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还是“革命”？
——中共早期女共产党人的人生选择

史春风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家庭不仅是人们身体的安放之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古往今来，无论人们身处何方、境况如何，其内心始终为亲情所牵、为家庭所绊，家庭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无可动摇。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家庭，同时又高度重视信仰，20世纪30年代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员不过百余人。作为女性，她们对家庭比男性有着更多更天然的牵挂，但作为共产党人，她们与男性共产党人一样，时常必须在“家庭”与“革命”之间进行选择。有研究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导致共产党员很难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党和家之间的伦理选择中，“他们往往选择把党作为第一伦理归属”[1]。毫无疑问，这样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这些女共产党人。不过，考察这些早期女共产党员的成长史我们会发现，早期女共产党员，在“家庭”与“革命”的选择中，因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个性、环境等的不同，也存在较大差异，并非人们一般认识中的“背叛家庭”之后“投身革命”这样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可以一言以蔽之。

目前出版的关于早期女共产党人的传记中，都会涉及一部分关于她们家庭家风的记录，也有一些论文涉及这些女共产党人个体的婚姻家庭观、价值取向的研究，但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早期女共产党人在“家庭”与“革命”之间选择的文章尚付之阙如，本文试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初步探索。本文所指的中共早期女共产党人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抗日战争之前入党的女共产党员，她们是中共最早期女共产党人的代表。

一、走出家庭：“出走”但很多人并非“背叛”

五四时期，“娜拉出走”所引起的妇女解放的思潮在其时乃至之后都引起社会广泛的回应与思考。抗战前入党的女共产党员不少都曾经目睹了旧制度之下女性的悲惨经历，甚至有不少人自己也亲历过因反对包办婚姻而“出走”，随后才参加革命。但是，与一般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不同，其中不少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父母(或者其中一方)乃至公婆的支持。显而易见，20世纪初年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不仅影响到这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她们的父辈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这使得这些女共产党人的“革命”之路也许少了几分悲壮，但却是当时“浩浩荡荡的新思潮”(毛泽东语)影响的真实写照。

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以经商为主，在溆浦有房屋，乡间有田产，其社会地位相当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向瑞龄思想比较开明，支持子女接受新教育，在向警予中学毕业回乡创办女学过程中，他从各方面予以支持。虽然向警予越来越高远的理想与父亲的设计有所抵牾，家里甚至准备给向警予找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拴住这个女儿，但是，当向警予对这门婚事表示坚决反对，主动退婚，此后更是远赴法国并且找到了自己情投意合的丈夫——蔡和森时，向警予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地同意了这门婚事。出国后，从向警予给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双方关系依然非常亲密：“我的爹爹呀，不要愁，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2]304。1922年底，向警予回国返乡，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后，匆匆返回上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其路过长沙时得到她走后三天二哥即病逝的消息。悲伤的向警予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此次远行，在常人眼光看来本属不近人情，盖居家未满三月，又值二哥性命危笃之际，唉！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父母亲情，向警予难以割舍，但是，在家庭与革命之间，她还是把党的事业放在了第一位，她安慰二位老人说：“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儿亦当格外奋发，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耳”[2]306。

与向瑞龄相比，刘英的父亲则“生活悠闲懒散，思想迂阔、守旧”，但刘英的母亲却知书达理，善良开明，当家里日子逐渐艰难，其父不允许她继续读书时，其母亲则四处请来亲戚帮忙游说。刘英回忆，当时社会风气已经逐渐开化，“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了女子学校，进洋学堂读书已成为有钱人家或书香门第的一种时尚了”。听了亲戚们说“培养一个女秀才，还能找个职业挣钱，也算是名利双收的事”的劝说，父亲思想松动，刘英由此踏上了求学之路。在大革命时期，刘英的父母尽管不能完全理解她的选择，但是，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女儿逃脱[3]1-27。

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则由于深受封建社会的压迫，又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极力促成子女接受新式教育。1919年底，葛健豪甚至以50多岁的高龄与蔡和森、蔡畅同船赴法国留学，是当时1600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称为“惊人的妇人”。这件事让当时曾去送行的刘清扬在40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看着这远行的全家，尤其是蔡大姐的母亲，以50多岁的高龄，竟有追随全家出国求学的壮志，更格外使我敬佩。”[4]回国后，葛健豪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活动，她自己也在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活动。

缪伯英、刘清扬、杨之华、张琴秋……她们能够投身革命，其背后，都与一个能够接受新思潮、较为开明的家庭环境有关。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到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城市和农村进行的初期革命实践，共产党人的革命不仅在城市，在农村广大普通民众之中也有所接受。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回忆，1927年5月，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开始了对湖南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当时她入党仅仅两个月，在深山里藏了几天后，她回家筹措路费，准备去城里躲避，母亲问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母亲说：“假若你是共产党，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要去自首！你要自首了，势必要把别人都供出来，这是损德呀！”母亲又说：“我看得出，你是要干下去的。共产党现在是倒霉的时候，可是石头也有翻转时！”当李贞问，“娘，你怎么知道会成功呢？”母亲的回答是：“我怎么知道？你没看，共产党都是些好人啊！”[5]117

江西永新的周淑女比李贞晚一年入党，她的革命工作甚至得到了公公婆婆的大力支持，公公婆婆刚开始不理解，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出门，周淑女向公公婆婆说：“我去宣传是为了革命，为了穷苦人不受压迫。你也是穷苦人，为啥不让我去革命，打倒那些地主豺狼呢？”“爸爸待我好，我永远不会忘记，请你放心。”这么一说，公公思想通了，从此家里再不阻拦她闹革命了[5]126。而当时还是童养媳的康克清，她的养父就是家乡罗塘湾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有研究者对20年代入党的早期部分女党员家庭状况进行统计发现，16人中，出生“书香之家”“商人家庭”“富商之家”“封建家庭”“士绅家庭”“没落封建家庭”者10人，“家境贫寒”“贫苦家庭”者6人[6]。单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女共产党人离开家庭，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康克清、李贞、周淑女这些出身贫寒者无疑与其亲身经历相关，但是对于那些家庭背景较优越者，她们走上革命道路背后，则与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动直接相关。无论是她们自己，还是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父辈，都深受新思潮的影响而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很多人都是因目睹世事维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投身革命，信仰这种精神的力量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走入婚姻：在“革命”与“爱情”之间，以“革命”为先

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在陈其美创办、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在头版醒目位置，连续并排刊登三条启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这样的启事在今天看来很难理解，这却是五四时期的真实存在。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在“妇女解放”的大潮中，先进青年的反抗意识极其强烈，在冲破旧婚姻制度的牢笼之后，他们的恋爱婚姻观自由而奔放。在恋爱婚姻的选择上，自由恋爱是其基本信条，而对于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女共产党人而言，共同信仰则成为她们恋爱婚姻的基础。

杨之华与丈夫沈剑龙(沈玄庐之子)是双方父母作主订下的“娃娃亲”，婚后双方感情出现了裂痕，而瞿秋白在王剑虹病逝之后再与杨之华相遇时，双方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彷徨之后，三方最终和平解决了这个问题，杨之华寻找到了美满爱情的真正归宿。

早期女共产党人的爱情浓烈而炽热，她们的爱情与信仰密切交织。在瞿秋白与杨之华的通信中，瞿秋白叮嘱杨之华，要“准备着自己的才力，要在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之中尽我俩的力量”，“我俩都凑着自己能力的范围，自己精力的范围，做一定的工作，准备着某种工作的能力”，“我俩的生活是融和在一起，我俩的工作也要融和在一起”[7]。向警予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和森是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2]304邓颖超与周恩来的通信，充满着夫妻间火热的相思之情：“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我真想你得太！”“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8]30“此间从昨天起即万里雪飘，雪山寂静，事少较闲，因此，屡次惹起来相思！遥想西北，料早已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不知冰天雪地中的征人，御寒的衣着可曾备好了？”[8]67而除了表达相思之外，他们双方经常互相叮嘱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共同进步，以备长期奋斗。

然而，无论夫妻间感情如何热烈，在面临忠诚、信仰、党的纪律的考验时，这些女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是忠诚与信仰。向警予和蔡和森因为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走到一起，但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夫妻关系出现裂痕，彭述之的出现，使向警予的感情天平出现了倾斜。当时中央考虑到双方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让他俩同去莫斯科。蔡和森回忆，这场情变给向警予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每到她个人或同着和森最痛苦的时候，她每每回转心肠咬紧牙齿这样的叫甚至这样的写道：‘只有为革命死，决不为爱情死！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为什么为爱情而流呢？可耻！’她自己骂自己可耻，同时又禁不住自己愈加痛苦起来；她纵然禁不住自己愈加痛苦起来，同时又愈加强固了自己只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这便是警予最后两年奋斗的革命生活之缩影！”[2]343在向警予的理想定位中，她是坚强的革命者，在革命信仰与自己的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她为爱情痛苦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自己软弱、可耻，她在痛苦中更坚定了要“为革命而死的决心”。曾志在与蔡协民的感情出现危机并已经准备分手的时候，同样也因为“服从组织决定是共产党员起码的要求”这样一个信念，继续和蔡协民维持夫妻关系，共同工作。18岁的廖敏因为实在舍不得烧掉方志敏寄来的信件，在一次被捕时差点暴露身份，廖敏最内疚不已的是自己“违反了保密原则”[5]79，她被保释出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封珍藏已久的信件烧毁。

在这些女共产党人那里，忠于革命信仰，遵守纪律高于一切。邓颖超回忆，周恩来和自己入党时间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起共同工作过，“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9]274。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奉命出发，明知道在这种白色恐怖时期，每次的生离可能都意味着死别，但是双方都恪守保密原则，“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邓颖超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要去干什么，去多久，直到后来才在报纸上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党组织经常教导我们：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9]275

同为共产党高级领袖的蔡畅、李富春夫妻关系笃深，长征途中，常常十天半月见不到面，但一有机会就托人捎信，互相告慰。但是，即便他们如此亲密，在工作中也从不互相干预。李富春有时会邀请一些领导同志在家里开会，蔡畅会热情地尽主人之谊，但当他们开会时，她会自觉回避。“富春同志的办公桌上，常常堆满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大姐从不翻阅。”[10]

“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这是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病逝前留给丈夫的遗言。“我们不是封建婚姻的奴隶，是革命旅途中的伴侣，愿共同为革命奋斗终身！”[5]225这是古柏和妻子曾碧漪在结婚前发表的宣言。中共早期女共产党员们用她们的一生，甚至很多人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对信仰最极致的追求。

三、养育子女：“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初唯一的社会关系，是人类文明伦理的基石。在家庭生活中，养育子女更是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女性在养育子女方面的责任更无可替代。然而，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女共产党员往往选择把革命工作放在首位，子女放在次要位置。

缪伯英临病逝前心心念念的两个孩子后来在战乱中失散，蔡和森和向警予的两个孩子在他们身边也只待过很短暂的时间。贺子珍一生怀胎十次，生育六次，生下的孩子都被送走，小儿子毛岸红(毛毛)在父母身边长到两岁，长征时也被迫留在苏区，不知所终。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在听斯诺夫人夸奖孩子长得漂亮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问她是否愿意收养孩子，因为自己工作太忙照顾不上，而且生活条件也太艰苦了。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在出生一个月就被寄养了。曾志在与蔡协民的婚姻生活中一共生下三个儿子，都是在出生没多久就被抱走送人了，尽管非常不舍。曾志回忆：“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11]125。1931年入党，曾任湘赣边界游击队挺进工作队队长的李珊(原名李发姑)回忆：“谁都知道，在这种环境下，敌人逼着做母亲的不能养活自己的孩子。我清楚地记得，红军转移时，水沟里、烈火里都有婴孩的尸体。一个女同志生了一对双生子，她没法带走，于是便把孩子和几块光洋一起摆在老百姓门口。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人把孩子捡去。最后只有狠心扔下啼哭着的孩子走开了。”李珊自己的孩子也在出生后即被送走，再没有和父母见过面[5]127-128。

残酷艰苦的战争环境，使不少女共产党员不得不压抑自己做女人和做母亲的本能和情感。刘英在亲历贺子珍、廖似光(凯丰妻子)等人怀孕生子，又被迫将孩子送人的过程后，认为这“对于做母亲的感情无异于是一种酷刑”，一直到瓦窑堡，革命形势较为稳定之后，她才答应张闻天的求婚，两人结为伴侣[3]1-27。康克清说：“我和千千万万普通妇女一样，非常喜欢孩子。孩子们第一声呼唤‘妈妈’的声音，该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但是，康克清自己却不愿意生育孩子。“想起童年、少年时期，我听到、看到的农村妇女生孩子的苦痛；想起在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生育孩子前后产生的麻烦，使我感慨颇多。”[12]

红军时期寄养的孩子很多都下落不明，即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也再难以弥合。曾志的第一个孩子一直到24岁时才与母亲见面，一直保持农民出身；她的第三个孩子因为幼时得病，受尽歧视，腿都跛了，再找到时已是17岁的小伙子，其个头还不及10岁的孩子高。他回到母亲身边后开始上学，最后成为一名工程师，曾志说：孩子虽然残疾，但努力工作，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从来没向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提出要对以往失去的作任何的补偿”[11]177。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说的心酸！

被大家尊称为“好大姐”的蔡畅，对别人的孩子尤其是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关怀备至，在延安时，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她那里总是孩子满座，她是大家的妈妈。项英女儿项苏云回忆，自己被接到延安后，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有时吃完饭李富春和蔡畅带着她和狗狗散步，别人逗他家里有几口人，他看看小狗，会认真地回答：“四口”。这样的和谐场面让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非常嫉妒。蔡畅女儿李特特八个月时就被姥姥葛健豪带回国内，后来蔡畅和李富春回国以后，在白色恐怖年代，为了革命工作，夫妻俩或者经常把幼小的特特孤零零地扔在家中，或者带着孩子出去作掩护，这样的生活让李特特后来回忆起来仍满怀恐惧。李特特说妈妈蔡畅是一个冰冷的壳，从来没对她表示过一点亲热。到延安时，生活比较稳定了，当小朋友们亲热地喊“蔡妈妈”时，她因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妈妈感到自豪，但心里又觉得特别委屈。李特特最终认识到：“母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更多的人，属于工作，属于所有的孩子们，属于革命。”[13]蔡畅在谈起哥哥蔡和森和嫂子向警予时也认为，向警予有顽强的意志，能够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和孩子，但为了革命工作而牺牲了他们”[14]285。蔡畅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四、余论

出身、背景、经历各异的中共早期女共产党员，为什么会为了革命，为了信仰，不惜父母、婚姻、子女，如此义无反顾？

诚然，五四时期的新思潮对传统家庭观的冲击可以视为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华文明延续和维系的基础，但是晚清以来，中国传统家族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康有为开始，很多新知识分子把传统家族制度视为中国社会积弱的根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把家庭改造作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至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向警予等早期女共产党人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抨击五四时期的“美满的小家庭观”，她们强调，妇女的解放、社会的改造不能通过建设“个人快乐主义”的小家庭来实现，而必须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联系起来，妇女解放必须在消灭阶级以后才能得到实现。向警予曾一度提出要“彻底打破家庭制度”，蔡畅也回忆，她和哥哥蔡和森、毛泽东都讨厌结婚，“并且声明他们永远不结婚”[14]269。

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当年共产党人为什么会如此决绝。无论是蔡畅还是蔡和森、毛泽东，不久之后，他们都违背了当初的誓言。共产党人对恋爱、婚姻，对子女的爱，并不亚于任何人。他们投身革命更多的还是因为精神的力量，当他们在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并且将其视为救国救民唯一的真理与道路之时，即使为此不得不舍弃家庭，他们也心甘情愿。

刘清扬和张申府的女儿刘方清发表于2005年的一篇介绍母亲的文章中曾讲到两个细节。抗战初期，“那时我和姐姐，一个六七岁，一个八九岁。母亲过于繁忙，无暇顾及我们的冷暖和学习，但是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讲述日本强占东三省、妄图亡我中华的野心，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路”。1973年，刘清扬被审查期间，刘方清得到了一次探视机会。当五年没有见过母亲的她询问母亲的冷暖并报告家里的情况时，“母亲对这一切反应漠然”，却冲破“禁律”，“迫不及待地探问周总理的情况和邓小平同志的‘出山’”。“最后她严肃又郑重地对我说：‘你记住，我的一生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15]

刘清扬的例子非常具有典型性。她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曾脱党，抗战开始后再次投身革命。1938年，一篇报道刘清扬的文章写道，其时已经44岁，“不屈不挠”奋斗了30多年的“刘先生”，“不得不使人感服”，文章说，作为中共早期女共产党员的刘清扬曾经在大革命失败后九年安居清华园，别人看着她似乎是过着安逸悠闲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精神上真若‘沙漠’‘牢狱’一样的枯寂”。“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恋爱’‘家庭’‘孩子’……都没有消损她奋斗的宏志，真是难能可贵的。”[16]当时她曾向周恩来提出恢复其组织关系，但为了便于统战工作，党中央决定她以党外人士身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刘清扬的不懈努力下，经多次申请，于1961年终于重新加入共产党。

选择家庭还是选择革命？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无数革命先辈抛弃了个人的安逸，选择了为信仰赴汤蹈火。正是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的盛世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