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负面报道与商誉减值及时性
——基于治理效应与市场压力的实证检验

一、引 言

当前，商誉减值测试法被广泛运用于各国会计准则，其背后的逻辑是定期减值相比系统摊销更能反映经济实质，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然而，根据CSMAR数据库统计，沪深A股合计的商誉减值损失自2007年减值测试法实施之初的5.44亿元攀升至2019年的402亿元。商誉减值“爆雷”频发，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减值法和摊销法间“孰是孰非”的讨论与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更反映了商誉减值的及时性问题。2018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对商誉后续计量环节存在的会计监管风险进行专门提示，强调应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恰当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理论上，当商誉减值威胁管理者薪酬、声誉，并带来负面股票市场反应时，出于维护自身私有收益，管理者有强烈动机延迟或提前确认商誉减值，最终不仅会对企业经营成果产生恶劣影响，甚至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

二是关注每一个员工的自身特点，用足每个员工的优势。努力提高员工团结同事协调同事关系的能力，合理组合员工，取长补短，发扬合作办公精神。

媒体报道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重要方式，对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极为重要。然而，与分析师跟踪、活跃的股票市场产生的压力一样，管理层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应对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压力。理论上，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影响中可能存在治理与压力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新闻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加速了企业“坏消息”传播的范围与效率，引发资本市场关注和舆论压力，有助于抑制管理者商誉减值决策中的自利与短视行为，产生“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当企业已经受到媒体负面报道时，企业股票价格面临下行压力，管理者为避免商誉减值进一步引发媒体关注与负面报道，影响个人私利，有动机延迟确认商誉减值损失。从这一意义上讲，媒体负面报道可能加剧商誉减值不及时，产生“市场压力”。最终，媒体负面报道如何影响商誉减值及时性是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

鉴于此，本文利用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考察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贡献在于：其一，本文基于我国媒体生态环境，考察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影响。已有文献为媒体的外部治理功能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却鲜有研究探索其可能产生的市场压力效应。本文提供了从商誉减值及时性角度揭示媒体在资本市场中影响的经验证据，为加强媒体生态治理提供现实参考。其二，基于欧美市场的现有文献考察了商誉会计处理中的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到财务报表巨额商誉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但鲜有文献提供媒体报道对商誉减值信息质量影响的直接经验证据，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商誉相关理论文献。其三，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影响机制的相关理论文献。借鉴Dai等(2015)的研究，本文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压力影响管理者个人私利进而改变管理者财务报告行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商誉后续确认与计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重要研究课题。为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开始要求企业至少在每年年终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然而，商誉减值测试法实施能否改善会计信息质量仍然备受争议。现有文献考察了商誉减值测试法实施的经济后果，但尚未取得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表明，减值测试法能够提高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和未来现金流量的可预测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然而，由于商誉减值会减少净利润，影响公司当期业绩表现，管理层有动机利用准则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操控商誉减值确认的额度与时间。Amel-Zadeh 等(2013)发现，上市公司的股票年回报率与当年和下一年度商誉减值负相关，说明商誉减值确实存在不及时的问题。在国内，卢煜和曲晓辉等(2016)也得出类似结论。

本文选取2014—2019年期末(减值前)商誉余额不为0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保险类和ST类的样本；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年交易天数不满90天的样本。最终，获得9919个公司-年样本观测值，涉及2370家上市公司。为缓解异常值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均经1%分位两端的缩尾处理。除媒体报道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4.1。

杨剑在要得到她身体前的第一句话是，他有妻子，如果她认可那他们就做一生一世的情人。当时喝了酒的女人听到了杨剑的话，也想到了一个外国女作家的一本书，那书的名字就叫情人。她在思考了几秒钟后不假思索地说，就做情人，不用一生一世，哪怕半生半世她也知足了。

4替换主要变量。其一，替换解释变量，采用样本公司本期是否有负面报道()进行回归，当样本公司本年度受到媒体负面报道，则取1，反之取0。其二，以当期商誉减值除以当期营业收入(_)作为商誉减值的替代变量。检验结果与上文实证发现一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代理成本视角下，管理者在进行商誉减值决策时，有动机利用准则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操控商誉减值确认时间及金额，损害商誉减值的及时性。媒体负面报道在这一过程中既可能发挥重要治理效应，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及时性，也可能通过加速并扩大公司负面消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传播，引发投资者关注，形成巨大资本市场压力，影响管理者私有利益，加剧管理者短视，从而降低商誉减值的及时性。

列(5)至列(8)报告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的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媒体负面报道显著降低了管理者商誉减值确认的及时性。，-1×，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而，-2×，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媒体负面报道至少会导致管理者延迟一年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总体上，这些发现支持了研究假设H2，而没有支持研究假设H1，表明当管理者面对媒体负面报道时，为避免商誉减值遭到新闻媒体进一步的关注与负面报道，更可能延迟确认商誉减值。

基于传统建筑施工中，通会将两侧次间缩小，以此来应对地震的发生。中国古代建筑通常是由梁架、台基、梁架构成，高等级建筑施工设计时会对斗拱层进行设置，从而避免建筑基础被破坏。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施工中通常会采用抬梁式构造，基于构架垂直状态下形成下大上小的结构，这是由于该结构控制性能较好。通过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大屋顶也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实际上，大屋顶的形成对构件的需求量较大，具有一定复杂性，通过大量构件的运用使屋顶整体性充分增加，为抗震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构架稳定性的提升。

假设H1：其他条件不变，媒体负面报道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及时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大自然是仁慈的，克里斯猎到了一头驯鹿，欣喜若狂，他将驯鹿滚烫的心脏取出来供奉给自然之神。然而，他还是没能来得及制作出便于储存的熏肉，因为蜂拥而来的苍蝇无情地在鹿肉上撒下了卵，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大自然的一次次无情却慈悲的示现中遭到彻底的摧毁，克里斯不由得发出悲叹—人，绝不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生命都在共同分享这个世界。”①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黑焰[M]. 北京:接力出版社. 2011:228.

假设H2：其他条件不变，媒体负面报道会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及时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那么，管理者利用自由裁量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一方面，契约与声誉动因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选择。研究发现，管理者会出于债务契约、股权薪酬、自身声誉和退市风险原因延迟确认商誉减值损失。另一方面，商誉减值披露会引发市场负面反应，进而影响管理者减值决策。但是，鲜有文献直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及时性及其背后的动因。更为重要的是，相比西方市场，由于我国公司治理不够完善、投资者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商誉减值不及时问题更为突出。

(二)模型与变量

为检验上文研究假设，在已有商誉减值及时性检验模型(1)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模型(2)检验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影响。

,=++-1+-2+ ∑+ ∑+ ∑+,

李君如：(1947-)，男，浙江鄞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已出版《观念更新论》等数十部著作，其中由《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组成的“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发表了《邓小平的“治国论”》等数百篇论文，其中《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

(1)

,=++-1+-2+×,+,-1×,

+,-2×,+,+ ∑+ ∑+ ∑+,

(2)

模型(1)表示第期、-1期和-2期年股票收益率反映的上市公司经济状况与商誉减值损失确认的相关性。若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则表示公司及时确认了商誉减值损失；若()显著为负，则表示公司延迟1期(2期)确认商誉减值损失，即商誉减值不及时。模型(2)中，表示媒体负面报道。本文根据媒体对上市公司报道的新闻情感与语气来判断是否属于负面报道。若假设H1成立，则显著为负；若假设H2成立，则显著为正。此外，借鉴已有研究，模型(1)和模型(2)中的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份效应()与行业效应()。各变量定义详见表1。

先说财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认识金钱和驾驭金钱的能力，是理财的智慧，它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二是正确应用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公司商誉减值额占期初总资产的比重平均为0.622%，中位数和1/4分位数均为0，说明超过一半的样本公司并未确认商誉减值。从商誉总量来看，样本公司商誉占总资产的比重()平均达10%，中位数为2.1%。这说明，商誉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的重要构成部分，且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样本公司每年平均遭到媒体负面报道的数量为约2(e-1)次，且有75%的样本公司年度遭到媒体的负面报道，说明有商誉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引起媒体关注和负面报道。样本公司年度股票收益率()平均为9.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0.5%和262.3%，中位数为-8.6%，公司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表2也列示了控制变量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

学者们对京剧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京剧的历史进程、表演特征、流派、主要演员、声腔、剧种等，对京剧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解读相对较多。涉及京剧在民间的研讨较少，主要也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京剧艺术与民间的情结。目前，学界未关注到江苏徐州民间京剧的发展。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列(1)至列(4)首先报告了商誉减值及时性模型回归结果。可见，无论是单独还是同时放入模型，，、，-1和，-2的系数均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公司当期股票回报越低(经济状况越差)，商誉减值损失确认金额越大；但是，样本公司存在商誉减值不及时，平均至少延迟确认1—2年。

一方面，当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已被媒体关注与报道，管理者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更容易被揭示和惩处，并进一步引发投资者关注与监管部门介入，这会提高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与成本，降低管理者掩饰商誉公允价值下降这一经济实质的动机与能力，进而改善企业商誉减值相关信息质量。周开国等(2016)发现媒体报道对“问题公司”的监督效应更明显。当存在媒体负面报道时，管理者有动机利用商誉减值进行“大洗澡”，借机集中释放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定时炸弹”。因此，媒体负面报道可能有助于上市公司及时确认商誉减值损失，发挥“治理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1)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略，作者备索。

1倾向得分匹配(PSM)。媒体报道可能会由于某些公司特征产生差异，这可能导致上文研究发现受到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影响。为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予以缓解。参考已有研究，以负面报道数是否大于样本中位数定义高负面报道公司(=1)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和进行不放回1:1匹配，再采用匹配样本对模型(2)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与上文实证结论保持一致。

2工具变量法。由于商誉减值不及时的企业更容易引发媒体负面报道，这可能导致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此，选取媒体负面报道的行业年度均值()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变量回归。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Cragg-Donald统计量为8930，远大于5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检验结果再次支持了上文基准研究结论。

3控制公司个体固定效应。采用公司个体固定效应对模型(2)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近些年，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与外部治理机制，媒体报道能否增强会计信息质量，提高投资者决策有用性备受关注。然而，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媒体报道在商誉减值信息质量中的作用。有学者关注到媒体报道的外部治理作用，但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一方面，部分文献认为，媒体报道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公司治理机制和声誉机制对管理者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其一，媒体通过制造和传播信息，发挥揭露和信息中介作用，提高了上市公司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引发监管机构关注和外部舆论监督，这会提高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被识别的可能性，迫使管理者约束自身不当行为。其二，媒体通过改善公司治理质量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倾向。其三，媒体通过引发投资者关注，对企业和管理者声誉产生影响，规范管理者行为。另一方面，也有文献发现，在商业化的竞争环境下，由于媒体同时拥有“社会公器”和盈利主体的双重身份，并不总客观真实地传递信息。相反，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向社会提供具有偏见和倾向性的报道，导致管理者更加关注短期业绩表现，增加短视行为，损害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发现，媒体报道通过短期业绩压力、薪酬压力等渠道加剧了管理者短视行为，阻碍创新。本文基于商誉减值及时性角度，进一步验证媒体报道的治理效应与市场压力效应，以期丰富现有文献。

另一方面，更多的媒体负面报道更及时地披露了大量上市公司特质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效率，加大股价下行压力。研究发现，媒体关注会降低上市公司股票收益。Chen(2003)发现媒体报道的坏消息能够引起股价负面波动，当报道好消息时股票价格没有明显波动。权小锋等(2015)发现负面媒体报道会引发企业IPO后10个交易日内股价下跌。当公司已存在负面报道时，管理者为防止商誉减值进一步加剧媒体负面报道，影响其个人股权薪酬收益与公司股价表现，因此更不倾向于及时确认商誉减值损失。Dyck等(2008)发现上市公司违规的严重程度会显著影响媒体后续的报道范围，上市公司违规程度越严重，媒体会认为其更具新闻价值，从而进行更多关注与报道。于忠泊等(2011)发现媒体关注对股价波动性和收益率的影响是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动因。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向来是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新闻，尤其是当公司已身处负面报道的环境下，商誉减值更可能遭到媒体的“阻击”，成为媒体借机放大的“导火索”，加深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黄辉(2013)发现深度的媒体负面报道不仅会引发市场负面反应，更会加剧企业绩效降低。因此，媒体负面报道可能会对管理者产生压力，促使管理者牺牲当期商誉减值信息质量来避免短期市场业绩不佳的惩罚。

西藏藏中电网是以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那曲五个地区电网联网形成的系统，目前阿里、昌都地区电网仍然独立运行。西藏藏中电网内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由区调继电保护处统一安排部署，各地区电网根据区调调度员的指令执行。

五、进一步分析与检验

(一)作用机制检验

首先，媒体负面报道可能通过短期业绩压力渠道降低公司商誉减值及时性。杨道广等(2017)认为短期业绩压力是导致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为检验这一机制，基于已有研究，采用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年度中位数和分析师盈利(每股收益)预测偏差()是否大于零，反映管理者面临的短期业绩压力相对大小。小于年度中位数、大于零的公司，管理者短期业绩压力较大；反之，则较小。表4列(1)至列(4)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的系数仅在短期业绩压力较大样本组显著为正，说明媒体负面报道会加剧短期业绩压力较大企业管理者的压力感知，促使其选择降低商誉减值的及时性以迎合市场预期。

其次，根据上文分析，媒体负面报道会加速公司负面消息的传播，增加股价下行压力，提高管理者压力感知，促使其降低企业商誉减值及时性。个股信息含量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信息传递效率和反应程度。当企业个股信息含量越高时，股价对媒体负面报道中“坏消息”的反应速度越快，管理者面临的股价下行压力越大，也更有动机利用自由裁量权延迟商誉减值的确认。为检验这一机制，借鉴已有研究，构建模型(4)来度量个股信息含量。其中，为模型(3)回归而得的拟合优度。值越高则表示公司股价中的个股信息含量越高。表4列(5)与列(6)报告的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的估计系数仅在个股信息含量高的样本组显著为负。这进一步支持了上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商誉减值及时性的降低作用在个股反映公司特质信息速度越快的样本公司中越显著。

,= +1, , +2,, +,

(3)

=[(1-)]

最后，媒体负面报道也可能通过影响管理股权薪酬收益来影响企业商誉减值及时性。由于管理层的私人利益与企业股价紧密相关，媒体关注对于管理者股权薪酬价值具有关键作用。当管理者股权薪酬与股价间的敏感度越高时，媒体负面报道造成的股价下行压力对管理层个人利益的影响越明显，管理者越倾向于延迟商誉减值的及时性。为此，本文采用上期期末管理者股价-薪酬敏感度()和持股价值()衡量管理者股权薪酬压力。表5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均仅在股价-薪酬敏感度高、持股价值大的样本组中显著，表明媒体负面报道会通过加剧负面消息对管理者股权薪酬价值的影响程度来降低企业商誉减值及时性。

(二)截面差异检验

首先，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影响会受到媒体报道来源的影响。一方面，尽管政策导向媒体拥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市场导向媒体具有更准确、全面和及时的特点，股价反应更敏感。另一方面，市场导向媒体通过影响企业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更能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功能。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不同媒体报道来源的影响差异。表6的列(1)至列(3)报告了回归结果。_(_)分别为政策(市场)导向媒体负面报道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可以看出，×_的系数显著为正，而×_的系数则显著为负。即，政策导向媒体负面报道显著降低了商誉减值的及时性，而市场导向媒体则提高了商誉减值及时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围绕创新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正在受到挑战，积极吸收组织外部的知识和技术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封闭式创新模式开始迅速衰落，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创新开始向以大学和风险企业为中心的创新转变。从新技术的发明发现到产生经济价值的过程已经不再是全部在大企业内部完成，新技术的种子在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诞生，产业化部分则在风险企业完成，大企业对那些能够顺利实现开发的技术进行生产。企业通过从大学或风险企业吸收技术、与大学开展共同开发、收购风险企业等手段实现创新的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广泛。

其次，媒体负面报道对商誉减值及时性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会存在差异。其一，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较低，融资与经营方面得到的政府支持力度较小，更易受到负面消息的冲击以及舆论压力。其二，与国有企业经理人相比，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在决策时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与高管更换业绩敏感性更高。表6列(4)与列(5)报告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的估计系数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显著为正。这表明，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面对媒体负面报道时更可能降低商誉减值及时性。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显著降低了公司商誉减值及时性。本文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受到媒体负面报道时，媒体关注通过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压力，加剧管理者出于个人利益迎合市场预期的行为，降低了商誉减值信息质量。

政策启示如下：其一，深化媒体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其外部治理功能。监管部门应持续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管和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媒体的信息功能和治理功能。其二，改进企业内部治理功能，促使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在资本市场压力下，管理者股权薪酬敏感性越高的企业更有动力利用自由裁量权改变商誉减值确认时间迎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短期股价。这表明管理者股权薪酬激励并未发挥有效的内部治理功能，反而提高了管理者对短期股价变动的敏感性，忽视了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关注。有效内部机制应从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和股价表现角度激励管理者。其三，进一步加强商誉后续计量的信息披露，提高商誉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当前商誉减值测试信息披露不足、投资者在决策时缺乏充足的减值信息以及投资者对减值信息处理能力较低是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准则制定者应加强投资者教育，并增强减值信息披露。最后，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巨额商誉减值频频“爆雷”，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结论发现媒体负面报道报道对企业商誉减值及时性的市场压力效应，对全面理解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