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逻辑理路、实践困境及改革策略
——以“鲁班工坊”建设为例

□查英 庞学光

21世纪以来，为应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赢得发展机遇，我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特点是实体产业、基础产业、信息化产业的高度融合，也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高度融合，这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作为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一类教育，职业教育必然要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智力服务和人才后盾。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国际化合作办学[1]272。为此，我国职业教育抓住机遇、主动作为，以“鲁班工坊”项目为抓手，积极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鲁班工坊”是在教育部指导下，由天津市创建并正在实施的“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配合国际产能合作的‘中外人文交流国际知名品牌项目’”[2]，它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熟悉中国技术、中国工艺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品牌[3]2，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支持和服务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一、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逻辑理路

职业教育积极寻求自身的国际化转型，以“鲁班工坊”建设项目为载体，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

（一）服务方向：从“国际经验输入”转向“本土资源输出”

回溯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同行。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向外学习的40年。40 多年来，中国职业教育一直是在学习、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本土化过程中，来创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中国职业教育引进和借鉴了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继续与技术教育（TAFE）模式、北美的社区学院教育（CBE）模式以及英国的资格证书（BTEC）模式等多种职业教育模式。在“借鉴—吸收—创新”之中，中国职业教育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宏伟工程，它的全面展开将打通沿线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加上与之配套的通信干线、能源等各项工程的建设，需要一支庞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畅通，意味着这些国家间的贸易领域、投资领域、农林牧副渔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这同样需要一大批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如此，“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沿线国家间职业教育的广泛交流与深度合作，它需要职业教育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因而，为适应“一带一路”的建设需求，中国职业教育需要加速国际化转型，从“国际经验输入”转向“本土资源输出”，积极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为此，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签订了《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协议，明确提出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提高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并制定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建构计划、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实施计划、增强国际影响力计划[3]124－127。2015年9月，在教育部指导下，天津市正式启动国际合作项目。在项目策划过程中，象征着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鲁班及其精神被挖掘出来。鲁班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鲁班精神蕴含着古代匠人精益求精、艰苦卓著、勇于担当、推陈出新的工匠精神。由此，创建者们以鲁班的“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将职业教育的海外合作项目命名为“鲁班工坊”，“鲁班工坊”应运而生。

“鲁班工坊”秉持“平等合作、因地制宜、优质优先和强能重技”[3]42的原则，“以中国优质资源为服务，以中国研发的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以工程实践创新项目为教学模式，将中国优质的职业教育和中国优质的产品技术向合作国输出，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技术培训，传播和弘扬中国的工匠精神，培养当地熟悉中国技术、产品、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3]41截至2021年4月底，中国已在亚欧非三洲的17 个国家建成了18个“鲁班工坊”，其中在非洲已建成11 个“鲁班工坊”。随着全国“鲁班工坊”建设联盟（该联盟有72家成员单位）的成立，“鲁班工坊”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规模将不断壮大，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二）服务格局：从“区域经济建设”转向“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4]、《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 号）[5]等，均从不同的角度要求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职业教育积极响应政策要求，密切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并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6]。然而，“一带一路”建设是打破区域的、局部的建设规划，依托国际交通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及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及孟中印多个国际经济合作走廊[7]，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而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因而，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不仅要服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还需满足“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而“鲁班工坊”正是中国职业教育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载体。

“鲁班工坊”以共商、共建、共享、共用和共赢为基本原则，搭建中国职业教育与全球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桥梁，使得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为构建全球经济共同体发挥重要的服务作用。“鲁班工坊”发挥中国职业教育“行业办学的优势，实施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的‘五业联动’”[3]4，积极发挥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五方携手”，以国际化校企深度合作为基础，注重与“走出去”中国企业的需求相匹配，与合作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相对应，与当地职业资格证书相对接，将我国的专业标准、教学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相对接，开发国际化专业标准；注重企业、岗位、职业资格与专业教学的有机对接，开发立体化教学资源；注重实训教学设备开发与落地国家产业发展需求相对应，与国内外技能大赛赛项标准相对接，与国际通用技术、工艺和产品标准以及资格证书培训等相对接，满足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教学需求；通过各种教育联盟和交流会，促进各国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开放与包容，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截止到2020年7月，“鲁班工坊”已招收来华留学生236 人，本土招生397 人，学历教育规模达633 人，本土企业职业培训250 人次，其他培训5243 人次，职业培训规模达5513 人次[8]199。随着“鲁班工坊”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职业教育将培养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为世界经济发展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建构全球经济共同体发挥更大的服务功能。

（三）服务内容：从“局部技术援助”转向“技能积累的体系建构”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主要以“引进来”为主。但我国在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的同时，也开展了局部技术输出，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技术援助。比如：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苏丹恩图曼职业培训中心，以及由教育部统筹在国内10 所高校设立的教育援外基地等，都是以技术援助为主[9]。2001年至2015年，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开设“坦桑尼亚铁路人员培训班”“吉布提铁路公司人员培训班”“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人员培训班”“沙特麦加轻轨司机岗位培训班”，共培训了679 名铁路员工①。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职业教育进行的局部技术援助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因此，我国职业教育适应需求，开始从局部技术输出转为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能积累的体系建构，“鲁班工坊”正是这种技能积累体系建构的有力呈现。

“鲁班工坊”建设中的场地、设备、标准、教材和培训“五到位”，即技能积累体系核心要素的构建。第一，“鲁班工坊”的“场地”，即教学与展示空间，它为技能积累提供了空间场所。“鲁班工坊”的教学区域根据专业实际可分为室内区域和室外区域、教学区域和实践区城两个部分。比如，柬埔寨“鲁班工坊”的建设面积最大，占地6814 平方米。第二，“鲁班工坊”的“设备”，即教学所需的设备，它为技术积累提供了手段。比如，首批创建的8 个“鲁班工坊”的教学设备总投入4975 万元，设备的台套数达到2589 个，能够提供1439 个实训工位，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实习实训教学[8]18。第三，“鲁班工坊”的“标准”，即专业标准，它为技术积累提供了核心要素。“鲁班工坊”积极建设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截至2020年3月，已开设了23 个国际化专业，涉及制造、铁道交通、商贸、餐饮等11 大类，其中有10 个专业标准获得落地国家教育部门评估认证，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填补了相关体系的空白[8]25。第四，“鲁班工坊”的“教材”，即教学资源，它为技术积累提供了内容载体。截至2019年10月，中外专业教师共开发71 门相关专业的课程，出版7 本教材，将出版81 本教材，完成课件1056 个、题库38 个、双语软件28 个、动画525 个[8]24。第五，“鲁班工坊”的“培训”，即培训师资，它为技术积累提供了人力支持。“鲁班工坊”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专业教师培训。截至2020年3月，“鲁班工坊”培训的外方专业教师为363 人次，其中本土教师专业培训245 人次，来华教师培训118 人次[8]21。从场地选择、教学设备配备到专业标准认证、教材资源开发再到师资队伍培训，“鲁班工坊”不仅体现为中国技术的输出，更说明中国职业教育正在为“一带一路”合作国技能积累体系的建构积极贡献着力量。

二、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实践困境

“鲁班工坊”是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品牌项目。品牌建设的关键在于树立品牌形象。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形象、员工形象、机构形象、管理形象和企业文化等的综合反映。”[10]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够扩充品牌知名度，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依据品牌建设理论，“鲁班工坊”作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品牌项目应具有独特的品牌属性，能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的需求者带来特有的利益，能展示并传播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和中国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品牌价值，并且具有固定的受众群体，发挥出良好的品牌效应。如前所述，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职业教育在打造“鲁班工坊”的品牌形象和提高其品牌知名度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由于创建时间短、受各方条件所限，我国职业教育以“鲁班工坊”项目为平台，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鲁班工坊”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知名度有待提升

“鲁班工坊”的创建虽然获得了国家政府的认可和社会的关注，但由于其建设规模小，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还不够高，在构建品牌利益共同体方面还有待完善。

一方面，“鲁班工坊”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高。从建设历程来看，从2016年第一家“鲁班工坊”揭牌启运至今，“鲁班工坊”建设历经5年，其建设时间短，作用发挥不明显。从布局上看，“鲁班工坊”主要由天津市政府出资和天津部分院校自筹资金共建，以天津现代职业教育示范区的优秀职业技术和教学成果为支撑，以天津所研发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为依据，将天津市优质的产品技术向外输出。“鲁班工坊”建设在天津市初见规模，在其他省（市）的建设甚少，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总目标和总体框架，总目标和总框架还没有在各个地区层层分解并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而且，“鲁班工坊”在国外知名度也需提升。“一带一路”沿线有9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职业教育水平并不高。对这些职业教育水平并不高的沿线国家而言，其对职业教育的渴望更甚。因此，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在这些国家中往往供不应求[1]273。然而，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鲁班工坊”只在17 个国家落地，其建设规模相对较小，远远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鲁班工坊”建设还处于探索与进一步扩大之中，再加上2020年“云”揭牌的“鲁班工坊”还未开展系统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其对落地国的影响力还没有彰显，使得“鲁班工坊”在国外的社会知名度还不高，还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鲁班工坊” 在融合内部主体利益、构建品牌利益共同体方面发力不够。中外政府、合作院校与企业是“鲁班工坊”品牌建设的共建主体。“鲁班工坊”品牌的发展，首先需要寻求共建主体间的深度融合，共促其内部改革，提高其核心要素的竞争力。然而，实际上，“鲁班工坊”共建主体间的融合深度不够，其合作体系还有待完善。比如：资金问题。“鲁班工坊”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中方政府和承建院校，资金来源渠道单一，随着“鲁班工坊”规模的扩大，这种资金来源渠道将很难满足其发展需求，这势必会影响其后续发展[11]。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尚未完全体验到中国职业教育的价值

一个品牌要成为知名品牌，需要具有足够的品牌强度。品牌强度主要来源于品牌的当前业绩和收益、利益的持久性、品牌的延伸能力和增长潜力[12]，而这些又都取决于消费者对品牌的意识、忠诚顾客的数量、品牌联想和品牌态度等。目前而言，“鲁班工坊”作为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化品牌的潜力和延伸力还不凸显。“鲁班工坊”虽然招收了一定数量的生源，但相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落地国国民而言，现有的招生数量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受语言文化的差异、学生的理解力的影响，“鲁班工坊”实际的教学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教学效果还未显现。这种融合了中国最优质的专业资源和课程的教学，不论是在学习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在学习内容的深度性都有提升。因而，对于存在语言沟通障碍的“鲁班工坊”学生来说，要全面掌握这些内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通过对“鲁班工坊”学生的问卷调查，82.61%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太多，无法全部把握；81.16%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太难，难以完全掌握；72.46%的学生认为资源不足，学习效果不理想；60.87%的学生认为与本国学生比，在中国能够顺利毕业很难[13]。因此，“鲁班工坊”培养的学生能否高质量毕业并服务社会发展，彰显“鲁班工坊”的品牌价值，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总之，“鲁班工坊”尚处于建设初期，各项工作还不完善，人才培养成效不显著，使得落地国国民对以“鲁班工坊”为载体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不够深入，他们还未完全了解中国职业教育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内涵，还不能完全深入体验到和感受到中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因而其对中国职业教育的信任度、满意度和忠诚度还有待提高。

（三）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功能塑造还需持续发力

产品或服务是品牌的依托，优质是品牌的核心。“鲁班工坊”品牌建设初见成效，但在国际环境下，“鲁班工坊”品牌优势还未充分显现，品牌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其对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功能塑造还需持续发力。

其一，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有待完善。随着“鲁班工坊”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复杂性程度将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学生发展的个性化和不同专业的多样性等因素，共同决定了“鲁班工坊”的人才培养具有复杂性，其人才培养目标需充分考虑这些复杂因素。然而在实际的创建过程中，大多数“鲁班工坊”的人才培养目标都出自于中方院校单方面的设计，因而难以完全满足这种复杂性需求。要满足这种复杂性需求，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比如宏观、中观和微观）动态设置“鲁班工坊”的人才培养目标，建构更加完善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其二，职业教育国际化专业设置对接落地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不到位。如前所述，“鲁班工坊”已设的23 个国际化专业中有10 个专业标准获得落地国家教育部门评估认证，被纳入到其国民教育体系当中。虽然专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些专业的认证率不到50%，而且已获得认证的专业种类并不多，主要以轨道类专业为主，专业设置还不完善。“鲁班工坊”致力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环境不同、产业竞争力不同、资源利用率不同，其法律法规、投资体系、产能技术标准等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国际产能合作的环境复杂，合作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如何对接落地国经济发展需求、对接中资企业“走出去”需求，整合国际产能合作的平台和资源，是“鲁班工坊”建设的一大挑战，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三，职业教育国际化资源开发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需加强。当前，“鲁班工坊”在专业资源建设和师资培训等核心要素建设方面，主要还是以中方院校为主，合作企业参与度不足，使得“鲁班工坊”难以获得充足的来自于企业的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和市场信息，这不利于其品牌建设。因此，“鲁班工坊”主体间需进一步协调与融合，形成良好的运营机制，共同参与“鲁班工坊”核心要素，真正实现互惠互利和共建共赢。

其四，职业教育国际化机制建设还存在不足。从“鲁班工坊”的实际运营和维护来看，“鲁班工坊”的建筑面积小，除“柬埔寨鲁班工坊”外，其余“鲁班工坊”的建设面积普遍较小，建设规模不足以支撑人才培养需要[14]。由于“鲁班工坊”的建设装备、专业资源建设、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等方面还不完善，导致“鲁班工坊”在高素质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大打折扣。另外，“鲁班工坊”建设的质量评价体系不健全。当前，“鲁班工坊”的整体评价体系尚未建成，评价指标零散、碎片化。这就需要尽快出台系统的“鲁班工坊”建设评价机制，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以促进“鲁班工坊”的健康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优质品牌，彰显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价值。

三、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改革策略

职业教育要提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质量，就应积极寻求学校、政府、企业间的深度合作，以知识链、产业链和制度链为主导形成知识协同、生产协同和制度协同，各协同机制通过利益相关、功能耦合、资源共享等形成多方参与、多方协同的利益共同体，创新合作模式，共建合作机制，携手迈向国际化。

（一）寻求顶层设计支持，在统筹协调中谋篇布局

积极发挥政府的职能，从宏观上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体系，建构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机制。从国家的视角推动以“鲁班工坊”为平台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夯实职业教育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目前，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全国“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成立，教育部正在酝酿出台全国“鲁班工坊”建设的方案与制度。这些都是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供给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匹配度不可或缺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应是加强国家的顶层设计。

首先，明确总体建设标准。在设计理念上，以“鲁班工坊”建设为抓手，从国家层面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标准，探索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建设的基本规律。深入研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规划、选址、建设、发展和推广”[14]等多方面因素，对国际市场所涉及的环境、文化、法律、制度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进行预估和研判，尽可能规避风险，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总体目标、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以及教学目标之间的和谐关系，进一步整合中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资源和建设成果，建构完善的育人体系和高效的运行模式，搭建“世界—国家—地方”三层组织架构和合作协同运作机制[15]，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内涵式发展动力。在“鲁班工坊”建设规划上，优化“鲁班工坊”的国内外结构布局。加强国内“鲁班工坊”参建单位、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优化全国“鲁班工坊”参建单位的区域布局结构；加强与合作国的沟通与交流，优化“鲁班工坊”在全球的结构布局，推动“鲁班工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完善政策保障体制机制。借助移动互联、5G、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搭建基于信息共享、资源共建、互动交流的跨界信息沟通服务网络平台，建设纵横整合、协调一致的网络化信息共享服务体系；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促进职业院校与中国“走出去”企业或海外企业建立产教联盟，构建国际化产教融合体制机制；为职业教育国际项目的共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人员出入境交流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建立相应的财政保障体系，给予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物质保障。

再次，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创建一体多元的评价体系，发挥评价体系的引导、激励、矫正等作用，综合采用诊断性、过程性和发展性等评价方式，建立促进良性循环的评价系统。比如“鲁班工坊”的建设要求：一方面，应在“鲁班工坊”建设的总体规划上明确综合评价体系的重要地位，这种导向应坚持以“鲁班工坊”的循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本，以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为本。同时，还应建立起综合评价模式的监督、奖惩、限期整改等一体化的制度体系，以督促各“鲁班工坊”的建设。另一方面，注重多样化评价方法的运用。比如：采取多元主体评价，包括政府评价、企业评价和学校评价等；在评价指标方面可以包括总体发展、运营管理、建设成效、特色项目、负面清单等方面。

（二）实现“校企同行”“走出去”，彰显中国职业教育的特色

为彰显自身价值与特色，职业教育应积极寻求与“走出去”企业的深度融合，探索产教融合的新模式，实现校企“携手同行”，一起“走出去”，共同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真正通过中国职业教育受益，体验到中国职业教育的价值。

其一，创新国际化产教融合模式。一是拓宽国际化产教融合途径，创建多种产教融合发展联盟。积极寻求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间的深度合作，构建产教融合发展联盟，服务企业海外拓展、推广中国产品技术、建立互培互聘制度，开辟校企合作新途径和新空间。二是创新国际化校企融合方式，构建混合所有制的产业合作学院。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的建设，共建国际化产教融合共同体。三是夯实国际化校企合作基础，积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将企业需求、文化、技术、标准等融入到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校企协同，共同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国际化专业课程，建设国际化立体教学资源，推动“1+X”证书的国际化，拓宽国际化教学模式，建构完善的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国际化治理体系，提高“鲁班工坊”运营和维护的实效；共建共享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充分发挥企业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

其二，对接企业、行业需求，开发新标准。与“走出去”企业深度合作，共建专业标准、教学标准，协同育人。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走出去”企业的发展需求，扩大国际化专业开发，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工艺流程等与职业教育专业标准相结合，建设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设备研发，为企业技术的更迭提供动力，为企业培养和培训具有国际视野、较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际合作项目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可靠智库资源。

其三，嵌入优质专业资源，满足需求彰显价值。围绕“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与合作国家的教育机构合作，加强“政、校、企、研”的多方融合，设置适合合作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促使中国优质专业供给能极大满足落地国家专业建设需要，争取更多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专业能纳入到合作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能恰好嵌入到合作院校的专业结构中。此外，积极扶持当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专业建设。通过多渠道融资，升级改造当地民族传统工艺专业，共同制定专业技能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当地经济包容性发展。如此，才能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切实体验到中国职业教育的价值，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的占有率，从而实现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承诺。

（三）加强国际化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能力

为提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质量，职业教育在寻求政府支持、加强产教融合的基础上，应不断加强自身的国际化建设，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开发、教师队伍建设和治理水平等方面发力。

第一，关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完善目标设计。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走出去”中资企业对国际型技术技能人才的不同需求，设置动态化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和教育发展现状，构建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层次无缝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学生个人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相结合，真正培养既掌握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又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使学生在应用必备品格和技术技能服务社会的同时，能够自我超越，实现自身价值。

第二，创新国际化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成效。借鉴“鲁班工坊”的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 模式）教学实践经验，以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来培养国际化人才。借助于完整的、真实的工作过程来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通过收集信息、制定计划、确定实施方案、具体实施、成果检查和总结评估等来开展学习[16]。这种国际化教学模式应强调：在课程设计方面，以专业核心技能为基础，确立各个阶段的课程知识、技能与价值观，实现核心技术教学与课程设置、教学环境、学生校内外实训、职业资格考试相对接；在教学组织与实施方面，营造真实的或模拟仿真的工作环境，借助典型的工作项目，通过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使学生参与完整的工作过程，习得技术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发展综合职业能力[8]18。

第三，构建国际化专业教学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最大限度地将企业需求、文化、技术、标准等融入到“鲁班工坊”建设的各个方面，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国际化专业建设、国际化立体教学资源建设。对接专业标准、职业技能标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工作任务为引领，合理设计教学情境，重构知识、序化内容，校企双元主体深度合作，开发集活页式（手册式）文本、图标、动画、音频、视频等二维码资源及网络信息化资源为一体的具有高质量、多功能、价值大的立体化融媒体教材。

第四，培养国际化教师队伍，提升师资水平。标准为先，教师为重，积极发挥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最优质的师资队伍。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项目的共建过程，携手企业为合作院校提供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理念，提升管理队伍的能力、视野和格局；另一方面，为合作院校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组建最顶尖的专业及专业群，共同开发基于工作过程、面向职业技能大赛、服务于高校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立体化的优秀教学资源，从而提升专业教师的能力，使这些教师成为中国技术和中国工匠精神的吸纳者和传承者，通过他们的身传言教，让“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广大青年能够了解中国制造、熟悉中国工艺、掌握中国技术。

第五，构建国际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主要包括办学定位的确定、工作流程的明晰、教学任务的实施、各类资源的整合、多元主体利益的协调、人员的分工与合作、资料的整理与归档、教学效果评价、关联方评价（合作政府、企业）等。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机制，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尤其是借助于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线上管理服务中心，构建个人用户、教师用户、院校用户、企业用户的入口，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项目，能极大地提升其治理水平和成效。

总之，职业教育只有不断地加强国际化建设，提高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可，彰显价值；才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促进自身的国际化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