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弘文馆的他调：“珠英学士”制度构建及其文人群体

王 冰 慧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学界对珠英学士的研究已有相应的成果：一是基于史料，完善珠英学士群体的构成情况。二是从文献学角度，厘清《三教珠英》与《珠英学士集》的文本情况。三是以文学为切入点，研究文学与珠英学士的关系(1)一是基于史料，尽量完善珠英学士的情况，如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二是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三教珠英》与《珠英学士集》的文本情况，如《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之《珠英学士集》前序，陈伯海、朱易安编撰《唐诗书目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之《珠英学士集》五卷。三是以文学为切入点，研究文学与珠英学士的关系,如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之从“北门学士”到“珠英学士”。同时，不少论文以《珠英集》为切入研究珠英学士，如聂永华《“珠英学士”诗歌活动考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刘玉与张采民《从〈珠英集〉残卷看初唐宫廷诗人的情感世界》(《文学教育》2010年第12期)、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但总体而言，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单薄。就制度而言，“珠英学士”的制度构建基础、群体构成情况、具体的职能及活动等，仍存在可继续研究的空间。

一、“珠英学士”制度的构建基础

一般情况下，某一项措施(或称临时制度)的产生，与现存制度或措施有所联系是自然之理。而这些联系与渊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该措施(或称临时制度)的存续状态，如该群体构成、具体职能及活动等。

“珠英学士”构建与两项制度密切相关。一是文馆学士制度。根据《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条下记载：“自汉廷熹至今，皆秘书掌图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及太宗在藩邸，有秦府学士十八人；其后，弘文馆、崇文馆皆有学士，则天时亦有珠英学士，皆其任也。”[1]279《唐六典》由张说、萧嵩、张九龄等人先后主持修撰。其中张说便曾参与《三教珠英》的编纂活动。他对“珠英学士”的认识既是基于自己的实际经历，更是代表国家的政治观点。《唐六典》是玄宗时官修的行政性质法典。“珠英学士”记录于《唐六典》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对其政治上的肯定。珠英学士记于“集贤殿书院”条下。在介绍“集贤殿书院”的部分之前，记载秦府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珠英学士等机构。以情理度之，其某些事项与此类学士存在渊源及相似之处。详见下表：

表1 各类学士相关情况

在时间上，珠英学士成于秦府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之后。而学士之职在唐初开始就已经逐渐官方化，因此学士本身有其制度基础，这为珠英学士的临时设置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又为珠英学士的设置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模板。具体而言，一方面，秦府文学馆学士的存在模式为个人性(非完全官方意义)智囊集团提供了先例。众所周知，珠英学士名义上是国家的某一组织(或称群体)，实际上是基于武则天的个人利益而设置的机构团体。可见，它与秦府文学馆等藩邸学士存在政治上的相似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经籍”与学士的文学性质有着天然的联系性。从秦府文学馆的“锐意经籍”到弘文馆的“掌详正图籍”再到崇文馆的“经籍图书”、集贤馆的“刊缉古今之经籍”。这些都是珠英学士可学习的对象之一。而此时的某类学士(如弘文、崇文)既是珠英学士职能的渊源所在，又是珠英学士为自身政治目的不得不分离的目标对象。换言之，已存的弘文馆、崇文馆等的职能皆包括“详正图籍”。然而，在历史发展中，两者自然已经完成了职能、文化话语等领域的划分、掌控，并在各方势力之间达到了某种相对和谐的状态。若武则天想更为便捷地操控文化话语，最好办法就是另辟蹊径。这便是珠英学士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最终，在君权的强力推动下，珠英学士完成了初置。其主要职能为整理图籍；具体任务则是编纂《三教珠英》；涉及的活动是与文学有关的相关活动，如文人聚会、诗歌侍从等。

在武则天时期，不能忽略的另一机构是奉宸府。若说珠英学士与文馆学士的关系，更多在于制度借鉴与模式效法，那么，与奉宸府的关系主要在于设置目的、人员构成等方面。关于奉宸府的记载并不甚多，《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诗纪要》《资治通鉴》等各类记载大抵相同，并无龃龉之处。因《资治通鉴》的记录较为集中，故引之。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圣历二年(699)正月)甲子，置控鹤临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员半千皆为控鹤监内供奉。”[2]6538“(久视元年(700))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2]6546此处，我们可看到两点：首先，控鹤府、奉宸府的初设出于武则天的私人目的。根据《新唐书·员半千传》记载：“半千以控鹤在古无有，而授任者皆浮狭少年，非朝廷德选，请罢之。”[3]4162控鹤、奉宸虚有其名，有官无职，多为声色之用。这种情况的存在，自然会导致个别官员的非议。因此，为了给张昌宗、张易之等正名，因此颇引“文学之士”加入这些机构。例如《新唐书·郭震传》：“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3]4360所以，乍看之，该机构与文学之士亦是颇多瓜葛。然而，仅仅是“文学之士”的加入是不够，还需要有相对正当的事务。《旧唐书》提到“欲以美事掩其迹”(2)此条我们往往忽略其内在的政治意义，编纂于武周时期的《三教珠英》其实反映了武则天对李唐文化乃至政权的继承与发展。见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换言之，控鹤府、奉宸府的存在已经不能成为“嬖宠之人”理所当然的名义上的庇护，因而寻求新的存在理由——《三教珠英》的编纂。其次，我们已知奉宸府加入了诸多文人。其中最为知名的是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即《新唐书·张易之传》记载的“乃引知名士阎朝隐、薛稷、员半千为供奉”[3]4014。而该机构的文人，一部分则构成了珠英学士群体的来源。但由于设置目的不单纯，这也导致了所加入的文学之士的基础动机不一，或随波逐流，或有意攀附，或无奈加入。后来珠英学士不同群体的出现，于此有很大关系(下文详之)。

综之，文馆学士为珠英学士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与可效法的模式，奉宸府设置提供了设置动机与人员构成。这两者为珠英学士的重要制度渊源，而其具体措施与职能、活动都与此脱不开干系。

二、珠英学士的性质与地位：“名”与“实”

学士参与《三教珠英》的编纂活动，因此有“珠英学士”之名。“珠英学士”之称有政治上的意义，亦有文学上的意义。珠英学士在政治意义上的存续时间与《三教珠英》的编纂时间密切相关。根据典籍相关记载，《三教珠英》始修时间于圣历三年(700)改元久视前，修成于大足元年(长安元年)(701)(3)参见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以为是圣历二年至大足元年。。又《太平御览》：“至是毕功，上亲制名曰《三教珠英》。”[4]731“珠英”是《三教珠英》的缩写，而《三教珠英》为武则天御定之名。“珠英学士”之称却并非由武则天而定，应为自发的、惯性的生成。

实际上，在编纂过程中，《三教珠英》的编纂群体亦称“学士”。此时，虽暂无“珠英学士”之名，但有“珠英学士”之实。在性质上，此时学士性质既有非官方的文人性，又有一定政治的官职属性，但更偏向后者。珠英学士之职并非属于正式的职官系统，但是它仍是行政系统所认可的职务。从以下几则材料来看，可见端倪：其一，《旧唐书·阎朝隐传》：“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5]5026又《新唐书·徐彦伯传》：“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3]4201此时以“文词之士”为“学士”，指代编纂《三教珠英》的文人群体。可见此群体已有“学士”之名，且与文学之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二，根据《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遂授右武卫胄曹右控鹤内供奉，寻迁奉宸监丞。”结合控鹤府、奉宸府的设置时间，可知《古剑歌》创作应在圣历二年(699)至大足元年(701)期间。而两者于景龙年间才为修文馆学士，此时之“学士”当指修撰《三教珠英》的学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称李峤和阎朝隐为“学士”，而不以其他官职称之，这在称呼上说明了“学士”之称的优先性。而这种优先性来源于对修撰《三教珠英》文士政治上的肯定。

②Emmanuelides，A．P．，“Determinants of product development time:A framework for analysis”，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1991，pp．342 ～346

另一方面，在文学意义上，《新唐书·艺文志》：“《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4]1623这说明“珠英学士”在《三教珠英》修成不久后，至迟编选者崔融卒前(即神龙二年(706))，成了名副其实的存在。同时，《珠英学士集》的文本又给“珠英学士”提供了文学史意义的存在载体。

简言之，“珠英学士”之名自《三教珠英》修纂之时便已存在。在修撰过程中，此类文学之士被称为“学士”。虽然其不属于正式的职官系统，但学士的职能也是“师出有名”，得到政治上的肯定。“珠英学士”真正定名应当是《三教珠英》定名之后。另外，因为《珠英学士集》的存在，珠英学士群体及该集收录作品获得了文学史上的意义。

三、珠英学士的职能与活动：权力网络与文化联系

珠英学士既然有官职意义上的身份，自然有相应的义务。具体修撰之事，在《唐会要》《太平御览》《旧唐书》等典籍中皆有提及。《唐会要》：“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城等部。”[6]657又《旧唐书·徐坚传》曰：“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迁司封员外郎。”[5]3175可见，此次《三教珠英》的编纂是依据徐坚的基本规划，以《文思博要》作为底本，另加佛教、道教、姓氏、亲族四类内容而展开。实际上，结合其修撰时间之短，也从侧面反映出《三教珠英》的编纂更多的是出于某种即时的利益考虑，如为张昌宗等人正名、对三教文化的权衡、意欲归政李唐的愿望[7]，而在文化上并没有特别的突破。

而关于珠英学士的参与人员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即“二十六人”“四十七人”“三十六人”。《唐会要》《新唐书》《玉海》(引《唐会要》)记为“二十六人”，《玉海》(引《唐书》)记为“三十六人”，《郡斋读书志》记为“四十七人”。学界(4)参见《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徐俊校辑《珠英学士集》前记；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以为“二十六人”与“四十七人”之说皆有根据。而造成“二十六”与“四十七”两者数字上不同之原因是初期计划参与的人员与后期实际参与人数的差别。

目前，笔者以为确认参与《三教珠英》的人数有三十三人。根据《唐会要》记载：“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乔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韦元旦)、杨齐哲、富嘉、蒋凤(符凤)等二十六人同撰。”[1]657这二十六个人参与《三教珠英》的编纂是确认无疑的。又《珠英学士集》记有作者胡皓一人。此亦无争议。又《文献通考》提到“晁氏曰：唐武后期，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8]6657以及《朝野佥载》提及“所进《三教珠英》乃崔融、张说辈之作，而易之窃名为首”[9]172—173。这说明了在唐人的认知中，《珠英学士集》编纂者崔融与《三教珠英》编纂工作存在联系，这增加了崔融曾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可能性。另外，《新唐书·艺文志》记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张昌宗、李峤、乔侃……撰”[3]1563。《新唐书·李适传》：“武后修《三教珠英》书……于是(李)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3]5747辅之以《旧唐书·阎朝隐传》《唐诗纪事》《新唐书·尹元凯传》等，可见胡皓、武三思、崔融、张易之、乔侃、李适、刘允济等七者参与了《三教珠英》的修撰工作一事大抵不错。

另可推测为《三教珠英》的修纂者有十一人，具体材料如下：《玉海》附注云：“《刘禹锡集》云：珠英卷后列学士传，蒋凤白衣在选，一本吴少微亦预修。”[10]965又《唐诗纪事》：“沈佺期《黄口赞序》：‘圣历中，有敕东观修书，黄口飞落铅椠间，奉宸主簿李崇嗣采花哺之。’”[11]《旧唐书·朱敬则传》：“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象，号为《高士图》。”[5]2915《旧唐书·吉顼传》：“始，(吉)顼善张易之、殿中少监田归道、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员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为控鹤内供奉。”[5]4848《旧唐书·张易之》：“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5]2708可见吴少微、李崇嗣、苏味道、李迥秀、王绍宗、吉顼、田归道、薛稷、房融、崔神庆、杜审言等十一人与二张及其他珠英学士甚有瓜葛，很有可能相互援引，最终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

而细考究参与《三教珠英》的群体可发现，这一群体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治利益为中心的群体；一类是相对具有文化气息的群体。就前者而言，张昌宗、张易之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珠英学士的存在与奉宸府的设置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渊源关系。奉宸府最初的设置目的是给“嬖宠之人”提供一个名义，珠英学士的出现则是又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而张昌宗、张易之作为“嬖宠之人”则借着与武则天的私人关系而谋求公共权力，因此自然成为某些珠英学士所亲附的对象。这些官员中包括真正的文学之士，亦包括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例如《新唐书·崔融传》(《册府元龟》亦提及)：“张易之兄弟颇延文学士，融与李峤、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降节佞附。”[3]4196《唐诗纪事》：“迥秀、崔湜、郑愔在武后、中宗时，以奸淫污名位，然皆有文。迥秀尝以鸳鸯一双与张易之共饮，取其常相逐也。”[11]287《新唐书·薛曜传》：“子曜(薛曜)，圣历中，附会张易之，官正谏大夫。”《新唐书·宋之问传》：“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3]5750可见，李峤、苏味道、王绍宗、迥秀、崔湜、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人皆曾亲附于二张。在这个群体内，讨好、谄媚是基本手段，故而部分个体所行所为不惜舍弃个人气节而谋求利益，于是有“为易之奉溺器”的举动。同时，文人的文学才能是讨好、谄媚的工具。例如“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此时宋之问、阎朝隐以文才之笔为张易之作诗而讨好张易之，而张易之借“自己”之诗歌又去迎合君主喜好，最终获得或巩固自己的已有政治资本。

而这一群体的另一个非文学性的主要人物是武三思。根据《郡斋读书志》在“《三教珠英》三卷”条下强调“右唐张昌宗等撰”正说明了张昌宗在《三教珠英》的编纂中所扮演的代名人角色。而在“《珠英学士集》五卷”条下提及“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3]1623。这里只提及武三思而不言及二张，就说明了武三思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武三思为则天皇后之兄子，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武氏政权的一种公开宣示。不过，武三思圣历二年(699)为内史，久视元年(700)罢，应未能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全部过程。

另一方面，二张本粗于文采之事，他们只是名义上的领头人。真正编纂《三教珠英》的群体则属于另一文人群体。相较于权力为凝聚力的群体，文化群体中情况相对复杂。根据各类典籍记载，不同个体在不同典籍中出现的顺位不同，出现频率亦不同。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后人对其在编纂工作中的认可度。

表2 各类典籍记载的《三教珠英》参与群体的情况

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物是李峤。李峤其人有文学才能，拥有成为真正意义上(而非挂名意义上)的学士之资格。《旧唐书·徐坚传》云：“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5]3175，而《唐会要》《资治通鉴》《钦定续通志》等亦将李峤的顺位置于他人之上。此处直接说明李峤的领事地位。其次，徐坚、张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是《三教珠英》提纲挈领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于其他人，在不同的典籍中所处的位置不一。在《朝野佥载》中提及崔融、张说，将这两者作为《三教珠英》的代表。张说的重要性上已提及。而崔融的重要性，笔者稍有疑惑。崔融其人并未在《旧唐书》《新唐书》(关于《三教珠英》编纂者的论述)中出现。因此，其重要性需要根据文本进行斟酌。考虑到《朝野佥载》的笔记小说性质，它的可信度不及正史。又考虑《珠英学士集》在唐代流通的可能性与普及型，崔融之名可能广为人知。笔者以为《朝野佥载》将崔融作为《三教珠英》的代表是由于《珠英学士集》的影响。

另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提到“给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员半千”，《钦定续通志》《唐音癸签》则明确提到了“徐彦伯为首”。而在《新唐书》《唐会要》中徐彦伯亦处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这与李峤为首的论断有矛盾之处。结合徐彦伯的生平经历，笔者以为李峤为首应该无疑，但徐彦伯其所处的位置亦是重要的。一方面，徐彦伯景龙二年(708)入修文馆，随后出馆。此后又为昭文馆学士(入馆时间未详)。可见，他一直处在离政治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受到各方的关注。另一方面，徐彦伯其人文名远播，影响了其在《三教珠英》的声名。根据《全唐诗话》记载：“徐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鹓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筱骖’，‘月兔’为‘魄兔’。进士效之，谓之‘涩体’。”[12]71可见，其文章是得到统治者与社会文人肯定的。又从该条记录出现于《唐音癸签》的诗歌总集中，姑且可认为对徐彦伯的肯定更多来自社会文人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历史的记载多是以二十六人为基础展开论述，因此其他后加入的珠英学士的重要性与否则未能明确得到体现，因此本文存而不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珠英学士的构成群体是有限的。《艺术的法则》曾提及：“因此，沙龙之所以与众不同，与其说聚集了一些人物，不如说是排斥了一些人物，它有助于在根本对立的强大力量周围构建文学场。”[13]67我们自然不能照搬其他书本的理论来套用唐代的情况，但这确实给予我们一些启发。被“选择”参与的群体确实一定程度代表了活动性质，如隐藏的政治目的、明面上的文化追求、揣测下的娱乐活动。而其他不符合此类特征的群体则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这说明参与此类活动的人群是相互“需要”的。

综之，典籍中的顺位是由官职、君王的认可度、与二张的关系等多种因素造成，不能据某一史料武断地进行判断。权力为凝聚力、文化为内核的两个群体并不是严格分开的。政治、文学是某一个人物的一体两面。政治为主的群体中有文学之士亲附，文学为主的群体亦离不了政治人物。珠英学士的生成背景，默认了这种情况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看到文学核心李峤与政治核心人物二张有所交往，这是身处同一个庙堂之上的人无法避免的事情。以场域的理论来看，《三教珠英》的编纂工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将自己的文学资本转化政治资本。而沈佺期、阎朝隐之徒则是文人群体相对急功近利的个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教珠英》得以编纂，这也决定了文化功能并不是《三教珠英》的全部目的。

四、结语

珠英学士的产生有其制度构成基础。一方面，唐初，学士逐渐职官化，成为职官系统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学士制度为珠英学士的设置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同时，已有的职能分化，促使珠英学士在弘文馆、崇文馆等文馆之外另辟蹊径。另一方面，武则天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及政治考量，设立了控鹤府、奉宸府。而这之中的官员以及其他文学之士，构成了后来珠英学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珠英学士设立的背景。最初，珠英学士进行《三教珠英》的编纂，只称“学士”，未有“珠英学士”之称。自大足元年(701)之后，《三教珠英》编成并获得武则天御定之名，“珠英学士”之称成为可能。随后，崔融编选《珠英集》，使得“珠英学士”及其文学创作获得文学史上的意义。

珠英学士的具体参与人员为四十七人。因为珠英学士设立时的特殊背景，使得珠英学士具有文学性、政治性等双重属性。因此，珠英学士群体亦可分为以权力为中心的群体和以文学文化为中心的群体。前者以张昌宗为中心人物，后者以李峤为中心人物。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教珠英》得以编纂，这也决定了文化功能并不是《三教珠英》的全部目的。而这也是导致《珠英学士集》的构成呈现出政治因子、文学因子的原因之一。当然，珠英学士与其他学士的关系仍可以进一步探索。同时，在明确珠英学士设置之后，也可为《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