憬悟者·启蒙者·落伍者 *——韩北屏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研究

董卉川，张 宇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2.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3.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韩北屏，原名韩立，笔名有露珠、宴冲、欧阳梦等。韩北屏的现代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紧紧围绕抗战这一时代背景展开叙述。他擅于在作品中塑造抗战时代多样的人物形象，凭借对憬悟者、启蒙者、落伍者形象的勾勒描摹，揭示抗战时代复杂的社会世相，暴露抗战时代的社会问题，人生、人性、国民性的理性沉思，渗透着作者本人强烈饱满的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

一、憬悟者形象的勾勒

抗战时代的憬悟者，是韩北屏在其现代小说中着力勾勒的一类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本人对社会、国民、时代、未来的热切期望。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憬悟者形象的勾勒给读者与民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韩北屏主要从乡村——城市两个维度勾勒抗战时代的憬悟者。

《狙击手方华田》的方华田和《花素琴》的花素琴是乡村中憬悟者的代表。方华田是一个庄稼汉，抗战爆发后主动参军。他既有农民的质朴真诚，同时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政治觉悟极低，“性情温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要是暴躁起来，溜缰的野马似的，真是难于驾驭”[1]。恰逢家中老母生病、田地闹纠纷，他无视军纪，未请示便直接离开部队，被哨兵抓回。在“我”——指导员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他的政治觉悟逐渐提升。当家中再次发生困难时，他主动请示，并在规定时间赶回部队。方华田前后的转变，标志了他的觉醒，他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与方华田相比，花素琴觉醒憬悟的过程极为复杂艰难。她所处的环境尽是黑暗与污浊，没有人能够为她提供启蒙和帮助。花素琴原本在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经受不住城市的诱惑，自甘堕落，抛弃丈夫沉沦都市，“染上了一身和花柳病同样可怕的大病。到最后，却又使她受到抛弃的痛苦”[2]。引诱她堕落的社会渣滓张三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试图将花素琴送给东洋人，但花素琴深知民族大义，没有丝毫妥协，她十分愤怒地将他们赶出家门。小说结尾，她最终决定离开黑暗城市，回到广阔农村。回归乡村，意味着她从物欲的深渊中脱身，意味着她勇敢地走向了新的人生阶段，通过对花素琴形象的勾勒，寄寓了韩北屏对这类女性群体的深切同情与美好期望。

《临崖》中的蒋小姐、《没有演完的悲剧》中的萱、《学步》中的梅佩君则是都市中憬悟者的代表。《临崖》中的“我”在前线工作，重病后来到大后方的医院治疗，在这里偶然结识了一位女病友蒋小姐。蒋小姐虽是汉奸的女儿，但她痛恨侵略者、痛恨自己的父亲，孤身出逃，来到大后方。此时的她对前路充满了迷茫与困惑，“一个人想把一切精力甚至生命贡献时，却遇不到机会，这种失望的痛苦，比之有了机会而不能胜任的痛苦尤为难堪”[3]。最终，在“我”的鼓励启迪下，蒋小姐作出了新的人生抉择，她与“我”共同奔赴前线。《没有演完的悲剧》中的萱深受父亲的压迫，被父亲送给江家瑶作填房，来到江家后又终日遭受打骂，她无法忍受，最终决定出逃。在给妹妹鸾的信中，她表明了自己决绝的态度，“现在，我走了……可是我不管这一些，我不能为他们而牺牲了我自己。”[4]143这封信象征了一个被压迫女性的反抗。

梅佩君是一位侨商的女儿，美丽大方，受人欢迎，众多男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却对看不惯自己的辛耀中颇有好感。“九一八”事变后，辛耀中积极投身时代浪潮之中，在抗战中奔赴前线。梅佩君逐渐对自己堕落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与疑问，她想要过新生活，却没有勇气向前迈出一步，“我现在缺少一种力量”[5]。梅佩君主动联系了辛耀中，辛耀中成为了她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他邀请有相似境遇的魏菁一同劝说梅佩君。在辛耀中和魏菁的感染引领下，她发出了强力呼声：“我能改！我一定能改……我从今天改给你们看！从此刻改给你们看”[5]。她的呐喊象征着她勇敢地迈向了人生的全新阶段，“她的脚步，和他们慢慢合一了”[5]。原本贪图享乐、自甘堕落的富家女实现了蜕变与新生。

方华田、蒋小姐、梅佩君，他们的觉醒，均是在外力——启蒙者的帮助指引下实现的。花素琴、萱的觉醒则没有任何外力的启迪牵引，而是由一种反作用力——封建男权的桎梏、邪恶势力的压迫、罪恶社会的压榨所导致。两种模式共同铸就了韩北屏现代小说中憬悟者的艺术形象。

二、启蒙者形象的描摹

韩北屏笔下的启蒙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他们投笔从戎、走向战场、保家卫国。同时，又用自己的言行去启迪、鼓舞、帮助被启蒙者们。

《临崖》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喜欢阅读契诃夫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抗战爆发后，“我”弃笔从戎，在前线从事工作，因病来到后方休养。在医院中，“我”结识了正处于迷惘状态的蒋小姐，并对她进行了启蒙，使她觉醒，与“我”共同奔赴前线。《学步》中的启蒙者是辛耀中，他是一个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战。在他的引导下，贪图享乐、迷惘无知的摩登女性梅佩君觉醒，走向前线。《狙击手方华田》中，“我”在部队担任指导员的工作。“我”成为了方华田的启蒙者，他逐渐克服了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摒弃了小农意识，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狙击手。《临崖》《学步》《狙击手方华田》采用了现代小说中经典的启蒙模式——男性为启蒙者，女性为被启蒙者；现代知识分子为启蒙者，普通民众(农民)为被启蒙者。

韩北屏在采用传统启蒙模式建构文本的同时，还采用了新颖的启蒙模式。《神媒》中的启蒙者为某乡镇的小学教师乔钢，人如其名，他有着钢铁般的顽强意志。小说中的被启蒙者既非女性，也非普通民众，而是一个与乔钢同样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外国牧师毕克。毕克十分钦佩乔钢的精神和言行，不自觉地想要接近他，想要让他加入教会，但屡次都被拒绝。二人还经常就人生问题、信仰问题进行讨论，各执己见。抗战爆发后，乔钢并没有撤离本地，而是决心“为了爱人类，我准备随时献身”[6]。在乔钢的启蒙下，毕克决心与乔钢一道，去帮助所有的民众，不再囿于宗教身份的区隔。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中涌现出的启蒙者们——现代知识分子，多受到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与影响。而在《神媒》中，原本应是启蒙者的西方人毕克反而成为了被启蒙者，实现了启蒙权的反转。

韩北屏的现代小说还描摹了大量女性启蒙者的形象，这些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的羽翼之下，而是一个个独立、自强的个体。面对时代乱局，她们或参军作战，或乐观坚韧，为抗战默默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学步》中的魏菁、《被称做太太的女同志们》中的“女同志们”、《锤炼》中的周柔宜、方淑云是参军女性的代表，她们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战事业。魏菁与梅佩君类似，家境优渥，她却选择放弃安逸的人生，参军作战，同辛耀中一道，成为了梅佩君的启蒙者。《被称做太太的女同志们》中的“女同志们”是驻扎在某乡村的部队中的一群女战士，她们一直试图对乡村中的民众，尤其是妇女进行启蒙。在《锤炼》中，北大营干部训练班来了一个沉默寡言、忧郁冷淡的光头女学员周柔宜，她终日孤身一人，“忧悒”神秘[7]。她在参加培训班之前就加入了抗战部队，作战时因自己的冒进与不成熟，导致战友廖侃牺牲。她无法原谅自己。后来意外发现廖侃生还，她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心魔，从忧郁中走了出来，变得成熟稳重，得到了锤炼与成长。周柔宜在抗战伊始，就已经是一个启蒙者，随着锤炼，她最终成长为自我的启蒙者。

《邻家》中的梅健虽未像魏菁、周柔宜、方淑云等女性那样弃笔从戎、投身革命，但她默默为家人付出，同样是一个富有牺牲、隐忍精神的知识女性。梅健是报馆编辑刘君来的妻子，育有两个孩子阿环、阿珠。梅健与君来是平等的，君来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之时，还是梅健的安慰劝解令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梅健甚至成为了君来的启蒙者。梅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周柔宜类似，是自我的启蒙者。她没有被苦难的生活击倒，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乐观坚韧、富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刘君来和梅健，像无数青年工作者一样，忘记了一切的狂热的工作着，陶醉在工作中，陶醉在胜利的信心中，而且也陶醉在同志爱的真诚亲切的氛围中”[8]，既给了丈夫君来以安慰，又给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以激励和启蒙。

韩北屏的现代小说，以塑造了新颖的启蒙者形象。韩北屏笔下的启蒙者，不同于鲁迅等人笔下的启蒙者那样孤独无助、茫然彷徨，他们践行了自我的使命，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给读者与民众以希望。

三、落伍者形象的刻画

韩北屏承继了五四学人改造国民性的殷切期望与历史使命，因此，抗战时代那些自甘堕落、麻木愚昧的落伍者成为了韩北屏现代小说竭力批判的对象，以此审视暴露人性、国民性，反思社会问题。

《邻家》中，韩北屏在描写君来和梅健这对恩爱夫妻的同时，还呈现了他们邻家那对一胖一瘦夫妻的面貌。“胖男人”在某机关工作，平素中饱私囊、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走私赚钱。“瘦女人”与“胖男人”实乃一丘之貉，他们的灵魂早已被金钱腐蚀，他们的人性早已堕落扭曲，夫妻二人互相猜忌、互相攻击，为金钱大打出手。反而对战争形势不闻不问、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两个相邻的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抗战时代两种家庭、两种人生的缩影。《狙击手方华田》中，方华田第二次请假回家的缘由是本家叔父和村长见方华田参军后，家中只剩弱妻老母，便想瓜分他的田地，本村流氓时常骚扰他的妻子。方华田为国参战，村中的乡邻非但不伸出援手帮忙照顾，反而为非作歹、落井下石。韩北屏将人性之恶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揭示的不是某种个例，而是一种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世相，在当下仍具有启示之义。

在《没有演完的悲剧》中，全篇氛围极其压抑，令人窒息。张实甫、江家瑶分别是封建父权和夫权的代表，他们专制冷酷，只关心自己的社会声誉。当萱离家出走后，他们只担心自己的名誉被破坏，受到亲朋好友的耻笑。“一个不要脸的丫头逃走倒不在乎，我这一生的名誉非保全不可”[4]146。为了安抚女婿，张实甫竟冷血地决定将二女儿鸾再送给江家瑶作填房。在《花素琴》中，同样充溢着黑暗与邪恶，以张三为代表的堕落魂灵，他们在战前欺男霸女、逼良为娼，将女性视为牲畜般贩卖。抗战爆发后，则投靠侵略者，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汉奸。韩北屏通过对“胖男人”“瘦女人”、张三、张实甫、江家瑶以及方华田的乡邻们，这些落伍者的刻画描写，揭示和批判了抗战时代的堕落灵魂、丑陋人性、黑暗世相。

《魔术的医道》则以反讽的笔法讽刺批判了抗战时代，那些耽于享乐、不问世事、自甘堕落的富太太们无病呻吟的可笑人生。“我”是一位后方医生，某日接诊了一位“饱受各种病痛”折磨的赵麦慧玲女士，她称自己“病不离身，身不离病”[9]。实际上，赵麦慧玲没有任何的疾病，只是迁徙逃难中遭遇波折，“他们医生不懂得我的痛苦，难道你还没有看够我所受的磨难吗？”[9]她无病呻吟，关心的只有自己的“病体”。小说嘲讽了以赵麦慧玲为代表的一类自私冷血、无知冷漠的群体。

在《雀和螳螂》中，韩北屏刻画了战争中常见的一类群体——间谍。小说的主人公是驻守南京的中校刘戒非，他在青阳港度假时偶然结识了一位风度翩翩的贵公子方效庄。回到南京后又在方效庄的引荐下，结识了美丽大方、优雅高贵的张小姐和宋小姐。方效庄、张小姐、宋小姐实则是日本间谍，他们已经窃取了南京城的多个重要情报，最近又盯上了位居要职的刘戒非。刘戒非虽然开始时对他们颇有防范，小心谨慎，但终究没有抵挡住他们糖衣炮弹的攻击，醉倒在宋小姐的石榴裙下，“刘戒非看着宋小姐明亮的眼睛，衬着绯红的两颊，就像在枫叶林子后面的一泓秋水，着实令人陶醉”[10]。这些特务即将得手之时，终被南京城的特务机构和宪兵抓获。方效庄、张小姐、宋小姐，还有《临崖》中蒋小姐的父亲，均是被侵略者收买的中国人，他们甘愿出卖自己的灵魂、民族和国家，自甘堕落，认贼作父，是无耻的堕落者，令人唾弃。

在《被称做太太的女同志们》中，韩北屏通过启蒙者与庸众之间的接触，极尽描摹病态的国民精神。当军中一对青年男女在河边相谈之时，村民们早已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对部队中男女军人的住宿问题尤为感兴趣，“在他们的宿营地向外，常有很多农民窥探着”[11]。“窥”字尽显他们无知、愚昧。当女兵想要与孩童亲近而抚摸他时，“那个孩子怀着憎恨似的摇了摇头，朝女的衣服上吐了一口唾沫，脱缰小犊似的飞跑了”[11]。幼小的儿童却已然变得麻木愚昧，这是最为令人痛心与惋惜的。部队住宿所在地的屋主一直恳求部队的青年男女在元宵节烧香点炮，因为女兵们住进了堂屋，将洗过的衣服挂在了神堂之中，犯了“大忌”。由此揭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落伍者形象的刻画描绘，韩北屏展现了抗战时代的种种社会世相社会问题，令人警醒、发人深思。人性、国民性的呈现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韩北屏试图通过对堕落麻木的灵魂、病态国民精神的暴露批判，去揭示黑暗的社会现实，去剖析复杂的社会关系，探寻社会问题的根源。

四、结语

韩北屏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江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韩北屏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究和综合阐释，钩沉韩北屏的文学创作生涯，不仅能还原他的文学创作风貌，重审他的文学史地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韩北屏的重新“发现”，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