斯坦因到达安西城，在此见了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在恩光的协助下，斯坦因将他刚刚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文物17箱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10月，斯坦因回安西城取回存放在那里的藏经洞文物”[10]。罗振玉、恽毓鼎转述伯希和所说及伯希和旅行日记中，都有恩光曾赠送伯氏一卷敦煌写本的记录。

14.爱新觉罗·载澜(1856—1916)，字定甫，光绪皇帝堂兄，封辅国公，官至右翼总兵，因鼓动慈禧借义和团攻打北京大使馆，1901年被遣戍新疆；爱新觉罗·长庚(1843—1914)，字继仙，号少白，历任伊犁副都统、伊犁将军、兵部尚书、陕甘总督等职。在1909年11月7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中，罗振玉有所记文字：“丁未冬法人伯君希利，游历迪化。谒长将军，将军曾藏石室书一卷，语其事。继谒澜公暨安西州牧某，各赠以一卷，伯君审知为唐写本”(8)参见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载于《东方杂志》第六年第十期。。1907年10-12月伯希和滞留迪化时，发现这位“澜国公”“已经相当西化”，多次餐聚，载澜“则送给他一卷出自敦煌千佛洞的《金刚经》写本，卷末写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的题跋”。长庚当时正在“创办武备学堂、练新军、收回部分俄‘租借’，颇有建树。伯希和与他也有不少交往……也曾以敦煌卷子相赠伯希和”[16]。这些信息印证了伯氏来迪化后听到的有关藏经洞传说，这促使他年底离开迪化，1908年2月25日即达敦煌而得到了宝藏中的最珍贵部分。以载、长两位曾居、所居之高位，眼界难说不宽，惜仍没有足够的文物保护意识，或只一心专注于应付麻烦和危机，于是王公、高官也只能沦为“俗吏”。

15.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1882年举人，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为“出洋五大臣”中坚，“晚清政坛上思想前卫的少壮派政治家, 他的眼界胆识在当时无人出其右”(9)转引自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综述》，载于《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醉心文物收藏，是继吴大澂之后中国最著名的高官鉴藏家。早在1905年端方作为出洋大臣时,就在柏林博物馆看到《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后立即进行了拓印，带回国请著名学者观看评论(10)参见孟宪实、荣新江《吐鲁番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载于《西域研究》2007 年第4 期。。伯希和在西部考察之初曾专门通过法国驻华大使巴斯德要求拜访端方，得到端方1908年11月3日复信同意：“承示有贵国博士伯希和君拟来敝处观览古器，本大臣极所欢迎。一俟伯博士贲临，自当移势接见，尽出所藏，以供考索”，于是端方成为伯氏在得到敦煌遗书之后的1908年内唯一在内地(上海或江宁/南京)见到的高官；另有伯希和此行“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他得知秘闻，当与裴景福有关”一说(11)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时任江南图书馆馆长缪荃孙有1908年11月15-18日至少三条日记记载伯氏(详后)，但未见提及端方。数月之后的1909 年6月间，伯希和北上途经南京再次与端方会晤，缪荃孙有日记云:“晚，匋帅招陪伯希和”；伯希和也有记录：“在此期间，有关我们在敦煌大发现的流言蜚语在中国学者之间广泛流传。端方总督向我们借去了我们最珍贵的文书之一”；还有文称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17]117。这些信息表明，横跨政学两界高端的端方本有见识和先机，能够在敦煌宝藏公开和保护上大有作为，但被他错失了。虽然主要原因应是大清将亡、领导太忙，实属“雅吏”“能吏”的他也并非“俗吏”，但在抢救保护敦煌遗书这一事上，他也只能屈尊进入此列。

16.陈泽藩(1860—1938)，1909年10月前署理敦煌知县；申瑞元，1909年10月后接任敦煌知县；侯葆文，同期任安西直隶州知州。1909年10月后的数月间，在罗振玉等建议下致电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庆蕃，随即下令查封敦煌藏经洞并清点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此间及劫余文物东运前后，“当地官员陈泽藩、申瑞元、侯葆文、廷栋等，都中饱私囊，收藏了大量的藏经洞文物”。另有《甘宁青史略》记载了遗书清点、查封及运送北京前后相关官员的反响：“及书差至，笑而言曰‘多年无人过问之唐经，北京城不知如何访闻？一经品题，身价百倍矣。’于是敦煌士大夫始恍然于佛经之有用，乘间窃取，书差亦不之禁。运至县署，其精者为陈泽藩留存。其余沥犹将万轴，派差资至兰州。又久之，总督派员辇至京。而达官名士巧取豪夺，其尤精善者多入私家。今存教育部图书馆者，又个人选择之余也。”[10]虽然陈泽藩在民国有“筹资兴学”的政绩，但在敦煌宝藏劫余运京的前后和途中，这帮官员争先恐后地大肆监守自盗，是为“俗吏”中恶劣一类。

17.何彦升(1860—1910)，字秋辇，江苏江阴人。祖辈富藏书，至民国时期家传藏书尚达四万余册。科举副贡生，曾为参赞出使俄国，后官至新疆巡抚。1910年1月新任甘肃布政使时，负责安排遗书清点、装车、压运事宜，并任命李盛铎之甥傅宝华担任押运的“解送委员”，致使八千劫余经卷再次遭窃。罗振玉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中说：“敦煌藏卷，泛闻运京者皆完好之卷，其零片断帙尚无数。此说得之毛实翁(毛庆蕃)之文案刘某，所言必不误。”“东运的过程中，盗窃事件如影随形。傅宝华押送的文物运输队到达北京后，不首先去学部交差，而是将文物径直拉到李盛铎家，供李盛铎及其亲友盗取数百卷，然后将一些卷子割裂充数，通过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5]出身书香的何彦升在敦煌遗书事上只留下助纣为虐的记录，必列作孽俗吏之前茅。

三、中国学者在1903年发现遗书开启“敦煌学”，学人群体对遗书外流负有主要责任

现对恽毓鼎指责“置之不问”“可耻甚矣”的一批学人尝试进行排序，排列顺序以涉及敦煌遗书的时间为序。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类似于中国20世纪首要的学术发现“甲骨文发现”“敦煌遗书发现”也是同时期另一项重大“学术发现”，只是其“学术性”(古老程度、考释难度)逊于前者。只要是“学术发现”，就首先要在概念上将“行为意义上的发现”和“认知/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两者明确分开(12)参见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故笔者认为，“敦煌遗书”的真正发现人即“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人”，并非捷足先登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或法国学者伯希和，而是中国学者叶昌炽和裴景福(时间在1903—1906年)。

首先发现鉴定遗书的中国学人，也应该及时确定、公布遗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而保护、研究，故在“敦煌遗书外流”一事上，无疑也应该承担比王道士和官员群体更大的责任。笔者也赞同荣新江教授所指出的：“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 就是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 而是向官府打报告, 派甘肃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 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 路上还有遗失。可以说, 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 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 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2]

1.许宝荃(字伯阮)，生卒生平不详待考，据网络信息为浙江仁和人，附贡生，曾任陕西乾县知县，有书画名。1902年前后是著名能吏、陕甘总督崧蕃幕僚，据传藏经洞发现一事报至崧蕃，总督没有兴趣但引来了许氏考察，故暂列文人一族。据徐珂《清稗类钞》记录：“壬寅(1902)，许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书藏经五卷”，应算是最早获得藏经洞文物者之一[3]。但他得经甚早而未闻任何鉴别传布之举，暂列首位“置之不问”的失职文人。

2.汪宗翰(1844—1920)，字栗庵，湖北通山人。作为进士出身的学者，他在知县分内之责外，还负有以其学识鉴定、传布、研究文物的学术责任。但从其言行记录、遗留题跋判断，如在前述《唐画大士像》上的题记中，无任何考证却只提“供养”，自称“信士”，反映他作为一位昏庸文人的更大失职，也白白浪费了抢先传布研究敦煌藏经洞宝藏的天赐良机。

3.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晚号缘督庐主人，江苏吴县人。1889年中进士之前曾两次殿试失利。1893年被潘祖荫赏识，得以“尽窥帐秘”并在潘氏指教下鉴赏、考释包括《好太王碑》《高句丽碑》在内的大量名贵碑帖，遂以金石学闻名士林(13)参见马洪菊《叶昌炽早期金石学成就与潘祖荫的影响》，载于《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2期。。随后痴迷搜购金石碑帖，长年访求搜购历代碑拓达八千通。叶氏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寒山寺志》等，但以其记载涵盖近50年生平学术活动的《缘督庐日记》最为著名、重要，关于敦煌遗书的最早信息亦在其中。也因为这部日记事无巨细的记载，叶昌炽得以成为“在敦煌研究史上，第一个对千佛洞珍贵的文物宝藏作出记录并加以研究的学者”(14)参见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载于《兰州学刊》1985年2期。。

1902年3月,叶昌炽出京、年中到达兰州担任甘肃学政后，便请包括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等地方官员帮忙搜集陇西碑拓，随后意外得到多种藏经洞遗书。最重要的是，叶氏在《缘督庐日记》1903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长篇原始日记中，记有：“得汪栗庵大令自敦煌拓寄至唐元拓本……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象》(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象》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惟武周《(上缺)柱国李君□□□□龛碑》，‘圣历元年岁次戊戌伍月庚寅朔拾肆日癸酉’，无撰书人名……又旧佛象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绢色黯黕，丹黄陊剥，惟笔墨出于俗工”；并随即留下了一段最早考证手中敦煌遗书《大般涅盘经》《大中碑》为唐写本的文字：“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乃知唐人经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键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此经疑即为大中写本也”(15)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七)》，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2002年，第4284-4285页。原文断句亦参考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02期，第70页；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97页。。

上述日记论述清晰、考证完整：叶氏不但以广博学识获知“圣历”“大中”为唐朝年号，并凭借其深厚金石功夫，根据写本的“笔法”“纸色”对比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从而明确断定其为“唐人经卷”、因藏于“深山古刹”而得以保存的“孑遗”，而且对遗书来自“千佛洞石室”有详细说明(虽有“室门熔铁灌之”等误传细节记录，是他未能亲临现场考察所难免，无损于鉴定整体)。故此一考证记载，完全有资格作为一条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最早准确鉴定敦煌遗书年代的确凿证据，中国学者叶昌炽(加学者裴景福，理由见后)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被确立为敦煌藏经洞遗书学术发现的真正发现人。

其后叶昌炽尚有多条重要的、内容互洽的日记记载，进而构成其“准确鉴定敦煌遗书年代”的证据链条。诸如1904年5月11日(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缘督庐日记》在泾州记有：“敦煌汪栗庵函来，言佛洞写经曾见一卷尾有‘大中五年’字，果与唐敕书碑同时镌写，可证余前说之不诬”。同年9月29日(八月二十日)于酒泉再记：“汪栗庵来公私两牍，皆有夹单……又宋绢画绢本《水月观音像》……《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时乾德六年……’……又写经三十一叶……旁有紫色笔似斜风细雨，字小于蝇，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16)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载于《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同时期修订其著作《语石》时(该书写作开始于1901年秋)，叶氏也有同样的明确论断：“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中藏碑殿经像甚多，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讨，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17)参见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1，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 页。转引自李伟国《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收入《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6辑2009，第349页。

虽然叶昌炽1906年中即受科举废除和健康影响卸任东归，错过了亲临藏经洞考察、亲手发现遗书中最有价值古文献的历史机会；斯坦因、伯希和在1907、1908年接踵而至，鉴别运走了大量价值极高的敦煌文物；但有上述原始记录为证，叶氏仍然不失其作为中国最高深传统学术之一金石学的学者代表，有率先正确鉴定敦煌遗书之功，尽到了中国学人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之前应尽的一份关键责任。

4.裴景福(1854—1924)，字伯谦，号睫闇，安徽霍邱人。1879年举人，1886年32岁中进士，授户部主事。1892年起历属广东陆丰、番禺、潮阳、南海(时为广东最繁富之地)四地知县，在南海县令任上尤以智略“为历任督抚所倚重”(18)李灼华等《裴大中景福传(录皖志列传)》，载于《河海昆仑录》附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第1版。。他曾因人事异见当面与李鸿章据理力争、“勃然径出”，并曾在庚子年给李氏北上送行、为“东南互保”献策(19)参见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其精鉴藏，性豪放，广交游，所著《河海昆仑录》(1906年成书)、《壮陶图书画录》(1937年出版)、《睫闇诗钞》等风行一时，可算一位清末民初传奇人物。

1903—1905年，裴景福因旧怨和热衷收藏遭时任两广总督岑春喧的嫉恨，被诬陷为广东“贪吏之冠”，遭逼罚巨款、围捕、监禁，一度逃亡澳门、几乎投海自尽(20)裴景福生平参见李家训《裴景福及其〈河海昆仑录〉》，载于《安徽史学》1991年第2期，第48-49页；张孝玉《裴景福及其〈壮陶阁书画录〉》，载于《书法》2013年第3期，第138-139页。，最后判决发配新疆、永不得释。1905年11月中旬于押解途中抵达兰州后停留两月，遍交当地文官墨客，其中最重要人物就包括时任兰州道台的王树楠和甘肃学政的叶昌炽。1906年1月1日(乙巳年十二月初七日)，叶昌炽在日记中记载了裴景福携藏品来访，叶氏“亦出《鲜于君府墓志》同赏，并以酒泉所得敦煌千佛洞唐写经卷子请其鉴定。亟叹为真唐经生笔，惟佛像三帧，皆不甚许可。长谈至暮始别”[10]。裴景福也在同一天日记中记载：叶氏“托君禹约余一晤，谈陇右金石。午后往，出示所得松雪书《鲜于府君碑》并敦煌县千佛洞书经画像。书经有题大中年号者，余细审经字虽不工，而结体用法极似唐人。用单层藏经纸，中卷木杆心，卷首于本纸背书明某经几卷，无包首，唐人书经卷子皆如此，首尾完整，惟纸色浅淡不滑泽。有色白者，质颇厚，非唐造精笺。西番崇尚佛教，以造像写经为功德，惜无名笔供役……友人云‘某年敦煌千佛洞有石岩塌，露一孔，入视大厦也。满铺毡毷……。’余谓当系回教大兴、废弃佛法所封闭者。西域唐以前皆宗佛教，开元时回教始及喀什葛尔，宋初便为其教所据。辽兴乃奉佛，元取西域封诸王，佛法益盛，此经卷岂宋初封闭欤？”[17]145

裴景福在这条考证记载中，同样以其极富专业的鉴定本领，“细审”遗书“结体”而断定“极似唐人”；凭“纸”“木杆”“纸背书明某经几卷”“无包首”等特征指出“唐人书经卷子皆如此”；并根据“西域唐以前皆宗佛教，开元时回教始及喀什葛尔，宋初便为其教所据”的历史知识，当即得出了敦煌藏经洞于“宋初封闭”的明确结论。王楠评述：“叶氏希望这位大收藏家裴景福能够肯定自己的结论，所以当1906年两人见面时专门请裴氏鉴定这些敦煌写本……裴景福比伯希和更早判断出藏经洞封闭于宋初，而且很有可能对伯希和能够尽快得出结论起到提示或者参照作用……从今天根据更多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的，裴景福的观点比伯希和更接近事实”；王楠并引用法文资料称：“裴景福和宋伯鲁分别将未刊手稿《河海昆仑录》(裴氏著作)，《西辕琐记》《还读斋杂述》(以上宋氏著作)借给伯希和浏览，伯希和从中摘抄了很多关于西域史地以及书画鉴赏的内容”；“吉美博物馆档案中名为‘伯希和考察1906至1909’第六盒( Fond Pelliot，Pmi6)中，有伯希和手抄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片段”[18]。另据耿昇一文的相似记述，1907年10-12月间裴景福“在乌鲁木齐市又成了巡抚言听计从的朋友。伯希和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举行的宴会上结识了裴景福，布政使把他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绘画收藏家而介绍给伯希和及其他人。伯希和从此与此人的交往甚为频繁”[19]。

上述叶、裴二人相互独立、互洽的证据证明，1906年元旦裴景福在叶昌炽处不但再次确认鉴定了敦煌遗书的年代，而且还明确、正确推断出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且其时间点，比斯坦因、伯希和到达敦煌藏经洞、见到并可能开始鉴定研究敦煌遗书的时间(分别为1907年3月下旬和1908年3月初)要早一年三个多月和二年三个月(如果从伯希和在新疆初见少量敦煌遗书样品的时间算起，也要早近两年时间)；何况在1907年，裴氏考证记录还在乌鲁木齐被伯希和抄录、记载过，这不但使裴景福的考证被独立第三方的原始文献再次印证，而且还反映了裴氏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书画鉴定技能早已被西方汉学泰斗重视、借鉴的史实。

刘进宝教授曾指出：“将斯坦因盗劫敦煌文献作为敦煌学的开始, 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1]笔者十分赞同，但主要依据并不在于斯坦因等人的行为是否为“盗劫”，而在于斯坦因、伯希和二人对敦煌遗书所作的任何鉴定、研究，无疑都在叶昌炽和裴景福之后，并对后者的结论有所借鉴的史实。

前面已提出叶昌炽应是敦煌遗书“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人”，虽然其多条原始、互洽的证据足够确凿，但来源都是他本人日记，且未涉及藏经洞封闭考证，证据略显孤单；而有如上所述裴景福同等原始、独立的考证记录，就不但形成了两位当事人、双重证据的互证、叠加，而且连带加上第三方伯希和的记载、参考、印证，因而构成了多方相互独立、超级坚实的证据链。在此之上，从学术水平的含金量看，还有叶昌炽、裴景福、伯希和三人相得益彰的深厚学术背景支撑，这无疑使此一“敦煌遗书发现人考证”的学术严谨度、完整度、可信度倍增。故可确认，叶昌炽和裴景福二人应是“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联合发现人”，同时也应是“敦煌学”的开山学者；由此顺理成章，“敦煌学起始年”也应从目前学术界倾向认定的1909年(21)参见刘进宝《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载于《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提前至1903—1906年。

裴景福虽然也有未临藏经洞考察、没有及时建言保护遗书之憾，但当年他以一介被发配新疆的罪犯之身，在被流放押解途中，尚能秉承访交文友、考鉴文物的志趣，不失时机地运用了他的传统书画考证功夫，并及时记录整理成书、较早出版了《河海昆仑录》(22)据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自叙，该书成书于1906年“丙午闰四月朔西”的“北庭戍所”，随后是否有少量私印待考，可以比较确定的是“1909年迪化官报局排印，1937年中华书局重印”。，并最早出示、启发了法国学者伯希和，应可说是在敦煌学术史中留下了重要、有力的一笔。

5.王树楠(也作树枏/柟/枬，1851—1936)，字晋卿，河北新城(高碑店)人。1876年举人，1886年进士，清末西北名吏，文史大家。1905年冬，裴景福一到兰州很快拜访了时任兰州道道台的王树楠，据裴景福11月15日记即有“谒兰州道王观察……畅谈诗文学派，语语惬心，为西来第一快事”。在裴景福与叶昌炽会面的前后，王树楠与裴景福会面谈文论史达十余次[17]114，虽未见敦煌遗书的具体记录，但应有涉及。1907年王树楠升任新疆布政使，“为了编写《新疆通志》，王树楠特别注意向伯希和与瓦扬打听他们测量的海拔高度、天文观察成果等”[19]。伯希和在滞留迪化两个多月间，多次面见离任兰州道的王氏时，也应问及敦煌遗书。至少王树楠在为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作序前对此书“读而善之”(23)参见《河海昆仑录·王树楠序》。，对其中涉及遗书之内容不能不查。王树楠作为一位中西兼通，著有《新疆访古录》(内容提及“写经残卷”)、《新疆图志》《希腊哲学史》《欧洲族类源流略》等书的大学者，他在伯希和见到敦煌遗书之前曾有两次详查深究遗书的机会，可惜也被他忽视、错过了。

6.汪鸣銮(1839—1907)，号郋亭，钱塘人。1865年进士，精经学、小学。被称为《孽海花》中唐卿的原型，曾在山东建藏书楼“万宜楼”上下3层、用转辘以取书，叶昌炽曾登其楼观书。汪鸣銮历任陕、甘、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吏部侍郎等职。1886年邀叶昌炽赴广州任幕僚，叶氏以师长待之。叶昌炽在1906年的日记中曾有携敦煌遗书请“郋亭师”鉴定的记录，只是汪氏生平资料显示他所精为“《说文》之学”，且叶氏对汪关于遗书的交流记载无详情、只有“颇许可”三字，时间也晚于与裴景福讨论半年后的8月间(24)参见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第99-100页。。故此一事的学术重要性应不足以与裴氏考证相并列。汪氏也当属与敦煌遗书有交集但无所作为之辈。

7.陈曾佑(1857—1920)，字苏生，湖北蕲水人。1889年进士，曾任御史。1906年署甘肃提学使，后任甘肃学政、提学使，兼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前身)首任监督(校长)。陈苏生因被恽毓鼎指责而出名，但其生平和作为却雪泥鸿爪，只留下一些诗词、书画和题跋。前面列入“俗吏”的当年甘肃政务厅长许承尧(1874—1946)后来回乡成了敦煌唐写经收藏家，在其《疑庵所藏书画录》里曾提到陈曾佑为其整修《妙法莲华经》一事：“唐写妙法莲华经全部七卷(共一合)，自加跋，微缺，陈苏生补以二十余卷，凑成极难”(25)转引自李艳红《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探析》，载于《中国书画》2019年第8期。。另据《国学》杂志“读史·微言”载，在清末科举存废争论中时任御史的陈曾佑曾撰文，具陈八股之弊新学之利：“兴学非尽求官也。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26)转引自《国学》2013年第8期，“读史·微言”版，第41页。，看来并不糊涂。但作为甘肃最高文官，在敦煌遗书鉴别保护上失职无为，足已使他与“耻”为伴。

8.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1867年举人，1876年进士。中国近代文献目录和古籍金石大家，全力搜集碑帖，曾居藏家之冠，有多种著作等身。长年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和图书馆，曾亲自赴日本考察教育。然有文称：伯希和离开敦煌后，在北京、南京等地行事低调，对敦煌等地的收获极少透露，仅对目录学家缪荃孙说过，事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年(1908)十月廿五日条，被缪荃孙视为“奇闻也”(27)缪荃孙1908年11月15日日记为：“法人伯希和来，能中国语言，并知书，中国人罕能及者，异哉！” 11月17日记为：“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一千余卷。并有唐人《沙洲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版，奇闻也。”。据王楠论文，1908年11月18日，伯希和来到江南图书馆看书，与缪荃孙、陈庆年谈及敦煌探险的收获，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得知伯希和敦煌探险的详情。数月之后，1909年6月间，伯希和北上途经南京，再次与端方会晤，缪荃孙日记云:“晚，匋帅招陪伯希和，王孝禹、章式之、况夔生、景朴孙、刘笙叔、陈善余同席”。这次南京之行，伯希和向中国学者出示所获敦煌写本，端方及中国学者对此极感兴趣。伯希和说:“在此期间，有关我们在敦煌大发现的流言蜚语在中国学者之间广泛流传。”稍晚，陈庆年获得部分旅行日记的中文译本，曾借缪荃孙浏览。缪氏1909年8月15日日记云:“陈善余来，以翻译法〔伯〕希和日记见视，挑灯读之，亦无甚奇异。”(28)参见王楠《伯希和与清代官员学者的交往(1906—1909年)》，载于《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可见，缪荃孙作为一位在中国近代金石学和教育、图书领域都颇有成就、且曾赴日本考察的大学者(伯希和在多年后的1916年致廖氏函中还有“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之语[21])，对伯希和告知的藏经洞发现详情仅认为“奇闻也”、对伯希和提供的旅行日记表示“无甚奇异”，其学术敏感度令人遗憾，之后亦无保护研究之呼。因此他在敦煌遗书一事上，应是典型的“置之不问”、应负更大责任的中国高级学者典型。

9.王孝禹(1847—1914(29)迄今各种资料多不知王孝禹卒年。据上海收藏家陈郁发现，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有“(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三月二十八日)药雨来，约午餐。闻王孝禹观察瓘以去年卒，往日谈金石学旧交也”，可确定王孝禹逝世于1914年。)，名瓘，一字孝玉，号遯庵，四川铜梁(今属重庆)人。由举人官江苏道员，精鉴别，富收藏，曾是端方鉴藏方面的幕僚，也是刘鹗生前挚友之一。从上述缪荃孙日记内容看，王孝禹是1909年6月端方会见伯希和时所倚重的首席幕僚。但作为金石鉴藏专家，在敦煌遗书事上未闻他有何作为，端方没有上佳表现也可说与他不无关系，应入此列。

10.章钰(1865—1937),字式之，进士，藏书家、校勘学家；完颜景贤(1876—1926),字享父，号朴孙，鉴藏家，“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张伯驹语)；刘师培(1884—1919)，字笙叔、申叔，举人，著名文史大家；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优贡生，后弃科举而成史学大家。

上述几位是缪荃孙日记记录的端方宴请伯希和的几位陪客，除况周颐(1859—1926)为著名词人外，都可说是中国文史界的鸿儒。他们与缪荃孙、王孝禹一起，是1909年6月身在南京的高级文人，都得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伯希和赴京引发中日学界轰动之前，会见伯希和并鉴赏了其携带的遗书精品。而且，他们也都有鉴定、公布、呼吁保护敦煌遗书的学识和能力，却都做了“置之不理”的失职学人，遂将“亡羊补牢”机会拱手让给以罗振玉为代表的北京学人。

这其中日后参与了敦煌学研究的，仅有刘师培一人。刘师培旧学功底深厚，1902年中举后结识章太炎成为著名反清学者之一。但在1907年底刘氏作《上端方书》背叛革命，之后从日本回国正式成为端方的学术幕僚。1910年伯希和如约寄给端方一些敦煌遗书影本，其中一部分经刘师培考释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自1910年11月21日开始连载于《国粹学报》第七十五至八十二期。“这是对传统‘四部书’敦煌残卷进行的最早的深入研究,以考订写卷年代、进行文字校勘、评定写卷价值等为主，极为精审扼要,可称典范之作。”(30)参见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收入《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郭院林《取宏用精开新启后——略论刘师培的治学特色》，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2期，第9-10页。

11.宝熙(1871—1930)，字瑞宸，清宗室，1892年进士，时任学部右侍郎，鉴藏家；徐坊(1864—1916)号梧生，学部国子丞，藏书家；刘廷琛(1867—1932)，字幼云，1894年进士，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教育家；刘若曾(1860？—1928(31)刘若曾生卒来自晚清文史大家王树柟所撰《清大理院正卿刘公及配刘夫人合葬墓志铭》[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2f8e90910102x7x9.html 。其文末有云：“公生于某年某月日，卒于戊辰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寿六十有九。”故笔者推为刘氏生卒为1860？-1928。)，字仲鲁，1865年进士，大理院少卿，法学家；姚大荣(1860—1939)，字俪桓，1883年进士，时任刑部主事兼学部图书局行走；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1884年进士，京师大学堂经科代理总监督兼典礼院学士，大学者；吴昌绶(1868—1924)，字印臣，1897年举人，内阁中书，藏书家；江瀚(1857—1935)，字叔海、尗澥，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32)江瀚官职此处暂从秦桦林《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中所示。但据柳森《江瀚手札五通考釋》，转引自徐雁平《论江瀚日记的价值及其解读方法》一文，其相关履历并无“文科学长”：“三十二(1906)年初，代理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同年四月任学部普通司行走，七月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三十四年升学部参事官。宣统二年初，任京师大学堂京学分科经学教授，兼女子师范学堂总理”。；耆龄(1871—1930)，字寿民，内阁学士，藏书家；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1894年举人，藏书家；王国维(1877—1928)，字静庵，时任学部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后来的大师级学者。

经王冀青、秦桦林等学者考证，1909年9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出席者应为“宾主廿四人”，现已基本确定至少有18至19人[22][23]。以上所列11人都应是当天出席人(曹元忠的出席人为王冀青推断，尚待确定)，虽然其中的刑部法务官员看似与古籍文献没有关系，但细看其学术背景，基本都可称为伯希和所说的“北京的饱学之士”或恽毓鼎所称的“嗜古之士”。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能如其他几位出席同仁那样，在抢救和传布研究敦煌遗书上有所作为，故也应名列“置之不理”文人之列。

其中刘廷琛因后来参与了亲家李盛铎假公济私的窃书行为(见后)，表现尤劣；其他前几位学部和京师大学堂主管人员，除促成两部门联名致电陕甘总督要求将劫余遗书抢救运京，未闻其他作为；再后几位因为专业不相关、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也未见相关的后续动作，大概就当作是荣幸赶了一场京城的名流饭局。其中吴昌绶是祖传资深的藏书、刻书家，1903年曾为中国第一部甲骨学著作——刘鹗的《铁云藏龟》作了具国际视野的序文(33)参见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但未见到对敦煌遗书的回应；江瀚虽也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大多数的参会人、为今日考证留下重要依据，但也缺乏深度议论和后续行动——那时的传统学人多会私下写有类似日记，只是没能留存、或尚未发现。唯将王国维列入似乎不妥，众所周知，日后的“罗王之学”在敦煌学领域也堪称异军突起，王氏也最早考定《唐写本敦煌县户籍》等敦煌文献(皆以跋文形式)、辨识《秦妇吟》[24]19-24，并与伯希和多次联系涉及遗书；但王国维当时主攻戏曲史，日后也未深耕敦煌学(34)据柴建虹《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载于《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在译文和多篇跋记之外，王国维首篇独立敦煌学论文应是1920年4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故屈尊陪以末座，以示一视同仁。

12.李盛铎(1859—1937(35)参见吴密《讣闻所见李盛铎生卒年及其生平事迹》，载于《图书馆研究》2016年第3期。)，字义樵、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官员、政治家。1879年中举，1889年进士，历任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出使日本国大臣、顺天府丞、出使各国考察五大臣之一、陕西巡抚、大总统顾问、参政院议长等要职。出身藏书世家、官宦门第，为第四代“木犀轩”藏书楼主。傅增湘参观后曾赞叹其藏书“数量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但在敦煌遗书事上，李盛铎先有如前述的指使外甥傅宝华把已属国家的劫余遗书径直拉到北京女婿家中，精选三天窃取至少六百多卷、再将一些卷子割裂充数的惊人劣行；后有将这批“自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以我的看法，没有一个人的敦煌遗书质量能够超过李盛铎”的精品藏书大部分卖至日本(432卷，现仍被日本某收藏家保存)，为今日敦煌文献在国内的整理研究造成了障碍(36)参见韦力《李盛铎木犀轩：敦煌私藏文书第一》，载于《收藏》2017年第5期。，无疑当可入列“可耻甚矣”的学人之首。

然而，凡古今重要人物，都有其复杂多面性。根据一篇专门研究李盛铎藏书的论文，“木犀轩藏书总数达一万部，六万册左右。善本共计五千零五种，三万两千三百六十七册，善本总计约占总藏的一半。其中宋元古本约三百种，明刊本一千四百多种(含刻本和铜活字本)，抄本一千四百多种，稿本一百多种。这些藏书都完整保存至今，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25]。李氏是那种极具眼光、广泛秘搜、以藏养藏的旧式大藏家，对低价珍品果断入手、秘藏居奇，出手时要价不菲，正如张元济曾在1927年10月15日致傅增湘信中所说：“木老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从该论文结论看来，虽然李盛铎“在版本、目录、校勘学方面都有着高深的造诣……他撰写的书录、题记，编撰的书目，可读性强，价值大”，也为最终完好保存包括敦煌遗书和“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在内大量中国珍贵古籍做出了一定贡献，其“封闭的藏书方式也起到了保护典籍、避免图书流失的作用”[25]。

笔者提出的“叶昌炽裴景福联合发现说”和“晚清学人应为敦煌遗书流失负主要责任”是本文的两个核心观点。“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其首要因素应不在于莫高窟的洞窟之多、之古及其壁画艺术价值之高，而在于敦煌遗书的历史学术价值之深、之广。如伯希和所说：“(藏经洞遗书)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甚至在中国本地，古代汉文写本也很罕见，在欧洲尚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写本……某些刊本作品，即公元10世纪和甚至是8世纪的木刻刊本著作，它们早于古登堡五至七个世纪，应为现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刊本。”(37)这是伯希和在1909年法国各界欢迎会上讲话，参见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载于《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因此，从遗书相关活动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两方面来看，国际显学“敦煌学”的起始应取决于“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人物和时间，而不是其他。

本文中论证提出的“叶昌炽裴景福联合发现说”，主张将“敦煌遗书发现人”确定为中国学者，把“敦煌学起始”日确定在斯坦因、伯希和造成的遗书外流之前，应是一项严谨、周全、多赢的学术新说。首先，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之高级学问“金石学”所用严密考证并不逊于现代学术论证依据和逻辑的正当肯定；其次，是对诸如“敦煌卷子和佛画虽然是王道士所发现……但在西方的有关著作里，却常常说这些文物是斯坦因的发现”(38)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载于《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等糊涂、不合理说法的严谨更正；再次，如此可将斯坦因和伯希和二人最早亲临敦煌藏经洞考察等一系列活动，纳入“敦煌学”范围之内，这不但是对两位公认的敦煌学者、也是对相关重要学术史实应有的尊重。

四、遗书抢救和传布功臣：难能可贵的砥柱中流

笔者此前曾对罗振玉的早期甲骨文研究缘起做过考辨，其中论及日本学者林泰辅在其论文发表后，即请田中庆太郎转呈罗振玉之举“与其说是报告、请教学问，不如说是通知加炫耀其领先成果——以日本当年人文科技学术无不领先的地位，甲午战胜国的自豪，这种意味顺理成章。论新学、西学，中国当时的全面落后自不待言，但在祖宗文字源头研究上也让日本人领先，这在即使是亲日派罗振玉看来，也几近胯下之辱，颇受刺激”(39)参见任光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载于《南都学坛》2019年第3期。。事实上这种对中国学人的刺痛，一年之前已经在敦煌遗书流失事件上预演过了，这位更早的挑战者就是西洋年轻有为的饱学之士、汉学大师伯希和。

恽毓鼎在前述日记中谴责“俗吏”“学使”可耻的同时，也喊出了无奈痛心的一问：“吾华尚为有人乎？”事实上古今中外天才人杰无时不有，只不过常常受制于环境土壤、社会制度和历史机遇。即使在清末风雨飘摇、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艰难时代背景下，仍有以罗振玉等为代表的学人志士自认责无旁贷，勉力出马，以行动迎接了在千年变局之中、西学东渐之下不可避免的学术挑战。这里再尝试根据个人初步判断，将敦煌遗书抢救和传布研究上的清末有功人物，按功绩从小至大做个排列。

1.毛庆蕃(1849—1927)，号实君，1878年举人，1889年进士，时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出身江西丰城官宦世家，出仕后曾深得刘坤一、袁世凯赏识，历任上海制造局总办、直隶布政使等多种要职，并在1907任江苏提学使时，把已是端方密犯的同盟会干事黄炎培开脱释放。今日学界多未注意的是，毛庆蕃与乔树楠、刘鹗同是太谷学派二代山长李龙川的弟子，且与陈三立、刘鹗都是亲家，而罗振玉又与刘鹗是亲家，几人之间消息灵通。故罗振玉在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劫余后，马上就经学部左丞乔树楠建议致电刚任护理陕甘总督的毛庆蕃。毛庆蕃收到电文后，立即严令下属廷栋执行，但很快毛氏在1909年底就被弹劾免职(40)参见毛静《毛庆蕃与近代人物交游考》，收入易咏春编《剑出丰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后面接任的才是长庚，这给今日学人研究造成了一些困惑(41)参见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载于《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其中“长庚”应为“毛庆蕃”之误。。毛庆蕃参与了敦煌遗书抢救程序，也有微功，故值一列。

2.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澄斋，188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国史馆总纂。公宴上恽氏代表学界向伯希和的告知和展示遗书表示了赞赏，并协调了立即电令甘肃当局保护遗书、“同人拟将所藏分别印缮”(江瀚日记语)等共识。恽氏并在宴会之后当天写下了详尽重要的六百字日记，更专门致函南方颇有影响力的文官沈曾植(时任安徽提学使并署理安徽布政使)，尽力呼吁抢救敦煌遗书，算是尽了他的本分。仅从恽毓鼎所持的“俗吏不足责”、学人更“可耻”的见识看来，对比百年之后还不肯放过王道士的看法明白很多。

3.王式通(1864—1931)，字书衡，1898年进士，时任大理院民科推丞兼学部谘议官。王式通1906年曾赴日本考察教育，精文史和法务，著作等身。多种资料显示王世通和董康为北京学界最早得知伯希和携卷来京的学人，随即联络了罗振玉等其他学者对伯氏进行了访问，并精心组织安排了后来的十月北京学界公宴，功在敦煌遗书抢救和传布。

4.王仁俊(1866—1914)，字捍郑，号籀许 ,江苏吴县人。时任学部图书局副局长、京师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1892年与蔡元培、张元济等为同科进士，好治经史,旁及敦煌、印度之学，并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有首开辑录资料之功。其《敦煌石室真迹录》被不少资料认定为“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如郑阿才《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篇》(42)参见郑阿财《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篇》，http:∥ccs.ncl.edu.tw/Newsletter.等)。然根据近年学术界对“北京公宴”日期的确认，对此书在扉页的“宣统元年秋九月吴越王氏写印成”的出版日期，笔者认为基本不可能。首先，“元年秋九月”必是农历，阳历已在10-11月间；其次，王仁俊亲见伯希和经卷时间只可能与康、王、罗等人同时或更晚(43)据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述》：“伯君来都，贤士大夫咸往访之，俊则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可见他见伯希和不会比其他“贤士大夫”早很多。，故《敦煌石室真迹录》的出版(宣统元年国粹堂石印本)最早也应在公历10-12月间，这一点学术界应以统一更正。然而王仁俊的积极刻苦令人起敬，如时任学部图书局局长袁嘉谷所说：“王太史仁俊，他怕失了(抄写伯氏敦煌遗书)这一个机会，携些烧饼去抄，饿了他就将它当饭……王太史一个人昼夜的抄，不久就印了出来……今天讲给你们听，也可知道都人这样的好学”[23]。

5.金绍城(1878—1926，又名金城)，字巩伯、拱北，浙江吴兴人，增贡生，时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法学家、画家。出身富商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并曾赴美法诸国考察法律和美术(其三妹金章同时赴英学习美术，后成为王世襄的母亲)。据王冀青新近论文，公宴转天的10月5日金绍城就约友(民政部左丞汪荣宝)一起再次参观了伯希和携带的敦煌文献，并仅在一年后的1910年12月到巴黎致信伯希和，成为第二位到法国要求查看巴黎“燉煌秘籍”的中国学人。后因未见到伯氏没能看到法藏敦煌精品，但在两次面见沙畹的过程中，金绍城第一次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学者王树荣对甲骨文的考证，并提供了他所携带的中国甲骨文龟甲片(44)参见金绍城《十八国游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1页。，还提出了拍摄斯坦因获有的西域汉简，很可能间接促成沙畹在1913年末将其《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的校样寄给罗振玉，使罗、王得以撰成《流沙坠简》于1914年2月出版，从而开创了中国简牍学[26]。

笔者在此处还发现，金氏在1914年初版的《十八国游记》，实为1910年12月13日的日记所记“古龟卜遗骨”“王君仁山作考证一篇”，两句话带出两个重要问题：(1)金氏所携龟甲片的来龙去脉？至今是否被著录？(2)王仁山在1910年12月就写出过甲骨文考证，具体内容如何？要知道罗振玉的第一篇甲骨文研究力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正式出版于“1910年仲夏”，而金和王同年7月1日从北京一同启程出国[26]，不太可能已看到罗书。王仁山(1871—1952)名树荣，1894年举人，与金氏同乡，民国时历任多省的检察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科长。笔者未见甲骨学史上有关于王氏曾考甲骨文的记载，也许他是偶一为之、水平不高(不然当时他们应与沙畹讨论其考释)，但无论如何，这应是一个甲骨学早期学术史上有待追寻的新线索。

金绍城48岁英年早逝，但他以高度的学术敏感力和行动力，率先促进、撬动了敦煌学和简牍学的进展，增添了中西学者在早期甲骨学上的交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一段一人一行涉足、推动三大显学的轶事佳话。

6.董康(1867—1947)，字授经，1889年中举人后又中进士，时任刑部主事，藏书家、法学家；民国后官至北京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伪最高法院院长。多次赴日考察访书。董康和王式通经美国 “亚洲文艺会”“中国古物保存会”负责人马克密介绍(另有端方美籍顾问福开森介绍说、端方或其中国幕僚知会说、经琉璃厂书商传闻说，尚待继续考辩)，成为北京学界最早得知伯希和携卷来京的学人，随即联络了北京同仁对伯氏进行了访问，对其所携遗书鉴别、抄录、拍摄，并将罗振玉写下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成单行本，随即在精心组织的北京学界公宴上散发，之后得以发表。董氏还参与发起了结社集资以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11][22]。1909年底至1910年初，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蒋黼的《沙洲文录》、曹元忠的《沙洲石室文字记》都是由董康诵芬室刊行[22]。1922年董康前往巴黎、伦敦等地，抄录英、法两国馆藏的部分敦煌文献并著录成《敦煌书录》两册。另据董康的《书舶庸谭》，他与伯希和、狩野直喜等欧洲、日本的敦煌学者都保持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在早期敦煌文献整理出版和敦煌学研究中，董康是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做出过比较大的贡献”(45)参见李晓攀《董康与近代敦煌文献的流通整理》，载于《年轻人》2019年第34期。，这些功绩不应因为他晚年涉身过敌伪政权，就从学术史中抹去。

7.蒋黼(1866—1911)，字伯斧，原籍江苏吴县，附生出身(有补贴的秀才)，时任学部谘议官兼京师大学堂音韵教习，学者、敦煌学家。蒋黼出身书香世家，是罗振玉在淮安的同乡同岁好友，“出则连较，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于吾家者半岁”(罗振玉为蒋黼撰《墓志铭》中语)，是位品学兼优的实干家。1896年与罗氏一起赴上海创立农学会、东文学社，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农学报》，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培养了一些如王国维、樊炳清、沈绒、朱锡梁等兼通中西的人才。编著有《蒙学初级修身书》《东游日记》《中国教育史资料》(46)参见(日)土屋洋《“中国教育史”的诞生——蒋黼及其〈中国教育史资料〉考论》(李林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年第1期。《沙洲文录》《敦煌石室遗书》等,又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等论文，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

8.叶昌炽(1849—1917)，裴景福(1854—1924)，二人生平功过和论证前文已述。

9.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原籍浙江上虞。时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中国近代教育家、甲骨学和敦煌学奠基人、金石考古大家。其敦煌学著作除开启中国敦煌学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之后尚有《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部敦煌学论著。

对于罗振玉的重要历史贡献，今日已越来越多地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如陆庆夫教授在《中外敦煌学家评传》中所说：“他不仅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也是一位敦煌学家，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历史上的污点不能掩盖罗氏一生的业绩，不能勾销他在抢救、保存、刊布古籍方面的重大贡献和在敦煌学领域里的开创之功”[24]1-3。需要强调的是，前列几十位涉及敦煌遗书的学人和官员，他们大多数都比秀才出身的罗振玉有更好的机遇、地位、资历甚至学识，本应比罗氏做得更早更好，但他们都没有。今日看来，他们缺乏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自信和对西方现代学术之长的领悟以及勇气、毅力、眼光、敏感度、执行力和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

有必要对罗振玉历史贡献的关键意义做如下复述：

王国维更有言评价罗振玉的难能可贵：“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回眸1900以降的几十年间，全球发生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中国进行着愈演愈烈的内外残酷战争。在各国、各届、各级政府都很难集中人力财力来抢救、建设本民族文化之际，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入侵和瓜分危机的年代，更凸显出罗振玉以“一流人之力成之”的难能可贵。当年风雨飘摇中的踽踽独行、卓绝苦撑，今日看来几近力挽狂澜、砥柱中流。[27]

他在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汉简与大内档案这四大近代国际显学中，不但当年是持有顶级成果的学术权威，而且还是筚路蓝缕的具体操作人。而这些确凿事实跟他在王旗频变的时代中选择过什么个人政治立场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罗振玉贡献的评价虽在恢复中，但还远未达到他应得的高度。[16]

五、从新高度研究历史问题包括对斯坦因、伯希和的评价

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入侵、面临瓜分危机的年代，在东西洋学者先行“盗走”敦煌遗书、并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形成学术挑战之际，几乎所有清末民初的新旧知识分子都深感“可恨、可悲”(罗振玉语)，“可耻甚矣”(恽毓鼎语)，这既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它激起了一批学人志士拍案而起、奋不顾身，在没有硝烟的学术疆场，为延续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开创中国现代学术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前述的清末一批传统学人，尚有民国一众新型杰出学者，为敦煌学的建立和早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向达、王重民、陈垣、胡适、刘师培、刘复、姜亮夫、陈寅恪、饶宗颐、贺昌群、罗福葆、李翊灼、许国霖、孙楷第、刘铭恕、周绍良、王庆菽、潘重规、常书鸿等人。而在近几十年间国内大力宣传的，仅是少数长年坚守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樊锦诗及艺术家张大千等人，笔者以为这有失公允，期望将来能得到改善。

关于“敦煌学术史”，继续纠结诸如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当年行为是不是“盗买”“掠夺”，不断追问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归属，我个人认为不再重要，重要的在于分析造成此种情况的历史原因，我们应站在新的高度上研究历史问题，进行辩证的思考，包括对斯坦因、伯希和两位的评价。

对于斯坦因，王冀青、拉提摩尔的评价是：“斯坦因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也是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他的事业，他终身未娶，在考察中冻掉几个脚指头也无怨言。他一生节俭，没有房屋，没有私产……他还曾获康拜尔纪念奖、赫胥黎奖章以及由法国、瑞典、匈牙利、美国等国的地理学会和古物学会颁发的各种荣誉奖章……但是在我国，斯坦因长期以来多被称为‘强盗’，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却鲜为人提”，斯坦因是“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24]298-302。

对于伯希和，王冀青、杜文达的评价是：“他被尊为20世纪最大的中国学家，又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文语言学天才，因为他除了主要欧洲语言外，还精通汉语、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叶少罗语、龟兹语、西夏语、安南语等……他不仅在所有中国学研究领域——文献学、语言学、考据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史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而且同样是一位杰出的蒙古学家和伊朗学家……伯希和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24]400-401。傅斯年、桑兵的评价是：“(茹里安、沙畹之后)更伟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21]“伯希和的批评还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近代学术发展的路向。”[21]“二陈(指陈垣、陈寅恪，笔者注)精神均与伯希和相通。伯氏在掌握语言、版本校勘与搜求应用新史料三方面用功极深，但仍为工具，目的还在研究历史，只是更具谨守阙疑与发明的自觉，其考据注释，不仅较许多通史更富学术价值，其通识与驾驭力也远在他人之上。”[21]

中西学者对斯坦因、伯希和两位的相关介绍和评语，值得今日学人参考和思考。古今中外具有较深文化素养、又极具不畏艰辛探险精神的人，都是人类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文明进步推动者，西方如利玛窦、马可·波罗、达尔文，中国如玄奘、徐霞客、郑和。早在1904年，英国考古先驱佩特里认为，对待世间文物的“权利应该以能否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来评判”(47)转引自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第1版，第224-225页。相关原文为：【佩特里是英国在埃及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归来之后会见了斯坦因。……佩特里在“考古学的道德问题”一章中有预见性地指出，考古学家一旦在遗址完成挖掘，就不会给后世在此留下任何(原始的)东西。考古学家可以把发现物置于博物馆中，但这些东西总会朽坏，出版物最终会成为唯一记录。“权利应该以能否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来评判。”佩特里批评政府总是制定法规不许外国考古学家挖掘，却允许“无知的老农”肆意“挖掘破坏”。斯坦因在《古代和田》的序言中引用佩特里的告诫，考察者必须“细心工作、详细记录、完整发表”。斯坦因对于自己在中国钻政府法规的空子、与王道士的交涉等通通直言不讳，完美地体现了佩特里手册中的务实精神。斯坦因与他的导师一样，以“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为目的，对于把文书文物运出中国没有任何顾虑。】[2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