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变闲愁：社会劳动时间普遍缩短的“肠梗阻”

金颖超 柳泽民

摘 要：人类因劳动而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成为人，并随着劳动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变更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摆脱盲目力量的奴役而一步步走向更大程度的解放。近代以来，资本关系开启了人类创造剩余的历史新阶段，社会财富的空前涌流为人类享有更大程度上的闲暇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一闲暇的可能性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转化为社会现实，一方面不断延长的劳动时间和不断增加的劳动强度，使劳动成为劳动者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一部分劳动者被抛出劳动过程而成为“相对过剩人口”，闲暇变成了无法工作的“闲愁”，社会劳动时间的普遍缩短遭遇“肠梗阻”。迄今为止，人类仍未走出这一历史悖论。

关键词：闲暇;闲愁;社会劳动时间;肠梗阻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逐步提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这意味着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所需要的劳动时間在逐渐缩短，劳动之余的闲暇成为可能。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开启了财富生产的新时代，然而生产效率提升为闲暇所创造的巨大空间，并没有转化为人们普遍享受闲暇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人们普遍享受闲暇提供了现实基础，闲暇不仅成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迫切需求，而且也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然而人们普遍享受闲暇的现实需求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满足。具体表现为：第一，过劳现象十分突出。2018年中国国民健康大数据报告中指出：70%的中国人存在过劳死风险，并且这种过度劳动还呈现扩散化与年轻化，近年来，不少社会精英在工作中因工作强度、压力等原因倒在工作岗位上，因录制节目心脏骤停的男演员、“华为25岁工程师胡新宇”“歼-15飞机研制总指挥罗阳”“36岁清华IT男”，这些青年才俊的黯然离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损失;第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社会转型、技术变革等原因遭遇失业困扰，生活缺乏基本保障，“闲暇”变“闲愁”;第三，闲暇异化现象突出。部分人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不能正确地对待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被享乐主义、炫耀型消费所绑架，深陷消费主义的欲壑，精神生活空虚，闲暇严重异化，表现为另一种“闲愁”。过劳现象的根源何在？社会劳动时间的普遍缩短之路如何被阻隔？如何走出消费主义的泥潭？这都是新时代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劳动时间普遍缩短的罗素之问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社会剩余不断增加的过程，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社会总劳动时间逐步缩短。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取代了封建主和农奴，雇佣劳动制度取代了封建农奴制，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封建小生产。资本通过原始积累，一方面为社会化大生产准备了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奴隶贸易和剥夺自耕农与小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封建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分工、协作、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使社会财富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而且满足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社会总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人人享有闲暇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社会总劳动时间逐步缩短，并没有转化为每一个劳动者劳动时间相应缩短的现实。罗素在20世纪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靠科学组织的生产，可以只用现代世界一小部分的劳动能力使全体人民生活得相当舒适。如果战争结束时，将人解放出来以便参与战斗和制造军火的那些科学的生产组织能保存下来，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到4小时，一切都会好好的。可是，相反地，旧时的喧嚣重又回潮，有工作的人还得长时间工作，没工作的人只得失业挨饿。为什么呢？”[1]。其实早在18世纪，法国就有人计算过，在当时的生产效率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平均每天工作五个小时，就可以满足社会所有人基本的物质需求，但是实际上处在变革时期的工人们并没有过上享受闲暇的生活，反而因为企业主追逐绝对剩余劳动时间，让劳动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增加至12小时甚至是16小时，企业家还希望童工的工作时间都务必保持在每天十小时以上[2]。人们为了能够活下去，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工作方式，好像只能把这样非人折磨的过度劳动，看作是一种幸运。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的数据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生产效率指数式上升，但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未减少，工作强度反而越来越大[3]。中国的调查数据也不容乐观，维信科技研究显示，2014年我国主流城市的白领过劳状态接近六成。智联招聘联合微医发布的《2019年职场人健康力报告》显示，81.8%的职场人认为工作压力是导致不健康的主要因素[4]。在岗的雇佣劳动者们竞争压力与日俱增，“996”都是在岗劳工的“福保”，只因为他们还能够有工作机会，有加班透支身体的“正当理由”;另外一部分因为不符合资本的要求——生产足够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排除在外，失业令这一部分产业后备军拥有着无事可做地“闲愁”，是真正让人头痛的紧箍咒。即便是那些拥有闲暇时间的人们，也陷入了一种标签式的“休闲”模式，“打卡”网红地、“拔草”爆红同款，一种“休闲”千万人效仿，消费仿佛成了休闲的唯一渠道，“不花钱，不休闲”，无节制的消费，无止境地攀比，此消彼长之下，站在“时尚”前沿的弄潮儿，赢得了一堆随时要更换的俗物，还要继续紧跟潮流，无休也无闲;心里羡慕只能过眼瘾的“观众们”，为了有朝一日也能炫耀一番，一切向钱看，休闲像吊在眼前的诱人的苹果，要人心甘情愿的俯首劳动。资本是否能够坐享其成，尽情感受闲暇的乐趣，寻找人之为人的意义？答案也是否定的，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和外部竞争的强制下，也丝毫不得安歇，因为他们一旦停止逐利的脚步，就会被市场竞争的车轮无情地碾压，时刻处于破产的梦魇之中。总之，自近代以来，超越身体界限的过度劳动、被抛出劳动过程的“闲愁”、市场竞争的进步强制、消费主义的“伪休闲”，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劳动时间的普遍缩短遭遇“肠梗阻”，闲暇依然是人们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二、閑暇、“自由时间”与“劳动解放”

闲暇是重要的历史范畴，与劳动生产力密切相关。西方关于闲暇这一概念的阐述，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中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念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闲暇的状态就是幸福的状态，因为只有拥有闲暇，才有沉思的空间、理性思辨的空间，这是亚里士多德极力倡导和追求的完美生活状态，“所以，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就人可以享得一生而言，因为幸福之中不存在不完善的东西——就在于这种活动。”[5]其二，闲暇与休闲娱乐不同，前者是为了获得至善且高尚的德行，后者是用于劳动生产力再生产的生理性休息，而且游戏给人带来的快乐是成瘾性的，令人堕落的。“幸福决不在游戏中。一生勤勤恳恳，含辛茹苦，说什么是为了游戏，岂不荒唐。……把严肃的工作和追求说成是为了游戏是愚蠢的，未免太幼稚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游戏是为了严肃地工作”，因为：“游戏似乎是种休息，由于人们不能持续不断地工作，所以休息。休息并不是目的，它为了进一步的活动而出现。……幸福生活离不开勤劳，但却不在游戏之中”。[6]其三，闲暇是人所有活动中的最高级状态，即便是劳动也只是人们追求和实现闲暇的工具和手段之一，“我们多次说过，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且是后者的目的。”[7]亚里士多德同时还认为休闲只面向城邦男性，参与政治更是有闲阶级的贵族特权，而那些奴隶并没有拥有休闲的能力，自然无法胜任城邦里的政治工作。亚氏的闲暇观念对西方很多学者影响深远，然而中国古时的闲暇观念却与之有着很大不同。一方面，中国闲暇观念从古至今常与钱财权力划清界限，不讲究吃穿用度“一箪食，一瓢饮”自得其乐，自在自为，儒家思想同时也强调身为君子，最上等的德行楷模当做到“君子不器”，不被功名利禄束缚其身;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学大师朱熹认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 则又不过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8]这是一种“大乐于天地同和”的道德修养，是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最高休闲境界。由此可见，不论是西方亚里士多德闲暇观念中作为贵族独有奢侈品的休闲，抑或是东方哲学观点所倡导的休闲应至简的思想，都体现出在劳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劳动时间占据了人们的大多数时间，社会剩余十分有限，闲暇成为少数统治阶层的专利是历史必然。私人占有生产剩余微薄有限的情况下，即便享有闲暇，更多时候这种闲暇也只能存在于思想之中，无法发展自身更多的实践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过去并不存在全体人民普遍享受闲暇的现实可能。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念因时代背景不同而大相径庭，他的闲暇观一是立足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打破阶级偏见，为劳动者指引方向;二是马克思以人为最终目的，劳动人本质力量的现实展现，闲暇与劳动仿若硬币两面，不可分割;三是闲暇前提是劳动解放，是瓦解异化，让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能够充分涌流。马克思对闲暇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其“自由时间”与“劳动解放”的论述之中。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封建小生产，劳动效率极大提升，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为人们普遍享受闲暇提供了现实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开始探索人类普遍解放之路。马克思指出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之外，人们享有的“自由时间”包括“受教育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必要的）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及“休息时间”[9]。在马克思看来休闲分成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从最基本的生存角度来看，休闲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休憩时间;从享受的层面来看，休闲意味着解决了基本生存需求后，自由掌握的闲暇时间，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由时间不仅仅代表着人们空有多余的时间，而且还代表着劳动人民同时拥有消费艺术、享受服务的物质层面能力，只是在精神层面追求休闲是不够的，“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10]马克思致力于将感性转化为现实，将被私有制异化的人类精神生活和创造力量解放;最后从发展的层面来看，闲暇意味着人们能彻底摆脱异化控制，能自由的发展、展示人类的创造力，不用再与自然为敌，也不必再与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对立，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彻底实现劳动的解放。

然而人类社会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可视化，必须首先实现“劳动解放”。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所概括的，“马克思绝对没有论述过个人真正的生活只能存在于劳动之外，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的核心不仅在于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活动时间，而且更在于使劳动本身成为目的，成为消遣”[11]。劳动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并且区别于动物本能的实践活动，劳动创造了人和世界，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随着劳动的发展，异化劳动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马克思认为这是具备历史合理性的，异化劳动阶段是社会财富涌流的必须阶段，然而现如今在物质资源异常丰富的时代，异化劳动却已经成为劳动继续发展的阻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劳动解放意在让人们享受劳动，拥有自由自主的劳动权利，尽情迸发创造力，而非“谈工作色变”，一直被劳动所奴役。马克思对劳动解放的两个条件做出简洁精准的概括，一是劳动解放“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2]二是劳动解放意味着在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未来“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3]劳动解放是要让全体无产者联合起来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把劳动和生产力把握在自己手里，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只有实现“劳动解放”，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时间”，闲暇才能从理想转变为现实，但是资本逻辑已经完全将闲暇演变为人的类本质的对立面，闲暇的异化是一切问题的开始。

三、资本邏辑：闲暇消失未解之谜

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劳动与闲暇的时间安排，是以自然时间为轴线调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业革命以后，工业性质的大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劳动时间的延长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所以在资本发展初期，资本对劳动时长的要求越来越趋向肉体承受极限，劳工们在经历地狱式的剥夺和压迫后，奋起反抗，争取合理的劳动时间，资本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避其锋芒，做出了短暂的让步，但是紧随其后就再次对劳动者们的闲暇时间发起凶猛的掠夺，在其刁钻攻势之下，社会劳动时间一直难以真正实现普遍缩短，闲暇也只能寄存于大多数人的美好希冀之中。生产的脱域性驱引着资本从三个方面阻碍着社会闲暇的现实性转化——劳动、闲暇以及消费。

（一）资本逻辑、进步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脱域性

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不计手段摆脱一切时空限制，去增殖自身、追求剩余价值，在利益面前，资本为了自身发展而形成的“进步强制”，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强制——过劳和需求强制——消费。“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做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14]资本不知疲倦地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即便社会财富的总量足够支撑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了，但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大规模地、规范合理地分配，各行各业都要拥有休闲生活、自由时间，也必须在各个领域有条件的，有秩序地接受调控和限制，这一点对于资本恰恰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15]然而资本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有限领域和条件下发展，正如吉登斯在《现代化后果》中指出，“现代社会最具特色的脱域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16]在他看来，“脱域”是指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抽离出来的社会关系摆脱了不确定的时空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主要反映了资本追求扩张的秉性，其空间脱域性表现为“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资本开疆拓土，以己之力促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时间脱域性表现为“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7]，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让一切空间距离都缩短在屏幕与屏幕之间。现代社会对效率与便捷的追求愈演愈烈，资本在不断通过技术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也让人们陷入技术座架而不自知，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世界运行的规则，并且统治着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正像海德格尔对进步强制所描述的那样“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一切强制性地方生方新着的东西，同样也直接地已经变老变旧，并被`又一个更加新的东西'挤掉并如此继续下去。”[18]社会的生产还是需求，都由资本进步强制的牵引和压迫被动地向前行进着，不由人或社会自身内因驱动，而是服从于资本的外在强制带来的“诸强制”，于是这种强制自然引起了社会关系整体的异化和人的物化，是劳动异化、休闲异化与消费异化的源头。

（二）资本逻辑下资本对劳动的全面强制

资本逻辑下的所有“进步强制”都转化为资本对劳动的强制。资本通过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蓄水池”压迫在岗工人，随时面临的失业压力使在岗工人不得不为了工作付出更多劳动，在岗工人的过劳随着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越发极致，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也从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际上的从属，同时让失业人员的闲愁无方可解。资本还变本加厉地从精神上“和平演化”劳动者们，通过鼓励人们放大自我欲望，宣扬享乐主义，利用消费主义，诱惑广大劳动者们的灵魂，让他们为了追求短暂而无意义的快乐，放弃思考改变的可能。在资本逻辑软硬兼施之下，劳动者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和材料，沦为一种物，任凭资本操控[19]，资本“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勉强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20]最终劳动者过上与动物无甚区别的非人生活，过劳和高度的社会压力成为常态。

过度劳动侵占了人的闲暇，人们处于异化劳动之下难掩疲态，过度闲暇剥夺了人的劳动权利，人们被闲暇的空泛逼迫着四处求职，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做与不做却都掌控在资本手中。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是资本原始积累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会让在岗职工压力更大，让资本根本无须忧愁劳动力的汲取。他们向资本提供其需要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制造劳动力的供求市场，“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地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21]资本迷恋这种掌控劳动力的感受，所以不可能自发改善失业问题，“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22]失业人员的闲愁是资本不断革新的必然结果，产业后备军依附于资本积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周期性危机，而这种依附的结果是“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以后，历史地起作用的特殊的人口规律”。[23]另一方面，因为技术革命到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代替劳动越来越普及，资本转而开始追求相对剩余价值，也就保持并且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社会财富越大……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其贫困与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24]失业压力越大，在岗劳动就越害怕成为无业游民的一员，越发拼命为资本工作，“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25]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内部问题。资本对劳动的直接挤压，以及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资本对劳动的间接压迫，扼杀了闲暇实现的可能性。由于资本对财富和生产量无限的需求，闲暇、自由时间难以转向现实性，无产阶级内部形成一种相互挤压，劳动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成为闲愁，一方面成为压力以致过劳。

（三）资本的暴食症及社会压力的国际传导

资本无休止的增殖，是以吞噬活劳动为前提的。为了在资本的增殖场中立足，过度劳动被迫成为广大劳动者的选择，整个社会像偏食又贪嘴的肥胖症患者，难以将所得转换为普遍劳工们的利益，社会劳动时间缩短发生了“肠梗阻”。随着科技发展，无论是生存必需品的生产速度，还是劳动效率，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劳动之余的闲暇也理应有转化为现实的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科技在资本的操控使用之下站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26]劳动方式对资本从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际从属，“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7]资本仿佛罹患了暴食症，毫无节制的进食，风卷残云般吞噬着眼前的一切利益，还绞尽脑汁的要压榨出潜在的，未来的利益。只有不停地摄入“能量”才会让他感受到短暂的口腹之欲的满足，然而这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暴饮暴食”的不良反应，在整个社会的不良消化、吸收反应中无处藏身，总体财富的增长，社会难以像以往一样有序的消化以利用，在整个社会中以“肠梗阻”的形式体现出来——普遍的劳动时间减少如梦、休闲生活质量提升似幻。社会劳动时间普遍缩短“肠梗阻”的病因可从三个方面离解分析，其一，全球资本竞赛，全球化使得资本竞争进入白热化，也使过劳成为全球竞赛。“所谓全球化，是指以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为中心，进行全球规模的企业活动。”[28]发达国家将零部件生产等低技术型、高消耗型制造业工厂纷纷转移到资本洼地，十几年前的中国也借此机会迅速成长，而发达国家本国的中产和无产阶级的工作人员却面临着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人力成本低，人数众多，效率高，而发达国家人力成本高居不下，许多本国企业只能用裁员、增加工时来尽力赶上步伐。资本家只在意成本的降低，不会在意员工的生存质量，减少人员延长工时，是最便捷的节约成本的方式，员工只能承担着全球化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15年发布了主题为“日益变化的工作性质”的就业与展望报告，指出劳资关系变化的发生以及全球经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岗位[29]。其二，资本灵活用工，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一方面让资本为了削减成本开始另辟蹊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准固定成本”的存在，让企业会更倾向于调整工作小时数而非职工数量，员工数量调整成本、培训成本、福利及保险，管理成本等相较于加班工资耗资巨大，在这种市场需求之下，自由職业者、临时工等这样不需要为之提供社会保障的工种逐渐活跃在市场之上;另一方面过劳对正式雇员的压迫更甚，工作岗位的稀缺和越来越灵活的雇佣关系都在提醒他们不努力工作随时有被自由工作者替代的危险，更灵活的雇佣关系，更便捷的人力使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以外的“新二元经济”——正式工与自由职业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过劳在这种看似“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局面下成为“不二之选”。其三，监视资本主义，大数据以及算法的不断优化，使得资本对用户的监视控制能力强度与隐匿性与日俱增，劳动者不是在被资本通过app过度剥削，就是在成为资本贩卖商品的路上。劳动者们的闲暇时间，在大数据时代基本被分割为这两大部分，即移动办公时间和作为信息商品的时间，前者是人们能够清晰地体会、感受到的，工作和休息时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软件办公、移动办公，让人无论在哪都和在工位上一样，资本的锁链无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牢牢地牵引着它的奴仆;而后者则是大多数用户无法意识到，却时刻在发生的，在“低头族”组成的长河里，想和陌生人有眼神交流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人们依赖数据的筛选更新，享受“猜你喜欢”，我们仿佛只有在网上才能遇到“知音”，在屏幕对面多的是志同道合的“伙伴”，这种“信息茧房”的形成，是依据算法推算出用户习惯之后，将用户的各种隐私习惯贩卖给相对应的app或是机构，用户无论在使用哪一种app，都会发现自己所关注的，所需要的，都以各种形式出现在自己面前。这种新的致富之路是资本网络赖以生存的巨大来源之一，而他们并不在意“信息茧房”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对两极化分裂的促进、对人创造力和多样性思想的入侵和剥夺，他们在意的唯有利益。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许多曾经需要培训和专业化的职业也被逐渐取代，就业形式更灵活多样，外包业务更容易操作，C端就业成为新的潮流，这一切都为自由职业者的蓬勃生长提供了养分;信息技术同时也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恶性循环在这之中环环相扣，难以割断。

（四）资本逻辑下的消费异化

闲暇的异化，是产生消费主义罪魁祸首，在消费时代，闲暇似乎和消费已经画上等号，人们看似主动的消费选择实际上多是一种被资本所刻意引导和利用的过程，人们的消费不是自我主导的消费，是为资本而消费。“由于工人的贪欲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过度劳动）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人的过度劳动造就了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导致分工的扩大和工人需求量的大增。因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0]资本为了追求无止境的利益，不择手段，从马克思时代是压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资本很快发现，仅仅这样的举动还不够，利润有限，必须创造新的能够无限增长的利润，于是他们开始促进人们的消费欲望，通过降低产品的使用年限、引导人们追求时尚和潮流、利用人们对于便利和一次性的追求等方法，扭曲大众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现如今人们的休闲和劳动都处于同样的异化状态，而闲暇的异化虽然以更富于吸引力的方式存在，但这种繁荣背后实则是虚幻，自主背后仍然是被动，个人并非自己闲暇的主人、目的，而是服务于资本发展的工具、手段[31]。“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消费主义在一开始的初衷可能是资本希望扩大经济体量，不断挖掘利益，毕竟循规蹈矩的消费利益是有限而且增长缓慢的。于是从缩短日用品使用年限开始，资本为了让人们消费，想了一轮又一轮的方案，要新鲜感，要追求时尚，制造恐惧、贩卖焦虑，便捷的一次性消费同样于是资本高超的计谋之一，在人们的闲暇时光里，游戏的开发、商业电影的周边、旅游度假的选择，每一步都走在资本精心算计之中，各种APP不再是人们的使用工具，方便用户不再是他们的目的，而致瘾和操作用户才是。资本将世界改造的面目全非，消费主义制造了演绎出来的“现实生活”，让人们习惯于接受“现实”，这简直就是现实版《楚门的世界》。是活在这样简单地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是经历风暴走向真实、摆脱控制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对人价值的衡量似乎没有了固定的标准，因为很多有价值的事物是不应该被量化的，金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硬通货，一切都可以以此衡量，在扬弃了资本主义以后，我们匮乏的想象也许正是因为被资本主义感染已久了。这种消费的异化，源于资本趋利的本性，资本对利益的追求，驱动着他们操控大众媒体制造出一批将利益奉为圭臬，为金钱鞍前马后的“单向度人”[32]。这种“单向度人”将幸福与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画上等号，与逐利相关的是工作学习，与其无关的是“休闲”。这不仅仅是对休闲的异化，更加体现出对劳动的异化，或者说资本主义文化对劳动的异化，必然引发出对休闲的异化。马克思早对此有所预感“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就越大，他就越贫穷。”[33]精神上的越发贫瘠，让人们即便在闲暇时也不得不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夺，被其左右思想和灵魂。消费作为生存的过程和工具，不应该成为生活的目的，不仅劳动者们身处这种本末倒置的异化消费之中，资本的消费也是异化的，消费已经成为资本扩张的一种方式，他们利用消费，引导消费，提高劳动者消费的最低标准，让其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并且自身也无止境尽的过度消费所掌控，似乎消费水平代表了人的本质，人的一切。发展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完善，不是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这样物化人类的活动，令人心惊。

三、历史悖论的现实出路

历史遗留的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悖论，社会劳动时间缩短的“肠梗阻”，需要从国家、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着手治理解决，在多主体协同配合中寻找走出悖论，走向幸福的现实道路。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34]而要离解这样的悖论，唯一的路径就是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因为资本是不知节制的，“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35]但是以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消除雇佣劳动制度的时机还未成熟。在仍然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超越资本逻辑，对资本进行节制，把资本逻辑尽可能限制在不损害劳动幸福的范围。

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并且在保证分配的公平性的同时，提高再分配力度，让劳动力物有所值，让劳动人民掌握更多剩余。一方面，公有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也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金钥匙，是广大人民的福祉，只有自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有奋斗和劳动的动力，才是真正为自己而劳动，才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应当积极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能动作用，理直气壮地搞好国有企业、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是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关系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他强调公平发展的权力以及分配的公平。社会总产品的再分配是实现享有劳动成果平等的基础。在市场经济运行下，更要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加大再分配力度，公平合理的分好蛋糕;提高社会公共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强制对国民收入实施转移支付，尽量让劳动人民拥有均等的、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作在岗劳动人员的坚实后盾。

其次，政府要加强管控力度，要保持资本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要坚持“以人为本”。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坚持吧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人民是发展的主体，是发展的目的，同时也是发展的尺度，人民的需要才是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利用资本将城市改头换面的同时，它也从未停止向我们展示它锋锐的爪牙，心志坚定者引以为戒慎之又慎，心志不坚者在资本的荼蘼诱惑中沦为奴隶。应当时刻牢记劳动者的利益，切实为劳动人民解决问题，立法保障劳动者利益，尽快完善过劳相关法律，提高节假日加班补贴，保护和维持劳动者的积极性。建立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的工资协议机制，不盲目追求业绩，以过程和结果双导向，减少在岗职工劳动压力;完善就业市场和就业体系，增加就业支撑扶持，为解决结构性失业做兜底保障，消除失业人员的消极心理，为其制定切实对口的就业培训计划，并且提供培训机会，引导就业，减少结构性失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最后，应从社会舆论层面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劳动与闲暇，建立劳动与闲暇统一的劳动观，让劳动力由外在压迫转变为人们提升自我的内在需求，把握劳动和休闲的动态平衡。资本会造就人的异化，但资本不是人以外的东西，它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要按照它自己的样子把全世界改造的面目全非，它的“传染性”比新冠病毒要强得多，用金钱来衡量一切逐渐成为社会标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无法摆脱资本的改造和困扰，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切，被资本操控着的生活能否返璞归真，摆脱资本控制的第一步就必须接近它的真相。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36]要超越资本逻辑，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劳动闲暇观，工作只是一种手段，生活才是目的。不管什么技术都无法作为闲愁的解毒药，只有宏观的知识和意志力能让我们观察了解到我们在茫茫星空真实的地位。了解劳动与闲暇的真正价值，以正确的心态投入奋斗中，利用闲暇促进生命质量的提高，摆脱资本利欲熏心的罗网，不再为闲愁所困扰，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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