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的意象研究

樊亚明，谢中山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投入文学写作的贾平凹不断思辨进取、努力创新，创作出一系列优秀作品，新世纪以来更是每隔几年出一本精品。20世纪80年代，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深入商州，熔铸西北农村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生活变革等方面，形成其独特的商州系列小说，为我们呈现商州特有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此后，贾平凹在持续的文学深耕中，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出《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一系列优秀作品。200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秦腔》，被称为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之作，集中表现乡村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矛盾的姿态谱写出一曲乡村生活的挽歌。2018年，长篇小说《山本》面世，以熟悉的秦岭为背景，为我们呈现出他笔下的一本“秦岭志”，书写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动乱的秦岭，同时，也为我们观照整个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呈现出一部中华大地上的民族志。

一、意象的界定

(一)意象的含义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春秋时期的《周易·系辞》中已有相关意象的阐释，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1)刘勰：《文心雕龙》，沈阳：万卷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等等，意象的作用就是将作者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思绪，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意”指人的主观情感，“象”指客观物象，意象是人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并非两者的简单相加，就像杨义先生谈道：“意象不是某种意义和表象的简单相加，它在聚合的过程中融合了诗人的神思，融合了他的才学意趣，从而使原来的表象和意义都不能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异和升华，成为一个可供人反复寻味的生命体。”(2)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6页。所以文学中的意象早已超越物象的原本之意，而具有更深刻的文学内涵。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常用意象来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和人与世界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古人往往借助客观物象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主观情思，因此“意”和“象”便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使用尤为明显。(3)参见金颖男、张荣生：《诗歌意象的诗性智慧》，《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4—77页。诗人或者词人们往往会借助意象来营造特定的意境，以此来传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为了实现这一效果，诗人或者词人们会绞尽脑汁地去搜寻足以表达心中之“意”的“象”，于是在诗词中就出现一个个意蕴深厚的“表意之象”。

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谈道：“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地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4)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7—268页。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中，不管是叙事性文学，亦或是抒情性文学，作者情感的传递都难以完全离开意象。对于意象的使用，无论在中国古典诗词、小说中，还是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写作里，都有着鲜明的体现。(5)参见陆艳萍：《贾平凹小说中的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第1页。

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运用广泛，其中离别类意象，有表现惜别、愁思之意的“杨柳”“长亭”；有表现相互赠勉之意的“酒”。思乡类意象，有用来传达浓浓思乡之情的“月亮”；(6)参见金颖男、张荣生：《诗歌意象与意境》，《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65页。有引起羁旅游子怀乡思亲之愁的“鸿雁”。人生品格类意象，有象征受人敬仰的“梅花”；有象征超凡脱俗的“菊花”；有象征坚韧不屈的“竹子”等等，借助这些或自然或社会的意象来传达作者内心的主观情感，含蓄委婉地表现作者内心的感受。

在小说中，同样有意象使用的传统。如中国古典小说，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狐鬼花妖”、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等。如中国现当代小说，鲁迅小说中的“故乡”；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镜子”；沈从文的“湘西桃源世界”；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莫言的“红高粱”等等。意象的使用，是一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作家们含蓄、委婉表情达意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研究作家、作品，必然不能脱离对其作品中意象的研究与解读。

(二)贾平凹创作中的意象使用

步入文坛的贾平凹笔耕不辍，研究他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他庞杂的小说世界中，有大量意象的使用，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意象群落。如长篇小说《高老庄》中的白塔意象，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的特征。在高老庄人看来，白塔能够阻挡邪气的入侵，护佑村庄人丁平安。后来，因白塔倒塌，邪气无法被阻挡，从而村庄里得癌症的人渐渐增多，这便引发了村里关于重修白塔的议论。长篇小说《怀念狼》中以狼为书写对象，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对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由寻找到猎杀再到怀念，作家突出了狼与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在对狼的猎杀中，凸显出了人的血性，而狼在被猎杀的过程中，又不断进化而变得更强。由此引申出一个更深入的主题，生态环境中的事物，因相互之间的依赖、制衡而形成统一的共同体，而其中一方的不平衡，则会致使整体之间的不稳定。长篇小说《秦腔》中的白雪，是秦腔艺术的忠实追随者，她放弃到省城的机会，宁愿留在乡间，守护自己心爱的秦腔艺术，她将秦腔艺术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然而，她出生的孩子却是不健全的，以此来影射秦腔艺术传承过程的困境和窘态。

贾平凹凭借其渊博的学识、独特的创新精神，自觉吸收、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点和长处，自觉继承意象使用这一文学传统，将意象融入文学创作中，从而形成独特的意象风格。

二、《山本》的意象类型研究

贾平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最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代表之一。受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浸润，再加上他喜欢独坐沉思的个人品质，所以他在作品中多阐发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和独到见解。他生长在陕西商洛地区，受到这里自然景观、人文地理、乡土风俗的影响，作品中选择的意象，都渗透着浓厚的西北地域特色。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对意象作了较为细致全面的分析，根据意象的物象来源，将意象分为自然意象、社会意象、民俗意象、文化意象和神话意象。(7)参见李寅然：《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意象》，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第3页。本文沿用杨义先生的理论方法，对《山本》中涉及的意象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自然意象

自然意象，就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象，以之作为文学书写、表现的对象，主要分为植物意象和动物意象。贾平凹精心挑选出能够表现作品艺术形象的自然物象，将这些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象运用到文本当中，使这些意象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它原本的物理现象，而更多是渗入作家主观情感之后，对其原本物理现象的超越与升华，使之成为服务于作者既定心理图式的艺术形象，进入全新的艺术境界。

1.植物意象

在小说《山本》中，有较多植物意象的涉及，其中代表性的有皂角树。皂角树本是一种普通乔木，但由于其高大的躯干和独特的外形，所以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常认为皂角树有驱鬼降福、避灾驱邪的作用，贾平凹把这种民间信仰观念融入小说中，展现在皂角树的刻画上。高大的皂角树生长在中街的十字路口，凡是有德行的人途径于此，就会有皂荚掉下，所以只要有人经过这里，就会抬头仰望，希望可以掉下一两个皂角。小说中，商贩施四司到树前祷告，祈望可以掉下几个皂角助自己生意兴隆，但是并未如其所愿，然而这时蚯蚓过来，为井宗秀祈祷，话音刚落，就有四个皂荚落下。研究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井宗秀是左右涡镇命运的人物，在人们眼中，他就是那种有德行的人，所以在祈祷后，就会有皂角落下，而商贩施四司则作为普通人，自然没有皂角落下的好运。小说还有一个情节写道，“井宗秀只好去老魏头那儿借钟馗像，经过老皂角树下，树上就掉下来三个皂角荚，便听见有人说：呀！我天天在树下它不掉，你一来便掉皂角荚啊？”(8)贾平凹：《山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3页。这也再次应证井宗秀不是一般人。小说中多处表现出人们对于皂角树充满崇拜与敬仰，在涡镇周围的村庄都遭到蝗虫侵害而唯独涡镇幸免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皂角树的庇佑，于是纷纷到那里挂红布条还愿，感谢神树的护佑，这些都折射出皂角树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

小说中还有以植物为意象，并且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就是井宗丞被抓前见到的水晶兰。水晶兰又被称为“死亡之花”，是一种生长在阴暗潮湿地带的植物，民间传说认为，它是冥界之花，是死亡的象征，可以给人带来不详之兆。小说中，井宗丞看到路边腐叶上生长着一簇水晶兰，当井宗丞靠近的时候便朝着他开了花，随后花瓣一片片落下，最终全部脱落，茎秆成为一根灰黑色的柴棍。小兵向井宗丞介绍是冥花的时候，井宗丞并没有想到深层寓意，没有意识到自己危险的逼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而说这花太过于娇贵。贾平凹在文中想要借花的命运来象征井宗丞的命运，以花的凋谢写井宗丞生命的陨落。水晶兰艳极一时而衰败，同样井宗丞在强其一时之后，也最终死于邢瞎子之手而终其一生，花的一生正是井宗丞一生的象征。

小说中还有明显写到植物的地方，就是麻县长对秦岭植物的整理。他和助手王喜儒常到虎山和黑河白河寻找奇木异草，他经常研究这些奇花异草的外表特征和生长习性，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秦岭草木斋”，在与王喜儒的对话中，他评价说，自己也是秦岭的一棵树或一棵草。贾平凹借麻县长之口来表达自己对于秦岭草木的喜爱，写出自己和这里的草木一样，生长在这里并且与这里的自然融为一体。

2.动物意象

以动物作为意象，也是贾平凹意象选择中的一大特点。小说《山本》中有多次提到动物，有贯穿全文的黑猫、以陆菊人作喻的金蟾，还有通灵性的青蛙、蛇等等。

黑猫是一只贯穿全文的动物，它是陆菊人从纸坊沟带到杨家的陪嫁，来到杨家之后，它喜欢蹲在门楼的瓦槽里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这只黑猫就像一位洞察一切的世外高人，它好像是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且以旁观者的姿态给予陆菊人一定的启发和指导。小说前半部分写，当土匪强行向杨掌柜索要几口棺材，陆菊人在犹豫是否向井宗秀请求帮助的时候，黑猫给了她一定的指导。“陆菊人……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扭头门楼上的瓦槽里卧着黑猫，黑猫正看着她，她也看着黑猫，陆菊人便在心里说：我去找井宗秀，如果能找，你叫一声，猫竟然就叫了一下。”(9)贾平凹：《山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小说还写到黑猫对陆菊人暗示的地方是，陆菊人要陪同花生去给她的母亲上坟时，黑猫曾试图阻止非要一起跟着去的剩剩，但没有成功，不料剩剩却因贪玩儿，骑了井宗秀的马而摔断了腿，事后陆菊人意识到黑猫当时的行为，但是后悔自己没有在意。

蟾与陆菊人有着紧密的关系，她对蟾情有独钟，不同于其他妇人，她为儿子的裹兜绣上蟾蜍，而且也自嘲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像个蟾蜍。井宗秀在请陆菊人出山做茶行总领时，也曾说她是金蟾所变。金蟾聚财，若由她经营茶行，必然生意兴隆，井宗秀又声称周一山精通鸟类的语言，曾从鸟类的交谈中探听到陆菊人就是金蟾转世。而之后，陆菊人在去130庙的路上也曾偶遇蟾，这一切使陆菊人自己也开始不断质疑，难道自己真的是金蟾所变？在这一系列的心理暗示和别人的鼓励下，陆菊人不断成长起来，由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受人敬佩的涡镇女强人。

文中除了黑猫、蟾蜍这些动物之外，还有其他动物意象。比如提到的蛇，在它身上更多体现出富有灵性的一面。麻县长在判断一场家庭纠纷时听到令人奇怪的事情，农夫将一条蛇打死，而遭到另一条蛇一系列的报复，麻县长又从助手王喜儒之口，听到其他一些令人奇怪的飞禽走兽、爬虫游鱼的故事，比如背上有人面纹的蜘蛛、两腿直立的黄羊、形似石头的铁蛋鸟等等，从这些动物身上我们不免可以看到《山海经》中动物的影子。对这些动物意象的使用，体现出贾平凹对民间文化、民族元素的借用与吸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自己的文学意图。

(二)社会意象

相对于自然意象，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还有社会意象的运用。社会意象不同于自然意象，是以民间的一些风俗、人物为对象，概括为民间意象和人物意象两大类。民间意象，是贾平凹在乡土观念的指导下，选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情；人物意象，是指文本中塑造的具有典型代表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它们身上寄予着自己独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

1.民间意象

贾平凹作为乡土作家，立足民间社会，在意象选择上自然离不开对民间元素的开掘，《山本》当中就有多种风俗意象的使用。龙脉吉穴是贾平凹常用的典型意象之一，吉穴具有造福后世、福荫子孙的作用，是阴宅选择的理想场所。贾平凹曾在《美穴地》中专门以此为意象进行书写。而在《山本》中，他继续运用这一意象，并赋予神秘色彩，使它成为能够左右涡镇世事变化的重要力量。开篇写道：“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10)贾平凹：《山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页。这小小的三分胭脂地竟引起了涡镇的一系列变化。

小说中还提到许多有关民间信仰风俗的意象，如钟馗像，作者赋予它魔幻的力量。小说中，老魏头因被兵匪砍中背部的肉疙瘩，而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三个月里天天向钟馗像祷告，最后竟然活了下来。于是每当别人有难的时候，他都将画像借出，希望可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类似的意象还有城隍庙和地藏菩萨庙，在人们观念里，这些供有神灵的庙宇是消灾去厄、祈求平安的理想场所，所以人们每有困难就会想到去庙里祈祷。如小说中，陆菊人看杨钟头上长疔并且脱发，于是到庙里给菩萨添油祷告，希望可以为丈夫减轻痛苦。

小说也提到一些风俗禁忌，增加了作品的神秘、诡异特质，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民俗学价值，如：“陆菊人还给花生提醒，这世上的鬼多，半夜里回家，在门外跺跺脚，唾一口痰，鬼是随着你，它去吃痰了就不会也进了屋。夜里觉得突然害怕了，那肯定是有鬼了，你不是也有尺八吗，把尺八放在枕头底下，或者闭上眼，左右手的大拇指压在各自的无名指根，攥紧，鬼就远离了，你也会安然入睡了。会立柱子吗，就是家里老出怪事，盛半碗清水，把三根筷子在碗里淋着水让它立，你觉得是哪个亡魂或野鬼呀狐狸精呀的来做祟，你就念叨它们，如果筷子立住了，那就是你念叨的那个亡魂野鬼和狐狸精，呵斥它，或求它然后用刀砍筷子，说声：你走！把水泼到门外去。记住，吃过饭的锅碗吃完就洗，不能过夜，过夜了鬼去舔锅碗的。”(11)贾平凹：《山本》，第337—338页。

2.人物意象

以人物作为意象也是贾平凹文学意象中的一类，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意象，既是故事的中心角色，也是在他意象群中的中心角色，这些人物意象身上承载着作者的精神个性、生命价值、情感态度，在这些人物身上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2.3不良反应事件情况比较:A组发生3例局部出血(7.5%),其中有牙龈出血2例、轻度咯血1例。消化道出血1例(2.5%);B组发生5例局部出血(12.5%),其中牙龈出血3例,痰中带血2例。消化道出血2例(5.0%)。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陆菊人是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之一，是杨家的童养媳，是涡镇世事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她的人格如同她名字中的菊一样高洁。作为童养媳她忠于丈夫，丈夫生前虽不务正业，但她没有嫌弃，丈夫死后也尽心照顾公公、抚养孩子而没有改嫁；与井宗秀关系亲密，却未越雷池半步，二人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关系；关心涡镇的世事变化，关注弱者，富有仁爱之心，尽心辅助着井宗秀；出任茶行总领，精明能干，使得茶行生意兴隆等等，全篇通过一系列事件为我们塑造出这么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强人形象，集聚传统女性身上的一切优秀品格，是作家借此来称颂传统女性、称赞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

宽展师父是贾平凹塑造的一位具有佛家眼光的人物，她不言不语居住在庙宇之中，通过吹奏尺八来普世渡人。尺八声音语调悠扬，在人们心中具有重要地位。陆菊人和杨钟结婚时请宽展师父吹奏尺八给予祝福，而吴掌柜去世的时候，则请宽展师父吹奏尺八来超度亡魂，可见宽展师父在生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安仁堂的瞎子陈先生更多体现的是道家的一面，他经营的药铺不仅解决人身体上的病苦，同时也给人精神上一定的指导和疏解。陆菊人每次有困惑的时候，就会请教陈先生，希望可以得到先生的开导。小说最后写陈先生与陆菊人的一段对话意味深长，“陈先生说：今日初几了？陆菊人说：是初八。陈先生说：初八，初八，这一天还是来了。陆菊人说：你知道会有这一天吗？陈先生说：唉，说不得也没法说。”(12)贾平凹：《山本》，第539页。

陈先生对于眼前的一切好像早已预料到了，但是没有说出为什么，给人留下一片联想的空间，闪现出道家文化的无限智慧。在这些人物意象的塑造中，作家希冀通过他们来传递中国传统儒释道精神对人品格的陶冶，在人普通生活中、境遇危难时所发挥出来的无限韧性，是中华民族儿女们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三、《山本》的意象特征研究

贾平凹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作家，书写中国世事、展示中国文化，在《山本》后记中自评道，虽然对于外国各种因素都有所尝试，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中国种”。他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学创作源于自己所熟悉的那片陕西土地，他也曾提到说：“陕南乡下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这些离奇的人事里有许多可以用作我意象的材料。拉丁美洲文学中有魔幻现实主义一说，那是拉美，我受过他们的启示，但并不故意模仿他们，民族文化不同，陕南乡下的离奇事件是中国式的陕南式的，况且这些离奇是那里人生活的一部分。”(13)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12页。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写作立足中国传统，真正在书写中国式的、陕南式的文化传奇，这就使得他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具有民间性特征(14)参见陈思和：《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现代性》，《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与民族性特征。

(一)民间性特征

贾平凹出生在陕西商洛丹凤县棣花镇，后虽在城市生活、工作，但他自己仍然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大地。在《贾平凹文集》中，贾平凹曾谈到，他的出身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平民视角。那么，在这种浓厚的民间立场的驱动下，贾平凹几乎每部作品都带有乡土气和地方特色，他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选择，也多带有明显的民间性特征，《山本》同样如此。(15)参见王雪：《贾平凹的民间本位——描述乡村士绅社会解体的〈山本〉》，《文艺报》2018年第5期，第5页。

民间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独特的民俗风情上。“民俗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流行于民间的风尚、习俗、歌谣和故事传说等，都是民族深层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正因为民俗是民族或群体深层精神生活的展示，‘五四’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无不把风俗画和风情画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以此剖析国民文化精神结构，探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革之路。”(16)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91页。民俗风情是一个地方自然、地理、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是一个地方所特有的产物，民俗风情依附于日常生活，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山本》立足于秦岭地区，贾平凹凭借丰厚的学识、开阔的眼界、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民俗风情画，涉及到许多带有陕西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景象。婚丧嫁娶，是中华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地都呈现出不同特色，如通过王鲁彦《菊英的出嫁》，我们可以了解到浙东农村的婚姻风俗，显示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

贾平凹小说中多有婚丧方面的涉及，《秦腔》中写到，为夏天智办丧事，首先丧家要向亲友报丧，之后亲友乡邻要蒸献祭的馍，并且准备黄表、香烛、纸钱等前往吊唁送别；《高老庄》中，高子路回家为父亲过三周年，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流程，便是对当地丧葬风俗的展示。《山本》中也有大量婚嫁、丧葬方面的描写，如陆菊人和杨钟结婚时要请宽展师父和陈先生来证婚，以求得这场婚礼合乎礼义；井宗秀和花生结婚前也要经过各种周密的筹备等等；井宗秀为父亲办丧事的场景；陆菊人对待公公的丧事上，按习俗在外咽气的人不能在家里停尸，但是陆菊人并没有忌讳，仍旧把在外咽气的公公背到家里等等，这些风俗的展示都极具地方特色。文本除婚丧嫁娶之外，还有其他体现地方色彩的风俗，如孩子满月时要认干爹，就抱着孩子去巷口等着，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要是第一个看见的，小孩儿就要下跪磕头，从此这个干爹也就认下了。除《山本》外，贾平凹在《秦腔》中也有提及“认干爹”的风俗，夏天义的第五个儿子生下来时身体虚弱，于是为他找干爹，祈求保佑他健康无灾，结果却在巷口等来了一头猪，后来给儿子起名为“瞎猪”，读来不禁让我们感觉捧腹，同时也更加显得神秘、庄严。这些丰富的民间风俗展示，增加了作品的分量，使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一部地方风俗志、文化志。

民间性特征，另一方面体现在民间信仰文化和风俗禁忌上。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民族，自古就和土地结下深厚的情谊。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先民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受生产力水平和思维能力制约，他们对大自然充满崇敬，认为自然一切都是神灵所赐予，阴晴便是神灵喜怒的表现，于是慢慢衍化出鬼神文化，敬神畏鬼、注重生死轮回。这种思想文化不断传承、丰富，逐渐熔铸成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学以来，虽然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主张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落后思想，但是这些神鬼文化仍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散落地残存下来，尤其在农村地区，仍旧占据着根深蒂固的位置。

在这种思想文化的浸润下，民间渐渐形成独特的民间信仰文化和风俗禁忌传统。信仰文化源起于人们对某种动物、植物或者其他东西的崇拜，把它作为保护神，祈望可以通过它而趋利避害，带来美好，这与我们传统中图腾文化的形成、繁衍密不可分。这种民间信仰中的道德实践，既体现了明显的私人化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质。(17)参见卜俊兰、赵浩：《论民间信仰的伦理价值》，《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5页。禁忌则是去规避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同样也是为了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这本质上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人们渴求安居、安宁生活的美好愿望。《山本》中提到的，人们对古皂角树的崇敬、对钟馗像的迷信，陆菊人对花生的禁忌提醒等等，都是这种信仰文化和禁忌传统的生动显现。

(二)民族性特征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陕西独特地理环境的哺育，使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渗透着浓郁的民间性特征，而陕西秦岭大地作为中华民族有机组成中的一部分，自然也使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带有民族性的特征。文化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同样文化中越是带有民间性特征，也恰恰越能反映出民族性特征。贾平凹立足民间本位，又吸收传统文化因素，所以他的文学作品中深深地烙刻着民族性的印痕，作品中意象的运用，使这种民族性特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特有的民族图腾信仰文化。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先民们大多处在蒙昧状态，认识浅陋，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屈服于大自然，当人们在偶然机会下得到某种意外的收获时，便将之归结为神的赐予。在这种心理意识的支配下，人们逐渐地将某种动物、植物或者其他的东西作为部落族人崇敬的对象，视它们为保护神或是自己的祖先，于是逐渐衍化出图腾信仰文化，这体现出人类文化童年期所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特有的、独具民族性的图腾文化，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蛇，便带有图腾的象征意味，如澳大利亚人视袋鼠为尊贵的动物，还有华沙美人鱼塑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等，都有着民族图腾信仰的文化痕迹。

中国自古便有图腾信仰的传统，如神话传说中，如典籍记载里。古代商人以鸟为图腾，认为玄鸟(即燕子)就是自己的祖先，《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8)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7页。的说法；更有以龙、凤凰作为图腾的传统，龙、凤凰象征高贵，为世人们带来祥和与锦绣；青蛙同样因为其极强的繁衍能力，又益于农业发展，在农耕发达的中华大地上，有的将它作为图腾，象征多子多福，家族繁荣兴盛。类似的还有螽斯，也因其繁衍能力而受古人推崇，如《诗经·周南·螽斯》中，“宜尔子孙，振振兮。宜尔子孙，绳绳兮。宜尔子孙，蛰蛰兮。”(19)参见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页。以之表现对多子多孙的殷切期盼。众多图腾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龙图腾，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衍化中，龙渐渐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象征，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特有符号，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精神，更是在增强民族团结、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谙熟传统文化的贾平凹对此自然了熟于胸，所以将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巧妙地糅合进文学作品中，从而增加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价值。《山本》中所选用的意象，不论是自然的，亦或是社会的，都可以找到我们民族图腾信仰文化的影子，涡镇上人们对皂角树的崇敬；金蟾、蛇、青蛙这些动物身上所具有的奇特色彩；墓穴的风水学价值等等，这些意象都充分地显露出我们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另一方面是特有的民族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绵延发展数千载，积淀出许多独特、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如孝道文化、多子多福的思想、积极乐观的民族精神等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华烙印。研究贾平凹的《山本》，可以发现，其中多有这些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显露。如敬老尊老，崇尚孝道的思想，小说开篇写陆菊人因父亲抵不上杨家赊给母亲的棺材钱而到杨家做了媳妇，之后又写到，公公杨掌柜咽气在外，按照习俗，在外咽气的人是不能停在家里的，否则会招来不吉利，而陆菊人却没有在乎这些，果断将咽气的公公背进了堂屋，从陆菊人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足可以体察出作者对传统孝亲、敬老文化的重视与弘扬。类似的书写还有写井宗秀给父亲办丧事，花生给母亲上坟等等，作者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运用，以浓缩在他们身上的行为来概述、传递中华民族悠久的民族文化。

再有就是中国传统多子多福、福荫子孙的思想。这一思想更主要聚集在龙脉穴地这个意象上。龙是中华民族中典型的图腾，凝聚着华夏人民对祖先的认同和崇拜，因此龙在我们思想文化观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风水学中将山脉称为龙脉，古代帝王以龙自喻，他们认为先前出过帝王或者埋葬过帝王的地方就是龙脉所在，希望自己死后可以葬在那里，凭借风水吉地福荫后人，保佑后辈子孙健康平安，家族繁荣昌盛、生命延续不息，这也逐渐在人们观念中形成了对墓穴的重视。在《山本》中，井宗秀意外得到风水宝地埋葬父亲，而后不断发迹，成为左右涡镇的重要人物，虽然在动乱的社会中没有得到一个好结局，但是他人生的逆转，也足以显示出这块风水吉地对他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为井宗秀这一人物命运的转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也凝聚着作家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思考。

在主人公陆菊人的塑造上，折射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民族精神。“在作品中，女主人公陆菊人是寄托了作者愿望的一个理想人物，有学者将她称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地藏菩萨’，笔者更愿意将她作为一个有女儿性、妻性、母性的普通女子来看，并由她来看与她有着联系的各类世俗人。”(20)王俊虎、白翻琴：《贾平凹〈山本〉中“陆菊人”形象阐释》，《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55页。陆菊人有着不幸的人生，年幼丧母而缺少母亲关爱，之后嫁到杨家做媳妇，但好景不长，丈夫杨钟意外去世，独自照顾有腿疾的儿子剩剩，后来相依为命的公公杨掌柜也死在外面，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没有击垮她，反而造就她积极乐观、坚强刚毅的性格。她热心撮合井宗秀和花生、出任茶行总领并大获成功，在一些大事上沉稳冷静、坦然应对，她的身上汇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作家塑造的既普通，但又具有民族文化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四、《山本》的意象价值研究

意象在《山本》中占很大部分，贾平凹借助这些意象，来传达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图。贾平凹在题记中写道：“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21)贾平凹：《山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题记，第1页。按照贾平凹题记中的这句话来理解，有关这部作品就是贾平凹对于秦岭的书写，书写秦岭的自然、历史、人事，但是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方面去理解，他并不单单是对秦岭的书写，其实更是作者透过秦岭，来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展示，以写秦岭地方志来书写中华民族志，而在这一价值观的传承过程中，意象发挥了重要的价值。

(一)构建一部秦岭地方志

《山本》是一扇窗口，是我们了解秦岭自然社会、地理历史、风土人情、地方特色的窗口。贾平凹生长在陕西，又始终将笔尖指向陕西民间，所以他的文字中，始终散发着浓浓的地方泥土味和乡土气，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征。

《山本》为我们展示出秦岭的历史动乱。《山本》后记中贾平凹曾坦诚说，起初他本想写一部有关秦岭草木、动物的文学作品，但是没有完成。在这期间却搜集了许多有关秦岭的传奇，于是写出了《山本》。《山本》为我们展示了秦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动乱历史，这些人物和故事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对国民党部队冯玉祥的描写是取自真实历史题材，井宗丞和井宗秀则是以历史中的井勿幕和井岳秀兄弟为原型。(22)参见张晓琴：《山之本相，史之天窗——论〈山本〉》，《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第100页。《山本》故事叙述也是有一定历史根据，井勿幕是陕西重要的革命军阀，但是年纪轻轻就被人杀害，于是井岳秀为兄长报仇，将仇人挖心、抽筋，这便在小说中就有了井宗秀残忍杀害邢瞎子的情节。

历史上的井岳秀被称为“榆林王”，虽做事残忍，但是也有一定的政绩，在地方经济建设和安定统一方面有一定贡献，而小说中的井宗秀作为涡镇的一方势力，确实也为涡镇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小说《山本》在自然、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选择上，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参考，并非纯粹的虚构和简单的故事叙述。由此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书写秦岭的地方志。

《山本》也为我们展示出秦岭独特的自然与地理。秦岭作为中国伟大的山，草木动物分布广泛，种类繁多，贾平凹自己在后记也曾提到，“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23)贾平凹：《山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后记，第540—541页。在后记中我们了解到，贾平凹曾经有志于整理秦岭的草木和动物，虽然在实际中自己没有写成相关的书籍，但是仍对秦岭草木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借小说中的人物麻县长来表达自己的志趣，通过麻县长对秦岭地区动物、植物的梳理，为我们展示出秦岭丰富的自然与地理。“《山本》故事的发生地在秦岭大山里，具体设定在一个叫涡镇的地方，从取名即可看出此地风云际会，是各路草莽豪杰搅弄风云的漩涡中心，既是名利场，也是是非窝。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秦岭也不是世外桃源，照样地被大时代所裹挟，成了近代中国‘一地瓷的碎片年代’中的一小块瓷片，映射出历史的走向和文明的演变。”(24)邱田：《历史的越轨与文明的飞白——贾平凹小说〈山本〉中民间史观的现代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57页。

(二)构建一部中华民族志

《山本》是一个切入点，是我们透过秦岭来关照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基点。马克思在唯物辩证法中谈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那么相应地，中华民族的普遍性也应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特殊性构成，因此，《山本》虽然表面叙说的是秦岭的人事和历史，其实深层次上，更是在叙写着中华民族的人事和历史。贾平凹“试图通过将秦岭脚下的小镇子涡镇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横剖面，展示中华民族近代转折历史大潮的最深刻的纹路和肌理。……《山本》的长处也就在于在无比顺滑的语言当中，截取了民族发展的一个切面，使作品表达了悲怆而崇高的审美情感，并书写了‘中国经验’，成为我们贯通关于秦岭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媒介，也成为一部关于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范本。”(25)刘丽莎：《审美情感的自我表达与“中国经验”的独特书写——贾平凹〈山本〉论》，《小说评论》2020年第6期，第27页。

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农耕文明在华夏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风俗、图腾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是华夏农耕文明的浓缩和显现，对特有图腾的崇拜，对神秘巫鬼文化的重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对图腾的信仰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神鬼的敬畏是人们对生命的向往，对生命意识的尊敬。要想了解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就必然离不开了解民族特有的风俗文化、图腾文化等各种元素，这些都是对特色乡土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凝练。贾平凹在《山本》中，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秦岭的乡俗文化，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秦岭是中国的一部分，秦岭风俗文化自然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他在《山本》中对于秦岭文化的展示，其实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表现。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魑魅魍魉，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26)贾平凹：《山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后记，第541页。这是贾平凹在后记中所写的，秦岭的战乱也是中国的战乱，是中国世事的展示和中国文化的表演。曾经的中国社会战乱纷争、动荡不安，各种势力混乱不断，纠葛争斗，贾平凹在整理秦岭草木记、动物记的过程中，搜集到秦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奇故事，而这也正是中国整体历史发生中的一部分。小说中所写的秦岭的战乱世事，就是整个中国世事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风云动荡史的一部分。小说最后写陆菊人与陈先生的对话，涡镇即使化为尘土也是秦岭的尘土，其言外之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堆尘土，这也映证着贾平凹表面上是在写秦岭，而实质上更是在写中华民族。

五、结语

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中的意象，或来自秦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或与秦岭的地域风貌、民情风俗密切交织。作家独具诗人神思和才学意趣，通过炉火纯青的艺术创作，使作品中的意象不再是某种单一意义和表象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熔铸作家深入思考的生命体。在这些意象身上，充分显示出其民间性特征与民族性特征，从而有力地服务了贾平凹创作《山本》的宗旨，即有关《山本》是他要写的一本秦岭志，是一本秦岭地方志，更是一本中华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