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李万鹰，雷 招

(东北石油大学 1.大庆精神研究基地2.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龙江四大精神之一，在龙江的精神谱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庆精神是大庆的根与魂，是大庆的精气神，是大庆实现可持续纵深向好发展的“传家宝”，是大庆在新时代继续当好全国的标杆和旗帜、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规范引领、不竭精神力量之源，是大庆人民在新时代继续奋发有为、争优创先、勇创一流、勇挑重担、争做时代先锋的强大精神支柱。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1)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庆油田企业文化辞典(50年)》，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25页。1990年，江泽民视察大庆油田时，就亲自把大庆精神概括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八个字，沿用至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关系表现为，“爱国”居于首位，它是创业、求实、奉献的基础和灵魂，并统领“创业、求实、奉献”。(2)尹黎、王鹤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域下大庆精神的当代价值》，《学术交流》2014年第7期，第68页。大庆精神历久弥新，在新时代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庆精神始终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时代内涵中充分融入了时代性的精神元素，从而使大庆精神能够紧扣时代脉搏，彰显时代主题，反映时代主旋律，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大庆精神的时代内涵可概括为64个字：“政治坚定、对党忠诚；高扬旗帜、引领振兴；全面系统、开放包容；改革创新、攻坚啃硬；尊重规律、崇尚实干；严谨精细、术业专攻；勤勉敬业、真挚为民；淡泊名利、清正廉洁”。(3)张俊、刘金友、李敬晶：《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和践行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大庆精神的时代内涵充分彰显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新时代系统研究、深入挖掘、重点分析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有助于大庆人民在新时代更加自觉地坚定文化自信、补足大庆精神之“气”，有助于大庆人民在新时代增强对大庆精神的自觉认同感，有助于大庆精神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与践行，有助于大庆精神历久弥新、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一、爱国主义精神：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核心要义

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古有之。爱国主义精神的本初形态主要表现为维护政权的稳定，比如封建等级秩序、效忠于君主、维护民族和睦，忧国忧民等，都是早期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把“仁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相处、交往的原则，墨家把“兼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相处、交往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得相对融洽，社会关系就会相对和谐，国家社稷就会相对稳定，这也是爱国的思想表现。《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墨子·兼爱下》载，“兼相爱，交相利”。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与墨家所倡导的“兼爱”是有差别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有“等级差别”的爱，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维护政权的稳定。从今天的视角看，孔子“仁爱”思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与政权的稳定，而不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与关爱。但是，就那个时代而言，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有利于江山社稷稳定，有利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如果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就少遭罪，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彰显。在孔子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差别，社会秩序就无法正常维护，君臣、父子之间的“正当秩序”就会被破坏，社会就会陷于动荡之中，对国家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处于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孔子力推“仁爱”思想，周游列国力推恢复“周礼”。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思想正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受到后世君主推崇。墨家所推崇的“兼爱”是一种“没有等级差别”的爱，与儒家所力推的“有等级差别”的爱相反。在墨子看来，爱无贵贱、亲疏、厚薄之分，亦就是对普通朋友的关爱与对自己亲生父亲的关爱是等同的。“爱无差等”的思想，孔子极为反对。墨子的“兼爱”思想既指同一等级之间的人互相关爱，亦指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互相关爱。国家是由一个个现实的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彼此和睦，社会群体关系就会和谐，国家政局就会稳定，国家不分裂不动荡态势就能持续向好，这就是为国家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时代贡献，这也是爱国之情的充分彰显。但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墨子的“兼爱”思想太过于理想化，缺乏实现的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墨子同孔孟一样，都从不同侧面彰显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亦表现在儒家的厚重责任感和正确的生死观方面。儒家对自身肩负的时代责任感有清醒的认识，为求“仁”而杀身的高尚生死观，是与爱国主义精神相统一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责任感极为崇高。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问心无愧可以反映出个人的胸怀，引导好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在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天”与君主联系在一起，无愧于“天”，通常转化为无愧于君主，对君主无愧就是对君主尽忠，有利于君主的封建统治，即“忠君爱国”的表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十分热爱生命，但是，儒家注重社会责任，主张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对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的生命权益，这与当下所倡导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大局为重”的思想是一致的。不仅古代圣贤们身上深深地彰显着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古代的辞诗歌赋家们也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国家，作品中所洋溢着的忧国忧民之情，亦是朴素的爱国之情的充分表达，亦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流露。屈原在其抒情长诗《离骚》中用“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来表达他对民众艰难困苦生活的担忧之情。陆游以“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和“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愤之情。这些忧国、忧民、爱民的情怀，深深地彰显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顾炎武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诠释国家前途命运、发展壮大与每一位民众息息相关，每一位民众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一位民众都应该为国家的兴亡富强做出自己应有的时代贡献。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救亡图存”。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积极主张民众创办民用工业来实现“救亡图存”。张謇主张通过创办纱厂、兴办教育、实业报国、教育救国等一系列举措来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实现了从以忠君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爱国主义的转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而为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陈独秀认为将爱国主义精神等同于忠君的思想是不具有科学性的，必须要唤醒国民的爱国主义意识，必须要打破产生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必须要革新国民的观念，必须要改善国民的行为。李大钊认为爱国应当自觉和理性，还立志要通过“深研政理”来探索救国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爱国就是要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当下，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支持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的核心地位不动摇，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多做时代贡献。

爱国主义精神是大庆精神的源头活水、价值引领。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以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中国石油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勇挑重担、争创一流，为中国加了油、为中华民族争了气。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大庆人民深入挖掘大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三次创业再出发。大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充分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底蕴，爱国主义精神是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核心要义。作为大庆精神时代内涵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坚定、对党忠诚”，“高扬旗帜、引领振兴”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的实践表达、概括诠释。政治坚定，就是要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树立政治底线思维，严守政治纪律，遵循政治规律，建设“风清气正”的大庆政治生态，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的核心地位不动摇，从而确保党能够长期执政、永远执政。对党忠诚，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永不叛党，就是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就是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始终秉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就是要始终坚持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就是要以身许国，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要把对党的忠诚融于体、化为言、践于行。高扬旗帜，就是要高扬大庆红色旗帜，珍惜作为“全国旗帜和标杆”的荣誉，把这种荣誉感转化为在新时代继续当好全国旗帜和标杆的前进动力，用大庆红色旗帜统领大庆新时代发展的各项伟大实践，从而走好大庆新时代发展的新长征路。引领振兴，就是要当好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排头兵”，就是要勇担时代复兴重任站排头，就是要敢于作为“争第一”，就是要把大庆红色旗帜扛肩上，就是要坚决捍卫中华民族自尊心，就是要勇攀科技高峰、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就是要与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同呼吸、共命运，就是要对国家发展壮大、繁荣富强做出大庆人民应有的时代贡献。

二、民本思想：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旨趣彰显

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本”一词，源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四书五经·尚书》，长沙：岳麓书社,2O02年，第227页。意思是指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不发生动摇，国家就安宁不发生动乱动荡。殷周时期是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期。“盘庚时期就有了‘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的认识。”(5)朱明贤、杨森：《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及内在矛盾》，《河北学刊》2008年第28卷第1期，第229页。周公姬旦吸取了夏商因暴政而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并且把民众提到了比天更高的位置，这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是极为罕见的，足以体现姬旦思想的先进性。中国的民本思想形成于春秋，成熟于战国时期。孔子是姬旦“敬德保民”民本思想的捍卫者和传承者，进一步将姬旦“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发展为“保护民众、惠及民众、体恤民众、扶养民众”的民本思想。孟子、荀子对孔子的民本思想加以继承，同时又有所创新。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只有君主顺应民心并得到民众的拥护，君主才能够成为君主。荀子还把专制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中国的民本思想在秦汉唐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中提出：“民者，万世之本也。”(6)《四书五经·孟子》，长沙：岳麓书社，2OO2年，第133页。董仲舒用“天人感应论”来说明上天为民众设立君主，让君主来管理民众。因此，君主必须要施行仁政，必须要重视民众的价值，必须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只有做到这些，才是遵天意而行而为，才能够长治久安。唐朝时，李世民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初期，李世民就反复告诫侍臣：“国以人为本、国以民为本。”(7)裴汝诚：《贞观政要译注(君道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1—232页。明末清初，是中国民本思想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典型代表的民本思想家们开始用民本思想来钳制封建王权。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中主张“循天下之公”。(9)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49页。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民本思想。这些民本思想遭到了明末清初封建专制势力的强烈反对，从而激化了封建专制势力与民本思想家们之间的矛盾。由于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决定了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民本思想仍然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他们民本思想的先进性，不能遗忘他们为维护民众利益及社会地位所做出的时代性贡献。中国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实践的产物，一经产生就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中国的民本思想概括而言，就是要重民、爱民、为民、惠民。

重民、爱民、为民、惠民的民本思想是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旨趣彰显。作为大庆精神时代内涵重要组成部分的“真挚为民”思想是对重民、爱民、为民、惠民民本思想的精准浓缩、概括诠释。真挚为民，就是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就是要始终牢记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就是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10)《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6月28日，第01版。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尊重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尊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就是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使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享有更多的实际话语权；就是要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繁荣富强，从而实现复兴伟业的主体推动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剧作者和主演。中华民族伟大的实践史，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的成长史。大庆要实现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庆，实现大庆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发展目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大庆人民，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有益成果要惠及人民。同时，只有全体大庆人民协同发力、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这个发展目标才能早日顺利实现。

三、清廉思想：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重要构成

中国的清廉思想贯穿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清廉思想对社稷稳定、民众和睦、国泰民安至关重要。概言之，中国的清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施仁政，促清廉。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凡是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社稷安稳、民众和睦、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是社稷安稳、民众和睦、国泰民安的盛世，亦会出现清廉的朝代。那么怎样才会出现“社稷安稳、民众和睦、国泰民安”的盛世呢？那就是为政者必须施行仁政，才有助于清廉之气的实践养成。“仁政”是孟子的治国思想，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认为施行仁政是时代之必然，时势之所趋，是强国之根本。“仁政”治国思想自诞生之后备受推崇，为之后的许多个封建王朝所袭用。二是残酷刑罚惩贪官，促使为官清廉不敢贪。历朝历代，惩治贪官污吏有许多举措，刑罚残忍至极，对贪官污吏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有助于养成清廉之正气。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明朝朱元璋的惩戒手段最为严厉残酷，如对贪官污吏施行剥皮刑、诛刑、凌迟刑、剥指刑等。为防止明朝官吏贪污受贿，朱元璋还规定官员不能在其家乡任职，不能在任职地买房，不能娶任职地的女子为妻。这一系列措施对预防、规避贪腐不正之风，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为当下反腐提供了学习借鉴案例。三是孝促廉，廉生忠。中国古代奉行“孝促廉”的说法，认为孝与廉同向同行，孝与廉是相通的。一个官员如果有孝心，在家孝顺父母长辈，就会忠于君主，对君主负责，为官就会洁身自好，清正廉洁，就不会贪污腐败。如《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中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1)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页。《吕氏春秋·孝行》中曰：“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12)吕不韦：《吕氏春秋》，郭东明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95页。古人觉得，官吏如果有羞耻之心的话，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就会对不廉洁的行为产生耻辱感，而这种耻辱感会促使官吏为官清廉。如《晋书·阮仲列传》中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封建时代，为官清廉终极表现就是忠君。如果一个官员不孝不廉、贪污腐败作风不正，对君主就是不忠。正因为为官清廉对国家发展如此之重要，所以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们在治理国家时十分重视清廉的价值。汉武帝刘彻曾把“举孝廉”作为汉朝选拔官吏的考核标准。四是俭生廉，廉生俭。古人认为，节俭对清廉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清廉对节俭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者之间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关系极为密切。有许多古人都曾论述过节俭与清廉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最早提出节俭有助于养廉的是宋代的范纯仁。如《宋史·范纯仁传》中曰：“亲族有请教者，纯仁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唐代司空图、明代周顺昌、清朝顺治帝等均认为节俭有助于清廉的实践养成。如唐代司空图在《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中曰：“俭足养廉。”明代周顺昌在《第后柬德升诸兄弟》中曰：“又谓惟淡可以从俭，惟俭可以养廉。”清朝顺治帝在《御制人臣儆心录》中曰“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那么，“俭”又是如何促进“廉”的实践养成呢？这主要体现为，为官节俭就会做人做事有度，做人做事讲原则，做人做事不突破底线，从而有助于为官清廉的实践养成。为官节俭，并不是意味着必须要对美好富裕的生活说“不”，并不是意味着必须要过“犬儒学派”所倡导的“清心寡欲，鄙视俗世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敦促、提醒为官之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要有“度”，要本着“适度”原则，不能突破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能违背做人做事的原则。有一小部分贪官污吏就是因为在衣食住行方面没有“度”，从而突破了做人做事该有的底线，违背了做人做事该有的原则，由原先的清正廉洁沦为贪污腐败的阶下囚，最终走上了一条追悔莫及、不能回头的不归路。五是廉修身，廉长存。中国古代官吏用清廉修身，筑牢为官清廉之堤。如《吕氏春秋·忠廉》中曰：“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意思是说，面对大利而不改变他的道义，这就是清廉的表现。换言之，就是面对巨量金钱财富之诱惑，无贪念，不改变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必须要按规章制度办事，才能使自己为官清廉。战国时期的屈原在《渔父》中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说明做人要清廉，不能被世俗的污浊之物所玷污，否则就会毁坏自己清廉的好名声。西汉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曰：“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意思是说，清廉的人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取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会守好做人做官的底线，不会越“线”行事。六是推行高俸养廉。“西周时期的吕尚提倡‘廉洁爱民、厚禄养廉’，以此扬廉抑贪。”(13)袁北星、问青松：《论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江汉论坛》2012年第12期，第26—27页。北宋时期也曾奉行“高俸养廉”之策，以抑贪污腐败不正之风。在今天看来，“高俸养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长清廉之风，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源头上预防、规避官吏贪污腐败，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加大贪污腐败的惩戒力度。

注重清廉思想的培育践行是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重要构成。大庆要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把作为大庆精神时代内涵重要构成部分的清正廉洁思想真正培育好、践行好。在新时代，大庆个别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外在原因，似乎是发的工资太少，维持不了日常的生活开销，所以个别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如果真是这样，就是给个别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大庆个别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内在原因，是自身不能节俭自律凡事有度，不能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坚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不能坚守自己为官的政治底线、权力底线及做人底线，不能坚守做人、做事的正确原则，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洁身自好，甘愿被污浊之气所玷污。大庆个别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从制度层面来讲，是有关制度不健全或者执行不彻底，使贪污腐败分子存在可趁之机；从惩治贪污腐败的力度来看，就是贪污腐败所付出的代价太低。因此，为有效预防、规避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与制度和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惩戒力度，使领导干部不敢腐，进而达到使领导干部不能腐、不想腐的程度。同时，大庆的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必须始终牢记党员要坚守初心使命，必须始终坚守为官的政治底线、权力底线及做人底线，必须始终注重培育良好家风，勤俭持家、节俭自律、廉洁修身、凡事有度，必须始终坚守做人、做事的正确原则，必须始终铭记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要洁身自好，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己的“枕边人”及亲朋好友。只有这样多管齐下、协同发力、同向同行，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及联动机制，才能使大庆在新时代遏制贪污腐败不正之风，坚决打赢反腐倡廉攻坚战，才能使政治权力不发生异化，才能构建风清气正的大庆政治生态。

四、开放包容精神：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之所以没有中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历久弥新，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开放包容精神。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典型历史人物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开放包容精神。极具开放包容精神的典型历史人物以孔子、董仲舒、林则徐等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是极具开放包容精神之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中曰：“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王阳明认为孔子的学说是集夏、商、周三代之精华，从王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孔子很有开放包容精神，彰显了孔子具有“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精神。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是开放包容精神的典型代表，倡导“新儒学”，融儒、道、墨、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之精华于一体，采各家之所长。在董仲舒的力推下，新儒学成为汉朝的正统思想。至此之后，儒家学说受后代历朝所袭用，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清末的林则徐也是一个极具开放包容精神的人，如他的经典治世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意思是说，大海之所以能够容纳众多小溪，是因为大海具有博大宽广的胸襟。林则徐不光如此说，还是那样做的。他曾在浙江帮助嘉兴县丞龚振麟仿制西式大炮和战船，当时清朝的大多数官员都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由此可见，林则徐是“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精神的践行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也要学习弘扬“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能苛求他人。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彰显出来的开放包容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家之所以会出现融合，唐朝之所以会出现“开元盛世”，清朝之所以会出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面，是因为中国自古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

大庆精神的时代内涵充分继承了也彰显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大庆在新时代要把作为大庆精神时代内涵应有之义的开放包容精神真正继承好、践行好，有助于大庆在新时代更好地吸收国内外、省内外各类型各层次人才，有助于把大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庆，从而实现大庆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宏伟目标。大庆在新时代要真正做到开放包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兼收并蓄的眼界、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理念；二要有适宜各级各类各层次人才持续纵深向好发展所必需的成长环境；三要有吸引外商来庆投资办企办厂，各层次各类型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所必需的高质量良好营商环境。

结 语

大庆精神的时代内涵全面地继承和深刻地彰显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在新时代充分挖掘大庆精神时代内涵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有助于大庆人民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践行大庆精神，有助于大庆人民自觉地做大庆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和弘扬者，有助于大庆人民把大庆精神融于体、化为言、践于行，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庆建设，为大庆在新时代继续当好全国的标杆和旗帜，为大庆在新时代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不竭精神动能和精神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