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融资特征
—— 基于浙江金华千户农民的问卷调查

◎吕江林 王秀艳 张斓弘 黄哲

为深入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和“双循环”战略，建设好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师生2021年7月开展了一次广泛的以“浙中农村金融现状与发展”为主题的入户调查活动，调查对象为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形成的浙中金华市全部9个县（市、区）的18个乡镇72个村2千多个农户。本次入户调查发放问卷2300份，有效回收问卷2207份，有效率95.96%。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我们获得了大量有关浙中农村金融的一手资料，其中浙中农户的投融资特征，是值得我们悉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户身份描述

（一）年龄分布

此次调查受访的农户年龄最大的87岁，年龄最小的16岁，平均年龄53.57岁；受访者年龄大部分集中在40～60岁，20岁以下以及80岁以上的受访者较少。年龄分布具体见图1。

（二）性别分布

此次调查的农户中，男性占比53.55%，女性占比46.45%，这一性别比例与全国性别比例基本吻合。按照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男性人口占51.24%，女性人口占48.76%。

（三）学历分布

此次受访农户的学历分布情况见图2。

由图2可见，受访者中学历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大多数，其中初中学历占比为37.55%，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32.26%，共占比69.61%；此外有21.33%的受访者学历为高中、中专或技校。拥有大学学历的受访者仅占8.5%，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比更少，仅占0.36%，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归纳起来，受访者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不到10%，低学历人群明显居多，其中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比约70%。

（四）职业分布

此次受访农户的学历分布情况见图3。

由图3可见，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职业为农民，占51.29%，12.2%的受访者职业为商人，9.22%的受访者职业为工人，2.39%的受访者职业为私企老板；此外，有6.73%的受访者年龄较大，已经退休，还有18.17%的受访者的职业未被选项列出，选择了“其他”职业。

（五）家庭年收入分布

此次受访农户家庭年收入分布情况见图4。

归纳起来，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约半数受访者（占比48.08%）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可见浙中农村农户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收入相对较高，是比较富裕的。

农户融资特征

（一）农户融资偏好正规金融机构

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也包括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还包括农业发展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专业服务于当地农业、农村、农民的本土银行；非正规金融则包括相比之下管理不够严格的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不够规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明显缺乏规范性的民间借贷。那么，当前在浙中农村，农户们融资是偏好于正规金融机构还是偏好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呢？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需求远高于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农户融资偏好正规金融机构。图5是受访农户对问题“您在融资过程中，实际情况是什么？”的回答。

由图5我们看到，绝大部分受访农户（占比77.97%）是主观上更想从正规金融（银行等）渠道融资，客观上也从正规金融融资，还有占比第二多的农户（11.04%）是主观上更想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客观上从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融资；而“主观上更想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客观上也从非正规金融融资”的农户占比仅为6.28%，当然，也还有4.71%的农户是“主观上更想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客观上从正规金融融资”。可见，无论从主观偏好上看，还是从客观表现出的结果或偏好上看，绝大部分浙中农户偏好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

此外，我们另有一项关于“您是否有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经历”的调查结果显示，95.59%的受访农户表示“没有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经历”，仅4.41%的受访者回答是“有过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经历”。这再次印证了绝大多数浙中农民融资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偏好。

那么，是否因为农户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理解有偏差而使回答的准确性存疑呢？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调研时向农户专门解释过什么是正规金融机构，什么是非正规金融机构，而且我们还有一项设问调查结果的佐证。当我们问及“您急需钱用时的获取途径？”时，农户的回答见图6。

可见，受访农户急需钱用时，其获取途径排第一位的，是“向亲戚朋友求助”，获分值5.9；排第二位的是“从银行或信用社借款”，获分值5.16；排第三位的是“从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小贷公司获得贷款”，分值骤降为2.64；排第四位的是“典当及民间借贷”，分值更是仅为1.14分；至于“借高利贷”则排在最后一位，分值仅为0.92。这里，很显然，排第二位的，是正规金融机构；排第三位的，除村镇银行外，都属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而排第四、五、六位的，则典型地属于非正规金融机构。

以上三题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结论确凿无疑：浙中农村绝大多数农户的融资偏好，是正规金融机构，而不是非正规金融机构。

这一结论似乎与不少现有调研文献结论相左。这些文献认为，农村居民融资偏好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贺莎莎，2008；张宁、张兵，2014；丁志国等，2014；李祎雯、张兵，2016；张胜荣，2017；谭银清、陈益芳，2017等）。例如，典型的有，张宁、张兵（2014）基于江苏省农村1202户农户家庭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是农村家庭的主动选择行为，而非由于受到银行信贷约束的缘故；丁志国等（2014）基于吉林省农村的750份农户问卷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农户融资选择过程中更加倾向于民间渠道。不过他们认为，这是农户在充分信息条件下被动选择的结果，而非其融资的主观偏好。在这里，两份文献的不同点是，前者认为这种是农户的主动选择，后者则认为这是农户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共同点则都是发现农户融资时表现出偏好于选择非正规金融而不是正规金融。

我们认为，这两份文献的结论与我们的结论都是符合逻辑的。本质上而言任何潜在的借款者包括农户都有意愿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因为其价格便宜，融资成本比较低；只是当农村入驻的正规金融机构比较单一、匮乏时，由于正规金融供给的稀缺性和农村居民信用水平的相对低下，远超正规金融供给水平的农户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户不得不优先选择或者偏好价格虽然比较高但信贷可得性也高得多的非正规金融。然而在发展到今天相对富裕的浙中农村，当已经有多家被金融科技赋能的正规金融机构入驻且彼此间形成了良性竞争时，一方面农户伴随富裕程度的提高其整体信用水平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使得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降低，正规金融机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也得到增强，这样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得贷款利率趋降且贷款可得性大大提高，这时候，多数农户的融资偏好于正规金融机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统计资料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地处浙中的金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65元，浙江省、金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5%以上，相对富裕，自然信用水平也相对较高；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在金华农村以及浙中农村，普遍入驻了多家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并建有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已形成了较充分的竞争结构。很显然，这种格局下，农户普遍存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偏好，就不难理解了。

（二）农户总体上未明显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型约束

既然浙中农户大都偏好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正规金融机构能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吗？或者说，浙中农户的贷款需求遭遇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约束了吗？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两年有正规金融机构借款需求的被调查者中，对“您有需求，是否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回答结果是，已经申请贷款的受访者比例高达87.35%，其人数约为未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人数的四倍。进一步，这些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受访者的申请，是否得到批准呢?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全部受访者中，贷款获批的概率非常高，有96.96%的比例获批，仅有3.04%的受访者申请贷款被拒绝。换句话说，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的农户贷款需求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那么，申请贷款虽然获批，是否在额度上受到限制呢？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经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全部受访者中，94.94%的受访者已经获批足额贷款，仅有5.06%的受访者只得到部分贷款。可见，总体上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在贷款额度上也并未受到限制。

调查结果充分表明，在浙中农村，农户总体上并未遭遇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型约束。

不过，虽然浙中农村农户总体定性上并未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型约束，但信贷供给约束还是一定程度存在的。图7显示了那些“对正规金融机构有贷款需求却未申请”的农户未申请的原因。

由图7可见，有34.17%的农户是觉得“手续麻烦，审批时间长”而未申请贷款，28.30%的农户是“担心申请会被拒绝”而未申请贷款，另有28.30%的农户是“担心偿还贷款困难时，失去信用或抵押物拿不回来” 而未申请贷款，以上总计90.77%的农户受到的是信贷需求型约束。但还有5.66%的农户是因“没有抵押品”而未申请贷款，3.56%的农户是因“找不到担保人”而未申请贷款，很显然，这总计9.23%的农户归根结底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抵押或担保的要求过高而放弃申请贷款，这属于信贷供给型约束。值得指出的是：觉得“手续麻烦，审批时间长”而未申请贷款的34.17%的农户，可能真的是自身主观感知原因，这当然属于信贷需求型约束；但也可能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轻易放贷而强化贷款手续、牺牲审批效率、拉长审批时间，这种情况下农户实际上面临的是信贷供给型约束，这样一来，对正规金融机构有贷款需求却未申请的农户便共有43.40%受到了信贷资金的供给型约束。

（三）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最在乎的是利率

当被问及“您从正规金融贷款时，在意的是什么？”时，受访农户首选的是利率（见图8）。

由图8可见，受访者的回答中，选“利率”的分值最高，达3.5，以下依次是意愿贷款规模的满足（3.2）、便捷（3.1）、合适的产品（2.3）以及其他（1.4）。

众所周知，多年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相比，在贷款价格即利率方面，比非正规金融要低很多，因为后者通常为前者的2倍甚至多倍，那么农户在申请正规金融的贷款时，往往最在乎的是贷款的可获得性，利率并不是特别关心，而这一次浙中农村的农户在申请正规金融贷款时居然最为关心的是利率，而不是可获得性。我们认为，这说明了如今浙中农村农户由于信用程度比较高，向正规金融贷款的难度并不大，因此在正规金融借贷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天平正在逐渐向借方倾斜，借方开始有了一点议价权。我们此次调查得到的另外一项结果也佐证了我们这一观点。当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且获批准的农户被问及“您是否按期还款”时，有高达98.28%的受访者回答“是”，仅1.72%的受访者回答“否”，这说明浙中农村这些农户的借款信用相当高，属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心目中的“优质客户”。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没能按时还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还本付息，而可能只是延期还款，因为这些没能按时还款的受访者在回答“不能按期还款的原因”时，绝大部分（占87.5%）的回答是选择“家庭经济出现意外，导致一时没钱还款”，只有很少一部分（占12.5%）选择了“其他原因”。

农户投资特征

（一）农户投资最为偏好的金融产品是银行存款

调查结果表明，浙中农户投资明显偏好传统的金融产品——银行存款。当被问及“家庭成员是否有下列账户、卡、证？”时，86.81%的受访者表示拥有银行存折，52.37%的受访者表示拥有银行卡，38.14%的受访者表示拥有借记卡，仅5.96%的受访者表示拥有证券账户（见图9）。

当然，可能农户还投资了其他金融资产，本题金融产品品种备选项略有疏漏。那么，我们设计了另外一个问题：“您家是否投资了下列金融产品（可多选）”？这里选项包括本币存款以外的债券、基金、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衍生品、商业保险、股票、互联网理财产品等九大类金融产品。从受访农户的回答看，投资本币存款以外的任何一种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都不高，例如11.97%的农户投资了理财产品，10.8%的农户投资了商业保险，8.72%的农户投资了基金等（见图10）。

图10显示，有72.25%的农户没有投资于本币存款以外的任何金融产品，结合上一问题的回答，我们不难想象，至少70%以上的农户投资最为偏好的金融产品是银行存款。

（二）农户投资有强烈的风险规避特征

调查显示，农户在投资选择时普遍有强烈的风险规避特征。

由图11可见，平均而言，排第一位的是基本被认为无风险的“存银行”，分值高达5.23，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排第二位的，是同样无风险的“放家中”，而且这个分值为3.63，比排第三位的具有一定风险的“买理财产品或资金”的分值2.02都要高得多，比投资风险更大一些的“股票投资”的分值1.19高出更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农户将闲钱用于风险较大的“民间借贷”的投资选择，排倒数第二位，分值非常低，仅为0.88；至于用于典型高风险的“发放高利贷或参与集资”的选择，则处于倒数第一位，分值低至0.39。这一调查结果足见，浙中农户投资有强烈的风险规避特征。

另有一项“您家过去两年是否有投资于互联网理财或众筹产品”设问的调查结果表明，有92.33%的受访者给出了“否”的回答，仅7.67%的受访者回答“是”。这进一步印证了农户金融投资的风险规避特征。

调查还显示，农户对于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建设第一位的要求是“安全”。当问及“您认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目前最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时，农户的回答见图12。

由图12可见，受访农户的选择结果是：排第一位的为“安全”，占36.15%；远高于排第二位的“便捷”（占比22.01%）；更高于排第三位的 “费用”（占比12.29%）；“合适的产品”则仅居末位，占比为9.67%。至于还有一个选择“其它”，占比19.88%， 这是因为部分受访农户认为多选更为合理，单选不便选择，从统计学意义上看，这显然不影响“安全”的选项高居第一位。

毫无疑问，浙中农村农户金融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特别注重安全，或者说特别注重风险规避。

（三）农户缺乏最基本的金融投资知识

调查显示，对于“假设您在银行存了100元钱，银行利率2%，期限3年，3年后帐户里应当有多少资金？”这样一个问题，仅有32.48%的受访者农户能正确回答（106元），还有共4.24%的受访农户回答错误，有63.28%的受访农户干脆回答不知道（见图13）。

当问及“假定钱存放银行1年，存款利率5%，通胀率6%，1年后我们将钱取出，钱是增值、贬值，还是购买力没有变？”这样一个问题时，仅有23.2%的受访者能正确回答“贬值了”，还有6.38%的受访者错误地回答“增值了”或“购买力未变”，有高达70.42%的受访者干脆回答“不知道”（见图14）。

耐人寻味的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学历高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学历为研究生的受访者没有一个正确回答“钱贬值了”，而是全部错误回答“钱增值了”；回答为“钱的购买力没有变”的受访者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固然最高，为50%，但大学文化程度的与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的受访者各占25%比例，须知整个受访者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8.50%，而高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占21.33%，说明大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对该问题回答错误的比例更高；回答“钱增值了”的受访者中， 初中文化程度受访者占比最高（53.85%），远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访者占比（23.08%），再次证明文化程度高低与金融基础知识强弱不能划等号。

此外，关于“债券、股票和基金，哪种金融产品是固定收益产品”的调查结果显示，仅11.39%的受访者能正确回答是“债券”，另有6.47%的受访者回答是“基金”，2.58%的受访者回答是“股票”，却有高达79.5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

综上可见，受访农户大都不会计算最基本的单利存款本利和，不懂通货膨胀对货币实际购买力的影响，不会区别固定收益产品和非固定收益产品，表现出他们无论何种文化程度，都缺乏基本的金融投资知识。

启示与建议

（一）启示

由以上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一是当前完善正规金融体系比发展非正规金融体系更为重要。调查显示，浙中农村近些年来，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表现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农户的融资偏好是正规金融机构，而不是非正规金融机构，这刷新了我们多年形成的认知。以往许多调查报告式文献，无论调查对象来自发达地区农村（例如江苏省农村）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例如吉林省农村），无论农户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所得结论都是农户融资偏好于非正规金融体系。这背后的逻辑是：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降低的同时，伴随的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各类正规金融机构竞相在农村入驻或组建，这样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基于信用体系日趋健全的竞争使得农户对贷款价格有一定议价权，贷款利率趋降且贷款可得性大大提高。本世纪初以来，在农村打造一个规范、完善的包括正规金融体系和非正规金融体系在内的二元金融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和金融监管层的共识，在正规信贷体系发展跟不上农村信贷需求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如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社区银行、小贷公司等也成为学术界主流的意识；然而今天我们必须正视：在当代农村，至少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完善正规金融体系比发展非正规金融体系更为重要。

二是当前在农户正规金融信贷约束问题上降低需求方约束比降低供给方约束更为重要。调查显示，在浙中农村，农户虽然仍面临一定的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约束，但总体上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并未遭遇到信贷供给型约束，而是存在着信贷需求型约束。基于这一调查结果，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在农户信贷约束问题上，降低需求方约束比降低供给方约束更为重要。因此，今后我们不能延伸传统思维惯性，在农村信贷市场上过分鼓励、倡导、激励正规金融机构放松信贷条件、降低信贷价格（利率）、增加信贷可得性，而是要更加关注在农户自身寻找信贷约束因素，更加注重通过发展、完善农户自身来优化信贷条件，增加有效信贷需求。

三是农户金融投资意识中安全比收益更为重要。调查显示，浙中农村农户投资最为偏好的金融产品是银行存款，或者说浙中农村农户金融投资的首选是风险极小的银行存款，并且在理财产品、股票、民间借贷和发放高利贷或参与集资这一风险递增的金融产品序列中，风险越大的金融产品，农户投资越是规避。受访农户还明确表示对于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建设第一位的要求是“安全”，至于 “便捷”“费用”和“合适的产品”等这些涉及收益的要求，则在农户意识中处于次要地位。可见，浙中农村农户的投资行为具有鲜明的风险规避特征；在浙中农村农户投资理念中，安全比收益更为重要。

四是为农户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比提高文化程度更为重要。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普及、文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全国各地、各族人民都非常重要，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共识。从此次调查看，浙中农村农户仅8.5%拥有大学学历，21.33%拥有高中（或中专、技校）学历，仅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高达69.61%，占到七成。毫无疑问，农村居民文化知识还需进一步普及，文化程度尚有待提高。但是，此次从调查结果我们也看到，与文化程度不高相比，农户金融基础知识更为缺乏。农户不会计算最基本的单利存款本利和，不能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不懂通胀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不能区分不同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他们无论何种文化程度，均缺乏最基本的金融投资知识。那么从对日常生活、工作影响的程度和紧迫性上看，显然当前农村居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比提高文化程度更为重要。

（二）建议

依据以上启示，我们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邮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信贷业务的运行机制，还要进一步加大“工农中建”这些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在农村的入驻率、渗透率，稳步设立极具“乡土味”的村镇银行，加强正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为充分，贷款利率更为合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更有效率。

二是进一步降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信贷需求约束。具体而言，通过加快农村发展、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广大农民更快行走在共同致富之路上，同时深化农村产权确权和抵押制度改革，打造和完善政银保合作，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大数据综合平台，使广大农民具备更好的信用条件，增加农户有效信贷需求，从而进一步使得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发展、对广大农民共同富裕发挥更大促进作用。

三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管确保农户投资安全。要深化银保市场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强化对信贷、保险和证券市场的监管，强化对影子银行体系、非正规金融体系的监管，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坚决打击金融欺诈，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透明度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既尽最大努力确保广大农户投资的安全，又促进广大农户日趋形成现代风险投资意识，摈弃绝对安全观念，在相对安全和便捷的基础上，借助实体或互联网金融平台，合理追求经过风险调整的相对高的投资收益。

四是多管齐下向广大农户普及金融基础知识。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书籍这些现代和传统的媒介及宣传教育渠道的作用，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喜乐、寓教于案例地向广大农民传输和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此外，各类金融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包括村委会，也要通过不定期举办金融讲座或知识竞赛等形式来吸引和激励广大村民获取和巩固基础金融知识，提高其金融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