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楼”贫困户的生活状态与生计方式之考察
——以L县H安置点为中心

李红阳，翁堂梅

（1.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200444；2.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事业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一、文献回顾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使贫困群众从那些“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山区搬迁到环境条件好的地区，并通过产业扶持、提供公益性岗位等方式，“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据2020年3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有930万贫困人口乔迁新居，走出大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有920万人通过搬迁实现脱贫……目前，全国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1］。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实现精准扶贫、稳步脱贫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学术界对于异地搬迁之后安置户的生活适应性问题，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杨甫旺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从移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身份适应等方面探讨了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的关系问题［2］；闫丽娟、张俊明以宁夏中宁县太阳梁移民新村为例，对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异地搬迁后的心理适应问题进行了分解［3］；王晓毅对宁夏的生态移民进行了探讨，认为移民区的生态退化、农业生产资源单一和短缺，以及非农就业对部分移民的排斥造成了新移民区较高的贫困发生率［4］。显然，上述探讨比较关注安置户的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未就某一特定安置点之贫困农户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选择展开探讨，也就很难清晰地、切实地理解易地搬迁的效果。基于此，本研究将以L县H安置点为中心展开探讨，下面简要介绍该安置点的区位状况及研究方法。

二、H安置点的区位与研究方法

L县位于太行山南部，“全居山内，土瘠地狭，在太行之巅，天壤间清凉地也”［5］，受限于土壤贫瘠、气候温凉的自然环境，农作物以玉米、粟米、小米、土豆、旱地蔬菜、中药材为主，一些农村的交通条件十分不便，这种农业形态与交通条件与民国时期类似［6］，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局限具有稳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全国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L县被山西省确定为“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中心地带之一。据2016年L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该县共有114个贫困村、2.17万贫困人口，该县将从“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社保政策兜底”三个方面打造脱贫攻坚样板县①参见L县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lczf.goc.cn/xxgk_674/zfgzbg/201608/t20160830_1257479.shtml。H安置点是2017年9月由县扶贫开发中心牵头于县城东部建立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距县城中心约3.5公里，道路宽敞、平坦，公交车直达县城各地，交通十分便利。

H安置点于2018年12月竣工之后，总共安置贫困户108户、贫困人口413人，这108户分别来自全县7个乡镇、59个贫困村，安置户的地域来源较为多样②参见H安置点异地搬迁安置公示.https：//m.sohu.com/a/212235884_367424/。按照国家的异地搬迁政策，每个贫困人口能够获得3万元左右的住房补贴，减轻了农民的住房负担。据估算，对于拥有四口及以上的家庭而言住房费用较低，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对于四口以下的家庭，住房费用较高，在12万到20万元之间。此外，L县政府为了全面完成国家的脱贫攻坚任务、减轻贫困农民的负担，为安置户提供了多项政策红利，大大降低了他们的住房成本。截至2019年底，贫困户已全部入住，H安置点灯火通明、人烟密集，他们至此实现了“上楼”的愿望。

生活状态和生计方式对于安置户而言是至为关键的面向，是判断异地搬迁成效的两个重要指标。为了充分了解、认识H安置点搬迁户的生活感受和生计选择，本研究将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包括以下三种：（1）官方文献：L县的地方志，及其官方网站关于异地搬迁的政策、方针、政令及公示信息等；（2）观察法和自我民族志：笔 者 于2020年1月20日到5月20日，通过在H安置点生活、居住的基础上，对其地居民的生活、生存状态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我对其地、其人的认识和理解；（3）访谈法：在此期间，笔者就其中11个贫困人口（文中隐去了真实姓名，以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访谈对象为安置点较为典型的贫困农民，比如饱经风霜的老者、身患疾病或身体残疾的中年人、生存状态发生明显改善的家庭成员等。

基于对H安置点基本状况的了解和研究方法的初步介绍，本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讨论异地搬迁对贫困户生活条件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切身体验；其次，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安置户的生计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他们居住模式的影响。

三、生活条件便利化与幸福感的提升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的初衷在于，践行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将贫困人口从山高谷深、交通恶劣的地区搬到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置点的选择和建设是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关键一环。如前文所述，H安置点具有靠近县城、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等地域优势，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居住地。

H安置点给安置户带来的改变，他们有着切实的感受。LXY原本生活在L县的东部山区，他在异地搬迁政策的引导下，全家4口人于2018年12月正式入住了H安置点，他在谈及搬迁之后的感受时说：“在村上的时候，吃水还得去挑（水），很累；村上的冬天也很冷，自己烧煤或者烧柴火引（取暖、做饭），很不卫生，还烧不暖和，全家冻得嗖嗖的，只能靠多盖盖底（被子）取暖；还有呀，买东西比在村上也方便了，买些油盐酱醋、吃个新鲜蔬菜，再也不用跑很远的路了；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谁想过来县买个房，还是共产党对咱们老百姓好呢。”在笔者的访谈中，LXY的这种感受具有普遍性。当然，也有一些访谈者谈到了搬迁之后消费的增加，例如LXY的妻子如是说：“住进新家之后，就感觉费钱，每年物业费、取暖费得1700块钱，偶尔买点零食、蔬菜什么的，花钱的地方很多，要在老家的话，这些钱都不用花。”其实，在LXY夫妇的话语表述中，“村上”、“乡下”、“老家”之类的词汇出现的较为频繁，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将自己置于“村上”、“乡下”、“老家”的对立面，强烈地认为自己在安置点会过上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幸福的生活。

于WLQ而言，搬迁之后最大的喜事是儿子娶到了媳妇，他坦言：“我孩和现在这个媳妇好了好几年了，就因为县里没有房子，所以人家一直不同意结婚，异地搬迁之后也就同意了，他们到这里住，我回村上给他们种点蔬菜、粗粮什么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其实，像WLQ这样的贫困户并不在少数，他们通过异地搬迁实现了在县城安家和为儿子买房的梦想，使儿子的婚事如期而来。在H安置点的小路上漫步，仰头就能隔三岔五地看到窗户上红色的“喜”字，“喜”字的背后蕴含着这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异地搬迁还方便了搬迁户子女的就学，QCG是其中的代表，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初中，一个上高中，他谈到：“以前孩子住校学习，每次回家都非常远，大晚上回家路也不好、也不安全，很让人心烦（操心）；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想回家了，可以自己骑车或坐公交，方便了不少。”当然，还有一些家庭的后代还比较小，他们可以直接进入离H安置点约1.5公里的幼儿园、小学上学，虽然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学校条件和师资配备要优于农村的寄宿制小学，安置户的子女入学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安置户们有上述感受，主要源于城乡差距的历史、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其核心是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分野，由此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壁垒。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城乡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渐趋深入；与此同时，伴随期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农村种田收益的下降、中小学的裁撤和合并，城乡差距没有缩小，反而继续加大；政策上城乡壁垒的打破和现实中城乡差距的扩大，实质上使农村的生活、生存条件更为不便，故而农村进城安家的人也越来越多。于L县而言，在国家异地搬迁政策实施之前，东部山区的村民已经陆续搬离了农村，LXY说：“我（们）村原来是有着200多户的大村，我搬来之前村上仅有20多户在县城没有房子，留在村上的就是只有种地的老人，年轻人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去县里租房子陪读去了。”其实，LXY所说的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笔者所在的农村与之类似，虽然村上有电有水，然而人烟稀少，只有春节和清明节时候的人会多一些，但几乎都是匆匆一别。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使那些留在农村、不具备购房条件的贫困户在国家的支持下迁入县城周边，由此满足了他们进城安家的梦想。

L县的5月绿意盎然，虽然还有些许的凉意，却也已然没有了冬日的寒冷。每天晚上的8点半左右，H安置点楼下的电视大屏幕上都会播放当下中国流行的广场舞曲目，无论是《好日子》还是《最炫民族风》，都会有一些人跟着音乐的节拍、踩着悠扬的旋律欢跳，其中一个跳舞的大姐告诉我：“以前在农村人太少了，根本就跳不起来，而现在每天晚上跳跳，能锻炼身体。”笔者从他们欢快的舞姿中读到正是异地搬迁之后人们的幸福和喜悦：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楼房，过上了与城里人相似的生活，子女上学和结婚有了着落。

四、新的就业渠道：本地务工与社区服务

在L县的扶贫政策中，产业扶贫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其中重点扶持的产业主要有中药材的种植与加工、旱地种菜与销售、粗粮的加工、电子产业等。随着H安置点建成和安置户的渐次迁入，L县政府扶持并投资近百万元的永辉电子厂在此落地了。该电子厂建于H安置点内，以生产电子零部件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向H安置点及周边地带的贫困人口招工，采用计件方式给予工人报酬，每件7毛钱，一个工人大概每天都完成50件，收入在35元左右，再加上政府的补贴，人均日收入在50元左右，月收入约为1500元。

LF由于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班，导致一条腿残废，由此丧失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2019年初携家人搬迁到H安置点之后，并无稳定的工作，再加上装修房子欠下的饥荒（钱），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局。永辉电子厂建立之后，LF与妻子便在此上班，这份工作成为他主要的生计方式，如他所说：“我是一个残疾人，对家庭、国家都是一个负担，这里（永辉电子厂）的工作比较轻松、不需要出力气，虽很熬时间，但我每天都能挣钱贴补家用，我和她（妻子）在这上班之后，生活越来越好了。”他和笔者聊天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容，这种笑容对我而言印象十分深刻，标示了产业扶贫给安置户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其实，在永辉电子厂里，大多数都是妇女，她们之前在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收入却十分微薄。搬迁到H安置点之后，她们进入扶贫车间，穿上蓝色的工作服，从事电子产品的加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其中一个大姐如是说：“以前在村上种地，每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冬天就没啥事干，只能在家烤火、打麻将了；而现在在扶贫车间，一年四季都可以上班，并且还可以带回家了进行加工和生产，十分方便，一年的生活费足够有余了。”永辉电子厂目前共吸纳了近30人就业，解决了部分安置户的生计问题，是他们在新的家园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

显然，扶贫车间的工资收入较低，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不适应的，他们会选择在本地其它地方务工，其中男性大多会在县城里“贴小工”，日收入在200元左右，WP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与笔者交流中谈到：“我在家的时候，也出来贴小工挣钱，但离家比较远，十分不方便；来了这里（安置点）后，我贴小工的机会多了，回家也方便了，一年挣两三万块钱没啥问题。”而女性则会在县城里的商店、超市上班，日收入在50元左右，ZXC就是其中的一员，她说：“我在家的时候，只能去地里干点活儿，又累又不挣钱；搬到这里之后，我就去超市找了个当服务员的工作，不仅不累，而且收入还稳定。”选择此类生计方式的年轻人较多，大约在50人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异地搬迁增加了年轻人在本地务工的机会，促进了他们收入的增加，他们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或电动车往返于家里与工作场所之间，其表情中既透露着疲惫，也饱含着对生活的希望。

H安置点作为一个新建的居民点，物业公司进驻之后便吸纳了一些贫困劳动人口从事保安和保洁工作，以保持社区的干净和安全。从事保安工作的均为男性（共5名），每月的收入为1800元，主要工作是看大门、打扫卫生、养护花草树木等；从事保洁工作的均为女性（共4名），每月收入为800元，主要工作是每个人负责三个楼道的清洁工作。社区服务的工作较为轻松，而且工资收入稳定，成为一些安置户重要的生计方式和收入来源。HW一家四口人，原居住在L县东部山区的某山村，常年收入吃紧，生活十分艰辛，2018底迁入之后，他和妻子分别从事保安工作和保洁工作，生活于是逐渐好了起来，他对自己生活的改变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家四口人原来在农村，根本顾不住顾（生活），收入拮据，种在地里的庄稼常年被野鸡、野兔吃掉，收入不稳定；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了，我这个保安工作一年能收入20 000多元，她（HW的妻子）打扫楼道每年能收入近10 000元，供孩子上学没啥问题，回村上没啥意思了。”如HW这样的家庭，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计方式，为他们在新的家园“稳得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本地务工和社区服务为安置户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计方式和就业手段，经济收入趋于稳定。这些在本地工作的安置户，成为H安置点稳定的居民。其实，H安置点近百人生计方式的改变，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扶贫政策的大力扶持和贫困居民对新生活的向往，由此使常年居住于“穷乡僻壤”的村民在此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五、难以割舍的农田：返乡种田的农民们

土地是农民的生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21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升、农民负担显著下降、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持续加大；特别是国家提出“三权分置”之后，农民手中的土地成为可以流转的资源，使中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由于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的推进，搬迁来H安置点的农民们在老家均有自己的田地，如上文所述，其中一些人将自己承包的农田流转出去或直接抛荒，选择了新的生计方式；而另外一些人则在农忙时节选择回乡种地和生产。

ZDY是一个勤劳、智慧的农民，2018年底，他的一家三口搬迁到H安置点之后，并没有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找），农忙时节他便会和妻子回老家耕作。ZDY夫妇在农民中是有文化、有理想的那少部分人，他喜欢老子、喜欢道教，平时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性讲座，学习孝文化。ZDY在谈到生活和生产情况时说：“我家里的房子不行了，来这里（H安置点）买房子好处很多，冬天可以来过冬、享受（生活），比在老家暖和多了；夏天我和她（ZDY的妻子）得回家种自家的地，我舍不得（把地）荒了，还能在大队（脱贫攻坚期间兴办的农业合作社）上工，这样收入就足够我们开支了，再说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没人种地可不行，这不是挣钱不挣钱的问题。”其实，类似于ZDY这样的农民，对土地有着特别的眷恋、对国家有着一种朴素的热爱和责任，这种纯粹的想法和追求标示了农民阶层的真实和淳朴。

与ZDY不同，LZL是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他和老伴于2019年初搬迁到H安置点之后，曾试图在新的家园找一份工作，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是这样描述其经历的：“我想在这里（H安置点）找点事儿干，我去问物业的时候，已经没有名额了；后来和老伴准备去扶贫车间挣钱花，可是我俩的手不行，干不了；没办法的，还是回村上种点地吧，养活我们老俩没啥问题。”LZL所说的“手不行”，其实是因为常年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使手没有办法握住细小的东西（比如针线），而该安置点的永辉电子厂需要工人将细铜丝缠绕在固定的设备上，因此很多搬迁而来的老年人，没有能力参与其中。类似于LZL这样的老年人，由于年龄、身体的因素，不得不在农忙时节回到原居住地从事农业生产，春种秋收，夏天去山里采点中药，其生计方式与原先并无太大的不同。

由此而言，或者由于对土地有着朴素的眷恋和感情，或者在年龄、身体均不适应新家园的情况下，搬迁来H安置点的部分贫困户依旧选择回乡种田。当然，造成这种状况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的、年龄较大的农民，无法适应或者不想从事新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生计模式束缚了他们对新世界的适应能力，“中国农民对传统和习惯的依赖”［7］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安置点所处的区位环境，没有条件提供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和设施；农民传统的生计模式与新家园的实际情况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于此类安置户而言，虽然新的家园有着更为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足以支撑其生活的物质条件，故而维持原有的生计方式成为其必然的选择。据笔者考察，H安置点返乡种田的贫困户占有一半左右，他们农忙时节返乡种田、农闲时节来到H安置点居住，成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

六、小结与讨论

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反映了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对梦想的期待，在旧中国，中国的农民阶级饱受剥削和压迫，过着“贫穷困苦式的奴隶式生活”［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始终将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利益视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况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确认中国有7000万贫困人口，于是以“精准扶贫”代替“大水漫灌”，打响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异地搬迁即是其中一项“精准”的举措。通过对H安置点的考察可知，异地搬迁使贫困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农民们在新的居所享受到了类似于城市的生活配置，比如便利的道路交通、舒适的房屋和完备的设施等。生活条件的改善实质上增加了贫困农民的幸福感，他们圆了在城里买房的梦想，直接促进了子女的婚姻、就学和就业。由此而言，异地搬迁改变了贫困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感受，他们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生计方式对于认识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农民而言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爪洼农业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他通过对爪洼生态环境的描述，强调其地的农民为适应环境而发展出依靠精耕细作提高生产率水平的农业模式，呈现出“农业内卷化”的趋势［9］；类似于爪洼农业发展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中国华北农村亦有所体现，黄宗智通过对其时家庭农业、经营式农业的比较分析，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人口过剩与内卷的事实［10］。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小农经济一直是其主要的经营模式，农民靠精耕细作适应了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农业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发展的需要，农民们走出大山寻找新的生计，“农民进城”成为延续至今的一种社会现象，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在新时代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中，异地搬迁安置点的建成和贫困户的入住，农民的生计模式和居住模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通过H点的考察可以发现，农民的生计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一些农民或者在安置点的扶贫车间工作，或者于本地务工，或者参与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他们的收入相比在农村而言发生了质的改观，一些残疾人、老年人和妇女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其二，由于一些农民固有的生计手段无法适应新家园的实际情况，于他们而言，返乡种田依然是主要的生计选择。由于生计方式的不同，一些农户成为安置点稳定的居民，而另一些农户则成为迁居的“候鸟”往返于城乡之间。据笔者考察，由于L县产业发展的滞后和农民对原有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的眷恋，上述生计选择、居住形式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