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 毛泽东绝不做“石达开第二”

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德、毛泽东将成为“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继续运用“秘密武器”，通过分析国民党军战略、战术情报，指挥战斗。红军不仅创造了“彝海结盟”的民族团结奇迹，而且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发扬到极致，创造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例，最终实现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军委二局的情报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提供依据，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克敌制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再怎么狡猾多疑，也不会想到红军会走“弓背路”

1935年4月23日红军进入云南曲靖前，国民党军飞机侦察发现红军有北上抢渡金沙江的可能，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围追堵截”。

中革军委二局报告：“孙渡纵队在我左后方，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在我后方，国民党军13师在我右后方。”军委考虑，必须打击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迟滞其追击，因此下达命令：红1军团“攻占曲靖”，红3军团“速占平彝、霑益”。但是，林彪、聂荣臻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宜在此作战，建议“不走弓背路，先敌占领东川，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彭德怀也认为不宜在此作战。

中革军委接受他们的建议，放弃了打击尾追之敌的计划，但在前进方向、从哪里渡过金沙江的问题上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4月26日，军委二局在曲靖截获蒋介石给龙云的密电：“判其行动，似有经威宁、毕节窜叙永、泸州，或经宣威、会泽向西北窜渡金沙江，尤以向金沙江上游宁南、永仁一段窜渡公算为多。”

蒋介石和龙云都认为红军可能会在东川以北的会泽、巧家渡江。蒋介石紧急命令黔、滇反动武装回头“向西转进兜剿”，他的嫡系主力薛岳第二纵队正加紧向此处开来。如果红军直接向北走“弓弦路”，在滇东北渡金沙江，就有可能与薛岳迎头相撞，陷入重围。

吕黎平在《红军时期参谋工作纪实》一书中记载：

4月28日，红军在曲靖以西约8公里的一个村庄隐蔽。

当日下午4时，总部管理科长刘金定和我（时任中革军委参谋）奉命带领侦察小分队沿通向昆明的公路搜索前进，巧遇敌薛岳的副官携带云南省地图十份及一批药经过，被我们拦截俘获。

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陈云等聚集在我们作战科借住的一家农房，曾希圣报告了侦悉的敌情，我对照刚缴获的地图报告了靠近金沙江的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三个渡口的情况。

中革军委首长当即研究决定：由1军团为左纵队，由嵩明经武定、元谋直取龙街;3军团为右纵队，由寻甸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军委纵队和5军团为中纵队，经石板河直插皎平渡，全军迅速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已经调动70个团的兵力尾追红军。金沙江两岸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防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有了条件。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走“弓背路”，没有采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北经东川渡过金沙江这一“弓弦路”的建议。

周恩来在回顾长征时说：“那时，党中央的指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这不是主席心血来潮作的决定，基本上是根据二局搞到的情报来决策的。”

毛泽东用高科技打运动战，其特点就是出奇制胜。当时，国民党军统帅部和高级将领们，统统都认为红军绝对会走“弓弦路”。他们再怎么狡猾多疑，也不会想到红军会走“弓背路”。就连红军内部的很多高级指挥员，起初也不理解毛泽东的指挥意图。

万耀煌的第13师听红军的“指挥”

为了达到走“弓背路”的目的，红军必须先“虚晃一枪”，调动国民党军远离金沙江畔，回守昆明。红1军团派出先头部队，来到距离昆明30里的大板桥，然后以一天行军150里的速度抢占龙街渡口。但此处已经没有一只渡船，红3军团抢占的洪门渡也只有一条船，只能渡过一个团。

令人惊喜的是，皎平渡的渡口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红军在这里渡江完全出乎国民党军预料，国民党军厘金局还有几只小船在南岸“收过江费”。

宋任穷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將。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4月30日，红1军团干部团用两天时间，跑步急行军300里，占领了皎平渡。当晚，刘伯承发出密电：“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六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

5月3日，中央军委纵队渡过金沙江。邹毕兆回忆：“毛主席就住在渡口北岸中武渡的洞屋里。从那时起，中革军委发给各军团的主要电报，都抄给二局一份。我看到给红1军团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赶到皎平渡过江，说这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大规模抢渡金沙江，暴跳如雷，严令国民党军追击，“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国民党军尾追红军的70个团中，有国民党第13师，距离红军后卫部队只有一天半的路程。蒋介石获悉红军已分头抵达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一带后，立即派飞机轰炸，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纵队加速尾追。

5月3日，追击红军的蒋介石先头部队万耀煌第13师，已到达距石板河不远的团街附近。蒋介石急令该师全力尾追红军，保持火力接触，不让红军摆脱，以利周浑元、吴奇伟纵队迅速向该师方向增援。

但是，万耀煌是个老奸巨猾的军阀。为保存实力，他既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又怕蒋介石以追击不力的罪名吞并他的部队。在先头部队与红军后卫37团火力接触，遭到37团猛烈反击后，万耀煌部就在团街构筑工事，不追红军了。

为了防止蒋介石怪罪，万耀煌也有对策。当晚，他向蒋介石发电，谎称：派侦察队严密搜索，在前进的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共军去向后，再尾击而“剿”之。

5日晚，他又继续向蒋介石谎报：“经过侦察，前方仍未发现共军，6日拂晓前如无新的训示，将率部从团街以南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实际上，他在发报后即命令部队后撤了。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大怒，向万耀煌发出了“限即刻到”的手令，断言飞机侦察共军确实已经从皎平渡到了北岸，命令他仍从团街向皎平渡全力“追剿”，如再违令，将按军法从事。

在蒋介石的严逼下，万耀煌只好重新向团街推进。这一退一进，已经耽误了三天，再向皎平渡进军还要走两天。

万耀煌和蒋介石往来的密电全部被军委二局无线电侦察部队获得。

中革军委参谋吕黎平回忆：“1935年5月4日，军委二局又破译敌人密电，得知国民党第13师师长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迹。毛泽东据此密电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为红军赢得四五天的时间。他用红铅笔指着地图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13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红军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为我们写段故事吧！”

5月5日，军委电令因无船不能渡江的红一、3军团沿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部队按时赶到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在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邹毕兆回忆：

现在红军全部由皎平渡、会泽安全渡江了。这横断山脉、深江大河把蒋介石的“追剿”军挡住了。国民党军渡河无船，架桥的话水又太急，他们只好全部折由巧家渡金沙江。敌人李韫珩第53师在15日到巧家渡江，周浑元纵队22日在巧家渡江，吴奇伟随其后渡江，紧跟红军到皎平渡的万耀煌13师5月24日才到达巧家渡江。

到要过大渡河时，这些“追剿”军没有跟着红军走崇山峻岭、水流湍急的路线，而是经由大树堡渡过大渡河，然后经汉源向雅安开进。显然这些“追剿”军不愿与红军吃一样的苦。这追堵的任务，就只好交由刘文辉（时任四川省主席）去应付了。

李德也说：“渡过金沙江以后，我们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态势，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

“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到棺材里”“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

邹毕兆回忆：“军委、总司令部把从破译敌人密电得来的情报通报给部队时，都用‘谍息（谍报消息）做说明。红军虽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教育，但仍有流传。”

红军长征进入云南后，军委二局发生了一个大的变故。邹毕兆回忆：“1935年4月30日，译电员陈仲山掉队。二局很快就从龙云密电中得知，陈仲山落到龙云手里了。他身上还携带着一批破译过的密码电報。”中革军委二局对此高度戒备，作好了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

在稍后的急行军中，二局再次破译国民党军密电，其中就有龙云急电蒋介石的密报：“顷在羊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抑以他种技术译出。”

蒋介石接报极为震怒，回电说：“我军电文被共军窃译，实为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蒋介石立即命令：“各部废止原用密码本。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种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另行编印多种密码，每部电台各发十种秘本，每日调换，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发电时必要专派得力参谋监视发出。”

陈仲山被俘事件造成的恶果并没有红军预期的那么严重。

邹毕兆回忆：“我们大家以为陈被俘以后，破译工作会十分困难，蒋介石的密码有可能不能破译了。结果却出乎预料。蒋介石的密码并没有因陈仲山‘泄密而发生改变，甚至没有增加我们破译工作的难度。”

军委二局从1932年12月建局以来，在第一任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陆续建立了严密的保密制度：不准保留破译敌人密码的底稿;不准报务人员在机上谈话;不准和联络人员以外人员沟通;不准向任何人（包括父母、配偶、子女）透露任何有关破译密码的消息;不准在外用部队或机关名称。正是这严格的“五不准”保密规定，把陈仲山被俘事件的损失降到最低。

龙云虽从陈仲山身上搜查到破译过的密码电报，却没有看到红军破译国民党军密码的“底稿”。国民党军只知道密电被“窃译”，变成了“共军情报”，却不知道红军破译密电的具体手法和全过程。

蒋介石在与红军作战吃了多次败仗之后，早就怀疑自家电报泄密。但是，他只知道“密电被窃译”的表面现象，却不知道红军有“破译三杰”，且已经掌握了无线电技术侦察这一“秘密武器”。陈仲山在二局担任党支部书记时，表现良好。二局同志们推测，陈仲山被俘后已经被蒋介石杀害。

邹毕兆回忆：“所有各地方军阀的密码都不如蒋介石的密码难度大。川、康军阀的密码是低水平的编码法。我们已有近三年的破译经验，破译起来易如反掌，往往只要几份报，甚至一份报，就可以把整个密码破译出来。我们仍然走到哪里，破译到哪里。”

陈仲山被俘事件只是长征途中的一个插曲，此事件进一步检验了军委二局的破译能力、保密纪律。其结果证明：不只是在战场上，就是在无线电侦察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红军也是无敌的。

中共的情报组织中，向来有甘做无名英雄的习惯。圈内有话：“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到棺材里”，“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别说对外严格保密了，就是隐蔽战线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不同个人之间，也不得互相过问工作。

红军先遣队兵不血刃占领德昌县城

1935年5月9日，红军从云南胜利渡过金沙江。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于5月10日飞抵昆明。

蒋介石特别青睐这个地区。他致电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德、毛泽东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认为朱德、毛泽东带领的红军与石达开部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相同，都是猪年，都是在江河涨水的季节;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誓言“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他任命川军杨森为大渡河守备，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蒋介石还令河防部队搜集船只、粮食及一切可供红军利用的物资器材，并利用特务唆使少数民族阻挠红军前进，企图将中央红军全歼于大渡河南岸。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亲临前线督战。在他心目中，“大渡河会战”的部署天衣无缝。

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不使红军渡河，待尾追红军的10万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南北夹击红军。

红军打破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关键是赶在国民党中央军追上来之前，渡过大渡河。

毛泽东决定避开大路而选择小路。慎重起见，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侦察了解大渡河两岸敌情，给先遣队临机处置之权，灵活决定从何处渡过大渡河及如何渡过大渡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系着红军的命运。

当时，守备德昌县城的是川康边防第16旅旅长许剑霜。他曾经是泸顺起义时期刘伯承部下的一个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送进德昌县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敦促许剑霜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刘伯承的话打动了许剑霜。他在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的默许下，在八斗冲、丰站营隘口象征性地放了一通枪后，即下令部队撤退。

1935年5月17日凌晨3时，红1军团兵不血刃占领德昌县城。

5月18日，红1军团包围西昌。经过侦察，红军发现城墙高大，有守军5个团。

5月19日凌晨4时，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估计攻城须费许多时日，且奏效把握极小。拟以5军团监视该城之敌，红1军团继续北上，并已令1师另先头团附电台于今拂晓出发袭占礼州。”中革军委接受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半个小时之后，朱德作出中央红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并致电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中革军委部署令特别提到“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司令，指挥该团（即1师1团）进行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萧华担任群众工作队队长。中央决定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挂帅直接领导先遣队，这个决定至关重要。刘伯承不仅文韬武略，而且早年就职于川军，很有威望，对四川地理民情也非常熟悉。

“彝海结盟”助力红军通过彝民区

对红军来说，眼下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冕宁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国民党在四川的心脏——成都。

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1935年5月2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来电：“红1军团之第1团随刘（伯承）、聂（荣臻）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走70里左右。第5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接到这个指示，觉得中革军委可能有意从西昌走富林，从富林渡过大渡河，但根据前方侦察部队回馈的消息，此时在大渡河已经有川军刘文辉部的主力24军筑碉防守。

刘伯承分析：敌人已经把富林作为防守重點。如果中央红军从富林渡河，将与川军主力交战，不易成功，而从西昌北面的泸沽到大渡河，有一条经冕宁至大渡河边安顺场的小道。不过这条道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当地彝民的残酷压迫，彝民和汉民的矛盾很深。

聂荣臻当时表态说：“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道，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在队内做动员说：“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刘伯承、聂荣臻密电上报后，朱德于5月21日18时通过密电下达命令：“完全同意刘、聂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的建议。”同时强调“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要求在“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7时半至10时半，下午3时半至5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先遣队前卫连在经过彝区的喇嘛房时，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并索要了200块银圆。没多久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鸡家。正在交涉之际，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腰围一块麻布，赤足散发，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走来自我介绍道：“我是沽鸡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头人讲和。”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湖）边时，刘伯承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干部，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行礼，刘伯承连忙上前扶住。两人在海子边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于是，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5月23日，朱德发给各军团首长一封密电。朱德在电报中说：“刘（伯承）、聂（荣臻）率我第1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子边，为彝民之罗儿、老五、沽鸡三族所围。经交涉，沽鸡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支后，为我击溃。沽鸡蛮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

“彝海结盟”的成功实践给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页。在通过彝区的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提出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等主张，为革命胜利后制定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将领到战士，所有人都将毛泽东“不做石达开第二”的意志落实在行动中

為了保证红军主力向安顺场方向顺利进发，左权和刘亚楼亲自指挥第二先遣团佯攻大树堡，他们首先全歼小相岭隘口一个排，再奇袭越西城，打开监狱释放“换班坐质”的彝民，开仓济贫。红军第二先遣团佯攻大树堡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王泽浚（川军第2师军官）立即派一个连渡过大渡河进驻大树堡。

1935年5月23日，红军直插大渡河边，消灭渡口守敌。街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来不及纵火烧街，包括连长在内的几十人成了红军的俘虏。

24日至25日，左权、刘亚楼亲临大渡河边，指挥开展大规模佯渡活动。他们集木造船，砍竹扎筏，拆越西县监狱、关帝庙、王爷庙等建筑，将木料运到渡口，煞有介事地选择渡河点，扬言要从这里渡河，攻打富林镇，直取雅安、成都。这次佯攻做得非常好，不仅吸引了国民党的重兵，而且麻痹了在安顺场、泸定桥北岸的守敌，为红1团在安顺场抢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25日晨，中央红军第1师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分两批强渡大渡河。勇士们冒着炮火，战胜了惊涛骇浪，终于登上对岸，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红军的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船少人多，且在大渡河往返一次需要花一个多小时。刘伯承屈指一算，照这样的速度渡河，渡过整个中央红军部队要一个多月。这是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

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已到达西昌附近，川军杨森24军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刘伯承焦急万分。这天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安顺场渡口。中央领导一方面向刘伯承祝贺先遣队抢渡大渡河成功，另一方面与刘伯承一起研究中央红军继续渡河的问题，同时听取二局对周围敌情的侦察汇报。

中革军委从二局侦察情报获悉，红军部队抵达大渡河边的消息已传到国民党军内部。国民党中央社成都5月27日电：蒋介石已于5月26日午后抵达成都亲自督战。蒋介石下车伊始，就驱使中央军、川军十余万人向红军猛扑。

26日下午，川军刘文辉部第4旅旅长袁镛命令李金山团增援安顺场。袁镛在电报中说：“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川军肖绍成部）防线。仰率部取捷径增援并派兵一营进驻冷碛。”

当天夜里，蒋介石在成都发电给刘文辉密电，提出将刘文辉川军刘元章部与中央军李韫珩部合编为一个纵队，“则我先头部队实力较厚，且情况熟悉，急进亦易”。这表明蒋介石已经发现川军“追剿”不力，正在采取措施，把川军和中央军合编，做到“急进”。

中央领导同志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急速北上，沿大渡河两岸进军，于两天半时间内抢占泸定桥。毛泽东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了一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密电，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作战部署。朱德在电报中说：“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及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根据这个方针，部署令决定：“我第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1军团军团部，2师主力及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央红军还在大渡河下游安顺场，安顺场距离泸定桥还有320里。这意味着部队要在两天半的时间走320里，因为攻占泸定桥的时间定在29日。

5月27日，根据朱德前一天下达的命令，红军前卫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疾驰。

时任第2师红4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27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即右岸）奔向泸定桥。”

这天中午，红4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抵达菩萨岗时，遭遇川军一个营的阻击。杨成武说：“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来，从正面强攻是不可能了。4团当即决定分兵两路，让3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罗华生带一个连从左边爬山绕到敌人后面，其他人从正面佯攻。这一仗，红军消灭敌人三个连，俘虏敌人一百多人，包括一个营长。

一天的时间，左纵队行进了80里路，距泸定桥还有240里。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发疯似的向红军扑来。

军情紧急！5月28日凌晨1时半，朱德急电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要求4团于明天即5月29日赶到泸定桥。朱德的电报说：“我4团今28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2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路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于明29日赶到。”同时，朱德在电报中还要求：“刘伯承、聂荣臻率第2团亦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4团夹江行动。”

蒋介石指示袁镛旅日夜兼程，一方面派兵在大渡河东岸阻击红军右路纵队，另一方面派兵火速增援泸定桥守军。

当日，袁镛也急电泸定桥守军李金山团长，严防死守。

担任夺取泸定桥任务的红4团，于28日5时就已经出发。而军委要求4团于29日夺下泸定桥的命令是他们在出发后才得知的。

1935年5月28日，红4团接到红1军团命令：“黄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杨成武回忆：“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最后定下的目标是平均每小时10公里，明6时前赶到泸定桥。”杨成武说，此时他和总支书罗华生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先头，站在一个小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全团跑步前进赶时间。

傍晚7时，红军距泸定桥还有110里，人困马乏的部队遇上了倾盆大雨。为了赶路，部队来不及吃饭，只能嚼生米、喝冷水充饥。此时，河对岸也有国民党军在向泸定桥方向前进，他们打着火把行军。于是红军战士也举起火把照明，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并告诉对方“我们也是国军”。

到后半夜，对岸的川军停下休息时，红军一鼓作气把他们甩在了后头。杨成武说：“这一夜的行军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5月29日，4团用一天一夜走完了240里路，于早晨6时多赶到了泸定桥西岸。

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突击队队员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火海

已经走了一天一夜山路的4团战士们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争着承担突击队的任务。

下午4时，总攻开始了。

杨成武回忆：“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2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1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着马刀，腰缠手榴弹，冲在前面。3连连长王有才率3连战士，携带武器，手握肩扛木板走在后面。面对气势如虹的红军，敌人胆怯了，放起了大火。

此时，杨成武、黄开湘齐声喊：“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冲进去呀！迟疑不得！”这喊声给了冲锋在前的22位勇士极大的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火海，衣服、帽子烧了，眉毛、头发也烧了，他们只是猛冲，一直冲入街上，和敌人展开巷战。敌人拼命反扑。在22名勇士弹尽粮绝、难以支持之际，王有才率领3连冲过来了，随后黄开湘和杨成武也率后续部队过了桥。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4团在黄昏时分全部占领泸定城并牢固地控制了泸定桥。

21时，林彪致电朱德及刘伯承、聂荣臻、董振堂、李卓然：“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附近，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这短短32个字，足以让红军统帅部的领导们放心。

当时，朱德冒雨走在奔赴泸定桥的路上，接到林彪电报后，异常高兴。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地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挺进的右纵队行至铁丝沟时，与川军刘文辉部第4旅相遇。刘伯承命令萧华率1、3营从正面攻击，邓华带2营悄悄绕到敌人背后。川军腹背受敌，争相逃命。

22时，邓华率3团赶到泸定桥。

5月30日0时，刘伯承和聂荣臻来到泸定城。他们视察完部队，听取了汇报之后，已是凌晨2时多了。杨成武提着马灯，陪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两位首长还在刻有“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的碑前站了良久。刘伯承从桥面折回桥中央时，突然停止脚步，俯视大渡河奔腾的急流，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对，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十分激动地说，此时聂荣臻正发着高烧。

1935年5月30日，朱德致电各军团领导：“我1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我野战军迅速过河集中天全地域，寻找作战机动之目的。”

朱德來到泸定桥头，仔细地观察着部队过桥的情况。由13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流滚滚，令人目眩眼花。虽然桥面离河水有好几丈高，但河水翻滚撞击起来的浪花还不时溅到桥上。临时铺上去的木板被雨水一浇，又滑又不牢靠，人一走上去，左右摇晃，一不小心，就可能翻到激流里去。

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红军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改写了。”

（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朱德军事文选》，朱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吕黎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曹冶、伍星著，时代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等）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