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强国的价值诉求阐释

范 玉 刚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100)

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的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1世纪以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文化领域日益成为世界战略格局重组和各种力量角逐的焦点，在国际形势的波诡云谲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化成为国际权力体和世界秩序变化的结构性力量，文化从历史的幕后走到前台进入国家政策的中心。在中央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23页。在笔者看来，建成文化强国意味着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开创了一条有别于世界既成大国“国强必霸”的发展道路，得以超越地缘政治竞争而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样式，从而在世界舞台上形成有自我表述和自我形象塑造的能力，对内能够充分焕发全民族的精神创造活力、建构人民自主表达的文化环境，使全社会迈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对外以大国的社会性成长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和世界人民的尊重与敬意。历史经验和现实充分表明，全面深刻理解文化强国的价值诉求，不仅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在建成文化强国实践中形成某种思想共识，还可以更好地为建成文化强国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文化强国建设要在对文化和文明的语义辨析中激励文化创新，诉求人类文明价值的一种普遍表达

随着文明型崛起的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建设文化强国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有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形态的能力，即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价值的一种普遍表达。可以说，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新中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华民族矢志不渝地追求现代化的水到渠成，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伴随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方位，中华文化正在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者向引领者角色转变，愈加需要中华民族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以建成文化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一种普遍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与价值理念。立足文化的特性与溢出效应，文化强国的建成往往有超越单纯民族国家的世界史意义，是一个国家文化主权意识觉醒而有问鼎世界文明领导权能力的表征。建成文化强国与世界大国崛起的内在关联通常显现为崛起方式的选择——大国崛起的社会性成长，以文明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与先进性以及思想表达的民主化，诉求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形态或文明样式，从而为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文明进步提供一种典范。

文化与文明是人类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中常用的两个重要词汇和术语，更是当前文化强国建设中常用的两个基本概念，但人们在日常使用中并未形成对两个概念认知的一致，因而需要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对文化与文明进行语义辨析。

英国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对“文化”和“文明”作过辨析。在他看来，Culture(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词，在其早期用法里，是一个表示“过程”的名词，意指对某物的照料，基本上是对某种农作物或动物的照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文化”的词根是拉丁文的动词“Colere”，其词义是栽培、耕作、照料、培植，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故而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从16世纪初，“照料动植物的成长”之意被延伸为“人类发展的历程”。在词义演变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产生。第一，惯于使用隐喻，于是“人为照料”的意涵凸显；第二，将几种特殊过程扩大延伸为一般普通的过程。在词义演变过程中，Culture(文化)成为一个复数的概念，其含义为：一是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一是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是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理解。(2)[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2—106页。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阐释和理解，对当代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于Civilization(文明)概念的内涵，在威廉斯看来，该词通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性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原先指的是一种过程，而且在某些语境里这种意涵现在仍然保存着。自18世纪末期以来，其词义由“过程”及“确立的状态”两种概念组合而成。这个词背后潜藏着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强调的是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Civilization(文明)不仅表达这种历史过程的意涵，而且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从19世纪初期开始，Civilization(文明)的词义逐渐演变成现代意涵，所强调的不仅是优雅的礼仪与行为，而且还包括社会秩序与有系统的知识——后来，科学也包含在其中。(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6—48页。唯此，在历史的演变中，Civilization(文明)日益显现出某种迥异于Culture(文化)的价值指向的意味。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与“文化”常常被视为同义词而彼此混用，但两者所指不同。文化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一个较常见的区别是：“文明”是人类为应付环境所创造比较具体的、物质性方面的成就，通常指一切可以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东西；“文化”则是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比较精神性的全面生活之总称，如生活方式之谓也，通常指一个社会、民族特有的东西。因此文明是传播式的，“可以向外传播, 向外接受”，是在发展中成果的不断积累，因此文明代表可传播性、客观性、普遍性；文化则是基因式的，“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是对特殊原则的同化和依附，因此文化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文化通常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因而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特征。文明通常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价值取向)，因而有一致性(统一性)的特征。人类要进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必然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程度(蕴含着人类进步的尺度、标准、价值取向)。

可见，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价值通过文化的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形式借助文明的价值而有意义。一般来说，文明的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形式之中总会包含着文明的价值。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如果仅承认文明一元论而不承认文化多元论，则很容易陷入“欧洲中心论”的狂妄；如果只承认文化的多元论而不承认文明的一元论，则会掉入“文明相对主义”的泥沼。

从文化视角看，建成当代文化强国是中国实现文明型崛起的精神宣言。就其根本意义或价值指向而言，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不是向着西方或者东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回归，而是强调立足自身特点和文化传统诉求人类文明价值的普遍性表述，使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具有价值的同构性。一方面，形成国内文化繁荣发展的高地；一方面，促使中华文明从一种人类文明价值的特殊性表述，向着人类文明价值的普遍性表述提升，推动中华文化逐渐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在世界体系中，所谓世界大国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军事力量的强大，更是指它在全球文明秩序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文明样式。世界大国一定是代表了世界文明主流典范和主流话语的国家，其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诉求可以影响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即能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创新辐射全世界，并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同一性的过程，是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更是从某种文明价值的特殊性表述迈向普遍性表述的过程。

当今世界，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文化强国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建成文化强国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为国家崛起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一个大国社会性成长的重要保障。一定意义上，世界文化秩序是国家和国家集团间文化战略竞争和战略博弈的结果，是指一定国际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呈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国家间在世界文化事务中的发言权、话语权和主导权所体现的国际文化权力关系。文化强国往往掌握对世界文化秩序建构的某种主导权，以及世界文化发展方向与趋势的引领权。建成文化强国必然使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充分彰显，使中华文明理念成为一般性的世界文明理念、中国的主流价值成为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共同价值，由此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强有力的背书。 作为诉求人类文明形态的一种普遍表达，文化强国建设成功开创了一条走向现代化、走向复兴、有新贡献于世界的独特道路，这条道路立足于本土、关怀全人类，有着世界情怀和开放包容意识，而以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的视域融合超越了中西、传统与现代，把人类引向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前瞻未来，其核心思想即道理、道义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享底蕴。这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制高点，也是世界道德舆论优势制高点。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所展示的文明理念，既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也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和新的价值观，说到底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观。它广泛汲取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在现代化转化中扬弃了华夏中心论的局限性；在积极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中，也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形成了一种超越既有文明范式——人类中心论的新的文明发展模式。

二、以中国为方法，人民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文化强国建设要在契合历史逻辑中诉求人类文明价值的普遍表达

以中国为方法，建成文化强国意味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和历史叙述中有能力表述自己，是一个国家文化道统的完成，即在国家层面建构了完善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体系；在社会层面筑牢了不可退堕的文明根基，在尊重大众多元化价值选择中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舆论氛围；在实践层面形成多元文化发展格局中主导文化形态的强势引领，从而影响到社会审美趣味和服饰、建筑、文学艺术的繁荣兴盛，形成了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建成文化强国的标识之一，中国有能力成为全世界理论研究的学术策源地、话语与议题的创造地，是全球思想创新的引领者，是全球思想市场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建成当代文化强国旨在以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般)形态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树立典范，以人类价值诉求的普遍表达赢得全世界的广泛尊重和敬意。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对历史逻辑的高度契合，从中国史逻辑来看，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指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矢志不渝奋斗的初心所在，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新世界。文化强国建设在大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当性，是对自身使命担当和价值诉求的根本性认同，是有能力书写历史、表述自身、塑造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形象并创造新的历史观及其话语体系的明证，是中华民族精神自觉和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表征。它意味着新中国在世界史上正在迎来“中国纪元”，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叙述不再依附于西方话语和世界历史逻辑，不再是附庸式的他者或西方价值的注脚，而是在对自身历史经验正面叙述中彰显了国家文化主权意识的自觉，是对当代中国在文化、意义和价值领域里自我陈述的阶级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统合，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伟大实践的价值阐释，是在历史连续性中合乎逻辑地建构一种新秩序、新价值。不仅在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中使中国经验获得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使社会主义追求获得道义制高点，从而把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从所谓的特殊性提升到一般性高度，在世界舞台上彰显社会主义价值的普遍性与感召力。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在有效言说和阐释自身实践的伟大意义与史无前例的创造性中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民将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理论和道统上确立自身的属性或规定性，并一如既往地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文明型崛起和中华文化成为全球化舞台上高势能文化的表征，以更大的文化包容性和一种整体性文化观化解美国鼓噪的“文明冲突论”带来的全球风险。

因而，建成文化强国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所焕发的意义和价值获得合法性阐释，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经济崛起，同样也有能力创造文化辉煌。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有创新活力和高端理论创造的策源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引领人类文明跃升的主导权将空前提升。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定会把人民的首创精神、蕴蓄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文化力量焕发出来，并以理论的创造创新在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伟大的历史经验一定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伟大形式，伟大实践同样会创造出自己的概念和表象，一定会形成有时代特征的自明性的伟大理论和伟大思想。“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作为最具有创造性的时代思想和理论的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页。，以此为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了灵魂，指引了方向。

立足时代语境，需要我们在一种大历史观和世界主义视野中理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及其价值指向。今日之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仍在滋养着当代中国人，在大众举手投足和情感交流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子。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人在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更是建设当代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越来越是世界的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要在增强世界眼光中推动中华文化从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者向人类文明跃升的引领者角色转变，以胸怀天下的气魄和增进人类福祉的情怀定位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坐标。从历史视野看，建成文化强国不仅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正在坚定迈向强起来的表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矢志不渝奋斗的目标指向，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由被动继而主动融入世界史而诉求现代性的结果。其中的关键与要害在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生成了新质的政治力量，正在引导中华民族在实现双重超越(华夏文明中心论、西方文明中心论)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1页。中国共产党既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实现中华文化的辉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这是深刻理解文化强国建设的大历史视野，它在契合历史逻辑中赓续传统前瞻未来，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引方向。究其世界历史逻辑而言，处于人类文明跃升的十字路口，需要一种整体文化观，而不是局部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文化观为基础，这一契合中国文化特性的时代机缘有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竞争中胜出，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立足中国发展的新方位，世界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种视野。何谓世界主义？有学者指出，这个“世界主义”，按其本义来说，“既非地域主义，亦非全球主义，而是二者兼取的‘球域主义’或‘星丛共同体’。进一步，还必须即刻声明，所谓‘世界’，所谓‘共同体’，不是无差别的统一或同一，而是差异之间的沟通和链接，因而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关乎系之’”(7)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8页。。说到底，世界主义乃是一种互为主体的间性文化观，既要立足在世界中的中华文化立场，坚定“世界的就是中国的”，更要胸怀天下以一种整体的文化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文明的跃升提供方向性启示。从人类文明跃升的前瞻性来看，人们需要在尊重差异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类的整体性利益(价值)。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天下观念，即使步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林，还是充溢着世界情怀。因此中国人胸怀天下是很自然的，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是合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逻辑的，今日之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同时，中华文化又厚积了爱国主义传统。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是并行不悖的，今天既要强化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更要加强爱国主义传统的赓续与弘扬。

立足螺旋式上升的中国史视野，在时空叠加的复杂境遇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确实是一个有着特殊性的国家，它既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体，因此，中国的崛起走了一条有别于西方既成大国“国强必霸”的殖民他国的文明型崛起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诉诸的是文化强国，以文明价值感召获得最广泛的国际认同。今日之中国正在从全面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人民大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获得感越发强烈，如何振奋人民的精神状态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愈加迫切，在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中需要以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是世界文明中的一种普遍形态，由此促使中华民族要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归根结底，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原本内蕴着在世界舞台上诉求普遍性的价值指向，旨在使中国经验上升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适性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主导文明形态之一，中华文化是全球化舞台上的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从而使中国实践的世界史意义得以彰显。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了双重超越，一是对历史上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超越，在对古老文明体的历史赓续中实现了现代文明的跃升，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超越，以其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跃升启示了方向。

三、当代文化强国要从文明形态的“特色论”诉求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论

从审美视角来看，正常健康的人类文明往往有着“审美共通感”的普适性诉求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心理结构。跨文化研究成果也表明，人类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态，唯其文化多样才越发激发人们追求某种文明共识、增进文明交流，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共识远大于人们所设想的差异性，从而促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这表明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对人类精神的丰富性而言是必然的。在社会实践中，固然需要尊重认知差异性和文化多样性，但人类文明对普遍性价值的诉求始终不可去除。通常，在文明互鉴中一般性/普遍性的价值诉求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底蕴，从而保障了文明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形成文明共识的可能性，也使得文化交流、文化交往中的文化价值共享成为现实，所谓“特色论”只是某种表现形式的不同。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长期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追求国际认同、文明共识是国家和民族交往的主流认知。所谓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论和中美脱钩论的喧嚣，其实都是某种利益诉求的扭曲表达，或是背后有着某种战略用意。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要从某种“特色论”诉求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论，并以其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示出胸怀天下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整体性的价值追求，在文明自信中彰显对人类文明跃升方向引领的能力和气魄。

文化强国建成的目标诉求是通过大国崛起的社会性成长，在人类文明体系中追求文明价值的普遍性表达。固然，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显现，但建成文化强国却是一个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协同发展的结果，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如果说物质性增长塑造的是一个国家的骨架与血肉之躯的话，社会性成长塑造的则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与灵魂。这种精神与文化代表了国家的社会面貌和良好国际形象”(8)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成长的经验表明，强大的硬实力和突出的软实力是大国成长的保障力量，特别是软实力的充分焕发有助于大国的社会性成长。“通过强化软实力来增强综合国力，有两个途径：一是国内政治中进行民主改革、制度创新和文化改良，二是对外关系上积极融入世界政治文明和国际社会，成为对世界政治有所贡献的负责任国家”(9)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一定意义上，文化的政治指向恰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涵，它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在遵守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基础上提出国家文化主权战略，这是建成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不仅意味着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更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使命担当。在此强化文化强国建设是以社会性成长的方式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必然，旨在强化当代中国在全面实现现代化强国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软实力的积累和对世界进步的文明贡献，在世界舞台上焕发中华文化强大的价值感召力。习近平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10)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把文化强国建设与一个大国的社会性成长关联起来，旨在从逻辑上强化中国崛起开创的文明型道路，使社会性成长内化于文化强国建设之中。“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在扩展自身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维持和建设一种强大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既要有着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来凝聚本民族的文化与社会能力和政府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能力，即通过国际合法性的增强来巩固自身的物质性力量的增长的成果”(11)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文化与网络数字化技术的融合，国家的文化利益和海外利益不断拓展，软实力的内涵和显现形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国家软实力务必与大国崛起的社会性成长统一起来，即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性成长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唯此，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真正发挥文化强国的溢出效应，对观念性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关联起来，从而把大国崛起的硬实力转化为国际社会承认下的硬实力，使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不外于观念性国家利益的维护。

世界秩序“东升西降”的趋势表明，文化强国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必然，也是时代机缘、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和中国共产党使命的有机整合，体现了大国成长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统一的新兴崛起之路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威尔逊总统曾明确警告美国不要重蹈欧洲个别强国单纯谋取物质强大而失败的覆辙，要保持和发扬《独立宣言》精神，走一条新型大国成长道路，即向世界贡献理想、观念与先进的制度。(12)[美]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运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这是美国得以攫取世界文化霸权的价值底蕴所在，也是今日美国因过于倚重外向度军事、科技和美元的霸权力量，以及狭隘化地强调“美国优先”而逐渐背离这一价值底蕴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强国的地位衰落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历来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传统。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1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文化强国建设要秉承中华文明世俗、务实和包容的传统，以和而不同、多元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有效应对各种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文明冲突论”，推动人类文明迈向一种整体性的文明观。

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创造还有着人类文明史的普遍价值。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14页。中国道路的成功有着精神价值的成长和普遍性的示范意义，是世界大国崛起的社会性成长的典范，最终必然显现于文化强国的建成。因此，文化强国之于中国有着文明史的意义和价值，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文明创造的自我明证性体现，是中国全社会迸发活力和创造性的镜像，是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物质文明积累的精神意义的升华，是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形式，是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远方地平线的前倾。说到底，究其文明创新而言，建成文化强国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具有类文明意义上的普遍性的自我证成，是坚定走中国道路的精神宣言，是一种真正精神独立自主的文明自信，是世界大国崛起的表征。习近平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7页。这是一种对中华文化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自豪，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明创造，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所蕴含普遍性价值的展开及其具有人类性意义的一种定位。也就是说，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中展示和在世界舞台上形成表述自身历史与自我形象建构能力的明证。建成当代文化强国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能力言说自己的实践和中国经验，有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世界文明价值诉求的普遍性表达的能力，有为中国道路合法性辩护的能力，彰显了国家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自觉和使命担当。建成文化强国意味着当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了对人类文明跃升方向引领的能力，是中国真正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