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

王思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45）

一、与贫困问题相关的研究概述

贫困问题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命题，也是研究相对贫困问题的出发点，有必要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就近年来国内的研究成果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两类。

（一）贫困成因的讨论

这类研究重点关注贫困现象的形成原因。讨论最多的是制度因素，这也与“制度”一词的宽广外延有关。较为典型的代表如廖赤眉（2002），该研究提出了“制度性贫困”的概念，并认为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要素会导致“制度性贫困”的现象出现；又如郭熙保和周强（2016）对的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制度能够解释多达43%的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以及城乡贫困家庭中17%的贫困不平等程度。

另一类讨论较多的因素可以用“脆弱性”来概括，实质上是从风险和不确定性视角对贫困成因进行解读，并且相对于制度因素，这类讨论更多地集中于微观层面。李小云等（2007）从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分析，最终认为人力资本的匮乏是产生农户脆弱性以及贫困问题的直接原因。樊丽明和解垩（2014）认为女性户主相对于男性户主面临着更多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脆弱性，同时未来收入又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导致其有计划的储蓄、投资等行为偏好增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女性户主家庭贫困程度及其不平等要低于男性户主家庭。

第三类因素可总结为自然条件。我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各种客观因素的积累最终会导致社会经济在地区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差异性，由此形成了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地区居民的贫困现象。此类观点可在汪三贵（1994）的早期研究中看到具体的论述，作者从自然地理因素出发，认为占有优势地理位置的阶层往往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处于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劣势的阶层则会经历相对较慢的经济发展过程。

（二）反贫困的措施研究

我国学者历来重视反贫困的具体措施研究，这与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于脱贫攻坚事业的不懈努力是一以贯之的。

总体看来，现有研究的一大焦点在于强调提高农业农村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反贫困的重要性。如鞠晴江（2006）直接将基建的关注焦点放在交通上，认为农村道路的修建对地方经济和居民人均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王雪妮等（2011）则关注了农业农村领域基础设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水利，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水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共生关系，并提出建立完善水权制度、改善农业水利基础条件、保障饮用水安全和加强水生态保护与管理等具体建议。也有部分研究针对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贫困现象，提出把移民搬迁作为实现脱贫的一项重要选择，如韩广富（2010）等。这类建议实际上隐含了农业农村部门对新增投资的大量需求，因而存在进一步延伸的空间，以引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特殊作用。

另一个重点关注的方向是农村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随着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人力资本逐渐被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应地，提升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措施也成为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的关键。李有发（2006）认为“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低下以及与之相关的贫困问题，实质上都是致富能力的缺乏”，并将致富能力的培养落脚于教育事业上。尹飞霄（2013）的实证检验表明，家庭成员健康程度、参加培训的经历、有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经历等人力资本指标的水平越高，农村家庭发生贫困的概率就越低，并据此提出了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农技培训、完善医疗保障、健全农村社保体系等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上述以（绝对）贫困问题为主线的研究，可以为相对贫困问题提供理论和对策的基础性支撑。但也需要注意，出于时代背景和自身规律的特殊性，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可能不宜在相对贫困这一新命题中直接沿用。

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概述

国内经济研究领域很早就对相对贫困概念进行过讨论，如童星、林闽钢（2001）认为相对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缺乏或相对较弱。但这一概念真正得到关注，是较为晚近的情况。

（一）定性分析

此类分析多为偏重阐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要性的评论性文献，例如刘伯霞（2019），蒋永穆（2020），潘文轩和阎新奇（2020）等。基本上依照“回顾脱贫攻坚成果——提出相对贫困问题更加复杂的判断——呼吁尽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思路展开，对于提升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明确实践中的工作方向有重要意义。一些文献给出了框架性的措施建议，但很少涉及理论论证。

（二）实证分析

实证方面，一类主要的研究范式是结合现实数据，对地方上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这类文献多集中于局部区域，对相对贫困的现状和可能成因进行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例如杨舸（2017）利用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数据，对流动人口陷入“城市相对贫困”的现象进行分析，并对潜在风险和政策建议做了相应阐述。朱姝等（2018）则采取行政村的微观视角，由相对贫困村的自然因素、地理区位、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等多种因素及内部相互作用入手，综合运用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借助GIS技术探讨贫困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另一类研究对本课题更有参考意义，即通过实证分析设立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关于人均收入和收入中位数两种指标，应该选择哪一种指标（的某个百分比）作为划定相对贫困线的标准，一直以来都是实证研究争论的重点之一。在人均收入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陈宗胜等（2013）， 该文以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分组数据为基础，提出将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值的40%-50%设为相对贫困线；在收入中位数方面，席雪红（2012）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详细研究了河南省的情况，提出按照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设定相对贫困线。

总体来看，这类文献的优点在于具备较为扎实的数据支撑，一些研究已经得出了较为合理的指导性结论。但也必须指出，大部分文献对于理论模型分析涉及较少，结合发展经济学和宏观增长理论的论证仍不够充分。此外，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措施建议，很多文献并没有给出和研究主体部分紧密相关的逻辑说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研究概述

农业政策性金融理论是相对较窄的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成果均不多见。一方面，以往很大一部分研究是以开发性金融的视角进行论述；另一方面，专门围绕农业领域探讨政策性金融的文献非常有限。如果从较为广义的视角对这部分文献进行整理，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基本特征。国内对政策性金融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白钦先（1998）认为政策性金融是金融的一部分，具有政策性、优惠性、融资有偿性三大统一的特性；白钦先和王伟（2004）进一步提出，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特殊公共（产品）性、政策性、非营利性以及具体业务运营管理的市场性等等因素之间的协调均衡。潘成夫（2006）则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特征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财政范畴而非金融范畴。目前关于其基本特征的看法已基本趋同。一般认为政策性和金融性是政策性金融基本特征的两大要素，且政策性是更为本质的特征。

二是定位与立法。此类研究多侧重于论述政策性银行的定位、规定其定位和功能的专门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法人治理机制。刘晓亮（2015）考察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治理经验，认为应从外部根本性地排除非理性经济行为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决策的干预。刘子赫和黄楠楠（2015）以韩国产业银行为例，分析了政策性金融的异化与回归，探讨了政策性银行的定位问题以及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方向的启示。

三是业务范畴。在论述基本特征和职能的基础上，一些文献根据国际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践经验，对其业务范畴做了相应归纳。如白钦先（1993）从国际横向比较的视角，对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经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其2006年的著作《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中，则专门围绕农业政策性金融展开了较为详尽的国别比较，着重于论述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资金运动等方面的异同。事实上，目前关于政策性金融的既有文献经常把国外同类机构的经验介绍作为基本内容之一，而“定位和立法”“业务范畴”虽然是不同的侧重方向，文献出处往往多有交叉。

四是发展方向。与前述两类关注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运行机理的文献相比，这一方向的研究大多基于更为广阔的视角，着眼于现有问题的应对措施和发展前景。杨爽（2013）指出，日本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改革思路和措施对推进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丁振京和丁则屹（2016）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与监管经验，创新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模式与监管方式，加强政府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力度。

四、总体评述

综合上述三个主要方面的研究概况，可以看到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积累，可以成为研究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各成熟经济体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也已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运行实践，在案例方面对理论研究形成了重要支撑。但从经济学范式上看，结合实证分析、模型推导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尤以政策性金融的相关研究为甚。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可以归因于国内农业政策性金融实践起步较晚，相关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另外，在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新贫困格局中，农业政策性金融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发力，旧有文献目前尚无法做出充分的回答。因此，为理解、把握这些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理论，未来还需要沿着这一命题方向继续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