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学观

程立源

鲁迅创作的《门外文谈》《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共同反映了鲁迅对文学的态度，反映了鲁迅的文学观。其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在文章中对文学应该为谁服务、作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进行创作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两篇文章是鲁迅文学观的重要体现，也是鲁迅不断探寻文学如何能真正地与人民联系起来，如何真正地发挥改变社会环境作用的功能所作出的努力。

一、《门外文谈》

《门外文谈》是鲁迅晚年所作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文字与文艺真实的起源角度进行切入，谈论如何看待民众文艺以及文字改革等问题，揭示和赞扬了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对文学文化创造的历史功勋，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关于文学起源等问题的虚假论断，彰显了鲁迅所秉持的文学观。

首先就《门外文谈》的标题来看，其中的“门”是指文学圈的“门”，在社会历史之中来谈，店员、校对员、制图工人等这是属于文学圈的社会空间，也是写作的实践环节，所以鲁迅是把文学放在社会历史中来谈论的。在谈及文艺起源的问题时，鲁迅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文化权力的把持问题，文字神秘性被概念化了，文艺的起源本应该是来源于历史生活，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为某一阶层专有化，文字的问题，文艺起源本来是人民群众、是生活的产物，但被神秘化了，服务于统治阶级。字来自于绘画：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鲁迅认为文字源于绘画，文学源自劳动，而绘画的原因就是为了记录事件，原始艺术与人类的生存实践密不可分，原始人的艺术创作，其内容主要就是反映自己的劳动生活。鲁迅的文学起源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承认文学的劳动发生说，认为文学是起源于人民的劳动创造，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鲁迅调侃了“文学家”，他认为文字的起源与文学家无关，文字的起源与历史的关系更为密切，文字是起源于历史的，这是鲁迅所持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得出的结论。文学艺术是来源于历史的，文学家享受着历史所给予的现成的文字，因此文字与文学是脱离不了历史而独立存在的。硬要做新仓颉，是要失败的。硬要创造新字的失败，是因为文字的创造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背后有着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缺少这种社会劳动基础做支撑，只能造出失败的古怪字。文字是依托于社会劳动实践活动存在的，脱离社会空谈文字是注定失败的，文学也是如此。

从结绳到书契再到画，文字逐渐服务于特权阶级，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手段，文字本身（书法艺术）所具有的尊严性和神秘性，是背离了文字来源于劳动的客觀事实的。例如，孔子删诗便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人民大众创作的文艺作品在统治阶级制度的筛选标准下，一步步被私有化。统治阶级占据文化资本，使得文字脱离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文学脱离社会历史独立存在的假象。鲁迅梳理了文字演进的脉络，从画画中演化而来的象形字，到为了描述无形可象的事件创造的会意字，不能绘画的谐声字，再到简化变音后的现代文字。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古今字音变迁，文字本身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写实功能，虽然更加便捷，但也变得难以把握和认识了。章太炎曾经说过“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暗示白话文的足够掌握比文言文写作更难，师从章太炎的鲁迅对减少语言的复杂性同样有很大的不满。

鲁迅借“杭育杭育派”，形象地描述了口头文学与劳动的关系，揭示文学创作领域中被遮蔽的属于民间文学的领域，是属于劳苦大众的文学创作，肯定了大众的能力。这说明人民是有文学的，刚好也符合文学起源于劳动的历史实际，所以文字大众化是可能的。鲁迅谈及语言与思维方式时说，文字应该被更多人掌握，文字难与不难的问题解决，其实是在环节上，要在环节上去克服掉少数人控制的问题。在不识字的作家这一小节，实际上是要解决大众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范围问题，问题需要被大众所用。在鲁迅的文学观里，文学创作并不是少数天才知识分子的权利，大众和知识分子都可以是文学的创作者，吸收大众劳动实践经验，并站在大众立场上进行创作的知识分子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鲁迅认为知识分子更应该指引大众将自己的劳动实践经验转化成为好的文学作品，以此来破除大众对文学的错误认知，把文学交还给大众。

在文字如何大众化方面，鲁迅首先是在借鉴了历史和外来经验基础上，选择了最为合适的“拉丁化”主张。他在文字大众化的方向上作出了判断，大众语文的变革，如果采用土话“炼话”的方式，使文字专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文字本身失去变性，僵化灭亡。鲁迅认为应该先用土语完成地方的启蒙，再逐渐加入普通话的语法规则，实现地区的语文大众化，然后再推及到全国范围内的语文大众化。文字文学的目的是服务人民群众，而不是让人民群众为了文字文学牺牲。鲁迅认为民间文学虽然比不上士大夫文学的细致，却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刚健，清新。鲁迅对于好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往往会使用“刚健”“清新”两个词语，如他评价萧军等东北作家群作家作品时就用到过这一标准。

鲁迅说过“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也就是指把文字的权力还给人民大众，将文化领导权交还给大众。文字大众化的意义就是为了冲破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汇入现代思潮之中。鲁迅通过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观察，发现知识分子在处理与大众的关系上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他们会看轻群众的力量，忽略了大众的自觉能动性，从而使自己陷入误区，一意孤行，越俗越好，成为新国粹派;另一方面又会轻视自己，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一味迎合，讨好大众，成为大众的帮闲。鲁迅认为真正良好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应该是联合起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成为大众的先驱，引导大众觉醒;大众也要积极地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配合知识分子摄取智慧，完成改革，大众与知识分子不是二元对立的割裂状态，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一方面，鲁迅既肯定大众的学习能力，同时也看到了大众的局限性，真正体现了辩证唯物论者的正确立场和态度。

鲁迅觉得文学文化领导权应为大众所有，文艺的属性具有社会和历史两个属性，为了合理地改造大众，所以需要争夺文化的领导权。文人奇货可居，虚假的文人喜爱玩弄文字的特权，真正的文人则是要去让大众开化，帮助大众个人自由地开口表述心中的愿景。真正的文人应该帮助这些不识字的作家们，帮助这些文学文化真正的创造者，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文字。一句话讲就是文字交给一切人，当人人都说话，这样人民大众将具有主体性，这样的人民大众将不再处于被描写、被叙述的状态。鲁迅《门外文谈》通过追溯文字的来源，表达对教育的等级化的不满。在古代，教育代表着尊严，古代教育为特权阶层所垄断，一直以来的“士大夫”成为教育权威的代言人。鲁迅对“大众语”的提倡，体现的其实也是一种群众的观念，那就是要让广大群众创造属于自己的大众语，知识分子作为刚开始的提倡者，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人民群众接受教育，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沿着鲁迅的这一文学观念继承和延续地进行文学创作实践的。

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是《呐喊》自序开头的一部分，鲁迅提到了自己整理写作《呐喊》的缘由。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地位很低，被认为是不入流之作，一些著名的文人创作小说被认为是自降身份，所以大家创作小说都不署名的，鲁迅之前创作小说也用过很多笔名，诸如“巴人”之类的。这一现象，直到小说界革命兴起之后，小说的社会功用才得到重视。

在翻译方面，鲁迅尤其注重短篇翻译，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早前留日时期鲁迅更为关注的也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而是关注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鲁迅是怀着为改良社会人生开始小说创作，他的“为人生”是和启蒙主义相连结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不同，鲁迅明确宣布“为改良社会人生”而创作。追溯到鲁迅东渡留学时期。在日本留学时，他经常和友人在一起探讨国民性的弱点、病根儿和怎样进行改造的问题。改造国民性问题无疑是带有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性质的。鲁迅认为小说应以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为主体，以文学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

鲁迅谈及自己如何做起小说来，他希望能通过文学改良社会。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弃医从文背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脉络。弃医从文的起源就是现代文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随着中国科举制度的取消，天下文人另寻出路，那些关系着民族救亡的文学创作，其本身关涉的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文人英雄浪漫主义的出现，使得早期的文學观念获得了全新的阐释，文学成为一种能够改变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在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出现的“摩罗诗人”就是文人英雄们的代表。

鲁迅作文力求通俗易懂，让大家都能看得懂，文学语言要通俗易懂、平顺自然，反对刻意雕琢、故作新奇。他的创作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的写作，是一种平等的文学观。这与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建设平民文学，以及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文章的最后鲁迅先生提及了批评文章的功用，正如鲁迅在文中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的文学观中很重视批评的作用，他自己也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他认为批评家的职责就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评判，并指明前进的方向。鲁迅呼吁要作出“有益”的文艺批评，从而真正推动文艺事业的进步和全民族阅读、鉴赏水平的提高。

鲁迅的文学观是鼓励人民去主动争夺文学文化领导权的。他希望把文学文字交给一切人，人人都能为自己说话，人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心声，唤醒个人的主体性，人民大众将不处于被描写、被叙述的状态，而是自己掌握话语权。这一点在鲁迅《破恶声论》中也有体现，人人得以发出“心声”，破除“迷信”才是真正的自由。鲁迅的文学观是辩证唯物的，他利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处理，明确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历史发展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局限性，为无产阶级的发展方向指明道路。鲁迅的文论观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觉醒者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由文学作家创作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文学的人民性体现在创作主体是否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进行创作，而不是创作内容题材是选自相关活动。创作主体应该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