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态学视角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风险因素与消弭之策

□易烨 丁明军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深化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关键路径。2021年1月，教育部相继发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教职成厅〔2021〕1 号）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教发〔2021〕1 号）等文件，为规范和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提供了政策指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但同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如何定位、办学环境如何改善、社会认可度如何提高等一系列问题都亟需解决。组织生态学理论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对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组织生存与成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笔者试图借助组织生态理论分析框架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进行研究，以期有效应对新组织生存与发展困境。

一、组织生态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分析框架

20世纪70年代，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发生重大转变，研究领域由封闭的组织内部系统向组织间关系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转变，研究层次变得更加丰富，组织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更加深入。在此大背景下，1977年Hannan 和Freeman 借鉴生态学理论，结合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提出了组织生态学理论框架，主要研究组织的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组织的设立、成长和消亡都是在复合生态系统中实现，该理论框架对新组织的创建、目标定位、变革演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组织的设立是组织生命中最开始、最脆弱的阶段，因此成为组织生态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笔者依照组织生态学的理论逻辑，从组织生态位、制度环境、合法性三个维度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成长发展进行学理分析。

（一）组织生态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部逻辑起点

生态位（niche）是组织生态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指在特定阶段内，组织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性情况，并在与其他组织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1]。简而言之，生态位就是组织基于自身资源丰富程度而在群体中的地位与功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生态位，就是基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功能定位，以及与行政部门、行业企业、高职教育、普通本科教育等主要相关主体间形成的相对地位关系。锚定自身生态位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部生态逻辑起点，并且通过过程性优化，可以引导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重点发展方向、社会经济辐射、资源获取与配置、校企合作战略等方面的升级，全面提升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竞争优势。从生态位的角度看，组织间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就是关于资源的竞争，如果两个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占用同一种资源，其生态位就会出现重叠，生态位高度重叠的组织间会发生激烈的竞争[2]。相反，重叠度低则会提升生态位差异程度，进而减少竞争，增加合作，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提高新组织的生存率。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兴起，将不可避免地和普通本科教育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师资、专业等方面进行比较，同时不可避免地还有关于资源的竞争。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必须采取有效的、动态的生态位发展策略，通过优化调整生态位建立自身独有的竞争优势，进而获取满足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减少与其他组织的生态位重叠密度，变竞争为合作，变冲突为共赢。

（二）制度环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逻辑起点

组织生态学认为组织是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共同影响下的产物，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类型，制度环境对其成立阶段的影响更加突出。现代制度结构的兴起是理性组织设立的基础[3]，因此制度创新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逻辑起点，也是未来演化发展的核心助力。有学者研究发现组织环境中的关键制度数量与组织设立率存在密切关系[4]，因此国家必须出台一定数量的关键制度，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顺利准入提供法律支持、社会支持和资源支持，提高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等相关组织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除了对组织设立率具有重大影响以外，对组织内部治理也具有重大作用。作为我国教育的创新模式，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内部治理水平亟待提升，不断完善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结构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的设立与成长具有规范性作用，能够提高其生存率。另外，基于制度环境对组织设立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制度行动者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而言，政府、社区和行业协会是最重要的制度行动者，他们是资源的提供者和合法性的支持者，可以通过新增或者修改制度，引起制度环境的改变，从而引发组织生态位的变动，进而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成长与演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与关键制度行动者从理念到行动保持高度一致，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认知合法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

合法性是组织生态学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指组织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社会规则、价值观、信仰等要素而被承认或被接受[5]。组织合法性包括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规制合法性是指组织对于国家法律、制度的遵守，规范合法性主要是指组织对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遵守，认知合法性是指组织被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6]。其中认知合法性是整个合法性体系的核心[7]，这是因为新设组织往往由于初始力量薄弱，且缺乏历史发展信息与数据，社会对其评价难度较高，导致其认知合法性获取程度较低，不利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非营利性新生组织类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生命力还不够旺盛，不足以引导社会价值导向，所以不仅要遵守社会法律制度的规约，更要获得行业协会、评价组织、学生家长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高度认可与信任，即要具备广泛的认知合法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只有获得充分的认知合法性，才能获取足够的发展资源和社会支持，进而提升组织的生态位，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组织认知合法性可以分为内部认知合法性和外部认知合法性两个维度，内部认知合法性是指组织内部成员对组织存在事实的认可与接受，具体表现为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等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的信任与支持。外部合法性是组织外部个体或组织对其的认可与接受，具体表现为学生家长、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等利益相关者认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理念与教育质量，并愿意提供一定的资源支持。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

新组织既要面对复杂性、多样性的外部环境，又要改善脆弱、混沌的内部环境，其成立与发展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高等教育的一次全新探索，同时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生态位存在重叠现象

生态位竞争是组织竞争的核心，生态位的重叠会导致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造成组织群体的优胜劣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是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应然状态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资源禀赋和竞争能力能够确保其拥有独特的生态位，但是从目前实然状态看其生态位与普通本科教育存在一定重度的重叠，减弱了其资源竞争力。

首先，资源禀赋不强，造成生态位竞争的先天不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资源包括众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费资源的获取。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来源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但是与同阶段普通教育相比较，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有学者对2007—2016年财政教育经费统计发现，高职高专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例维持在4.86%—6.17%之间（呈下降趋势），比普通本科的要低15.38—19.17 个百分点；生均教育经费方面，高职高专教育从7209 元上涨到16085 元，但普通本科院校从25149 元上涨到41473 元，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虽然有所减小，但是绝对差距呈逐年增加趋势[8]。可见，国家财政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存在一定惯性，职业高等教育占比一直较低，由此可以预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对这种惯性的打破具有较大难度。

其次，发展定位不清，导致生态位锚定的后天缺陷。虽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作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但其与普通本科教育的差异在哪里、其目标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问题并未得到清晰的回答[9]，特别是与应用型本科的区别，在学术研究和办学实践中还未形成清晰、统一的意见。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具有趋同性，即各个组织会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形式和行为，而且组织目标越模糊不清就越能导致组织间的趋同[10]。因此，鉴于我国高等教育中研究型和综合性大学是高等教育组织的“深层信仰”[11]，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创新举办如果发展定位不清，极易形成向普通本科教育的趋同现象，造成“学术漂移”现象，进而造成初始生态位的错误锚定，加剧与普通本科教育生态位重叠，既缺失了办学特色，降低了对资源的竞争能力，又容易背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的初衷。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环境不够成熟

制度环境的建设对新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来说，目前关键制度行动者的支持依旧不足，组织生态环境中各主体对于政策制度的理解尚未高度统一，制度对于组织发展的规范性作用更未显著体现，良好制度环境构建任重道远。

首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支持政策相对缺乏。目前，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两个政策文件，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框架，但是针对学制、招生、教学评价等具体落地性的建设制度都还在不断地探索和优化过程中[12]，政府、社区和行业协会等关键制度行动者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导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够稳固，资源支持不够充足。在这种制度导向不够明朗的情况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更多地依靠自身探索发展路径，这样不仅增加了职业教育的试错成本，更甚者会引起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规制合法性的降低，进而引起认知合法性的降低，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社会美誉度造成严重损害。

其次，政策理解不同导致执行偏差，制度规范性作用发挥受限。一项新教育政策的高效执行并取得理想成果，需要整个教育环境中各子单元自始至终地协同配合。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政策执行模式（chain of command）虽然是“中央-地方”直线型模式，但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新政策的理解有时还是会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导致政策的筹划和运作路径多样化，特别是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的设立，当前主要存在应用型本科转型院校、独立学院转设和高职院校举办三种不同模式[13]，导致各地采取的路径不一，支持政策差异较大。组织的多样化虽然有利于新事物的发展，但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分新生组织的消亡，这对于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来说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商榷。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认知合法性获取困难

阻碍新组织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本身的低合法性[14]。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虽然作为国家积极推进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但是由于目前处于新生发展阶段，自身发展力量较为薄弱，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较低，导致组织认知合法性的获取程度相对较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动机复杂，认知不够统一，导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组织生态理论认为因为组织变革意味着资源的重新分配，但是由于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必然导致组织内的部分成员由于利益受损而抵制组织变革，即使变革的受益范围足够广泛，但“任何负面声音都会产生制度成本，从而可能导致决策者放弃重组计划”[15]。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举办，涉及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院校、学生、家长、教师和企业等，他们各自的利益关注点不同，比如学生与家长更加看重人才培养的含金量，教师偏向于关心晋升机制的改变，企业关心产教融合的未来动向，利益关注点不同，导致各自对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设立与发展的价值取向认知大相径庭。因此，作为一个创新性的组织，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的创立必须最大程度上了解和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减少组织内部成员的负面声音，这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至关重要。二是社会关于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认知惯性还未打破。社会对高职高专的社会认可度低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难题，虽然国家强调其类型教育的属性是解构这一难题的关键一步，但是社会认知存在一定惯性。目前来看，相对于普通教育来讲，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依旧有待提升。比如2021年上半年教育部关于独立本科与高职高专合并转设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方案，由于部分地区学生与家长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曲解与歧视，直接导致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暂停实施，给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蒙上一层阴影。因此，社会轻视职业教育的痼疾，再加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不够健全，导致其认知合法性提升道路存在一定困难。

三、基于组织生态学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一）调整组织生态位，优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功能定位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要明确自身在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资源的有效性，并且能够保证生态位随环境变化而动态改变。调整生态位宽度和推动生态位跃升是组织优化生态位的两种有效途径[16]。

首先，调整生态位宽度，解决资源获取难题。生态位宽度是指支持一个组织的资源集合的幅度[17]，生态位宽的组织拥有的资源多样性程度较高，对环境变动的容忍度也较高，而生态位较窄的组织表现出较高的专业化程度[18]。有学者研究发现，少数大型通用型组织一般占据市场中心，但同时造成外围资源的空闲，而这正好为专一化、特色化组织占领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19]。这充分说明在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组织只要调整到合适的生态位宽度，都可以获得良好发展。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而言，要根据区域内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等竞争组织的分布状况、政府资源供给情况等环境要素，调整到合适的生态位宽度，或成为区域内综合型院校，扩大资源的获取广度，或成为专业型院校，建立自身独特的专业优势，牢固占有某一方向的专门资源。另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要减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加强开拓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捐赠等资源获取渠道，从资源源头入手拓宽组织生态位。

其次，推动生态位跃升，优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从目前建设来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的设立主要由高职院校升格而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民办院校，办学水平总体较弱，如果不及时打破原先高职教育阶段所处的生态位，那将难以担负起建设兼具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和高等教育层次特征的现代职业大学示范重担，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亟需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探寻更加高阶的生态位。推动生态位的跃升，除了努力获取影响组织发展的关键资源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要积极匹配外部生态系统。一方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要积极响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层次需求，坚持以课程改革为基石，以产教融合为突破，面向产业一线打造全新的专业（群），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要避免踏入“学术漂移”的陷阱，而要以面向职业岗位的技术研发为支撑，充分抓住新兴技术前沿，搭建技术应用与科学研发的桥梁，提高应用型科研的层次与水平[20]，增强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竞争力。

（二）完善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是影响组织变迁的重要途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和行业协会等关键制度行动者的作用，完善制度结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一是要加强建设筛选性制度。组织生态学认为，种群密度较低时，种群内组织的合法性就会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新组织的补充，而新组织的准入则需要通过制度实现标准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把控。教育行政部门不仅要加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的执行力度，严格控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准入门槛，后续更要制定相关退出制度，实现群内组织个体的优胜劣汰。二是要完善激励性制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特别是目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大多属于民办性质，与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相比，竞争力有所欠缺，需要制度行动者通过制度的出台引导财政资源和其他各类社会资源的投入，从资源投入方面激励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性，促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整体办学实力的提升。三是要创新督导性制度。对中央政策理解偏差是目前阻碍地方教育发展的一大问题，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实施，需要充分发挥制度的督导性和约束性作用，中央要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进行分层分类指导，防止政策执行偏差。但同时也要避免组织同质化陷阱，强调制度的指导意义而非强迫性，在以制度为基本要件的框架结构下，实现本科职业院校发展模式的“同构不同质”，促进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三）凸显类型教育属性，提升认知合法性

在提高制度合法性的同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需要同时提高组织内外部的认知合法性。一是要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内部塑造群体观念，提高内部文化认同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要通过群体观念加深对个体思维习惯的影响，进而增强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理念、宗旨、原则的认同度，从文化内涵层面消解学校新设立阶段教职工的思想惰性和利益冲突。二是要加快内部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学校内部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学校治理，形成一个多主体治理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组织内部要下移管理权力，实现二级管理，加强全体组织成员参与学校发展的浸入感。另一方面要组建多元主体决策机制，使校企合作企业、学生家长、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发展决策，全方位听取建设发展意见，实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的协调统一。三是要宣传引导和加强就业质量，提高社会认可度。一方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要加强对外宣传，向社会大众充分展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定位和未来发展前景，提高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另一方面，要以就业为立足点，凸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高等属性。就业质量一直是社会对教育质量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直接决定着社会对于教育的认同程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就业目标需要从提高就业率向提高就业层次和就业质量转变，帮助学生胜任技术含量和社会地位更高的稀缺型技术岗位，从而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固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