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万叶时代家训文化构建中的中国元素溯源
——以《喻族歌》为例

2022-03-24 19:48闫秀冉毅

东疆学刊 2022年3期

闫秀，冉毅

“家训，顾名思义，是齐家之训、家内之训。中国的家训是父祖辈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通过文字形式向子女晚辈进行的训诲。”[1](98)家族，“在中国，表现为由同姓同宗的多个家庭集合而成的宗族。”[1](1)在日本，“家族”的内涵不仅包括中国“家族”的含义，还进一步扩展到主从关系之成员的家和宗族。因此，日本家训的训诫对象包含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以及服务于该家族的非血缘关系成员，如武士的家臣、商家的用人等。李卓在《日本家训研究》中提出，“日本的第一部家训是吉备真备（695—775）所撰的《私教类聚》，成书于奈良时代（公元769年左右）。之后，日本家训不断繁荣发展，逐渐形成公家家训、武家家训、商家家训、农家家训、儒家女训等各种类型。”[1](52)

《万叶集》①本文所引《万叶集》出自《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万葉集4》，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该组歌群出自于卷4:461。所引译文出自两套中译本，分别是杨烈译：《万叶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金伟、吴彦译，《万叶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杨烈先生用五言古诗的形式来译和歌，故译文内容比原文丰富。金伟、吴彦夫妇则采用口语化的语言翻译和歌，比较精确地把握了和歌中要表达的含义和氛围，但无法兼顾和歌中严格的形式美。因此，在研究和歌内容等方面时，为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原意，部分参考了金伟、吴彦版；在研究和歌格式等方面时，为保留原诗的格式之美，较多引用了杨烈版。中的《喻族歌》（卷20・4465-4 467）是万叶时代著名诗人大伴家持（后称家持）的作品。严格说来，《喻族歌》并不属于家训，但其标题中的“族”与“家”的含义相近，“喻”又含有教喻、训诫的含义，与“训”相似。伊藤博《万叶集释注》引用《万象名義》的定义“喩暁也、諷也”，称“喩す”为“训诫之意”。[2](706)“喻族”意即“家训”，其内容体现了日本万叶时代的家训文化。左注显示该作品的创作时间是756年。因此，《喻族歌》可看作日本第一首蕴含家训意义的和歌。

《喻族歌》是《万叶集》中唯一一首告诫族人的作品。由于作品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喻族歌》在日本学界备受关注。学者们主要从作品背景、教谕对象、文学地位、诗歌理念等角度全方位加以论述，《代匠记》中略有提到部分诗词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尚未见《喻族歌》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喻族歌》相关的研究成果更难觅其踪迹，仅有寥寥数篇偶有一提，更无深层次研究。殷晓星在《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中提到了《喻族歌》的诗名，但未进一步展开。[3](58)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同时又是思想极度开放的时代，学说百家争鸣，文坛百花齐放。家训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形成了我国传统家训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宏大的家训，影响巨大，亦曾传入日本。业界有学者认为，《喻族歌》的创作可能受到了中国家训文化的影响，因此，《喻族歌》与《颜氏家训》之间的关系很有研究的必要。经过考察，笔者还发现晋朝陶渊明的《命子》在诸多方面与《喻族歌》有相似之处，值得深入探究。魏晋南北朝止于589年，而万叶时代始于629年（舒明天皇即位），理论上存在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学向万叶时代日本文学浸润的可能。因此，本文拟将体现万叶时代家训文化的代表作《喻族歌》分别与《颜氏家训》和《命子》做比较，探究日本万叶时代家训文化的源流。

一、大伴家持的《喻族歌》

《喻族歌》的创作背景如下。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2月2日，左大臣橘诸兄因承担诽谤太上皇之责辞官。4月14日，圣武太上皇病危。橘奈良麻吕策划谋反。5月3日，圣武太上皇驾崩。5月10日，大伴古慈斐因诽谤朝廷被捕。6月17日，家持作《喻族歌》。《喻族歌》歌颂了自神代以来大伴氏族的荣光，颂扬大伴之名的尊贵，告诫族人要扬大伴之名，不要轻举妄动。窪田空穂指出，“家持所追求的是忠孝两全，既表明了对朝廷的忠诚，又表达了自己作为名门后代要继承祖先遗志的孝心。”[4](348)

二、《喻族歌》与《颜氏家训》的比较

北齐颜之推（531—594）的《颜氏家训》是中国第一部内容完备并以“家训”为名的家训专著，也是中国家训的典型代表，被后世奉为家教规范。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间，深知各朝政治，洞悉南北学识，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是当时最博学的学者之一。其编纂的《颜氏家训》记述了个人经历、思想、学识，目的是告诫子孙，使子孙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反映了其名门士族的政治立场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观。

《颜氏家训》是家训专著，约四万字，用语平实却寓意深刻。全书分为七卷，二十篇，每篇围绕不同的中心来展开，或谈治家，或论道德，或议交友，或说学习，或曰仕宦，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各篇篇幅不一，短则几百字，长则数千字，如《勉学》一篇就长达六千余字，而《止足篇》仅四百余字。

《喻族歌》属于典型的日本和歌，在长歌之外还附有两首反歌和左注，文笔优美，辞藻华丽。在杨烈所译《万叶集》中，《喻族歌》为250字（包括长歌、反歌及左注，不计标点符号），篇幅不到《颜氏家训》字数的百分之一，不在一个数量级。

其次，在创作背景和主旨方面，颜之推生于官宦人家，一生经历南北两朝，侍奉四朝天子，亲身体会历次朝代更迭，三次被俘，数次险遭杀身之祸，生活阅历极其丰富。站在人生临近终点的地方，他回首往昔，自省“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教，以至于斯”。[5](3)于是，颜之推于花甲之年著《颜氏家训》，把自己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体会倾注其中，“以为汝曹后车耳。”[5](3)他在《序致篇》明确了这篇家训的主旨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5](1)希望子孙后代能以此为鉴，从而“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5](114)

家持祖上曾任右大臣、大纳言、大将军，官阶从二位。然而延续到家持这一辈，家族逐渐式微，地位威望不复往日。家持作《喻族歌》时任兵部少辅、山阴道巡察使，官阶从五位上。《喻族歌》的左注提到家持作《喻族歌》的直接原因：“上，缘淡海真人三船谗言，出云守大伴古慈悲宿祢解任。是以家持作此歌也。”[6](817)家持出于约束族人、保全家族的想法而作此歌。值得一提的是，作歌前一月余，亲厚大伴家族的圣武天皇驾崩。因此伊藤博认为《喻族歌》“表述了对圣武天皇驾崩的深痛悲切，是缅怀圣武朝代的挽歌。和歌体现了失去圣武天皇这一精神支柱后，家持的空虚落寞、无依无靠的危机感”。[2](681)

在教谕内容方面，颜之推希望子孙像自己一样步入仕途。所以《颜氏家训》不仅包含教子篇、兄弟篇、勉学篇等常见教谕内容，还包含诫兵篇、涉务篇、杂艺篇等入仕为官的相关内容。颜之推要求子孙不仅要读儒家经典，还要学习琴棋书画等技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些不但是为官为宦的必需技能，也是士大夫生活的重要内容。后世形容《颜氏家训》曰：“该括百行，贯穿六艺”，[7](543)说明《颜氏家训》包罗万象，涉猎广泛。

相较而言，《喻族歌》篇幅短小，内涵单薄。大半篇幅追述祖上荣光，最后寥寥几行教谕族人“珍惜清令名”“凡事心思量”。[6](816)反歌是对长歌的强调和重复，没有更多的教谕内容。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作者经历、创作背景方面，还是在文章体裁、篇幅、结构、主旨、内容等方面，《颜氏家训》与《喻族歌》都存在较大差异，难以想象两者具备相互借鉴的可能。

三、《喻族歌》与《命子》的比较

存世的陶渊明训子诗文中，有三篇最为著名：《命子》《责子》及《与子俨等疏》，分别作于陶渊明仕宦前期、归隐前期和归隐后期。聂言之（1985）考证该诗反映了陶渊明仕宦思想由强而弱直至完全消释的变化过程。其中《命子》是陶渊明的第一首家训诗，作于陶渊明长子降生之时。聂言之指出“该诗追述先祖功德，激励儿子勿负祖辈荣光，要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有所作为的人。”[8](45-50)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中提到，“《命子》犹教子，其大要在追述祖德以教训之”。[9](43)

《命子》共分十章，每章八句，每句四言，共320字（不计标点符号）。前文提到，《喻族歌》为250字，与《命子》的数量级相当。《喻族歌》和《命子》在结构上都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追忆祖先功绩，下半部分为教谕内容，上半部分皆占整体篇幅的大半。《喻族歌》从开篇“高千穗岳上”到“极尽事皇方”属于上半部分，余下为下半部分，上下部分的比例约为2:1。《命子》共分十章，前六章和后四章分属上、下半部分，比例约为3:2。两者均为蕴含家训寓意的诗歌，且体量相当，结构相近，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其次，从作者身份和家世背景来看，陶氏家族是中国典型的士大夫家族，祖上颇有功绩。“邈焉虞宾，历世重光”“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9](40-41)论文治，陶青曾任丞相；论武功，陶舍曾跟随汉高祖刘邦征战四方；论分封，陶侃曾因功封长沙郡公。陶渊明作《命子》时，正任江州祭酒。

大伴家族是辅佐历代皇族的重要家族，长期掌管国家的军事大权。从圣武天皇时代起，“手持栌木弓，又执鹿儿矢”“扫清寰宇内，奉仕长如此”。[5](816)家持的曾祖父大伴长德鼎盛时官拜右大臣，祖父大伴安麻吕官至大纳言兼大将军、赠从二位，父亲大伴旅人曾任大纳言、从二位。《喻族歌》作于756年，当时家持任兵部少辅、山阴道巡察使。

由此可见，陶氏家族和大伴家族都是辅佐当权者的重要世族，历史上都曾经位高权重、显赫一时，拥有傲人的家族历史。陶渊明和家持创作作品时都是朝廷的中下层官吏，距离祖上的荣耀地位还有不小的差距。两名作者的家世状况、当时身份相近，产生相似的感情亦情有可原。

在创作背景以及教谕对象方面，《命子》作于陶渊明初得长子之时，教谕对象自然是陶渊明刚出生的儿子陶俨。古人结婚生子都较今人早，陶渊明年近而立之年方有子嗣，犹今人之中年得子，自是喜不自胜。彼时，陶渊明初入仕途，出任江州祭酒，正是青春年少、挥斥方遒、大展宏图之时。“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夙兴夜寐，愿尔斯才。”[9](42)诗中充满了对孩子的期望、对家族振兴的憧憬。

圣武太上皇驾崩、橘诸兄辞官、大伴古慈斐被捕，一系列噩耗给整个大伴家族带来极大动荡。而敌视大伴家族的橘奈良麻吕蠢蠢欲动，意图谋反。大伴家族在内外交困、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中风雨飘摇。家持内心深感惶恐不安，于是作《喻族歌》，教谕族人谨言慎行，远祸消灾。关于作歌主旨为何，藤井一二论析有以下三点：“①告诫与家持关系特别密切的大伴池主以及堂兄弟大伴古麻吕等人。②对外表明作为一族之长的态度，具有仪式感。③家持自身的感悟”。[10](155)考虑家持当时所处的境遇，教谕的对象应是全族。

此外，从教谕重点来看，《喻族歌》和《命子》都从言行、品性上对族人、后代提出了严格要求和殷殷期望。《喻族歌》告诫族人要谨言慎行，“凡事心思量”“戏言起祸殃”，更要珍惜祖上传下的好名声，“珍惜清令名”“勿绝祖宗名”“勿负大伴氏”“古来清白族，永享好家声。”[6](816)《命子》要求孩子学习祖先“穆穆”“亹亹”“直方”“惠和”“淡焉虚止”的德行操守，勤奋不懈，“夙兴夜寐”，通过“名汝曰俨，字汝求思”传达了“温恭朝夕”“尚想孔伋，庶其企而”的殷切希望，并谆谆教导居安思危，“福不虚至，祸亦易来”。[9](41-42)

《喻族歌》和《命子》的教谕重点都是谦虚谨慎。家持审度当时动荡的政治形势，告诫族人宜低调行事、韬光养晦，度过家族的至暗时刻，以求自保延续。陶渊明则是因本身淡泊名利，对子孙后辈亦不强求步入仕途，只求君子修身，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志向高洁。

在遣词用句方面，两篇作品多处使用不同语句表达了相似含义。如：《命子》的“世历重光”[9](40)、《喻族歌》的“相继世世王”[6](816)都强调了世世代代一直追随着君王。《命子》的“御龙勤夏，豸韦翼商”[9](40)、《喻族歌》的“赤心豪不隠，极尽事皇方”，[6](816)表达了对君主的忠心赤胆。《命子》的“抚剑风迈，显兹武功”，[9](41)《喻族歌》的“手持栌木弓，又执鹿儿矢，丈夫有武雄”[6](816)分别通过“抚剑”“持弓执矢”的动作细节描述祖上的勇武形象，用“武功”“武雄”来形容祖先的功绩。《命子》提到陶氏谱系“爰自陶唐”，[9](40)起源于远古的尧舜时代，《喻族歌》说到大伴氏“自从神代起”，[6](816)都因家族历史源远流长而自傲。《命子》说“运当攀龙”，[9](41)意即追随帝王建功立业是时运注定的，《喻族歌》则曰“仕奉是祖职”，[6](816)都是表述家族使命是为君主效命，是上天注定、从一而终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9](41)“赤心豪不隠，极尽事皇方。”[6](816)《命子》强调宠辱不惊的“斯心”，《喻族歌》强调“极尽事皇方”的“赤心”，本质都是一心辅佐君王、不求任何回报的“诚心”。

另外，土屋文明在《万叶集私注》中指出左注中的“缘”并非缘由的缘，而是缘坐。[11](397)“缘坐”与“连坐”相同，是正犯本人和相关亲属、家族连带受罚的一项特殊归责原则。日本律令沿袭了唐律令的用法，家持作为律令制下的官员，必然熟知该词，才得以在《喻族歌》中进行化用。

在创作手法方面，《命子》使用的叙述手法是虚实结合，偏重于赞扬祖先的德行。“邈焉虞宾，世历重光。御龙勤夏，豸韦翼商”[9](40)是对祖先功绩的虚写。对家族“浑浑长源，蔚蔚洪柯”[9](41)的悠长兴衰历史，则是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时有语默，运因隆窊”[9](41)一语略过。《命子》把一些历史上名声隆盛的祖先作为重点实写对象，如拥有显赫官职的“穆穆司徒”陶叔、“斖斖丞相”陶青，如创下了不世功绩“启土开封”的陶舍、“业融长沙”的陶侃，如品行修养高尚的“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的祖父陶茂和“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的父亲陶丹。[9](41)

《喻族歌》则以虚写为主，偏重于宣扬祖先的功绩。整篇和歌中没有出现某位祖先的具体名讳，只是笼统提到“名曰大久米”。将祖先的功业抽象概述为“事神务太平，远人亦和喜，扫清寰宇内，奉仕长如此”[6](816)，描述祖先志得意满的时候浓墨重彩，对家族时运不济的时期简单带过。

在感情基调方面，《命子》的前六章从帝尧之世开始回忆祖先，陈述家世渊源，气势磅礴、意气风发，“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9](41)但从第七章起，感情突趋低沉。“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9](41)回忆长子的降生，文字色彩变为明亮。“卜云嘉日，占亦良时。”[9](41)嘉日、良时表达了陶渊明内心的欣喜和憧憬。“厉夜生子，遽而求火。”[9](42)陶渊明此处用夜半求火的典故来形容等待孩子降生的焦虑和惶恐。“名汝曰俨，字汝求思。”[9](42)《礼记·曲礼上》曰：“毋不敬，俨若思。”“俨”即恭敬庄重。“温恭朝夕，念兹在兹”为人待物要温和恭敬。“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希望儿子能够像孔子之孙孔伋那样出色。可见，陶渊明对长子抱有极大期望。“尔之不才，亦已焉哉”[9](42)又展现了父亲对待孩子的宽容和豁达，也反映出了陶渊明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凡百有心，奚特于我”“人亦有言，斯情无假”[9](42)强调这种厚重的父爱和殷切的感情是普遍、真挚的。

《喻族歌》上半篇追述祖上功绩，并忠肝义胆地袒露了对天皇“豪不隠”的拳拳“赤心”，郑重其事地表达了“仕奉是祖职”的殷殷决心，慎而重之地立下了“子孙长相继，世世当延长”的铮铮誓言。下半篇家持更是以一族之长的身份训诫族人，要求“凡事心思量”，严厉告诫“勿负大伴氏”“勿绝祖宗名”“戏言起祸殃”“珍惜清令名”。[6](816)4470左注中写道：“以前歌六首、六月十七日大伴宿祢家持作”。[6](817)“歌六首”就包括了这首《喻族歌》。在这里家持使用的是“大伴宿祢家持”。提到“宿祢”这个天皇的赐姓也有强调家族历史荣耀的意味。左注中还写道：“出云守大伴宿祢古慈斐遭三船陷害被解任。”家持这一说法与《续日本记》记载不同。关于左注与史料不同的原因，窪田空穗推测源于“家持远离政治中枢，不清楚事件详情，难以预料事件走向这一不安的心情。”[4](347)由此可见，家持认为大伴家族已到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当时的心情既有惶恐，又有焦虑。因此《喻族歌》的基调是严肃紧张的，亦有风声鹤唳、惊弓之鸟之感。

总体来说，《喻族歌》通篇的整体感情基调是严肃庄重的，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入木三分。而与此不同的是，《命子》下半部分呈现出浓厚的亲子之情，感情丰富，笔触细腻。

《命子》中陶渊明既不强求孩子对朝廷、对天子忠心耿耿，也不要求子孙成为达官显贵，光宗耀祖，而是在德行操守上对其寄予厚望。首章提到“穆穆司徒，厥族以昌”“亹亹丞相，允迪前踪。”[9](41)“穆穆”，仪容美好、举止端庄恭敬。“亹亹”，勤勉。陶渊明就将“厥族以昌”的原因归功于“穆穆”“亹亹”。在谈及曾祖父陶侃时，强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9](41)高度赞扬陶公在荣宠面前不贪恋迷惑的高风亮节。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时“直方二台，惠和千里”，[9](41)其正直严明使朝廷内外官员传颂，恩惠泽陂全郡百姓。父亲陶丹“淡焉虚止”，不因做官与否而患得患失。《命子》讲述家族光辉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像《喻族歌》为了激励后人延续祖上荣光，而是强调祖上的功绩来源于高尚的德行操守。

大伴氏被天皇赐姓宿祢，是日本飞鸟时代天武天皇八色赐姓中第三等，可称得上是名门望族。但从家持的父辈起，大伴家族逐渐没落。《喻族歌》正是反映了家持对每况愈下的家族状况焦急的心情。《喻族歌》上半部分追述祖先功绩，通过高贵出身来表达对家族重兴的渴望。“赤心豪不隠，极尽事皇方，仕奉是祖职，立言永不忘，子孙长相继，世世当延长”，[6](816)强调对天皇的忠心，并教谕族人“凡事心思量”“戏言起祸殃”，最终目的都在于“勿绝祖宗名”“勿负大伴氏”，激励族人要延续祖上荣光，保持大伴家族的威名不堕并发扬光大。

尽管在创作背景、教谕对象、写法侧重、感情基调、教谕目的等方面，《命子》与《喻族歌》存在不少差异，但是他们的体裁、篇幅、结构、教谕重点、遣词用句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且其作者身份、家世背景极其相近，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四、《喻族歌》的中国文学溯源

隋唐时期，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中心，灿烂的文明广被四邻，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制度与技术，全方位、系统地汲取唐朝先进文明。飞鸟和奈良时期，中国文学成为日本贵族间的风雅。《万叶集》是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关于《万叶集》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小岛宪之指出，“虽说交流，但万叶集处于下游，不会向处于上游的中国文学逆流。”[12](892)考虑到当时的国家实力和文化辐射能力，中国文化更有可能是“源”，《万叶集》是“流”。

神龟四年（727），家持之父大伴旅人兼任大宰帅，赴任筑紫。大伴旅人就职的大宰府是国家外交部门，负责接待外宾和管理商品交易。汉籍是中国向日本出口的重要物品，所有汉籍皆需通过大宰府审查方可交易。作为大宰帅的大伴旅人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再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接触到数量众多的汉籍，汉文化修养更是日益精进。大伴旅人与筑前守山上忆良几乎同期作为官吏出使九州，他们共同创建了筑紫歌坛，翻译了大量汉籍的诗语，并加以创新，创造了特色歌语，成为当时流行的风潮。随父滞居筑紫期间，家持耳濡目染父辈对中国文学的追求，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作为大伴家族的栋梁，家持接受了当时贵族子弟的教育，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了丰厚的养料，逐渐具备了深厚的中国文学素养。

藤原佐世于891年奉敕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本朝现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这部目录所著录的图书大

都来自中国，所以，它还具有“输入”目录的性质，可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依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明确记载《陶潜集十》，表明有十卷陶渊明作品集传入日本。吴春燕也认为“陶渊明诗文早在奈良时代（710-796）便经由《文选》《艺文类聚》等书一起被传入日本。”[13](93)孙猛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亦论证了李善注《文选》的流布，即“早在奈良时期就盛行于日本。”[14](1499)可见，陶渊明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从奈良时期开始便已形成。《喻族歌》作于756年，家持作为万叶时代崇尚热爱中国文学的诗人，本身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学素养，有受容中国文学的基础，应是接触、学习到了陶渊明的《命子》，并在《喻族歌》创作中融入了中国元素。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