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唯物史观之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唯物史观思想路径解读

薛光远， 李 敏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唯物史观的问题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话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知识界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极为有限， 多为经日本传入的“二手资料”， 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无法从一开始就对唯物史观有充分的了解； 加之救亡图存的急迫， 他们无暇对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做系统梳理， 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能够指导现实变革的理论武器， 以缩短思想与行动间的距离。 因此， 有学者论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 理解和奉行的。”[1]147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果将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视作陈独秀、 毛泽东等人接受唯物史观、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之一， 那么， “阶级斗争”学说又是通过怎样的思想途径进入其观念中， 并生根发芽的？他们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是否等同于“唯物史观”？

一、 “互助的历史”与“阶级竞争的历史”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 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这是毛泽东回忆自己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的重要文字， 研究者多将其作为毛泽东经由“阶级斗争”学说接受唯物史观的重要依据， 认为他于1920年夏天第二次到北京时执定“阶级斗争”为挽救时局的关键， 进而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无法忽视的事实是， 毛泽东返湘后推动的湖南自治运动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 所争取的亦是一个充满资产阶级色彩的自治政府。 作为毛泽东的师长， 李大钊在宣告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性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 虽然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部分， 却将其置于“互助论”之下， “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 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认定“马氏所谓真正历史， 就是互助的历史， 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3]34。 经由“阶级斗争”学说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路径， 似乎并不是李大钊、 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不二法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生在20世纪初的欧战和十月革命， 对中国知识界的震动与影响无远弗届。 它给致力于思想改造、 伦理觉悟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崭新的方向。 自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高擎“民主”与“科学”大旗以来， 为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进行思想解放， 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鹄的。 尽管梁启超、 朱执信等人早就注意到马克思学说这一西方思想的新动向， 并把它初步介绍给国人， 但在激烈地批判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言说中， “阶级斗争”较少为知识界所援引和提及， 充斥思想界的多是罗素、 杜威、 尼采、 巴枯宁、 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 正如毛泽东在1920年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言： “老实说， 现在我于种种主义， 种种学说，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 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 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4]欧战改变了中国思想界的取向， 继传统被打倒在地后， “西化”似乎也成为一个巨大问题。 在中国知识精英的检讨下， 西方国家正因鼓励竞争而陷入“自相残杀、 自我毁灭”的危机， 中国自不能步英法诸国的后尘。 因此， 在陈独秀、 恽代英等人的认知中，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启示是： 在唤醒劳工、 鼓动“劳动阶级”的同时， 也要避免陷入“不良竞争”的境地。 1919年末， 陈独秀仍然认为： “现在他们(西方国家)前途的光明， 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 一阶级、 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 开发那公有、 互助、 富于同情心、 利他心的新道德。”[5]514陈独秀这里所言的“新道德”仍属思想启蒙文化建设的范畴， 与“阶级斗争”无涉。 他在192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明言， 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 无论怎样伟大的科学家， 一旦置身群众之中， 便失去理性。 同时， 有史以来成功的革命， 无一不是少数人压倒多数人， 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如此， 而中国如有一亿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 即为一亿人压倒三亿人之举。 陈独秀强调， 此时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 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 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于同胞的感情， 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 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6]51。此种人性论与改良主义的倾向， 与“阶级斗争”学说格格不入。 恽代英更将“阶级竞争”视作“不良竞争”之一， 将阶级革命等同于个人主义。 “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 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 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 联合， 抗拒， 奋斗。 ……但我信这样的福音， 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 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 “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 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7]可见，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时， 对“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革命中的实效尚存疑虑。

舒衡哲在探讨五四运动时， 对陈独秀等“老师一辈”知识分子做过精当的分析， 指出理性精神的存在使他们对直接走上街头持相当的犹疑态度， 更对采用暴力革命等“过激手段”慎重再三。 陈独秀本人在五月四日这一天也并未参加学生游行。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在陈独秀、 李大钊， 甚或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中， 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从“阶级斗争”学说去理解唯物史观——尽管1919年前后， 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已经为知识界所熟悉， 并用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 但作为行动指南的“阶级斗争”理论， 尚未获得充分肯定。 它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被不断重申和重视的。 如果不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 是不会采用这样“一个变计” 的， “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8]63。 因此，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认识， 也并不以“阶级斗争”学说为首要因素。

二、 “社会组织进化论”的思想脉络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及马克思主义的缘起， 将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能量守恒定律、 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三大发现指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看来， “阶级斗争”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个特定时段的一种特殊的生存竞争形式， 这种生存竞争形式不仅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而且可以把人类社会导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 在此意义上， 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信条， “将来必胜于过去”的历史发展观不但满足了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向往， 而且它所标示的道路， 与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所持有的社会进化论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这也成为他们亲近唯物史观、 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路径。

近代以来， 进化论由严复译介到中国后， 便一直深入人心。 从晚清士子到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 都迅速抛弃“治乱循环”的历史观和“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论， 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 在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下， 进化论“不是作为一种实证的科学学说来对待和研究， 而是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信仰、 一种生活动力、 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1]144。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成为中国知识精英认识世界秩序、 了解列国情势的基本工具， 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自强”“竞存”的信心与热情， 学习西方、 有朝一日能与西方争胜成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上下求索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进化论在肯定“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的“天演之公例”的同时， 也使自由、 民主等西方观念逐渐流布开来。 在严复、 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言说中， “竞存”与“身贵自由、 国贵自立”“自由者， 天下之公理， 人生之要见， 无望而不适用也”等思想并行不悖， 甚至相互支持， 二者在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中得到统一。 然而， 自由、 平等、 天赋人权等观念本就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由于缺乏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和自由主义传统， 中国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 含混的观念体系。 知识精英固然因中西国势强弱不同而鼓吹“金铁主义”等“力本论”思想， 也会因内外情势的变化而重新思考“有强权无公理， 此世界之公例”的正当性。

欧战的爆发和民国政治的混乱使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认识到： 一个只强调个人权利、 鼓励竞争的社会， 固然可以短暂发展， 却必然导向残杀与毁灭的深渊。 “强权即公理”的等式随即遭到否定。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 ‘公理战胜强权’， 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简单说起来， 凡合乎平等自由的， 就是公理； 倚仗自家强力， 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 就是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 世界各国的人， 都应该明白， 无论对内对外， 强权是靠不住的， 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5]343作为缓解和克服不良竞争的良剂， “互助论”取代“强权论”成为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 1918年， 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 蔡元培兴奋地宣布： 欧战标志着“黑暗的强权论消灭， 光明的互助论发展”[9]。 他解释说： 互助主义， 是进化论的公例， 达尔文的进化论中， 本来兼有竞争和互助两个方面。 德国采取尼采的强权主义， 最后失败了； 英法协约国采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最后胜利了。 欧战的结果， 是互助主义的最大证据。 虽然将尼采与克鲁泡特金共同置于进化论的体系中未免有些牵强， 但这也深刻地说明知识精英对“强权”与“公理”的重新认识、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 否定的不是社会进化论本身， 而是社会进化的方式。 因此， 当《加拉罕宣言》中俄罗斯劳农政府宣布放弃旧俄在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和赔款的消息传来后， 知识界因“平等”与“互助”的社会理想得到新的证实而感到欢欣鼓舞。 李大钊热情地回应称， 欧战、 俄国革命和德奥革命的血， “洗来洗去， 洗出一个新纪元来， 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 新文明、 新世界”。 从前讲优胜劣败、 弱肉强食， “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 知道生物的进化， 不是靠着竞争， 乃是靠着互助。 人类若是想求生存， 想享幸福， 应该互相友爱， 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10]。“互助”取代“强权”， 成为新的社会进化方式， 为李大钊、 陈独秀等人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唯物史观的过程中， 这种强调“平等”与“互助”的进化论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 唯物史观在当时是被视为一种新形态的、 “科学的”进化学说被理解和接受的。 李大钊认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 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 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3]27在社会进化论的认知框架中， 传统政治的“大同”理想与现代社会经济因素达到了协同统一。 唯物史观肯定了社会进步的价值， 并指明人类社会通过不断进步可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 这与中国知识精英普遍具有的大同乌托邦情结相一致。 新文化运动前， 知识精英有感于中国的积贫积弱， 认为大同世界需要漫长的渐进变革才能实现。 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从苏俄革命的曙光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端倪， 更从唯物史观中看到了通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途径——它“更为具体地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 不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或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1]145。 蔡和森认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 是因为它是对“革命说”与“进化说”的综合。 “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 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 全在综合此两点耳。”[8]78在此驱动下， 经由十月革命标示的道路立即投入革命行动， 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 “唯物论科学主义”的认知倾向

自16世纪末传教士东渡中国后， 西方科技知识便不绝如缕地渐次传入， 虽然在传统儒学的认知框架内， 这些西洋的“奇思妙想”并不足以催生中国人对现代知识的探求之心， 但也因其基本与意识形态无涉， 更易为人所接受， 并被用来修订历法。 在此意义上， 虽然西方科技一直被传统士大夫诟为“奇技淫巧”， 但与“上帝”相比， 传教士手中的“三棱镜”无疑要受欢迎得多。 及至洋务运动引发西学东渐的思想潮流， 对西洋“制器之器”的追求推动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学习现代科技知识， 但在“中体西用”的认知框架内， 它始终“安于本分”， 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 成为“科学主义”。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这种社会主流思想与科学并行不悖的景象不复存在： 一方面， 传统文化被打倒在地， 科学内容的渗入与推广， 自不需再经儒家观念的“审核”与筛选， 现代科技知识的传入愈加迅猛； 另一方面， “科学”一跃成为当时最被认可和接受的新价值典范， 不但科学家热衷建立一种“在科学常识”之上的新人生观， 知识精英也须用“科学”来证明某一种社会学说的合理性。 “科学”由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上升为描述、 分析社会秩序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nature law)， 并带有“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11]3。 1915年， 中国第一份有影响的宣传科学的杂志(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创办伊始便明确表示： “一切兴作改革， 无论工商兵农， 乃至政治之大， 日用之细， 非科学无以经纬。” 此不啻为新文化初始的一份科学主义宣言。 随着陈独秀将“德先生”和“赛先生”视为“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 道德上、 学术上、 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的良药， “科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制器之理”， 而开始具有了“一种最高的和本体的意义。 它被用来批判一切既存的制度和文化， 也被用作一切新尝试的价值准则”[12]。 胡适曾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为这个新权威作过一个颇为贴切的注脚： “这三十年来， 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 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 究竟有无价值， 那是另一问题。 我们至少可以说， 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 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11]9“科学主义”之锋芒， 可见一斑。 也正因为此， “科学”成为衡量社会学说是否虚妄、 能否实行的重要标准， 唯物史观的流传与接受， 自然需要按照“科学”的标准予以重新厘定。

“科学主义”的显著特点是以现代科学知识来推演人类社会的普遍运行规律。 19世纪科学知识促使哲学中形成了物质的进化的世界观， 这种科学唯物论哲学是由赫胥黎、 丁达尔和埃米尔等人提出的， 其代表性著作是赫克尔主张物质一元论的《宇宙之谜》。 早在1916年9月《新青年》创刊不久， 就开始连载马君武翻译的这部著作， 书名定为《世界之谜》。 1917年起， 陈独秀亲自翻译了此书的第一章， 尝试用物质一元论批判当时盛行的灵学思潮。 但他并不满足仅“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 陈独秀更为关注的是要用唯物论哲学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 进而“支配人生观”。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众多的思想资源中， 在哲学上明确肯定世界万物由物质构成， 进而探求“物质变动”与“人类社会发展”直接关系的学说获得了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

既然世界由物质组成， 并处于不断进步之中， 如何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组织原则就取决于如何看待进步的动力与法则。 就当时中国思想界而言， 大致存在两种认识： 第一， 认为社会进步是基于个体进步及其带来的点滴改良， 这种观点在社会组织原则上亲和西方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 第二， 认为社会进步不依靠个人等具体单位， 而是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所来带的根本变革。 与亲信实用主义、 信奉点滴改造的胡适等人不同， 李大钊、 陈独秀等人基本都认同第二种社会进化观念。 而这种进化机制和物质世界观的综合就构成唯物史观的大致轮廓。 这种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认识， 也致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观察、 分析中国社会变动时， 总是用物质因素取代经济因素，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强调生产力、 生产方式等观念有所不同。 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是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 其中所讲的决定道德生活的因素， 只是一般的物质存在， 而非生产力、 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 陈独秀等人的认识也与李大钊有着同样的特点， 他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 可以解释历史， 可以支配人生观”[6]483。 但“客观物质的物质原因”与“生产力”到底如何发生联系的这一巨大问题， 往往被忽视掉了。 在一个由思想到行动的间距越来越短的时代， 强调“这个生产力， 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 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 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3]27， 不但无助于现实革命的发展， 更有可能被视为对变革的背离与否定， 何况苏俄革命已经提供了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 陈独秀在积极拥抱革命的同时， “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 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6]39-40， 已然说明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正是在于内外压迫的存在， 要获得生产力的充分释放与发展， 舍“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别无去路。 在生产力与社会现实的辩证中， 蔡和森所列的三个著名等式(“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加“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完成了思想与行动的转变。

四、 结语

任何社会理论为知识精英选择、 服膺、 信仰， 既少有类似禅宗“顿悟”的情况出现， 更鲜能一举中的， 而多经历以固有思想资源去认知和理解新观念内容的过程。 从时间上衡量， 这一过程可长可短， 但不可或缺； 从内容上来看， 这一过程固然是思想观念发生新陈代谢的过程， 但新旧之间并非“典范转移”、 无迹可寻。 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秩序的崩坏瓦解， 使得中国知识精英急欲寻求新的观念体系， 既为外在的社会奠定秩序的思想基础， 也为内在的心灵寻觅安身立命之地。 唯物史观以其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和中国变革的指导意义成为进步学者与青年的最终选择。

如果以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和信服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唯物史观的一个节点， 那么， 进化论和唯物论科学主义则是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重要思想路径。 正是通过这两条路径， 20世纪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各种思想资源都被纳入到唯物史观的轮廓之中做选择性的理解和接受。 这也决定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发展多受各种因素影响， 其中既有传统政治思维和大同理想的延续， 也有苏俄革命所引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想象与讨论。 这些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相互矛盾、 相互冲突又相互支援、 相互表现的复杂关系。 它们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之下共同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侧重。

值得注意的是， 在探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脉络中， 永远无法忽视的一点就是它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接触的“唯物史观”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思想体系， 他们也缺乏充足的知识资源能够对其做全面系统的解读和理解， 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忽视唯物史观的客观真理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当时各种西方思想争峰竞秀的环境下， 唯物史观何以脱颖而出？离开它的客观真理性， 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1919年以后的历史也表明， 伴随着陈独秀、 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学习和应用， 唯物史观的客观真理性逐步展现， 为困扰中国百年的现代化理想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可行的道路。 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诉说者， 我们承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实践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同样也应该看到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与功绩。 只有如此， 才能真正明了历史过程的意义， 才能对历史人物的思想选择产生“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