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丹徒区金家坟村东汉墓M1发掘简报

镇江博物馆

内容提要：2012年，镇江博物馆对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金家坟村东汉墓M1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为砖石室墓，墓中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为研究东汉时期的葬俗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一砖石叠砌形制的墓葬在镇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特点，反映出该墓主人为达官或地方郡县豪族，其年代为东汉晚期。从墓室、棺痕和石榻等遗迹分析，该墓应为二人合葬墓。

2012年2月23日，镇江市文物局接到群众举报，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金家坟自然村有一座古墓被盗。经现场勘查发现，墓顶一侧已经被打开一个洞口，并有被人进入墓室的痕迹；另一侧有一处被人挖开的直径约1米的圆坑，但尚未穿透墓顶；顶面四周散落少量碎砖及灰陶残片，初步推断为一座汉代墓葬。2月25日，镇江博物馆考古部受镇江市文物局委托，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号2012DXJM1，以下简称M1）。发掘显示，该墓早年多次被盗掘，前室、中室顶部各发现有直径0.5～0.8米的盗洞，墓室底部沉积有较厚的黄色淤土，文物流失情况严重，但墓葬形制、结构完整，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现将该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的位置及概况

M1位于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以南约4千米的金家坟自然村山岗之巅，东临京杭运河，南近沪宁高铁。四面为农田，有明显的墓葬封土，堆成一个占地约200平方米的半圆形坟丘（图一）。

图一// 金家坟东汉墓M1位置示意图

M1由墓道、墓室及排水沟三部分组成。建造时先开凿黄土岗地，修筑成“中”字形基槽，槽底距现地面2.3米（彩插一一︰1、2）。

1.M1正面（东—西）

2.M1背面全景（西—东）

墓道，位于基槽东段，平面长方形，呈斜坡（接近甬道口地面较平）。残长4、宽2.5米，坡度20°，坡面局部铺垫小砖粒。

墓室，居中，以砖石砌造，其四周空隙用土夯实，前室及中室外顶铺垫一层碎砖石，外壁砖墙缝隙较大处用印纹硬陶片镶嵌。墓室之上夯覆封土呈半圆形坟丘。

排水沟，位于基槽西段，以砖砌造，残长13、上口宽0.85、下口宽0.6、深2.3米；另在后室向西约百米处有一水塘，根据地势高低及排水沟延伸方向，推测墓室的积水是流向此水塘。

二、墓室形制

M1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等组成。方向82°，外长13.5、宽3.8米，内长11、宽2.7米（图二）。

图二// M1平、剖面图

（一）甬道

内长0.75、宽1.25、高1.7米。地面单层砖错缝平铺；两壁自下而上，以三组“三顺一丁”砖叠砌，壁厚0.38、高1.1米；其上再以楔形砖起券，券设两重，另加覆一层券顶，总厚0.55米。

甬道口设砖砌券门，内宽1.37、高1.56米。左右为长方形门柱，各宽0.76、厚0.38、高1.1米；之上起券，顶三重，厚0.55米。甬道门以砖砌封门墙填实，厚0.38米。

甬道外用残砖错缝平砌挡土墙，宽0.8、厚0.18、残高0.36米（图三）。

图三// 封门墙、甬道正视图

（二）前室

平面呈正方形，内边长2.8、高4.1米。四壁下方均用4层长方形石灰岩块石错缝叠砌作为裙墙，裙墙高1.7米；裙墙之上用长方形及楔形砖错缝叠砌至顶，形成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西壁两侧设石质菱形格子窗棂，高0.56、宽0.48米（图四）。

图四// 前室西壁剖面图

前室东端设石门，有梯形石门楣，上宽0.75、下宽1.4、高0.4米；两侧为石门框，高1.25、宽0.25、厚0.08米；下方有石门槛。石门两扇对开，大小相等（其中一扇被盗墓者砸坏），单扇门高1.2、宽0.53、厚0.06米；石门一侧两端设有圆柱形门轴，并插入门楣及石槛轴洞内，洞径0.10米。石门之外砌筑封墙，砖错缝叠砌至石门楣下，宽1.37、高1.2、厚0.19米。

（三）中室

平面呈长方形，内长3.35、宽2.8、高4.2米。墓顶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四壁下均用4层长方形石灰岩块石错缝叠砌作为裙墙，其上用长方形及楔形砖错缝叠砌至顶（图五）。前室与中室之间有一短过道，过道进深0.55、宽1、高1.2米。中室北壁下有漆棺痕迹，长2.2、宽0.76米。

图五// 中室西壁剖面图

（四）后室

平面呈长方形，墓顶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四壁下均用4层长方形石灰岩块石错缝叠砌作为裙墙，其上用长方形及楔形砖错缝叠砌至顶。内长3.4、宽2.17、高3.25米。中室与后室的南侧有一短过道，过道进深0.7、宽1、高1.26米。北壁下有垫棺木用的砖，棺木已腐朽不见。

墓室铺地，前、中、后三室地面均以大小不等的长方形石灰岩块石平铺。长0.95～1.25、宽0.6～0.8、厚约0.3米。

（五）排水沟

分明沟和暗沟两种：明沟，位于后室内偏北侧，宽0.1、深0.05米。砌筑方式为在铺地块石上凿成弯曲形排水沟槽。暗沟，位于后室之外，呈长条形，宽0.5、高0.45米。砌筑方式为下部铺一层横向平砖，两侧用砖纵向平铺两层，上覆横向及纵向砖各一层；中间泄水孔宽0.12、深0.15米。

墓室用砖，均为青灰色，单面绳纹，有长方形和楔形砖两种。长方形砖长38、宽18、厚6厘米，主要用于砌筑封门、墓壁和垫棺；楔形砖长38、宽 16、厚8厘米，主要砌筑墓顶。

三、出土遗物

此墓因早年多次被盗掘，遗物流失严重，位置也大都被翻动，只残留下少量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

1.陶器

共3件。分灰陶、印纹硬陶、绿釉陶三种，器形有簋、坛、罐。

灰陶簋 1件。M1︰4，出土于前室和中室之间的过道中。敛口，方唇，鼓腹，高足外撇，外底微凹。外壁、腹及内底饰水波纹。口径27、底径28.4、高12.6厘米（图六︰2）。

印纹硬陶坛 1件。M1︰5，出土于中室和后室之间的过道中。口微敞，宽沿，矮颈，鼓腹斜收，外底微凹；外壁施酱釉不及底；外壁饰模印菱形填线纹；青灰胎。口径24.4、底径18.2、高37厘米（图六︰1）。

图六// 出土陶器

绿釉陶堆塑罐 残件。M1︰14，出土于中室。现存罐顶上的一座小塑像。头缠帻在额角作叠折收裹，圆眼，大耳，双膝盘坐；施酱黄釉；砖红胎。残高8.5、宽5厘米（彩插一一︰3）。

2.石器

共10件。有石榻、石几、石座、石虎、石豚。

石榻 2件。M1︰1、6，形制、尺寸相似，分别出土于前室北壁下和后室南壁下。榻呈长方形，为一整块石料雕琢而成；榻面光滑平整；榻面下四角设四条方柱形腿，腿脚微内收；榻边呈壸门形。M1︰1，长 140、宽 82、高25厘米（图七︰1）。

石几 2件。分单层和双层两种形式。

单层石几 1件。M1︰2，出土于前室之南与石榻相连。呈长条形，为一整块石料雕琢而成；几面一端上翘；面下设弯曲形几腿。长136、宽40、高27厘米（图七︰2）。

双层石几 1件。M1︰3，出土于前室南壁下。呈双层长条形，两块方形覆顶石中间设圆槽，内插两根立柱，一端为圆柱形，一端为方形，其上间隔穿插两层长方形石板。上层长138、宽40、厚6厘米；下层长132、宽39、厚5厘米；通高71.5厘米（图七︰3；彩插一二︰1）。

图七// 出土石器

1.双层石几（M1︰3）

石座 4件。有天禄和辟邪两种形式。均出土于中室和后室之间的过道口。

天禄石座 2件。形制相似。呈俯卧状，昂首挺胸，头部双角，口张露齿，下颚溜须，肩部设方形凹槽，长尾贴附股上。M1︰7，长35、宽16、高30厘米（图八︰1；彩插一二︰4）。M1︰13，长38、宽16.4、高32厘米（图八︰2；彩插一二︰5）。

4.天禄（M1︰7）

5.天禄（M1︰13）

图八// 出土天禄石座

辟邪石座 2件。形制相似。呈俯卧状，昂首挺胸，口微张，肩部设方形凹槽，长尾贴附股上。M1︰8，长30.5、宽～16.4、高22.4厘米（图九︰1；彩插一二︰3）。M1︰12，长 30、宽 14.8、高 21.6厘米（图九︰2）。

图九// 出土辟邪石座

3.辟邪（M1︰8）

石虎 1件。M1︰9，出土于中室。呈匍匐状。长8.4、高1.8厘米（图一○︰1；彩插一二︰2）。

2.石虎（M1︰9）

石豚 1件。M1︰10，出土于中室。豚首豚尾，口、眼穿小孔。长6.2、高1.8厘米（图一○︰2；彩插一一︰4）。

4.石豚（M1︰10）

在石虎、石豚出土地点的四周发现有漆盒痕迹。

3.骨器

人骨 残件。M1︰22，出土于中室东南角，残存大小腿骨各两根。残长30～50厘米。由于腿骨远离北壁下棺痕，推测人骨被移动过。

骨器 2件。均出土于后室，呈长方形。M1︰17，四面饰刻细线纹，中间有圆形孔。长3.2、宽 2.4、厚 2.1厘米。M1︰18，素面，中间设圆形孔。长3.2、宽 2.4、厚 2厘米（图一○︰3、4）。

4.铜器

有铜盖弓帽、铺首、钱币。

盖弓帽 1件。M1︰11，出土于中室。呈圆柱形。盖面呈宝相花形，并饰细刻纹。长8、柱径0.6～0.8、盖面边长3.6厘米（图一○︰6）。

铺首 2件。形制、尺寸相似，出土于中室。兽首形，大耳，凸目，嘴下衔环；背面贴附一长方形薄铜片，中间有小孔，孔内有木插钉，为将铺首固定在漆器上而设。M1︰16，边长3.7、环径2.6厘米（图一○︰5）。

图一〇// 出土器物

前室钱币 62枚。M1︰19-1—62，分五铢、磨廓五铢、綖环五铢、货泉四种。

五铢 31枚。M1︰19-1—31，形制、尺寸相似，边轮及穿边有廓，较浅，“五”字交笔弯曲，“金”字头呈三角形，四点较短。直径2.4、穿径1、厚0.09～0.1厘米。M1︰19-2，直径2.4、穿径1、厚0.1厘米（图一一︰1）。

綖环五铢 5枚。M1︰19-56—60，形制、尺寸相似，边轮凿錾所留下的钱心，穿边无廓。直径1.8～1.9、穿径1～1.1、厚 0.1厘米。M1︰19-56，直径1.8、穿径1.15、厚0.1厘米（图一一︰2）。

磨廓五铢 24枚。M1︰19-32—55，形制、尺寸相似，边轮磨锉呈窄廓，穿边有廓。直 径 2.3～2.55、穿 径 0.9～1.1、厚 0.05～0.15 厘米。M1︰19-40，直径 2.4、穿径 1.2、厚0.1厘米（图一一︰3）。

货泉 2枚。M1︰19-61、62，形制相似，悬针篆，笔划流畅，布局匀称。M1︰19-61，直径2、穿径0.75、厚0.05厘米（图一一︰4）。

中室钱币 151枚。M1︰20-1—151，分五铢、货泉、半两、大泉五十等五种。

五铢 128枚。M1︰20-1—128，形制相似，边轮及穿边有廓，较浅，“五”字交笔弯曲，“金”字头呈三角形，四点较长。直径2.3～2.5、穿径0.9～1.15、厚0.05厘米；重0.65～2.81克。M1︰20-10，直径2.5、穿径1、厚0.05厘米（图一一︰5）。

货泉 3枚。M1︰20-129—131，悬针篆，直径2～2.2、穿径 1～1.15、厚 0.1厘米；重1.91～2.68克。M1︰20-129，直径2、穿径0.8、厚0.1厘米（图一一︰6）。M1︰20-131，直径2.2、穿径0.9、厚0.1厘米（图一一︰7）。

半两 19枚。M1︰20-132—150，“半”在右，“两”在左，钱文较规范，无内外廓。直径2.24～2.75、穿径 0.7～1、厚 0.05～0.15 厘米；重 0.84～3.78克。M1︰20-133，直径2.75、穿径1、厚0.15厘米（图一一︰8）。M1︰20-132，直径2.24、穿径0.8、厚0.11厘米（图一一︰9）。

大泉五十 1枚。M1︰20-151，边轮及穿边有廓，较浅，篆书，直读。直径2.05、穿径0.9、厚0.1厘米（图一一︰10）。

后室钱币 52枚。M1︰21-1—52，均为五铢，形制、尺寸相似。边轮及穿边有廓，较深，“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一端出头，“金”字头呈三角形，四点较短。M1︰21-1，直径 2.5、穿径 0.95、厚0.12厘米（图一一︰11）。M1︰21-9，直径2.5、穿径0.95、厚0.2厘米（图一一︰12）。

图一一// 出土钱币拓片

四、初步认识

此墓未发现有关纪年和墓主身份的文字信息，现谨据墓葬形制结构、出土遗物对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略作分析。

中国江南地区的古代墓葬，自东汉以降始普遍采用砖构墓室。此墓前、中、后室均作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这种墓顶构造普遍流行于六朝早期以两汉扬州故地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亦即孙吴、西晋时期，如安徽马鞍山孙吴赤乌十二年（249年）朱然墓［1］、南京下关区五塘村六朝早期墓［2］、南京江宁黄家营 5 号墓［3］、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4］等，但也见诸孙吴政权早期的湖北鄂州M2215的前室与河南南阳邢营画像石墓［5］和南阳第二化工厂21号画像石墓［6］，可见这一墓顶构造在东汉晚期至六朝早期存在着一个由汉水流域经长江中游再向长江下游传播的过程。

此墓前、中、后室均出土了不少钱币，其中前室和后室各出土钱币五六十枚，中室出土钱币更是达到了151枚，出土钱币种类计有两汉的五铢和新莽的货泉，但五铢钱中包含有众多的磨廓五铢和綖环五铢，这种经过“外科手术”取铜的残损钱币，尤其盛行于汉末灵帝、献帝在位的社会经济恶化的历史时期，是这一时期墓葬中的习见之物。另一方面，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凡随葬有较多钱币的孙吴墓葬，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南昌高荣墓、南京上坊孙吴大墓以及湖北鄂州发现的诸多孙吴大、中型墓葬，多见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早于孙吴建国的蜀汉政权发行的货币。这些蜀汉货币频频在孙吴墓葬出现的现象，往往被约定俗成地当作吴、蜀政治联盟之间密切经济往来的见证。此墓出土钱币近三百枚，却不见所述蜀汉货币的踪影，从一个侧面证明其建造时代当在东汉末年，尚未跨入三国孙吴时期。

从环境优越、规模宏大、结构坚固、葬具与随葬品华丽高贵等诸多方面着眼，此次考古发掘的M1体现出了与镇江乃至邻近地区以往同时代墓葬迥然有别的鲜明特点，而这些特征又无一不是墓主高贵身份的流露与表现。

此墓位于紧邻运河水道的丘陵山岗之巅，地理位置凸显，这说明营葬者十分注重墓葬的空间位置，在营建此墓时十分注重地形、地势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刻意展现出墓主的崇高地位。墓葬的甬道、封门墙、石墓门、墓室等主体部分全长达13.5米，最宽处3.6米，其建筑面积约90平方米，使用面积约50平方米，封土面积约200平方米，而且尽管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水土流失，其墓基至封土顶部仍高达5米多，其工程量之宏大壮观，在镇江乃至整个苏中、苏南地区目前已经发掘的东汉晚期墓葬中都是无出其右的。至于该墓的前、中、后三室砖石混砌结构，在客观上发挥增强墓室坚固性、增大墓室立体空间作用的同时，使得墓主不同寻常的高贵身份的指向性也愈加明晰起来。

那么，究竟是何等高贵显赫的人物会在东汉末年的乱世被如此隆重地厚葬于今镇江近郊？结合史籍记载来看，似以吴主孙权的父亲、被尊为“武烈帝”的孙坚或其长子孙策的可能性较大。

孙坚为吴郡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人，原为县吏，因参与平定黄巾军起义有功而被封为长沙太守、乌程侯，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势力。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孙坚讨伐荆州牧刘表时被杀。孙坚死后即还葬曲阿［7］，亦即今镇江丹阳，而此墓所在的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金家坟村，与今丹阳近在咫尺，故不能排除早先曾一度为丹阳所辖的可能性。建安十二年（207年），孙坚夫人吴氏薨，亦与孙坚合葬［8］，而墓内发现有两具人骨的痕迹，也都与此契合。在对M1的清理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后室的砌筑存在一些不寻常的迹象：较诸前室和中室，此墓的后室不仅明显低矮，而且由于北壁内缩了一堵墙的厚度，故平面范围也缩小了许多；在细部上，较诸前室和中室，后室用于垒砌墓壁的块石数量既少，石材的尺寸也不若前室和中室大。凡此种种，似表明此墓的后室与前室、中室并非同一时期整体建成，而系后期补筑而成。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与孙坚夫妇墓“号墓为陵”有关。史载，孙吴黄龙元年（229年）四月丁酉，甫登基称帝的孙权追尊孙坚为“武烈皇帝”，庙号“始祖”，陵曰“高陵”，母吴氏为“武烈皇后”［9］。依常例，在孙坚夫妇墓“号墓为陵”后，理应在建筑规制上有所举措，增建后室或即其一。

辛丰镇金家坟M1所在地北约600米，早在2003年亦曾考古发掘了一座总长约10米的东汉晚期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砖构双室墓［10］，除了规制略逊，如缺少增建的后室、墓壁未采用石材外，在建筑方法上与M1可谓如出一辙，其墓主与M1的墓主理应属同一家族。由于该墓除出土灰陶制品外，还随葬了较多的精美青瓷器，故其时代还要稍晚于M1。

M1出土遗物中，石制家具类的榻、几、案和葬具类的天禄、辟邪造型石座，在镇江地区的汉代墓葬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为床”。东汉一尺约为24厘米，则三尺五为84厘米，该墓出土的石榻长度为1.4米，属床、榻之间。造型上与其相似的石榻，在北方地区汉代墓葬和壁画中常有出现，如河南郸城出土的汉代石榻［11］，又如辽宁辽阳棒台子二号壁画墓的右小室右壁的正中画两方榻，榻上各坐1人，左男右女，表现墓主人夫妇对坐饮食［12］。双层石案的实物出土极少，目前只在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中有陶质模型发现［13］。与天禄、辟邪石座造型、用途相似的遗物仅在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14］中出土有虎形、狮形石座，其用途一致。两者区别在于造型上，M1为天禄、辟邪造型，肩部凿凹槽状，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虎形、狮形石座是背部至尾部凿成平面。

总之，此墓的发现为镇江地方史、东汉墓葬制度、形制以及汉代家具、石雕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永军；发掘人员为霍强、陈长荣、李永军、徐征；摄影、绘图人员为霍强、陈长荣、徐佳；修复人员为孙丽萍、包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