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周均锟 马志芹

（喀什大学 新疆喀什 844008）

一、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来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浸润

李大钊是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九年的私塾教育下他熟读四书五经，这为他年少时期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忧患意识是李大钊早期中华民族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新中华民族观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指出，如果一个人遇到危险，首先应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应时时刻刻以义为上，坚守个人的做人准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涌现了一大批为救国救民、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仁人志士。1912年李大钊在《隐忧篇》指出党争日益激烈、省界愈划愈严、匪患霍乱丛起，充分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久为延续。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以及对民族复兴的渴望，李大钊认为我们应唤起民族自觉，奋起直追锻造青春之中华。

（二）孙中山五族共和论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建成，孙中山毅然放弃了原有民族主义中的“排满”主张，并且吸收曾经的立宪派梁启超等人思想中的合理内核，首次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全新理念。其政治核心就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清帝退位诏书上也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仍然是包含满、汉、蒙、回、藏五族全部领土的国家，这无疑是在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有关民族的问题。由此可见，五族共和的理念已包括民族统一的内涵，与“中华民族”的意义趋近，其进步性不可否认，但是，显而易见汉、满、蒙、回、藏五族并不足以概括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李大钊正是在此基础上在把五族共和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意义上推进了一大步。

二、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何为新中华民族主义

李大钊认为民族主义是同一人种相互吸引、互为联络的一种倾向。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有分崩离析的倾向，例如奥地利，其国家民族问题复杂，不仅社会秩序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因为皇储遭到袭击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第二种是不同国家的相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之情，例如爱尔兰独立问题，爱尔兰威士特人坚决反对脱离英国而独立并做出反抗，而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则为自治活动施以援手。那么，新中华民族主义在中国又处于何种境况，有什么文化和地域基础呢？

李大钊指出是各民族有史以来的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相互交往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他强调在各民族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正是自从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此时所需要的，是民族觉醒的重要因素。也正因如此，李大钊对共和建立之初仅有五族之称表示遗憾。在他看来，“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各族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更逐渐趋于融为一体，故“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1]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有统一民族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才能在盛气凌人的欧风美雨中脱颖而出、发扬光大，以实现民族振兴的目标。

（二）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内在价值诉求

李大钊指出要实现新中华民族主义就要解决好民族问题，即实行联治主义以实现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他认为各民族与国家都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而实行联治主义则可以在保持其自由个性的基础上利用他们的共性，从而达到取长补短、团结合作的目的。当然，不乏反对者提出异议，他们持有联治主义会扼杀民族个性与自由的态度。有民族自由是否意味着民族之间无法联合，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处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呢？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认为民族个体与民族联合甚至可以说个性与共性并不是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自由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而个体也是相对于群体而存在的，只有在秩序制约下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单个民族与联治也是如此，联治主义是以各个民族为生存土壤的，而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汇聚更大的力量。

于国内而言，李大钊倡导联治主义团结各民族以凝聚民族精神；于国际而言，面对日本所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则将联治主义的内在精髓扩展，提出新亚细亚主义以根本区别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阻挡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势力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指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其想要吞并中国的掩饰手段，而事实上日本也的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分裂中国。李大钊指出，凡是亚细亚的民族都应该联合起来，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自己所提倡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3]在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中，李大钊的思想无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正在试图创立一种亚洲自己的联合体，民族独立、平等、自由，中国不再处于西方世界的边缘地位，而是世界的一员。

（三）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实现的道路

李大钊认为倡导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目的是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实现民族振兴，而振兴中华民族就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迅速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推动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该依靠何种力量来推翻官僚政治和摆脱列强的控制，他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都成了工人”，[2]他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庶民的力量。因此，他抛弃了此前寄希望于青春的力量实现民族振兴的愿望，而是转而关注如何激发最受压迫的工人群众的力量。

李大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必然发生的，社会形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出社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并以“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来形容“社会主义”之发生。[4]蛋壳里的小鸡破壳而出的主动性与必然性不言而喻，社会主义的到来也是这样。李大钊认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4]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所受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所受的摧残，使中国处于弱小民族的地位。正如社会主义之发生的不可抗拒性一样，中国作为一个饱受压迫的民族国家，更应该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这种革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也是必然发生的，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世界意义。

在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就紧密结合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振兴，是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归宿。

三、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精神的振兴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也是在一次次的战争中逐渐觉醒。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提出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一时间“五族共和”为当时的人们所追捧，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成为热潮。

李大钊指出：“十九世纪以还，欧洲大陆茁生于拿翁铁骑之下者，实为国民的精神。”[1]他尤其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超越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从整个中国的视角来审视民族问题。中华民族之所以称其为中华民族，各民族间没有明确界限，皆因“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1]中华民族自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谐互助，在共同生活过程中结成了亲密的交往关系并形成了民族精神。此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各民族更应该在共同的旗帜下携手奋斗。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无疑就是这面旗帜，促进了民族融合，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不仅如此，李大钊“新亚细亚主义”站在世界民族的高度，既肯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客观地分析中国在亚洲的独特的优势以及亚洲文化同源，同时也主张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他批判日本企图独占亚洲的帝国主义行径，认为亚洲各民族应联合起来抵制西方的侵略，实现亚洲的民族解放，这极大地动摇了以西方为主的民族思想，他将中国的民族解放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使新中华民族主义既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也使中国国民运动密切地与世界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

（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军阀割据，世界动乱不堪，李大钊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同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扛起了救国于水火的责任。他希望通过“新中华民族主义”来唤醒国人心中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觉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实现民族复兴。他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摒弃了当时简单的排外思想与保守主义，他不仅使用了凝聚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一词，还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联合，极大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诉求。而这与当时列宁所倡导的反对殖民侵略和外来压迫的民族自觉理论所契合。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李大钊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通过深入考察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认识到社会主义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李大钊在中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马恩原著，研究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以及在中国的应用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李大钊还积极进行各种革命实践活动，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作斗争，积极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甚至最终付出宝贵的生命。

（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李大钊毕生追求的事业，1921年，李大钊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最低纲领。革命过程中，李大钊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从1922年开始，几次南下与孙中山会面交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与国民党改组。他在给孙中山的改组建议中指出仅仅只是用“推翻满清政府”来解释民族主义已经不合时宜，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国外又有帝国主义的爪牙虎视眈眈想要侵略中国，国民党应举起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旗帜，为全民族、全体国民而奋斗。也正因如此，李大钊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使得北伐战争迅速发展。国共合作的形成，将各阶层、各民族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真正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意义。而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内涵在李大钊为革命事业献身后依然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沿用，例如，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对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无一不体现着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延续。可以说，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