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梁启超传》平议

邓文华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529020）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在1895 年（公车上书）至1929 年间（梁启超去世），中国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或运动，梁启超都是见证者、参与者甚至发动者。对这样一位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学界自然要对其生平、事迹等加以传记。自1934 年王森然推出《梁启超评传》[1]以来，截至2020 年4 月公开出版、发行的“梁启超传”就超过了八十种。尽管有些“梁启超传”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有不少存在或这或那的问题。为窥探一下“梁启超传”的书写情况，笔者特意选取其中几种影响较大的“梁启超传”加以平议。它们是：吴其昌《梁启超传》、李喜所与元青《梁启超新传》、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解玺璋《梁启超传》①。本文先平议吴其昌《梁启超传》。

一、吴其昌及其《梁启超传》概况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人。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学）和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在清华大学期间，吴其昌颇受王国维、梁启超的赏识和器重，曾协助二位记录、整理过不少文稿。1928 年，吴其昌之所以能够到南开大学任教，也与梁启超的推荐分不开。1929 年梁启超去世后，吴其昌先后在清华大学（1930―1931）和武汉大学（1931―1944）任教。

1943 年，胜利出版社为“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2]，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共三辑：第一辑“民族伟人”、第二辑“历代贤豪”、第三辑“学术先进”。其中，第三辑“学术先进”包括《梁启超》一册。出版方出于吴其昌是梁启超的高足，加之其治学严谨等方面的考虑，特意邀请他撰写《梁启超》一册。而吴其昌出于怀念恩师的考虑，也就接受了这一稿约。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写作（1943 年12 月至1944 年1月19 日），吴其昌完成了《梁启超》上部的写作，五万多字。遗憾的是，1944 年2 月23 日吴其昌因病去世，而《梁启超》也成了遗作。

按照出版方的计划，《梁启超》下部“将由先生介弟世昌先生续成，以完先生未竟之志”[3]。按理说，出版方与吴世昌应该就此事作过沟通，而吴世昌也具备写作此类书稿的能力，但不知为何《梁启超》下部的写作最后没有下文。假设吴世昌最后完成了《梁启超》的下部写作，这肯定会在中国传记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尽管“吴著”属于未完成作品，但它在“梁启超传”书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笔者注意到，“吴著”是已出版的八十多种“梁启超传”中版本（次）最多的。截至2020 年4 月，“吴著”至少有13 个版本（次），具体为：《梁启超》（胜利出版社，1944）；《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梁启超传》（团结出版社，2004）；《梁启超传》（东方出版社，2009）；《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梁启超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梁启超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梁启超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梁启超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梁启超传》（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梁启超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梁启超传》（新世界出版社，2017）；《少年中国之少年：梁启超传》（新星出版社，2018）。一个传记作品有如此多的版本（次），这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是不多见的。

二、吴其昌《梁启超传》优点或贡献

虽然学界关于“吴著”的评论文章不多，主要有：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夏晓虹《梁启超与吴其昌——吴其昌著〈梁启超〉前言》、刘彩霞《以传写史——论〈梁启超传〉的叙事特点》、张在军《吴其昌与“半部梁传”：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等，但基本上以正面为主。常见说法是：“半部梁传”，誉满天下。就内容而言，学界对“吴著”的评价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精神可嘉

主要是指吴其昌抱病为恩师作传的精神可嘉。众所周知，吴其昌虽然出身贫寒、自幼体质较弱，但他却勤奋好学。1928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吴其昌在学术上更是勤奋有加。除教学、撰述外，吴其昌还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吴其昌曾偕夫人及弟吴世昌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期间，吴其昌一家还曾绝食84 小时[4]。1938 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后，吴其昌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患上了咯血症。当时很多人都劝吴其昌要注意身体，但他却说：“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5]

笔者注意到，关于吴其昌撰写《梁启超传》时的身体状况，学界引用最多的是他写给友人的两封信，即《致潘公展、印维廉书》《致侯堮书》。1944 年1 月20 日，吴其昌在《致潘公展、印维廉书》中写道：“去岁接奉赐书，并承下问贱疾，感何可言！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因之效能迟缓，屡误交稿之期，甚用愧对诸公耳。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将上册三章五万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逾之故，乃至误期；更因疾病缠绵，时撰时辍，甚望二公深切体谅。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亦以聊报二公辱命之雅，并翼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也。”[6]1944 年1 月30 日，吴其昌在《致侯堮书》中写道：“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天，辛苦！辛苦！”[7]由上可读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1943 年吴其昌接受稿约时，他向丛书主编潘公展和印维廉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二是吴其昌撰写《梁启超》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仍然坚持高标准的撰写原则、不肯牺牲文稿质量。

吴其昌这种学术至上的精神，其实有迹可循。1932 年，吴其昌在武汉大学演讲时曾说：“‘诚恳’，是一切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哪一种学问，我都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种学问，我就把我整个‘身’和‘心’贡献给这一种学问，我就拼命去做这一种学问，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8]联系到“吴著”的撰写情况，可以发现吴其昌确实践行了他的诺言，而这也是“吴著”至今仍然能够感动我们的原因所在。夏晓虹指出：“对吴氏扶病为其师作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9]

（二）现代评传写法

一般认为，现代评传写法由梁启超从西方引入。关于现代评传的思想和写法，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中略有提及。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提到：“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10]1926 年10 月至1927年5 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演讲中提到：“我的理想的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11]

关于“吴著”的写法，吴其昌自己的说法是“知人论世”法。“吴著”开篇有言：“孟子说：‘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全部的事业，了解他全部的心境，欣赏他全部的风度，认识他全部的学问，然后才能公正地评判他生平的价值。’”[12]就其本质而言，吴其昌的“知人论世”法与梁启超的现代评传写法是一致的。夏晓虹认为，“吴著”的写法“明显沿用了1901 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写法”[13]。她指出：“‘吴著’现存三章，分别题为‘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以及‘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一一对应着‘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以及‘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的副题，明显体现出将1898 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梁启超的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14]

笔者认为，“吴著”模仿梁启超《李鸿章》是可能的。毕竟，吴其昌对梁启超原本就“顶礼膜拜”。他通过模仿恩师作品，其实也是尊敬和怀念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吴著”模仿“梁著”最终未能开创一种全新的传记写法。从陌生化角度来看，任何模仿都难以超越被模仿者。这也提醒我们，哪怕是像吴其昌这样功底深厚、颇有建树的人，走模仿的路子也难以成功。

（三）其他方面的贡献或优点

“吴著”其他方面的贡献或优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开创性贡献，即第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众所周知，1934 年王森然推出了《梁启超评传》一文，但该文毕竟是单篇文章，字数也比较有限。虽然“吴著”只是“半部”，字数也只有五万多，但却是第一部“梁启超传”。“吴著”之后，另一部“梁传”是1957 年亚洲出版社出版的毛以亨所著《梁启超》，以及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牛仰山编写的《梁启超》。二是比较方法的运用。评价某个历史人物的贡献，最好的办法就拿他与同时代的人物或关联密切的人物作比较。在这方面，“吴著”做得较好。比如，在谈到梁启超的文体改革时，作者将梁启超与胡适作了比较。又如，在谈到梁启超的年齿、阅历时，作者将梁启超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李端棻、黄遵宪、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杨深秀、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王国维、将方震、蔡锷等人作了比较。应当说，这种方法的运用对读者了解、理解梁启超的诸多社会活动是有帮助的。

三、吴其昌《梁启超传》缺憾或不足

尽管吴其昌《梁启超传》影响较大，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或不足，具体如下：

（一）传主整体形象定位不够清晰、不够明确

一般来说，传记写作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关于传主的整体形象定位。通俗地说，就是把传主塑造成什么样的人。如果整体形象定位不清晰、不明确，那么写出来的传记难免要给人以模糊、混乱的印象。同样，吴其昌在写《梁启超传》之前也要形成一个关于梁启超的整体形象定位。即：在吴其昌心目中梁启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吴其昌打算把梁启超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学界关于梁启超形象的说法主要有：风云人物、伟大人物、百科全书式人物、旷世奇才、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名士、慈父、恩师等。

笔者认为，吴其昌《梁启超传》整体形象定位存在不够清晰、不够明确的问题。虽然有的版本（次）在介绍该书的时候试图对吴其昌塑造的梁启超形象加以提炼和概括，比如2014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其昌《梁启超传》就将其概括为“中国宪政启蒙百年第一人”。假若抛开吴其昌《梁启超传》来说，将梁启超定位为“中国宪政启蒙百年第一人”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梁启超是“中国宪政启蒙百年第一人”（历史层面），与吴其昌《梁启超传》是否将“中国宪政启蒙百年第一人”这一形象塑造出来（文学层面），这是两回事。通读“吴著”可以发现，吴其昌对梁启超形象的判断或者定位主要有这么几处：第一章第一节：“梁启超，正是生长在这个最黑暗地狱底层的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15]第一章第三节：“中山先生，自然是最伟大的建国成功者，而梁启超冒九死一生，首先发难，勇往直前地冲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勋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16]这里，我们可以把吴世昌对梁启超的描述概括为“冲锋陷阵者”。第一章第四节：“若论文体的改革，梁氏的功绩，实在是他最伟大的所在。”[17]“……‘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约一八九六至一九一○）……，在此十六年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18]由此可见，吴其昌并没有将梁启超形象固定在“中国宪政启蒙百年第一人”等形象上面。

（二）未能全面展示传主的丰富人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活跃的人物，其人生也是多姿多彩。遗憾的是，“吴著”没有把梁启超的这种“多姿多彩”展示出来，至于“充分”更是谈不上。从时间上看，“吴著”写了梁启超从1873 年出生至1898 年亡命日本共计25 年的情况，占梁启超整个人生（56 岁）的44.6%。至于1898 至1929 年的情况，“吴著”没有交代（也来不及交代）。有的学者可能会说，假若吴其昌没有英年早逝，假若他写完了《梁启超》下部，梁启超的整个人生不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了吗？对此，笔者表示不敢苟同。理由有二：一是按照一些学者的推论，“照王国维《学述》之例，下册当重点论述梁氏晚年学术成就，其情形尤为作者所熟知”[19]。二是已经写好了的“吴著”上部，大部分是在写背景，涉及到梁启超的内容其实并不多。诸如第一章“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这个换成任何一个是1870年代出生的人，都能用得着。

笔者认为，“吴著”未能将梁启超多姿多彩的一生加以充分展示，既与吴其昌英年早逝有关，也与他对传主的定位不够清晰、不够明确有关。由于“吴著”字数太少、内容过于单薄，因此现在很多出版社在出版“吴著”的时候，都不得不拿梁启超本人的一些文章，或者他人回忆、评价梁启超的一些文章，附在“吴著”后面。比如，201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传》——全书共282 页，其中吴其昌写的“梁启超传”只有96页，剩下的是冠之以“梁启超自传”。熟悉中国传记史的人就知道，梁启超虽然开创了现代评传的写法，也替不少人写过传记，但他没有写过自传。因此，那种将“梁文”附在“吴著”后面并冠之以“梁启超传”、署名也只署“吴其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欺骗”。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导致了一些读者的不满。比如，当当网有网友就评论道：“本书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不是梁启超传。”另有网友则评论说：“书分前后两部分，前三分之一是作者写的梁启超传，后三分之二是作者或者出版社编的梁启超的文章，称《梁启超自传》，个人不喜欢这种做法。”[20]

（三）缺乏动人的情节和细节

衡量一部传记作品好不好有很多标准，但是否有动人的情节和细节，应当是其中重要的一条。陈兰村指出：“优秀的传记作品总有一些动人的情节和细节，让读者难以忘怀。”[21]遗憾的是，“吴著”在这方面显得有所不足。通读“吴著”可以发现，该书主要从宏观角度介绍事件的背景、经过和结果，很少从微观角度来叙述事件的细节。以第三章“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为例，无论是第十节“促成戊戌变法的原因”、第十一节“戊戌政变史剧的绘影”，还是第十二节“政变失败原因的解析”，都缺乏具体、详细的情节和细节，动人更是谈不上。按理说，第十一节“戊戌政变史剧的绘影”最应该展示情节和细节，但最后也陷入了泛泛而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相比较而言，吴其昌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等中提供了较多感人的情节和细节。比如，《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有言：“尝夏夜侍坐庭中，先师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身所经历者，往往至子丑交，一夕竟至东方之黎明。”[22]《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有言：“先生晚年之嘉言懿行，颇为外间所未尽知，其昌见闻真切，惧其日久而遂湮，长夜寥寂，濡笔而存之，倘足以警顽而立懦乎？”[23]笔者的阅读体会是，《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中的情节和细节描写，与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有类似之处，即寥寥数语就把人物写活了。遗憾的是，类似的句子在《梁启超传》中难以寻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此指出“吴著”存在的一些缺憾或不足，并非标新立异或故意找茬。事实上，迄今出版的八十多种“梁启超传”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加以平议。

【注释】

①吴其昌：《梁启超》，胜利出版社，1944 年。“吴著”初版书名无“传”字，现今绝大多数版本（次）都加了“传”字。另外，“吴著”版本（次）极多，笔者使用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李喜所，元青合：《梁启超新传》，商务印书馆，2015 年；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 年；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