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视角下的船山咏史词
——以组词《生查子·咏史》为考察中心

曹 秀 兰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京师。次日，崇祯帝以身殉社稷。四月，清兵入关。五月，清兵定京师。明清鼎革已成定局。船山“始闻国变，悲愤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辙哭”[1]23。此后几年间，船山四续原韵，以抒悲愤难抑之情。由于《悲愤诗》原韵及续韵均已亡佚，我们无从据之探得船山面对国变时的痛悼之情，但所幸船山亦在其他作品中书写了此种情怀。船山词即是以书写故国情怀为主要内容，其咏史类的词借助于历代史事深隐地表达故国之思，颇有时代色彩。学界对船山咏史词虽有涉及，但深度不够，尚不成系统，且有误读之失。笔者不揣浅陋，以船山组词《生查子·咏史》为考察中心，深入探究其基于特殊时代背景的遗民情怀，以就正于方家。

一、抒发亡国之痛

古代士人自幼接受的文化教育中，家国之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士子们成长过程中逐渐构建的精神大厦中的巨大支撑，亦可谓生命动力的支撑。新旧朝代交替之际，面对旧朝的灭亡，对士子们而言，不啻于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生命力骤然衰竭。船山生长在一个有精忠爱国氛围的家庭中，这无疑更加强化其爱国深情。船山虽在清朝生活几十年，仍以明遗民自视，便是其故国情怀深厚的力证。我们也可以想见，当身处朝代鼎革之际，其内心的痛楚是何等强烈。这种深情我们可见于其咏史组词。如其《生查子·咏史》其四：“青衣抱玉觞，独向苍天哭。天有无情时，历乱双鹅扑。 杜鹃啼不休，商陆子难熟。流泪一千年，血迹西台续。”上片首句极生动地再现了船山在明亡之际痛彻心扉的故国情怀。据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所言：“明代的庶民百姓，平时穿杂色盘领衣……市井富民有时虽也穿着沙绸绫罗，但颜色只用青、黑两色。”[2]211“清代的野老庶民以及工农百姓的衣冠服饰，还有许多和明代相类似，没有显著的区别。”[2]248此处船山是以“青衣”自指。面对时艰，内心悲痛难以言说，亦无人可诉，唯有手抱酒杯，仰面向天而泣，“抱”“独”二字足见其痛楚与无助。“天有无情时，历乱双鹅扑”，借“双鹅”典故指明清鼎革事，为上句的痛楚作一缘由交代。《晋书》卷二十八《五行志中》：“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苍白二色鹅出，苍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孼，又黑白祥也。陈留童养曰：‘步广，周之 狄泉，盟会地也。白者，金也，国之行也。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乱华。”[3]864后诗文中以“双鹅”为兵乱之典。如唐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双鹅飞洛阳 ，五马渡江徼。”

下片首两句“杜鹃啼不休，商陆子难熟”仍继续强化这种亡国之痛。宋罗愿《尔雅翼》卷七《释草》“薚”条：“蓫，薚，马尾。郭璞曰：‘《广雅》云：马尾，蔏陆。《本草》别名薚。今关西亦呼为薚，江东呼为当陆。’生人家园圃中，高三四尺，叶青如牛舌而长。茎青赤，至柔脆，夏秋开红紫花作朵，根如芦菔而长，如人形者有神。……据《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杜鹃初鸣，田家候之，此鸟鸣昼夜口赤，上天乞恩，至章陆子熟乃止。然则章陆子未熟以前，为杜鹃鸣之候，故称夜呼。”[4]74-75此两句取杜鹃啼血，哀鸣难止之意。杜鹃啼血因原典中表达怀念故园以至呼至流血，故具有悲情色彩。船山此处借之以喻自己面对国变哀鸣难已的悲痛。接下来船山以“流泪一千年，血迹西台续”表白自己的遗民情怀。西台，在今浙江省桐庐县南富春山。公元1290年，谢翱作《登西台恸哭记》以哭爱国志士文天祥。船山此句借谢翱哭文天祥的遗民之悲叹，表达自己对明朝的悼念之情，言自己的遗民之悲叹，乃谢翱遗民之悲叹的延续，为一脉相承的情感。

《生查子·咏史》其三上片船山借西陵妓典故含蓄道其亡国之悲痛。词曰：“千秋铜雀台，肠断西陵妓。谁念故园空，豆蔻含胎死。” 铜雀台，遗址位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台高十丈，有屋百余间，为曹操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与姬妾宫女歌舞欢乐之所。元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四十四选录宋赵文《铜雀台》诗，并序曰：“魏武帝遗令：‘婕妤、美人皆著铜雀台上，施八尺床繐帐。日晡，上酒脯，月朝十五向帐作伎。汝等时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后人悲其意而为之咏。《魏志》云建安十五年太祖作台于邺，铸铜为雀，置于台上，因以名焉。”[5]历代文人多有咏者，如宋赵文《铜雀台》：“朝望西陵墓，夕望西陵墓。望望不复归，月朝又十五。月朝十五可奈何，更对空帏作歌舞。铜雀昂然飞不去，当时美人发垂素。我生不如陵上树，年年树根穿入土。”宋陆游《铜雀妓》：“武王在时教歌舞，那知泪洒西陵土。君已去兮妾独生，生何乐兮死何苦！亦知从死非君意，偷生自是惭天地。长夜昏昏死实难，孰知妾死心所安。”二诗歌皆咏叹铜雀妓对武帝的深情。船山对明朝之忠情殆同西陵妓对武帝之忠情，船山此词咏西陵妓实为自抒衷肠。

“谁念故园空，豆蔻含胎死”，尽显船山于复明无望后的失望之情。豆蔻，又名草果。多年生草本植物。高丈许，秋季结实。种子可入药，产岭南。南方人取其尚未大开的，称为含胎花，以其形如怀孕之身。“豆蔻含胎死”，字面指豆蔻花尚未完全开放即死去，字里暗喻南明抗清刚燃起希望，旋即被彻底扑灭，恢复明朝终成空想。词句尽显船山的失望之情。

怀着遗民心理自视现实环境，一切处境都是令人窒息、悲愤的。在《生查子·咏史》其一下片中，船山表达了生在清朝的压抑、暗无天日：“死坑未是愁，唯有生坑恶。”此处“生坑”，有学者认为是指秦始皇焚书坑儒，“此词意指人但知秦坑赵卒四十余万人之酷，而不知其焚书坑儒，亦即‘生坑’之为祸更烈也。”[6]70“焚书坑儒何其惨烈……秦皇为了独霸一方，坑死战士，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连手无寸铁的儒生都赶尽杀绝！”[7]笔者认为， “生坑”之“生”与上句中“死坑未是愁”的“死坑”之“死”相对的，是“生死”之“生”，而非“儒生”之“生”。理解这两句，不能孤立理解，要结合上片提到的长平之战“长平十万人，一夜秦坑杀”。“死坑”指战国时期秦赵两国长平之战中，秦国坑杀赵国俘虏。这些俘虏为国而死，而活下来的却如同生活在生坑中。船山此词实借长平之战，咏叹苟活于清朝如同深陷坑中的心理感受，这是国亡家破后船山因不得不在黑暗中生存而发出的愤激语，深隐地表现了其遗民情怀。

二、推崇复仇报国

明清鼎革，痛失精神家园，苟活于新朝犹如沉陷于暗坑，这是明亡后船山在心理上的感受。在行动上，和这种故国情怀一致，船山于顺治初年参与了反清复明斗争，据王之春《王夫之年谱》“顺治五年(1648)暨明桂王永历二年”条“冬十月，公与管公嗣裘举兵衡山，战败军溃，遂携敉公走耒阳”[1]38。虽未成功，却诠释了其内心复仇报国的愿望。在《生查子·咏史》中船山亦借史事表达其复仇报国心愿。如其二曰：“沙中奋一椎，飞影不知处。知非赌命场，不下千金注。 蒲山电眼儿，约略知其趣。豪气未能降，长揖关朗去。”上片咏张良雇凶狙击秦始皇事。张良谋刺秦皇是欲为韩报仇。张良本人并未曾事韩，但其先祖为韩人，且“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8]2033事败后，张良更名姓逃匿下邳。王夫之《姜斋五十自定稿》有《咏史》组诗，其十六曰：“方寸止知老母，始终唯报韩王。家鹜尽供玉馔，玄禽长寄雕梁。”亦是咏张良报韩。船山歌咏张良对韩的一片忠心，其实隐晦表达了词人内心一贯的反清复明情结。

下片首两句咏隋末唐初李密事。“蒲山电眼儿”，即李密。《隋书》卷七十《李密传》：“李密字法主，真乡公衍之从孙也。祖耀，周邢国公。父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9]1624“电眼”，用以形容人的神态。如宋陆游《成将军汉卿诗》：“电眼猬须长八尺，论丹说剑气凌云。”据《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隋炀帝谓李密：“视瞻异常”[10]2207，故船山此处以“电眼儿”代指李密。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解释此句曰：“‘蒲山’句：蒲山，古西域国名。《北史·西域·蒲山国传》：‘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居皮城，在于阗(今新疆省)南，去代一万二千里。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后役属于阗。’电眼儿，指狮子。《本草集解》：‘狮子出西域诸国，目光如电，声吼如雷，一吼则百兽辟易，马皆溺血。’牛上士《狮子赋》：‘怒双睛以电射，一吼威而雷震。’”[6]71误。上片咏张良为韩报仇事，下片若是咏狮子，意脉断裂，缺乏逻辑。且下句之“约略知其趣”之“其”，实为上片张良刺秦始皇以报韩仇之事。船山认为，李密降唐之后又反唐，虽性质不同，亦有相类处，故用“约略”。“豪气未能降”，表面看指李密降唐后又反唐的原因是豪气仍在，末句“长揖关朗去”之“关朗”，为北魏解州人，精通经史，为孝文帝器重。文帝崩后，关朗遂不复仕，隐于临汾山讲学。考李密一生行事与关朗一生所历，二者性质上并无相类处，而船山于反清失败后，隐而著书的行为却有类于关朗的隐居不仕，因此，“豪气未能降，长揖关朗去”实则是船山借史以自咏，暗示出其内心虽反清失败但内心豪情仍在。这亦和上片所咏张良刺秦皇失败后并没有以身殉事而是保存性命以成大事有相类处。船山此词，虽为言史，实为自咏，足见船山内心坚定的反清复明理想。

《生查子·咏史》其五通过咏武则天临朝不合正统，骆宾王为李敬业作檄文，讨伐武氏伪临朝，表达词人不承认清朝，渴望反清复明的思想情感。上片“阿姨骂不嗔，为怕鹦哥骂。猫儿杀鹦哥，才卜归魂卦”，先以猫儿咬杀鹦鹉(“鹉”与“武”同音)暗示武氏掌权将为时难久。下片“堂堂灵隐僧，桂子香清夜。五子万年碑，竟是谁天下”，用骆宾王光宅元年(684)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事。时武则天掌权，正准备建大周王朝。李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以扬州为据点，起兵反武则天。骆宾王为艺文令，代李敬业作此檄文。文中首句言：“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末又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之句。骆宾王檄文，称武氏为“伪临朝”，实是不承认其合法、合正统之意，并传檄天下讨伐之，以匡复李唐正统。船山咏武则天、咏骆宾王檄文，实是借指自己亦不承认清朝合法、合正统，并应效法李敬业讨武氏伪临朝，反清复明。

《生查子·咏史》其六上片中，“龙凤是何年，人间瞒不得”，船山通过咏韩林儿反元复宋表达其深隐的复国情怀。“龙凤”，是韩林儿反元复宋，建宋后所用的年号。《元史》卷四十四《顺帝本纪》：“(至正十五年)二月己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11]922《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林儿称宋后，四方响应，遂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林儿殁，始以明年为吴元年。其年，遣大将军定中原，顺帝北走，距林儿亡仅岁余。林儿僭号凡十二年。”[12]3684-3685韩林儿称号龙凤十二年，时间较久，故而船山谓“人间瞒不得”，即世人皆知也。

三、讥刺失节行为

改朝换代之际，士子们总会面临是出仕新朝还是退隐守节的选择。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困扰，有时这种选择便会因不能跟着心走而变得复杂、艰难。这种情形之下，立志守节的行为选择便显得弥足珍贵、可敬。清军入主中原后，船山积极参与反清活动，失败后隐而著书，终身以明朝遗民自视，其对明朝的情感之深可见一斑。亦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民族情感，船山深深鄙夷变节仕清之人。如《生查子·咏史》其六：“龙凤是何年，人间瞒不得。空谷无人行，且喜似人迹。 可怜松雪翁，不惜天水碧。马腹君自投，芳草嘶南陌。” 上片先言韩林儿反元复宋事，强调此事世人皆知。下片则婉讽赵孟頫仕元事。松雪翁，即赵孟頫，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传》：“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巨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11]401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七《南唐三·后主本纪》：“后主时宫中贮雨水,染浅碧为水，号‘天水碧’。赵，宋姓也……天水，赵之望也。天水碧者，时谓逼迫之征。及归宋，人始悟其先兆。”[13]257赵孟頫作为赵宋王朝皇室后裔，放弃隐逸人生，屈节事元，与韩林儿反元复宋形成对比。船山“不惜”二字尽显其对赵孟頫仕元的遗憾与讥讽。

变节与忠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情感立场。该词除了表达词人对变节行为的婉讽，还深隐地表现了船山对忠爱情怀的敬仰。下片末句“芳草嘶南陌”之“芳草”，借用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意，用以指明王孙，亦即其上句“马腹君自投”之“君”。《船山师友记》共收两位与船山相交的明王孙。一为朱翠涛，一为朱禋黎。《船山师友记》卷七“朱王孙禋黎”条：“朱禋黎，号绍南，藩支定灼曾孙也。少补州学弟子员，能诗，书法宗二王，武冈碑碣，多出其手。性耽禅悦，建一庵，终日坐其中。有《不滓轩诗草》，与州人刘春莱齐名。郑亲王之取宝庆也，隆回未附，禋黎依之，以遥应滇、黔之师。桂王没，禋黎以郡王册宝，卒于隆回。”[14]115该书卷九“朱王孙翠涛”条：“朱翠涛，明王孙，寓居衡阳。”[14]149“正钧按……翠涛与先生往还殆将二十年……翠涛应是太宗子楚昭王支裔，乱后寓居衡阳，而其志节又有大过人者。”[14]150

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认为，此指朱翠涛。笔者认为据整首词意看，应指朱禋黎，原因如下：据《船山师友记》，一，赵孟頫为著名书法家，禋黎亦通书法，“书法宗二王”，二人有相同处。二，禋黎喜禅好静，曾建庵静坐其中，此行为如同隐居。这和上片“空谷无人行”之“空谷”多指贤者隐居的地方一致。“芳草嘶南陌”之“嘶”，指歌吟。“南陌”，指南面的道路。此处仍指禋黎歌吟于隐居之地。

该词通过明王孙朱禋黎隐居、后独依附没有归顺郑亲王的隆回，和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頫仕元的对比，表达自己对明王孙朱禋黎行为的赞扬，以及对赵孟頫屈节事敌的鄙夷。

《生查子·咏史》其三下片“分得余香归，骄杀邯郸子”亦是婉讽不能守节者。“分得余香归”，借用曹操遗令自己身死后诸子“余香可分”的典故，婉讽明亡后抛却忠君爱国的传统儒家观念，走向清朝仕途以谋衣食的士子们，认为他们是分得了清廷的“余香”，并以他们的变节行为和邯郸少年誓死报国的精神进行对比。邯郸，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长平之战，邯郸几为空城。历代多有文人作《邯郸少年行》以咏邯郸少年复仇报国之情。如唐高适《邯郸少年行》：“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几处报仇身不死。……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明沈炼《邯郸少年行》：“邯郸城中侠少年，从来意气凌云烟。……未能报国心先许，不遇轻生意已捐。”在婉讽与赞扬的对比态度中，船山鄙夷仕清者、赞扬抗清复明之士的立场显现无遗。

对于咏史，船山在《唐诗评选》卷二评李白《苏武》诗时说到：“以史为咏，正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一加论赞，则不复有诗用，何况其体？”[15]60-61船山重视咏史之神理，即内在的精神理念，让听者深感于心，引起内心或哀或乐的共鸣。对于史事本身，不需做评论，也就是说只注重史事本身所蕴含的情感理念。考船山《生查子·咏史》组词六首，的确遵循了其咏史创作的诗歌理论。组词歌咏了从秦至明历代史事，情感充沛饱满。组词所咏历代史事，其所蕴含的情感理念，无不契合船山的遗民情怀。换言之，船山选取历代史事歌咏的真正目的，是委婉深切表达其内心沉痛的故国之思。以词咏史，以咏史表达当下深隐的故国情怀，是船山咏史词在词史上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