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视角

赵嘉路 贾晓明

博士生教育作为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中国 2020年博士生招生规模突破 11万人[1]，比2019年增加了35.2%。中国博士生培养的外部条件基本得到保障，但内涵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2-4]。专业认同是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问题[5]，是博士生培养过程的重要因素[6]，影响着博士生当前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专业成长。在博士生培养过程研究领域，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7]。该理论指出专业认同是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主要结果之一[7-9]，这为博士生专业认同影响机制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研究框架。

社会化（socialization）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首先提出的[10]。专业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下位概念。默顿这样描述专业社会化过程：学生在形成专业的自我的过程中，发展出一套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能够在专业的情境甚至在超出专业范畴外掌控自身的行为[11]。关于博士生专业社会化过程经常被使用的理论框架是Weidman等人提出的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8]。该理论模型描述了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发展过程。在该理论模型中，个人背景因素是输入性因素，是前置因素，包括动机、态度等；环境因素是过程性因素，其中大学环境是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核心因素，还有环境中各类关系的支持和影响；结果因素中专业认同是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实现形式。该理论模型以及相关因素可以为本研究提供参考。

博士生专业认同是指博士生通过对所学学科专业学习、研究、实践对所学专业接受和认同，并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探索和发展，依据专业选择职业，并把这一职业作为个人终身发展目标[12]。根据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背景因素和环境因素[8-9]。在个人背景因素中，读博动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学习动机对专业认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3-14]，读博动机包括了原发性动机和功利性动机[12]。但是对于这些不同的读博动机是如何影响博士生专业认同的，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研究。对于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发展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环境因素[8,15-16]。在环境因素中，导学关系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导学关系是博士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2,17]，导师是博士生的最重要他人[8,15]。此外，研究者之前的质性研究发现自我能动性也是重要的过程性因素[12]，会影响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发展，特别是博士生身份认同作为自我能动性因素，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具有重要作用[12]，这个因素在西方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和博士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中并未出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博士生作为一个独立身份[12]，在博士生专业认同发展过程中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值得进一步验证。本研究以两种不同的读博动机切入，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探索不同读博动机是如何影响博士生专业认同的，以及在博士生专业认同发展过程中博士生身份认同和导师支持会起到什么作用，以此为博士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两种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

已有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和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均认为博士生的个人背景可以影响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发展[8,15-16]，其中动机是一个较为稳定的个人背景特征。韦伯强调内在的学术志向和热情是科学灵感与创新的前提[18]。邝宏达把学术志趣和学术使命感作为研究生从事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来理解[19]。虽然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概念有一定差异，但都强调了原发性动机对于博士生读博生涯的重要影响。对于功利性动机，一些研究会称为外在动机，或者外在抱负，一些研究认为外在抱负较高的学生更关注学习任务的外部价值，所以会影响学习持续性[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1：博士生原发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有正向影响；

假设H2：博士生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有负向影响。

2.博士生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博士生身份认同是指博士生对博士生身份和归属群体的确认过程，包括对博士生身份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采取的行为模式[12]。虽然已有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和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中没有提到该因素，但以往的研究发现，博士生获得身份认同感，有利于增强博士生的自信并激励其进行科研创新[20]，已有学者证明博士生身份感知或学术共同体归属感对博士生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1-22]。Green研究证实良好的博士生身份认同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博士生学术支持的重要标志[23]。郑觅认为博士生身份认同的实现是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重要任务和过程[9]。赵嘉路等认为博士生身份认同是具有文化属性的影响因素，是博士生专业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12]。综上可知，博士生身份认同可能在读博动机与博士生专业认同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3：博士生身份认同在博士生原发性动机与博士生专业认同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H4：博士生身份认同在博士生功利性动机与博士生专业认同中起中介作用。

3.导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已有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和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均认为导学关系是博士生专业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8,15-16]。大量研究表明导师支持对于博士生读博生涯有重要影响[24-26]。拉金斯认为导师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支持可以促进学生的专业认同[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5：导师支持在博士生原发性动机与博士生专业认同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H6：导师支持在博士生功利性动机与博士生专业认同中起调节作用。

马永红等研究证实了导师对博士生身份感知起到调节作用，尤其是低学业投入的博士生在科研和学习中比较容易出现懈怠和迷茫的情况，需要导师加强督导力度并在导师的引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科研创新活动[22]。Gardner认为博士生的身份认知并非学生本人独自建构的，而是通过与组织中的他人交往和互动产生的，好的导师支持对于学生身份认同是有积极作用的[2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7：导师支持在博士生原发性动机与博士生身份认同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H8：导师支持在博士生功利性动机与博士生身份认同中起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8个假设，构建了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有调节作用的中介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影响机制的假设模型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和滚雪球取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最终有来自全国 33个省（区）89所高校的991名在读学术型博士生参与了本次研究。回收问卷991份，其中有效问卷982份，问卷有效率99.09%。其中，男生 533人（54%），女生 449人（46%）；平均年龄为29.54岁（SD=5.44）；博士生一年级至五年级以上分别为463人、218人、195人、69人、37人；理科177人，工科198人，文科285人，商科及管理194人，其他学科128人；农村生源289人，乡镇/县生源208人，中小城市生源327人，大城市生源158人。

2.研究工具

（1）博士生读博动机问卷。本研究采用孟春雷、方千华的博士研究生读博动机问卷[28]。修订后问卷共20个题目，分为2个维度：原发性动机和功利性动机。原发性动机是指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内生兴趣动机，共10个项目，包含学术兴趣动机（例如：酷爱学术研究）、理想追求动机（例如：读博实现自己的成为领域专家的理想）、精神驱使（例如：读博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功利性动机是指对读博士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获得博士学位带来的结果，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等，共10个题目，包含社会需求动机（例如：博士的社会地位认可度高）、工作需求动机（例如：单位职位晋升、职称评聘的需要）、家庭需求动机（例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孩子落户等）。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方法，从符合程度低（计1分）到符合程度高(计5分)，得分越高动机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χ2(104，N=982)=429.57，p＜0.001；RMSEA=0.056；SRMR=0.046；CFI=0.941；TLI=0.923。本研究中，该问卷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69和0.86。

（2）博士生身份认同问卷。本研究的博士生身份认同问卷根据多群体的族群身份认同测验(MEIM-R)进行修订[29]。修订后的问卷共8个项目，分为两个维度：身份探索和身份承诺。身份探索是指博士生参与探索并寻求理解博士生身份对个人意义的过程，包含4个项目，如“我花时间试图了解更多关于博士生学习生活的信息”等；身份承诺是指博士生对博士生身份有了清晰且确定的认识与认同，并获得相伴随的认定感、归属感，包含4个项目，如“我对自己属于博士生这个群体有强烈的归属感”等。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方法，从符合程度低（计1分）到符合程度高（计5分），得分越高表明博士生身份认同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为χ2(19, N=982)=60.18，p＜0.001，RMSEA=0.066；SRMR=0.057；CFI=0.95；TLI=0.928。本研究中，该问卷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77和0.82。

（3）导师对博士生支持问卷。本研究采用Van der Linden编制的导师对博士生需要支持量表（Doctorate-related Need Support scales）进行测量[30]。修订后的问卷共21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导师参与（involvement）、导师对学生自主性的支持（autonomy support）、导师指导的结构性（structure）三个维度。导师参与是指导师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投入情感、投入资源（例如时间）并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关系，包含7个项目，如“当我们讨论我的研究时，导师会积极地回应我”等；导师对学生自主性的支持是指导师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给学生提供选择而不是试图控制学生，欣赏学生的观点，并促进学生基于自己好奇心进行探索，包含7个项目，如“导师将我的想法纳入考虑范围”等；导师指导的结构性是指导师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可以提出明确的指示，提供正确指导，传达积极的期望，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包含7个项目，如“导师会教我研究需要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等。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方法，从符合程度低（计1分）到符合程度高（计5分），得分越高表明导师对博士生的支持越好。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χ2(116，N=982)=609.13，p＜0.001；RMSEA=0.066；SRMR=0.066；CFI=0.946；TLI=0.936。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在0.87～0.94之间。

（4）博士生专业认同问卷。本研究采用了Tan的《专业认同发展量表》（PIFFS）作为研究工具[31]，该工具符合本研究对专业认同的概念界定，一方面聚焦于对专业本身的投入，包括知识、经验、情感，另一方面也关注专业对于博士生价值观、未来的职业选择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更强调专业对自我认同的影响。修订后的问卷共24个项目，分为5个维度：专业实践知识；将专业人士作为榜样；专业经验；对特定职业的偏好；专业自我效能。专业实践知识是指学生除了学习专业领域知识之外，主动学习应用于专业实践的可用知识和技能，共6个项目，如“我知道我所学专业的未来工作的性质”等；将专业人士作为榜样是指学生对榜样进行模仿和学习，从而在专业和职业之间获得经验性学习的方式，共4个项目，如“我很钦佩那些在我学习的专业领域中资深的老师和学者”等；专业经验是指学生在本专业获得实际经验和成为专业实践者的感觉，共6个项目，如“我在校内或校外做一些与我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等；对特定职业的偏好是指学生对特定行业有强烈偏爱，形成初步的职业身份感，共2个项目，如“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目前所学的专业”等；专业自我效能是指学生对成功学习该专业表现出足够的信心，共6个项目，如“我相信我将来从事专业领域工作会做得很好”等。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方法，从符合程度低（计1分）到符合程度高（计5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专业认同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χ2(242，N=982)=896.06，p＜0.001；RMSEA=0.052；SRMR=0.046；CFI=0.909；TLI=0.897。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在0.71～0.86之间。

3.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R（R Core Team，2018）进行数据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使用 lavaan软件包（Rosseel，2012）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估计方法采用稳健标准误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第一步，对各量表项目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评估每个量表的测量学特性。因涉及多组比较，在统计检验时采用 Bonferroni法校正一类错误率水平。第二步，为了检验假设，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两种读博动机能否预测博士生身份认同，博士生身份认同能否预测博士生专业认同。

三、研究结果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提高个人回答的真实性，这项研究中的所有问卷都是匿名完成的。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研究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当不旋转时，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15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6.39%，小于临界值40%；当旋转时，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17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2.96%，亦小于临界值40%。上述分析提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将原发性动机、功利性动机、博士生身份认同、导师支持、博士生专业认同5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检验，得到5个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五个变量两两相关，且均在 0.00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1。

表1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3.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机制模型检验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本研究假设，模型整体对数据拟合良好：χ2(53，N=982)=281.33，p＜0.001；CFI 0.95；TLI=0.93；RMSEA=0.076；且所有其他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在 0.001的水平上显著。图2显示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原发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β=0.11，p＜0.001），假设H1成立；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β=–0.14，p＜0.001），假设 H2 成立。

图2 原发性动机、功利性动机和博士生专业认同关系中介作用模型图

此外，在模型中，博士生身份认同两个维度均可以显著预测博士生专业认同（β=0.64，p＜0.001）。比较预测变量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原发性动机对身份认同影响要大于功利性动机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博士生身份认同在原发性动机、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效应分别为 β=0.24，p＜0.001；β=0.15，p＜0.01)，假设H3和假设H4成立。模型的效应量显示，博士生专业认同分数74%的变异可归因于两个预测因素和一个中介因素，此外，两个预测因素分别解释了身份认同49%的变异。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模型中各路径是否受到导师支持的调节。为此，本研究在之前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一个新模型，分别包括调节变量和两个预测变量之间的交互项。结果发现，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数据拟合度：χ2(74，N=982)=331.83，p＜0.001；CFI=0.95；TLI=0.93；RMSEA=0.067。所有路径系数和因子载荷在该模型中均显著。此外，导师支持和原发性动机之间的乘积项显著预测了博士生专业认同和博士生身份认同（β= –0.10，p=0.05；β=0.15，p=0.01），导师支持和功利性动机之间的乘积项显著预测了博士生身份认同（β= –0.11，p=0.05），假设 H5、H7、H8 成立。这些发现表明，导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原发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和博士生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调节了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身份认同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被调节的路径系数大小是否在不同组的学生中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多组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在导师支持不同水平的分组中分别进行分析，用以比较上述被调节的路径系数是否在高、中、低导师支持三组中存在显著差异。在三个结构方程模型中，高导师支持组和中导师支持组的模型拟合良好，低导师支持组的模型拟合相对较差，各指标的绝对值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总体上表明，本研究所假设的模型在高、中、低导师支持的学生组中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对三组之间各路径强度的比较发现，三条被导师支持调节的路径在高、中、低导师支持三组中显示出不同大小的路径系数。具体而言，在原发性动机对专业认同的路径上，低导师支持组的影响显著，中导师支持组及高导师支持组的影响不显著；在原发性动机对身份认同的路径上，三个组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在高导师支持组中存在最强的正向影响；对于功利性动机到博士生身份认同这条路径而言，其路径系数随着导师支持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四、分析与讨论

1.不同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产生不同影响

在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和博士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中，读博动机作为重要的个人背景因素影响着博士生专业认同。但以往的研究多是将动机作为一个单一因素看待的[8,15-16]，本研究则对其做了具体的划分，且验证了两种不同的动机对于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发现，博士生读博原发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具有正向影响。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内在的学术志向和热情是科学灵感与创新的前提[18]，把学术志趣和学术使命感作为研究生从事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来理解[19]。功利性动机会对专业认同产生负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外在抱负较高的学生更关注学习任务的外部价值，这会影响学习持续性[15]，外在动机会削弱有意义学习的效果[32]。因此，本研究认为要区别看待博士生的读博动机对于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

2.博士生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博士生身份认同在原发性动机、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特别是功利性动机对专业认同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而经过博士生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后变为正向影响。这表明功利性动机以两种相反的方式影响博士生专业认同：一方面，功利性动机促进博士生身份认同，而博士生身份认同又促进博士生专业认同；另一方面，在控制了博士生身份认同的影响之后，功利性动机会对专业认同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这一发现证实了博士生身份认同在读博动机对专业认同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在以往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理论中，没有提到该因素，这是本研究发现的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博士生身份认同具有能动性特点，又属于自我的范畴，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和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构建，自我也在社会情境中被持续建构[33-34]。受该理论的启发，我们提出博士生专业认同形成过程不仅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还应该受到自我因素的影响，这是对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的发展和丰富。此外，在国外的研究中，博士生身份认同是指对学生身份、学者身份和从业者身份的认同[9,35-38]，没有将博士生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来理解。而本研究表明博士生身份认同是博士生实现专业认同的重要路径。博士学位代表最高的学历，本身具有身份象征。因此，博士生身份认同，可以为了解博士生专业认同发展过程提供新的视角。

3.导师支持的中介作用

在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中，导师支持作为大学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专业认同的发展[8]。以往的研究表明导师支持对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专业认同及专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3,39-40]，但没有具体描述具体是如何影响的。本研究验证了导师支持在模型的三条路径中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第一条调节路径是对于低导师支持组的学生，原发性动机对专业认同影响显著，但在中导师支持组及高导师支持组的这个影响就不显著了。这表明在读博期间，对于那些没有足够导师支持的学生而言，那些原发性动机很强的学生保持着对研究领域内问题的持续思考[41]，自主性更强，学习主动性更强，这是形成专业认同的核心动力。一项关于博士生延期的研究表明，博士生对博士课题不感兴趣，导师没空指导学生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和课题，所以就出现延期的现象[41]。马永红的研究也认为低情感投入的博士生在科研和学习中比较容易出现懈怠和迷茫的情况，需要导师加强督导力度，使其在导师的引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科研创新活动[22]。第二条调节路径是对于高、中、低导师支持组的学生，原发性动机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在高导师支持组中存在最强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基于兴趣读博的学生，遇到好的导师支持，会更容易获得身份认同。Gardner认为博士生对其身份认知并非学生本人独自建构的而是通过与组织中的他人交往和互动产生的，这种互动也和博士生自身的情况有关系[27]。中国文化中老师对学生有“言传身教”的责任，学生对老师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情感。因此，获得高导师支持的学生，原发性动机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更强。第三条调节路径是随着导师支持水平的上升，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身份认同的预测作用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功利性动机的学生读博的出发点和导师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导师支持提升，功利性动机对博士生身份认同的影响反而减弱。

五、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框架，构建了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影响机制的假设模型，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原发性动机和功利性动机通过博士生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导师支持的调节作用影响着博士生专业认同。研究发现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在博士生选拔过程中，应该重视对博士生读博动机的考察；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应该引导和帮助博士生完成对博士生身份的认同，完善博士生培养环境，建立支持性导学关系，促进他们的专业认同和个人发展。

首先在博士生招生环节应重视对博士生不同读博动机的考察。本研究发现如果博士生原发性动机强，博士生更容易获得专业认同，而功利性动机则会对博士生专业认同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博士生招生环节应将对动机的考察纳入面试中，选拔更多的具有原发性动机的学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中来，这是博士生形成专业认同的重要前提。

其次，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应引导博士生完成身份认同。无论哪一种读博动机对博士生身份认同都有正向影响。因此，对于所有博士生而言，在面试和录取环节，就应该告诉学生读博生涯的真实状况，避免由于对博士生身份存在的刻板印象和光晕效应而产生对于博士生身份的理想化，反而带来心理落差。在培养过程中应包容学生的问题和错误，并利用此种机会帮助学生重新思考读博的意义和价值，注重价值取向的引导，帮助博士生整合自我与他人的期望，形成积极的身份认同。

再次，完善博士生培养环境，建立支持性导学关系。导师支持是促进博士生专业认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原发性动机强的学生，在博士生身份认同的探索阶段，导师应该保证对博士生学习生活的参与，帮助博士生尽早进入读博状态，同时也要考虑博士生自身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特长，尊重博士生的自主性。对于功利性动机比较强的博士生，导师一方面要和这些博士生开展谈心谈话，让他们对博士生阶段的学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利用导师本身的榜样力量帮助这些博士生形成和改变自己的读博动机，激发他们的内生兴趣，进而促进他们的专业认同和个人发展。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由于动机和认同是非常复杂的认知过程，本研究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来收集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不是时间序列的纵向数据而是横切面数据，还不能充分反映动机和认同的发展过程。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收集纵向数据，从动态的视角了解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过程中读博动机是如何影响博士生专业认同的。此外，就人的动机而言，原发性动机和功利性动机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学生的读博动机是混合的，很难简单地进行区分，未来的研究应加入对混合性动机的考量，更全面地理解不同的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