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诗歌中“琴”意象内涵差异之原因微探

刘晓慧

魏晋时期，制琴技艺日臻成熟，文人名士用琴乐点缀生活，纳入文学创作中，展现了飘逸、潇洒的名士风度。同时，政局的黑暗动荡使得名士们将坐谈抚琴当作逃避世事、心灵寄托的途径，于是“琴”意象作为独立的歌咏对象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阮籍和嵇康都是魏晋时期的重要名士，其中“琴”这一意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但二人文学作品中的“琴”意象有所区别。阮籍诗歌大多“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阮籍以诗歌中的“琴”意象，寄托自身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寻找心理的慰藉;嵇康以高傲的姿态以琴表达自身高洁不群的性格态度，因而正始时期诗歌中的“琴”意象虽有忧愤黯淡的悲情，但也有似嵇康“习习谷风，吹我素琴。咬咬黄鸟，顾畴弄音”的清新自然。而对于同一时期下阮籍、嵇康诗歌中“琴”意象内涵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二者的生平经历、性格特点及人生态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身世异同

阮籍和嵇康身世多有相似之处。二者自幼丧父，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二者在幼年时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如《晋书·阮籍传》中对阮籍的描写：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又如《晋书·嵇康传》中对嵇康早年的描写：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由此可见，二者自幼便博学多才，气度不凡。不同的是，阮籍所处的阮氏是个大家族，世代儒学，其父阮瑀更是曹魏时期的“建安七子”之一。阮瑀逝世后，曹氏父子对阮籍母子颇为照顾，曹丕、王粲等人为此还同题作《寡妇赋》，以表达对阮籍母子的深切同情;其叔父阮武更是对阮籍十分看重，认为其来日必有作为。因此，阮籍自幼便受到了家庭中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有着“济世志”，从而形成磊落不群、潇洒不羁的个性。嵇康本姓奚，其先人因躲避仇家，从会稽（今浙江绍兴）迁至谯国铚县（今安徽淮北临涣镇），改姓嵇。同样也是自幼丧父的嵇康，并不像阮籍那般幸运，依靠着父亲的实力，得到各方的支持。据嵇康自述，由于母兄对其多为溺爱，不加呵责，也不强行要求其读儒学经书，嵇康幼时便从未受过外界的压力和束缚，因此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阮籍、嵇康二者身世的不同也造就了其日后的性格及不同的人生選择。

二、性格态度：隐忍与刚直

虽然嵇康、阮籍有着相似的家庭出身与童年经历，然而他们在性格上的表现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之处。阮籍身受儒学世家的熏陶，使其早在年少之时便有着极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如《咏怀诗·其三十九》中“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毫不掩饰地抒发了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追求。但身逢乱朝，这份远大的抱负终究是无法实现的，如《晋书·阮籍传》：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身逢魏晋易代的乱世之交，仁人志士们不但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反而常常受到政治迫害，难以自保。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再加上从小受儒学熏陶，使得阮籍根本无法心甘情愿地同篡位者司马氏合作，更何况对方利用自己一直以来所信奉的名礼之教以巩固政权，迫害天下名士。但阮籍常常恐惧自己不合作的态度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多隐忍避世，“口不臧否人物”，为避免祸患，便隐居山林，弹琴吟诗，乐酒忘忧，引以为乐。其琴曲《酒狂》便是此时的代表作。阮籍没有嵇康那般任性潇洒，其性格多隐忍。纵然其对当时所谓的礼法之士疾恶如仇，愤然提笔而作《袴中虱》，却不敢同嵇康那般直面叫嚣，表达对当权者的痛恨。他不愿与司马氏合作，却因“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不得不与司马氏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当“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时，面对司马氏的要求，阮籍企图以醉酒蒙混而过却失败，又因自保不敢直面与司马氏政权决裂，只得将内心的排斥与痛苦悉数吞咽。阮籍的琴诗皆体现其此类矛盾郁结之心。

嵇康在《幽愤诗》中述其身世云：“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母亲、兄长对嵇康宠爱有加、不施威严，使得他形成了骄纵任性、远迈不群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也深深影响了嵇康的人际交往与为人处世。嵇康性情刚直，其言论往往随心而发，无所顾忌。当司马氏通过提倡纲常礼教来巩固自身的统治时，嵇康却大胆论及“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见嵇康独立自主、豪放不羁、执拗不屈的个性甚为凸显。因此，山涛用“孤松独立”形容嵇康遗俗独往、超世绝群的孤高。《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嵇康为人刚直爽朗，潇洒放浪，其倜傥风流的个性也成了当时名士们心中的典范与追求。其琴诗多轻快明朗，象征其品性，表达其不与当权者合作的高傲态度。“朝发泰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体现的是诗人心情的明亮轻快，同为夜下鸣琴，却不同于阮籍因心中郁结而在夜中“起坐弹鸣琴”，这首诗中的“琴”意象出现在嵇康想象中的夜宿宴谈上：暮宿之后，在夜晚同友人闲谈相伴，弹琴咏诗，抚琴忘忧。由此可见，同样面对理想遭遇被现实打击时，阮籍选择委曲求全，郁郁保全;嵇康则更倾向于直吐胸中之不快，酣畅淋漓，二者性格的不同导致了同一意象“琴”在二者琴诗中的不同含义。

三、思想态度：遥深与清峻

钟嵘在《诗品》中评论阮籍诗说其“颇多感慨之词”，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论嵇康诗说其“多抒感愤”。但就具体内容而言，阮籍同嵇康有着较大的差异。阮籍一生想要抒发的情感与思想内容集中体现在其《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大量充满了苦闷、孤独的情绪，如有描写生命短暂的“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同建安诗人曹植极工起调以抒发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或有抒发世事无常的悲叹，如《咏怀诗·其三》中的“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和《咏怀诗·其十七》中的“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则与《咏怀诗·其一》中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相为呼应。

阮籍思想内容多寄寓遥深，这主要是由其所处时代、身世与性格所决定的。阮籍身仕乱朝，不满于司马氏政权却常恐遭祸患，因此为人处世极为谨慎，《晋书·阮籍传》中对此论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其作诗也不似嵇康那般刚直果敢、疾恶如仇，只有借比兴、象征的手法表达自己内心压抑的矛盾与苦闷，所以阮籍诗歌中的“琴”更多的是抒发自身“穷途之哭”的痛苦情感。

同阮籍不同的是，嵇康从来毫不掩饰自身对司马氏政权的排斥与厌恶。他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一切司马氏统治下所给予的功名利禄。其代表作《赠兄秀才入军诗》语言清新明快，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诗中的洒脱却是属于嵇康的，如其十四：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中的琴是逍遥之音，任达之曲，是嵇康高蹈独立人格的真实反映，是其对自然无羁的向往与追求。嵇康刚直而坦荡，并且内心充满矛盾，在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时，常存怀疑与自省的精神，如其《幽愤诗》中对自己桀骜不驯终致杀身之祸的悔意。但事实上，他明知傲世之举必招时忌，在情感上却无法抑制，定要倾泻而出。此种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体现于诗歌即有“峻切”之特点。同时，这也说明了他为何对司马氏之虚伪如此恨之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其“清峻”，嵇康也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因而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

由此观之，阮籍与嵇康在思想內容的抒发和“琴”意象的寄托上是不同的。一个寄寓遥深，一个寄托清远，而这带来的便是在“琴”这一意象上的不同表达效果。

阮籍和嵇康都是正始时期下的名士代表，都是当时文人们所竞相模仿的对象。他们有着同样的对司马氏当权的愤懑，有着同样远大的理想抱负，但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结局。阮籍性格隐忍，终生如履薄冰，虽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却只能独自消化内心的痛苦与彷徨，他的琴是悲乐之琴，是故作旷达的苦寒之音，是无人倾听而发的感伤之音;嵇康虽未幸免于灾祸，却能让自己的一生都过得潇洒而风流，他洒脱不羁，纵情于饮酒作诗之中，在有限的生命中随心所欲，他的琴所鸣奏出来的是绝世高蹈之曲，是其独立不羁、潇洒任达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傲然高洁的明志之音。由此可见，二者在对待政权的态度、寄寓诗歌的方式上所作出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他们风格各异的琴诗及其琴意象。但总言之，无论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阮籍，还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嵇康，其琴诗与“琴”意象的大量出现，最根本都源于二者对琴的热爱，正因有琴音的相伴，正因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总有琴这一知音的相陪，才有了流传后世的琴诗以及带有他们鲜明人格特点的“琴”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