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考察
——以安徽省巢湖市为例

石庆海

（1.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100091；2.巢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238000）

乡贤即“乡里之贤人”，“生于其乡，而众共称贤，是之谓乡贤”［1］。自古以来，乡贤是我国农村自治的重要力量，发挥着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乡村发生巨变，乡贤作为一股基层力量在近现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一些学者提出在乡村治理中由自上而下推动回归本土文化机制的构建，乡贤及乡贤文化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关注“三农问题”学者的共同话题。新世纪以来，乡贤文化进一步成为大众媒体讨论的公共话题。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不少商人返乡创业或投资家乡建设，针对这一现象，《浙江日报》《福建日报》《温州日报》《潮州日报》《闽东日报》等地方报纸纷纷予以报道，并用“乡贤”来称呼这些心系乡梓的人。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乡贤文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一部分，传承乡贤文化被正式提出。2014年习近平曾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4］。”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5］。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乡贤文化建设遂在全国乡村遍地开花。

基于对巢湖市乡贤文化建设现状的实证调查，本文将结合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乡贤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巢湖市乡贤文化建设的现状

现代乡贤文化的复兴肇始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早在2001年，上虞区以“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为宗旨，在全国率先成立乡贤研究会，创造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乡贤文化品牌”［6］。花开上虞，香飘全国。东南沿海其它地区出于招商引资或延续乡村文化等诸多考虑，也相继跟进。福建宁化石壁利用“客家人祖地”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力弘扬乡贤文化，鼓励海内外乡贤回乡祭祖、省亲，发展乡村旅游；广东省鹤山市鹤城镇借力乡村精英“人熟、地熟、事熟”的特点来稳定社会秩序，组建昆仑协和会推进公共治理，让“三老”阶层重拾乡贤治村传统，积极排解群众矛盾纠纷；江苏南通如皋在全市镇村广建“乡愁馆”，唤醒人们心中对于乡愁的回味，以此激发人们乡贤意识的萌生。近年来，几乎内地所有省份都普遍跟进，动作频出。

巢湖市为安徽省合肥市代管县级市，居皖之中，下辖17个乡镇、街道，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2019年末户籍人口86万［7］。与全国大部分县市一样，该地乡贤文化建设肇始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之后，在大量资金投入和利好政策推动下而迅速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巢湖市乡贤文化的发展轨迹也是全国大部分县市的一个缩影，因此对其建设实践的个案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把握我国当下乡贤文化建设的总体状况。

（一）建设举措

近年来，巢湖市为激活传统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从研究保护、展示宣传、标新创异等三个方面多元并进，建设乡贤文化。

1.重研究保护

作为元末明初巢湖水师发源地、清末淮军故里、民国三将军故里，巢湖市有着极为丰富的古今乡贤文化资源，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贤文化的提倡，巢湖市乡贤文化研究会也于当年旋即成立。研究会集中了当地人文学者及政府官员，合力开展巢湖乡贤文化研究。该会经过两年多的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精心筛选出4051名名古今各类“巢湖乡贤”，其中市级乡贤937名，乡镇级乡贤1239名，村级乡贤1875名；组织开展了有巢氏、涂山文化、“焦姥·陷巢州”等研讨会，着重挖掘有巢氏、焦姥以及张治中、鲁彦周等一批乡贤的精神价值；编印出版《巢湖乡贤志》《巢湖故事》《巢湖民歌》《巢湖古遗迹》《新巢湖》等多部著作。在乡贤文化资源保护方面，如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巢湖南北两岸烔炀、柘皋、苏湾、黄麓、中庙、散兵、槐林等名镇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其中与乡贤文化密切相关的很多宗族祠堂、老宅近年来相继被修缮，譬如巢南散兵镇项氏祠堂（奉西楚霸王项羽为先祖）、烔炀镇俞氏祠堂（奉明朝开国功臣俞通海为先祖）、烔炀镇四户许村许氏祠堂（许氏曾为当地大族）、巢湖西坝口汤家闸李家大院（房主李鼎新为民国时期江淮有名的木材商人）等。

2.重展示宣传

成立乡贤馆等平台，展示宣传优秀乡贤文化。已先后建成黄麓镇洪疃村乡贤馆、巢湖名人名贤馆、柘皋镇乡贤馆等3处展馆。黄麓镇洪疃村乡贤馆开馆于2016年8月，共展出27名英雄人物、道德楷模、故乡赤子、科苑名流、杏坛师表等乡贤的生平事迹。巢湖名人名贤馆于2016年11月开馆，展示了巢湖古代乡贤50人（包括有巢氏、巢父、范增、吕士元、俞廷玉、俞通海、金朝兴、陆龙腾等）、近现代乡贤23人（包括杨欲仁、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刘原道等）、当代乡贤23人（包括高植、鲁彦周、徐经方、阚家蓂等）以及巢湖英烈23人。柘皋镇乡贤馆于2017年4月开馆，共分古代乡贤、近代乡贤、现当代乡贤、柘皋风情、鲁彦周生平事迹展等五个展厅，集中展示100余位柘皋镇历史文化名贤、现当代乡贤人物的主要成就和善行义举。另外，市、镇、村三级乡贤馆建设体系也在谋篇布局，处于整体推进中。乡贤馆建成后，皆向当地市民、乡民以及外来游客免费开放。毋庸置疑，这些展馆有利于进一步宣传乡贤文化，涵育文明乡风。

另外，在展示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巢湖市还通过开展具有一定特色的“四进活动”来推动乡贤文化的宣传。“四进”即进课堂、进讲堂、进礼堂、进祠堂。乡贤文化进课堂方面，该市文史专家编写《有巢氏》《巢湖文化》等乡贤文化校本教材，作为课外读物在中小学发行；在中小学校园开辟乡贤文化墙报专栏，每期宣传若干本土先贤的事迹；动员学生开展以乡贤为原型的校园文艺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和创造激情。乡贤文化进讲堂，主要是将“新乡贤”请进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讲堂，面向机关单位干部宣传他们的事迹。乡贤文化进礼堂，主要是利用公共机构的大礼堂，面向四里八乡的群众，或通过直接宣讲，或采用庐剧、巢湖民歌等形式，宣传乡村新人新事新风尚。乡贤文化进祠堂，则是广泛征集优秀家风祖训、千百年村规民约、家规族约以及孝心榜、爱心榜，并将其通过展板、篆刻等形式宣示于古老的祠堂里，让乡贤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3.重标新创异

近年来，巢湖市各乡镇在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中，不断开辟新空间，探索新途径。譬如有着全国最大渔网生产基地的巢南槐林镇，利用大量民营中小渔网生产企业存在的条件，开展“乡贤+渔网扶贫”活动，倡导一人富不忘带动乡亲一起富，当地渔网行业领军企业家为代表的新乡贤解决了3万多人的就业问题；有着姥山岛这一旅游胜境的巢北中庙街道，利用当地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大量返乡从事旅游行业的条件，开展“乡贤+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以这些年轻人为代表的乡贤团体，开展了各种旅游服务活动，月均接待游客达2万余人；巢北黄麓镇，在现代著名乡贤张治中的表率下，向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黄麓镇开展“乡贤+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涌现出多位关注乡村儿童教育的人物，譬如黄麓镇张疃村从事中小学教育39年的张秉柱，退休后在自家创办“留守儿童之家”，先后有49名留守儿童受到其帮扶和关爱；巢北苏湾镇，巢湖民歌的发源地，民间有着大量的民歌爱好者。苏湾镇开展“乡贤+民歌传唱”活动，以巢湖民歌非遗传承人李家莲等乡贤为首的司集民歌协会，坚持不懈地将民歌传唱到乡村，为农村增添文化气氛。

上述举措显示近年来巢湖乡贤文化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建设阶段。

（二）建设特色

1.注重古乡贤精神的弘扬

巢湖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众多利国利民、造福乡梓的古乡贤。斯人已去，其精神何以弘扬？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让今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耳濡目染古乡贤的道德精神，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每个地方经常都会流传着本土各种乡贤故事、传说，先贤们的道德精神正是借此口耳相传而得以世代传承。但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口耳相传已难以为继，需要人们通过故事记载、古迹保护、展示宣传等方式来人为延续和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巢湖市在乡贤文化建设上所投入的场馆建设、祠堂修缮、古迹保护、专著出版、学校宣传等，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为节省财力、人力，巢湖各乡镇在古乡贤精神的弘扬上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突出特色。如柘皋镇重点挖掘的是一代文豪鲁彦周的道德、品质、文章，黄麓镇则以“和平将军”、爱国将领张治中的事迹为弘扬重点，积极宣传他热爱故土、创建学校及乡村建设的业绩。

2.注重新乡贤文化的培育

相对于古乡贤精神的传承，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更为不易。巢湖市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基本上沿着“遴选对象—成立乡贤团—升华精神”这一轨迹演进。2016年2月，巢湖市组织开展首届“巢湖新乡贤”的遴选，各乡镇有较大影响和典型示范作用的道德模范、优秀基层干部及科学、文化、艺术、体育界人士被推选为新乡贤。最终，27人被选为巢湖市级新乡贤。在评选的基础上，巢湖市再根据各人所长成立各种乡贤团，如乡贤艺术团、乡贤劝和团、乡贤智囊团、乡贤宣讲团、乡贤创业团等。充分利用乡贤团的不同特长，在乡村矛盾化解、经济发展、文明传播、文体活动等方面发挥作用，并逐渐在实践过程中升华出新乡贤的新风尚、新道德、新观念，最终成为乡民认可、效法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与古代乡贤多是取得一定功名的读书人不同，当下巢湖市新乡贤的主体越来越向企业家和经济能人群体转变。他们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其影响也日益显现。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力促这一转变过程。巢湖市政府实施“引凤还巢”工程，吸引众多从巢湖走出去的商界精英、企业家返乡创业，投资或资助家乡建设，使之成为新乡贤。

3.注重美丽乡村的内在提升

巢湖市为安徽省14个美丽乡村建设整县推进试点县（市、区）之一，也是合肥市唯一的一个整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乡贤文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来说，环境整治、道路建设、住宅规划等这些外在美的打造固然重要，恪守道德底线、提升精神素养、建立公序良俗这些内在美的打造也不容忽视，而乡贤文化建设正是提升乡村内在美的有力举措。在巢湖全市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极为注重将二者相结合，内外兼修，建设现代农村。巢北烔炀镇南湖方村美丽乡村建设即是这种结合的典型。南湖方村，位于巢湖市西面二十多公里处巢湖北岸烔炀镇，村中方姓居多，相传先祖为明代名臣方孝孺，方孝孺被杀后其后人为避祸隐居于此地。1964年我国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先生来此地采风，创作出巢湖民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巢湖好》，南湖方村因此名声鹊起。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下，村落绿荫环抱，规划错落有致，外在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将本村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渗透在景观设计和民居装饰之中。南湖方村历代方姓村民继承了先祖的遗风遗训，一直重教兴文，崇尚为人刚直不阿。近代以来，在政、商、医、科、文各界都不乏拔尖人才。南湖方村利用这一资源，大力弘扬乡贤文化，建起了12面乡贤文化墙以及李焕之纪念馆，宣传自方孝孺以来的历代乡贤。南湖方村因其外在和内在的美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往参观，引起《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媒体的关注。2016年8月《人民日报》以“文化体制改革巡礼：让文化走入基层激发农村文化活力”为题详细报道了这一建设成果。

二、巢湖市乡贤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巢湖乡贤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取得了上述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一）基层群众：心不足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渐解体，以乡绅为主的乡贤阶层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文革时期在“破四旧”浩劫中，各地乡贤祠大多被毁，直接造成了乡贤文化传统的中断。而近年来对乡贤文化的提倡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力量，呈现出明显的官热民冷现象。乡贤文化存在的经济土壤、文化土壤、宗族土壤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非昔比。笔者在巢湖各乡镇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普通群众对乡贤文化大多认识不足，甚至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乡贤及乡贤文化。笔者于2017年至2019年多次去巢北的柘皋、黄麓等多地乡贤馆调研，发现两馆除了少量的学生和游客参观外，基本上没有附近乡镇的农民群众。而调查问卷显示，95%以上的乡民都没有参观过乡贤馆，对乡贤文化知之甚少。这种陌生感和违和感的心理在巢湖市基层群众中普遍存在。

实际上，普通乡民参与乡贤文化建设较为消极或被动的现象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即便在乡贤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走在前列的浙江，地方政府调研报告也显示民众对乡贤文化发展举措之一的文化礼堂建设漠不关心，“还不能说文化礼堂建设已真正成为村民真心拥护、自觉参与的活动。村民的自觉性、主动性都有待深入挖掘，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全民参与难度比较大”，“如何更好地吸收群众参与进来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8］。

（二）地方政府：力有余

与基层群众对乡贤文化的相对冷漠相比，地方政府在推动乡贤文化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近年来，巢湖市乡贤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自2015年以来，巢湖市明确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文广局为乡贤文化建设的领导机构，制订相关时间表、路线图。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众多乡贤文化载体在两年多时间即被打造出来。譬如在市、镇、村多处建立乡贤名人馆，在紧贴地方文化底蕴的汉墓博物馆、柘皋老街和张治中故居等地方古迹、人文景点处修建乡贤文化综合馆；在民俗文化节展示乡贤事迹。此外，巢湖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各项政策措施，以树立典型，培育新乡贤文化。相关政策措施包括实施“引凤还巢”、“乡贤回归”工程，建立镇村“人才库”、“专家库”，成立“乡贤宣讲团”，建设农民文化乐园等，令人目不暇接。细察之下，巢湖市政府之所以近年来重视乡贤文化建设，举措不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方面，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和省内外其它地区的竞争使巢湖市政府不得不全力以赴；另一方面，整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和本地乡村相对落后的现状也使巢湖市政府不得不主打乡贤文化建设这张牌。换言之，政府承受的压力大，其改变现状的动力也会增强。但是，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经过近百年的中断，我国的乡贤文化本身气血不足，外部力量突然施加过多，犹如下多剂补药，其后果往往是不理想的。

（三）新乡贤：德未立

中国古代的乡贤大多饱读儒家诗书，在科举方面有所建树，因德高望重，从而被本土本乡人所推崇，是自然而然“生长”的。“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9］。”而当下的新乡贤，虽同为地方精英或民间权威，但大多是被人为“寻找”出来的。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和经济能人为主的经济型精英、在地方做出了一定业绩的乡村干部为主的政治型精英构成了“寻找”出来的新乡贤的两大主体。如前所述，巢湖市各地新乡贤的构成也是这样。这些经济型、政治型精英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管理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引领作用严重弱化，很多称为乡贤的乡村成功人士只是“挂在墙上”，缺乏必要的道德储备，道德形象单薄而模糊，德未能立，因此尚未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有学者将此种现象称之为“重视‘官乡贤’‘富乡贤’，缺失了‘文乡贤’‘德乡贤’”［10］。

（四）落入窠臼：形式主义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巢湖市地方政府官员对发展乡贤文化的意义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概以述之，他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一是认为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培育新型农民；二是认为乡贤文化的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具有一致性，因此乡贤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培育和弘扬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是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乡村治理人才流失、主体弱化、对象多元化、环境复杂化等问题凸显，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乡贤文化对于今天乡村治理仍具有独特的作用。以上看法不可谓不全面，但是事情总是“知易行难”。对于如何在新时代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巢湖市政府官员、新乡贤人士对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预估不足，在行动上多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易滑轨到形式主义的窠臼中。在调查中也发现，对于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巢湖不少乡镇基层政府多处在被动应付状态，有的是搞走过场式的应应景，有的是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把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加强乡村治理，提高当地的文化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等很好地结合起来。再加上日渐严重的“空心村”现象，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在乡贤文化建设上的努力。

三、弘扬发展乡贤文化的对策建议

针对乡贤文化建设的现状，特别是乡贤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笔者提出三点对策建议。

（一）从经济上培育乡贤文化生长的土壤

莫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乡贤文化的兴衰嬗变即可发现，近代乡贤文化的衰落实际上是乡村社会衰落的副产品。由于外强入侵、国家政权主动放弃、官僚及地主剥夺、现代化旁落等诸多原因，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一直处于深入的、持续的、全面的衰败与式微之中，农业生产迟滞，农民生活困苦，乡村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导致了乡村文化趋于凋敝。可以推论出，农业经济与乡贤文化二者之间，前者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后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反作用于前者。当前，不少地方政府一拥而上，强调发展乡贤文化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过于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

培育适宜乡贤文化生长的土壤，修复失衡的城乡发展态势，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全面振兴乡村，是弘扬发展新时代乡贤文化的根本之策。目前巢湖市农业经济普遍落后于周边的肥西、肥东、无为、和县、庐江等县市，农业从业人员科技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效益增加缓慢，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业生态系统承载压力日益加大等制约因素十分明显，缺乏集体经济的“空壳村”有50多个。尤其是受城镇化“虹吸效应”的辐射和蔓延，农村人口不断向周边城市四溢，乡村陷入空心化侵蚀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巢湖市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优质水稻、高效蔬菜、优质茶果、优质油棉、健康畜禽、特色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重点产业，促推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这一目标若能实现，农村中有了稳定的现代化农业经济，有了相对稳定的农业从业人口，乡贤文化就有了适合其生长的土壤。

（二）从要素上创新乡贤文化的内涵

乡贤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经久不衰延绵不断，其中固然包括不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明清学人曾将这些优秀文化基因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加以归纳，譬如明中叶松江华亭人何良俊有言：“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谓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11］。”凡立德者，其文化品质有刚直敢言、清正廉明、事亲至孝、忠义凛然、扶危济困；立功者，主要是事功卓著和军功显赫；立言者，主要是文学显著与崇尚理学。这些文化品质放在今天仍然十分可贵，值得弘扬。不过我们也须认识到，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礼俗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深入民心，现代社会则是法理社会，民主理念和法治观念是现代文明的要核。传统的乡贤文化是缺少这两大要素的。如果在当下中国，对传统的乡贤文化采用简单的嫁接移植，直接拿来，不仅会导致民众在心理和实践层面上的“排异反应”，甚至有陷入“复古主义”泥淖的危险，偏离现代文明的轨迹。因此，如何创新乡贤文化的内涵，能否将更深厚、更现代的文化要素融入乡贤文化体系中，而非徒增一抹“文化唇彩”，决定着乡贤文化在中国的前景与未来。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复兴和重构乡贤文化，重塑其内涵，至少要将民主法治观念和公序良俗道德融为一体，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出一种既有乡土性又有现代性，既延续人文精神又展现了现代公共文明的新型乡贤文化。

（三）从机制上保障乡贤文化的良性发展

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是为了培育乡贤文化生长的土壤。厘清乡贤文化的内涵，增添现代文明的元素，犹如精心孕育新种子。将新种子播种在肥沃的土壤上，它能否顺利生长开花结果，则要看后续的维护。营造乡贤文化良性发展的氛围即是后续维护的过程。鉴于乡贤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地方政府“力有余”、基层民众“心不足”等问题，在乡贤文化这粒种子生根发芽长大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关注：一是不可拔苗助长、生拉硬拽地推出“新乡贤”。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例，譬如某地提出“一村一乡贤”的口号［12］，更有很多地方政府提出要“人人做乡贤”。这样的口号和带来的行动实际上违背了乡贤产生的自然规律。乡贤是基于老百姓的口碑自然而然涌现的，只有这样的乡贤文化才能接地气。我们也看到，不少地方的“乡贤”却是人为按照指标数额选拔出来的。其中一些被选出来位高权重、家大业大或者学识渊博的所谓“乡贤”，由于德行不够，并不能让乡民产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如此，非常不利于乡贤文化发展。二是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建设及治理中的更大作用。目前，各地乡贤扮演的角色集中在“和事佬”上，维稳价值很大。平时多调解邻里家庭纠纷，在重大群体纠纷中，在政府和村民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缓冲和化解作用。但是，新乡贤的能量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当下，迫切需要在遵循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构筑一套新乡贤建村和治村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新乡贤的财力、智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乡贤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恰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3］。”经过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洗礼后，在中国广阔农村里，乡土社会仍然没有消失。曾经活跃在乡村历史舞台上数千年的乡贤群体在一度淡出公众视野后，又重新映入人们眼帘。乡贤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如何在现代文明中嫁接传统的乡贤文化，使之涅槃重生，孕育出新生命，这一问题尚需学界持续地关注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