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当今生态问题的启示

林宪政 李凤丹

(①华东交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②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诞生地。马克思在手稿中集中阐述了异化思想，其核心内涵是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奴役和控制主体的现象。并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出发，马克思初步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历程分为原初状态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共产主义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复归三个方面，阐明了他对生态文明的思考。异化思想作为马克思早期的重要理论成果，内含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理解，特别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体化的关系，是厘清人与自然关系、解决当今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12日出席COP15并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1]。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继承和发展。借助异化劳动理论的成果，不仅可以为坚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提供哲学支撑，还可以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现实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最终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现代化社会。

一、异化思想溯源

异化源自拉丁文Alienatiio，最初的意思是“转移，让渡”等意。后经不同思想家不同领域的多次运用，最终被提到哲学高度。

在启蒙运动时期，英国思想家霍布斯首先在政治学领域使用“异化”一词，用来解释社会契约中权力和财富的转移或让渡，从而论证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法国思想家卢梭着重强调异化的否定含义，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2]，但是随着社会化程度加深，人们也被异化了。只有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将人民的权力交给社会，才能真正地消除异化，将自由与公平重新解放。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第一次将异化提升到哲学范畴，提出了“非我是自我的异化”思想。黑格尔在参照费希特“自我异化”理论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将异化的主体认为是“绝对精神”，提出绝对精神可以异化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从哲学意义上看，这是异化思想首次被系统解读。与之相对，费尔巴哈将“抽象的人”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思想，认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3]，提出了“主体在人”的命题，其思想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具有进步性。但是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离开了一定历史条件的人，没有看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观上最终陷入唯心主义。

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异化思想构建了异化问题的基本哲学框架，也影响了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对异化理论的扬弃与超越。马克思最终认识到异化的主体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异化思想，并对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进行了分析。

二、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

马克思将“客体被主体所创造却反过来奴役并控制主体”的现象称之为异化。他认为人的异化归根结底是劳动的异化，认为劳动异化是一切异化的基础，据此提出所有异化都是资本压迫人性造成的，引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对立和矛盾，进而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要解放人类、重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这也就揭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劳动创造人本身，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让我们蓬勃发展并富有创造力。但异化劳动却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人群明显分化，占有生产资料的成为资本家，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成为被剥削对象即工人。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只是“劳动的动物”“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畜生”[4]233。那些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除了做苦工来赚那些寥寥无几的工资外别无选择，这样的劳动便是异化劳动。劳动具有异己性，马克思认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4]159。工厂流水线作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典型的异化劳动，通过设置硬性评价指标，剥夺了工人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在该模式下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也使得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它的交换价值相分离。工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制造出他们买不起的商品，来为他们的老板赚钱。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出发，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一是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工人创造的产品却归资本家所有，劳动产品成为了一种压迫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创造越多的劳动产品，受到的压迫也就越大，他要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这就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对立起来了。工人亲手创造出来的产品成为用来压迫他的力量。消耗的力量越多，反对自身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4]157。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一方面通过劳动来创造劳动产品、创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劳动者也被自己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异化，非但不能占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反而不断地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

二是人和劳动过程相异化。由于工人生产出的产品不归自己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成为了外在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这种外化劳动成为了人们的负担，工人无法自由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劳动中不但不能肯定自己，反而在不断否定自己，让自己感到不幸，“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4]159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人们理应在劳动过程中感到快乐和满足。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劳动者丧失了尊严和权力，人的劳动过程被否定，劳动作为一种外在的东西，在劳动中工人只感受到了痛苦与折磨，他们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强制性的劳动。资本主义流水线生产便是典型例子，工人日复一日机械地进行着简单工作，压制了人的创造性，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此时，劳动就不再是劳动者谋取幸福的手段了，劳动变成了工人的沉重负担，变成了其谋生的必要途径。

三是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同从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分来看，人能够制造使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162。最初人的劳动是自由的、自觉的，但是在现实生产中，劳动并不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已进行强制性的劳动,使得人与劳动之间产生了异化。“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4]161异化劳动把自觉的、自由的劳动贬低为维持生存的方式。工人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资本家生产更多产品，创造更多剩余价值。劳动者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成为了动物性的存在，他的本质被否认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从属于资本家，工人的劳动成果和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他所创造的产品也变成了与他相对立的力量。当异化劳动把类生活仅仅作为生存下去的必要手段，人同人的类本质便异化了。

四是人和人相异化，这也是上述三重规定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理解人与人相异化。一方面是人与自身相异化。在劳动过程中，人对人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的占有，而是属于占有他劳动产品的人，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奴役和支配，这便造成了自我的异化。另一方面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人，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无法脱离他人而存在，因此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体现出人的各种异化。因此，当人发生自我异化的时候，人们之间也会因为其他人的自我异化而变成相互对立的关系，导致产生“社会联系异化”。因此“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4]163。异化也加剧了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价值结果却没有占有权，劳动成果反而被资本家收为己有，人的存在被否定。异化劳动使得资本家越加富有，他就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对立由此形成。

由此，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深入分析并批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源，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些理论在当时乃至当今社会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分析异化劳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更是为我们当下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

三、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审视生态问题

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察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不和谐问题，并科学预见和表述了未来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将自然问题放到了社会领域来讨论，来确定人与自然之间动态平衡的原初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的能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从自然的角度看，自然先于人类而产生，大自然既为人类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又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依赖自然的同时，也受到自然的限制，没有自然界，工人就无法创造任何东西。马克思也说过“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158。因此自然对人具有先在性。另一方面，从人类角度来看，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人的自然界，“与人分隔开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220。随着认知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提升，通过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给自然留下了人类的烙印，使自然成为适合人类需要的“人化自然”。

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第一重规定中，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是物的异化。当人生产劳动产品，也意味着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界进行了改造，人在生产自己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都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但在现实中由于物的异化，工人与生产出来的产品相互对立、相互异化，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异化，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家为了达到获取剩余价值的目的，不仅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无限制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双重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原初的动态平衡关系被打破。

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工具简单，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知之甚少，这也引起了对自然的恐惧和依赖。这个时期人们主要以顺应自然为主，其生存和发展都受到自然界的制约，以至于不自觉地崇拜自然，在许多原始部落都有各自的图腾文化，象征对自然的崇敬。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较差，对环境所造成的伤害可以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来恢复，所以在这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算和谐。

然而，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随着科学进步和知识水平的上升，自然界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人不再崇拜畏惧自然，相反，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倍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类中心论”等思想泛滥。尤其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以及自由市场的盛行，导致资本家对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视而不见，形成了金钱至上、物质至上的价值观，行动的唯一目的只为追求更多利润。在这种社会关系下，生产力越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反而越来越大。

上述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逐利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了一种社会制度，体现为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使得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资本的目的、动机和本质。对此马克思也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价值，像狼一样贪求剩余劳动”[6]。由此可见不仅工人被异化了，资本家同样也异化了，社会上发生了全面的异化。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对工人、对大自然进行双重侵占，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双重异化。根据异化劳动理论中人同人相异化可知，人的异化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4]164劳动本来是指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来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但异化劳动成为“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4]162，将自然界看作是满足生产需要的工具，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此外异化劳动还造成资本家而非劳动者拥有对产品的占有权，使得人与他人之间产生对立，造成了“交往联系异化”，使人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性本质。

由此可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同一，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最终会变为人与人关系问题，目前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将这一理论对照当今现实，与实际联系起来，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四、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

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念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185只有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来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剥削体制，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鉴古知今，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领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自然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社会共识被广泛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5]。自然作为母体衍生出人和人类社会，它容纳了人类发展所需要的事物，人类无法脱离自然单独存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也彰显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6]。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了自然条件的支持，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所需要考虑到的。

首先，无机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另一方面，人同时又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需要进行对象性活动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人是“自然存在物”和“对象性存在物”的统一，而作为完整的人，都必须以人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界为依托，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为人的生产发展提供了材料、对象和工具，离开自然界人就无法生存和发展。而资本的逐利性和自由市场的盲目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资本家为了追逐利益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导致了异化劳动的产生，如对工人进行剥削压迫、对产品进行劳动分工等，同时也不可避免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异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矛盾。生产力和技术的提高也为人类提供了征服自然的新方式，资本家在利益的诱导下对人和自然进行双重掠夺，不仅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且不顾自然的承受力而无限度地索取资源，造成了水土流失、资源危机等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摆脱“人类中心论”“征服自然”等错误思想。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活动，自然都会或好或坏地返还给我们。在如何对待自然方面，恩格斯就曾深刻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自然与人类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于破坏自然的不良行为，自然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我们警告。例如持续了近五个月的澳大利亚山火给我们带来惨痛的教训，数以千万计的哺乳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火灾所引发的一系列连带后果不堪设想；东非蝗灾爆发，3600亿蝗虫泛滥，侵食粮食，摧毁家园；随着全球变暖、海洋污染，2020年南极的气温首次突破了20摄氏度，南极已经达到气温临界点……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这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在给我们证实，违反自然规律最终会自食其果。正如《寂静的春天》描绘的，本来一个美丽的村庄，由于人们过分使用化学药剂毒害自然，给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危害，同时人类自身也累积越来越多的毒物。这样的做法，无益于自然，无益于人类。有人说这几年很“魔幻”，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这种种迹象都在告诫我们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次，人不是完全被动地依赖自然，人类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古至今，人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古代的“天人感应”发展到工业时代的“人定胜天”再到现代社会的“天人和谐”，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人类要依靠自然界生活，就必须同自然界和谐相处，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抵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等错误思想，发自心底地敬畏自然，保护自然。

(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社会中生态危机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分析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在社会实践中推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

首先，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从深层次来讲是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充分利用自身的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来发展生产力，让自然界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出现了劳动异化，劳动产品的所有权都被资本家占有，社会关系也产生了畸变，造成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状态：一极是资本家的奢靡，另一极是工人的赤贫。资本家作为剥削者把工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而且对自然进行野蛮的征服和掠夺，并且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行无节制地扩大再生产，从而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而且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为了使资本积累和再循环能够得以进行，开始在国外设厂，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中去，使得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为了解决生态危机，我们首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指导，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其次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全球化的影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环境异化也在畸形消费活动中不断加深。西方消费主义将消费与幸福联系起来，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将消费变成了挥霍，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消费市场，这种消费观不断驱使人们成为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奴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有些人甚至为了购买他们负担不起的商品而主动选择异化劳动，导致了人与物主客体的颠倒。而资本主义为了缓解其固有矛盾，也不断鼓励人们进行过度消费，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进行更加疯狂的掠夺和开发，本·阿格尔对此也曾说过“资本主义由于无法提供无限的商品来缓解异化劳动，只能维持现存工业增长速度，从而引发生态危机”[8]。这种不良消费方式导致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加剧了人需求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剧了生态危机。畸形的消费观导致了畸形的生产，人们在利益的诱导下不顾自然的承受力而无限度地索取资源，造成了水土流失、资源危机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大自然也将恶果反馈给人类。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9]，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鼓励人们养成绿色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倡导生态理性，不仅要树立良好的消费观来抵制西方的过度超前消费，也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此外最根本的是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制度变革，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总的来说，在当今社会中，生态问题作为人们最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不仅有利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揭示了人类生态文明转向的趋势；还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