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其中，却无觅处

许雅青

王国维有言：“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他认为唯有意境才是文艺之本，而这与汪曾祺不谋而合。汪曾祺的小说注重渲染氛围，他妙笔生花，仿佛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中国水墨画，而主角行走其间，欣欣然上演人生百态，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代表作之一便是《大淖记事》，具有简约淡化的故事情节、冲淡平和的散文化语言和留白的艺术手法，其含蓄蕴藉、清新隽永的风格特色使人读罢如品茗般回味悠长。汪曾祺曾在创作《大淖记事》时这样记录道：“我要写，我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他主张“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为其小说的诗化创作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汪曾祺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不把笔墨着重放在主角和情节上，而是突出“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

一、文本意境分析

（一）分散环绕的人物命运

文本中人物三三两两地散落在意境各处，而人物的冲突、矛盾被削弱，甚至隐去，呈现出一种平和的意境美。《大淖记事》的主要情节是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作者却在六节的篇章中花掉整整三大节来详写大淖的风土人情，写淖东、淖西迥然不同的风气，直到第四节男女主人公才正式上线，甚至在第五节还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反派”保安队的由来和处事作风。这种自由散漫的布局下，又令人感觉似乎并无主角，笔随心走，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而作者写出故事之外，写了那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事物，有淖东锡匠们的讲义气、相互扶持，也有淖西姑娘们的大胆奔放、豪迈爽朗，看似无用，即使删减了这一部分的描写也不会影响主线的发展，但会消散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人物身边的淳朴的、重义轻利的风俗人情，而这也是作者所竭力塑造的。然而，人物命运又是相互环绕、耐人寻味的。文本中写到巧云的妈莲子在巧云三岁那年和一个戏子跑了，看似无关紧要，可正是因为她妈走了，在她爸出事后，只有巧云能担起维持生存的重担。因此，要招“养老女婿”的巧云和“要接当家媳妇”的十一子的爱情“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无法开花结果。此外，巧云对感情的坚定不移又和巧云母亲的离家出走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和淖西姑娘、媳妇的风气大相徑庭。相比之下，更显巧云的深情与决心。

写到巧云父亲黄海龙时，文中也并不直接说明，而介绍他“是黄海龙的堂弟”，淡淡一笔引出了其他人物，仿佛蜘蛛结网，人存在于网状的人际关系中。而后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在如何处置刘号长的回忆中，黄海龙又作为挑夫的代表出现了，和前文遥相呼应，文本散而不乱。黄海龙、卖眼镜的宝应人、卖天竺筷的杭州人等半隐匿人物，他们不断地分散又环绕于环境之中，构建、支撑起巧云和十一子的生活情境。

（二）空明宁静的水乡世界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描写了一个水性的世界，老子曰：“上善若水。”水是洁净、平淡的，体现在文中为清幽的环境、灵动的人物和平淡的生活。正如汪曾祺所说：“我的文章有点水气。”虽然同样取材自田园风格，但不同于乡土作家的文章带有土地的厚重感，汪曾祺的小说有着独属江南水乡的灵动温婉，如丝丝入心的甘冽清泉流淌于字里行间，使人顿觉清新，又如氤氲一样缭绕于作品中。

《大淖记事》就于江南水乡缓缓晕开，描述了作者故乡江苏高邮的水乡美景。浩淼的大水、狭长的沙洲、紫红的芦芽、灰绿的蒌蒿、雪白的丝穗，这些清新、明亮的意象构成了质朴美好的动人意境。而十一子和巧云生于斯长于斯，他们身上也映着水的纯洁和灵动，于芦苇荡漾、水汽弥漫中开启他们纯真质朴的感情和感人肺腑的故事。同样沾染着水气，不同于《大淖记事》欢快明亮的气息，《露水》却带着一种淡淡的凄凉和哀伤，从开头“露水好大。小轮船的跳板湿了”到结尾仍以“露水好大”结尾，不仅主人公之间的交往犹如露水般短暂易逝，而且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一种潮湿的、被露水打湿的沉重感，仿佛能透过文字望见卖唱女哭红的眼眶。

然而，不管是少年之间炽热纯真的爱恋，还是孤苦无依的人们之间辛酸的相依为命，都在这水性世界中冲淡了情绪，无论快乐或悲伤，都是淡淡的，真实而又自然，像是一位老者向你娓娓道来前尘往事，而非极致的张狂。它如一泓清泉流进心间、净化心灵，这就是汪曾祺通过其散文化的语言晕染出的质朴、宁静的水性意境。

（三）守望相助的和谐环境

“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要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于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人文关怀。他写人，并非高高在上批判评说，而是“平视”众生，与人物感同身受，写出人性之美和复杂性。因其时刻带着人道主义的温情，倡导人性的温暖回归，并用抒情化的写作方式进行叙述，使其小说处处透露着守望相助的和谐气氛。

十一子被保安队的人打成重伤后，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淖西锡匠们和淖东挑夫们竟因此和谐起来了，“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虽然贫穷，但当邻里有困难却不计得失、尽力帮助，“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虽社会动荡不安，但自身是最底层劳动人民，仍不失对公道正义的维护和向往，“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在十一子不畏强权、决不低头时，他们为他喝彩、替他撑腰，支持他的选择，并最终赶走了为非作歹的刘号长。这体现了底层人民于困难生存中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美好品德。

汪曾祺并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所描绘的多是平凡生活中如你我般的普通人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将聚光灯投射到历史不曾照射的小人物身上。他并不具体详尽地描述底层人民的凄苦，也不长篇大论抒发自己的同情或关怀，他只是将它如实呈现，甚至不直面黑暗，巧云被刘号长玷污后，他并不将笔墨集中在巧云的凄惨模样或者悲伤上，而是采用意识流的写法写出巧云的心中跳跃着浮现了许多美好的景象：新娘粉红的绣花鞋、娘用胭脂点的一点眉心红、十一子为她吮手指上的血……美好的事物与黑暗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汪曾祺不说一字“惨”，却让读者都为巧云的不幸而心疼。这是汪曾祺对普罗大众的善意，他并不如鲁迅那般把血淋淋的伤口在世人面前撕开，而是在展现人性的同时极力地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大众关怀，抚慰人心。

二、意境构建意义

（一）体现国画之美

区别于西洋绘画重写实、重形似，中国绘画重在神韵。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画，不受透视法的拘束，线条流畅肆意，笔随心走，独抒灵性，只需寥寥几笔，万物灵韵便于画卷尽显。而这勃勃生气得益于自由、灵动的笔触，更得益于画面中的空白，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只见孤舟中一老叟垂钓，整幅画中无泛起一圈波纹，却给人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邈远壮阔之感，方寸之地尽显天地之宽。

汪曾祺的小说意境之美体现了中国绘画的构图理念，他“把作画的手法融入了小说”，认为小说应该具有画意，在构思小说时，“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因此，他在小说创作时也时刻遵循着绘画的审美原则，体现中国绘画的含蓄之美。文本中十一子与巧云深夜幽会，汪曾祺并不直言二人互诉衷肠的绵绵爱意，而用一句“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轻轻揭过，这是有意为之的空白，是“苦心经营的随便”。故意不写浪漫，不流于烂俗，而让读者的想象于皎洁的月色下活络开来，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

此外，汪曾祺的小说意境构造中也遵循着绘画里色彩搭配、主宾相宜的审美原则，如结尾处：“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鲜艳明亮的色彩令人眼前一亮，而风摆柳似穿街而来的是画面的中心，即头戴“大红花”的巧云，这色彩的和谐搭配、人物恰当的放置构造了明亮温馨的意境。

（二）重视“读者意识”

不同于传统小说重视教化功能，汪曾祺强调读者的重要性，“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我认为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篇小说，在作者写出和读者读了之后，创作的过程才完成”。如汪曾祺所言，他主张用“春秋笔法”进行创作，作者的情感、态度不能跳出故事去表现，而要“融化在叙述和描写之中，流露于字里行间”。汪曾祺不提倡在文本中直抒胸臆，而是尽量客观、如实地叙述故事，留足距离和自由，让读者于字里行间去推测、揣摩，获得私人的心得体会。在十一子被刘号长等人打成重伤后，他与巧云有這样一段对话，巧云问道：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吗？”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吗？”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汪曾祺并没直说或大篇幅歌颂二人间的情比金坚、之死靡它，也没有细致地描绘二人的心理状态，仅通过十一子和巧云之间简洁而又干净利落的对话使读者感受出两位主人公对于这段感情的坚定不移，体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即“冰山所以显得雄伟，因为它浮出水面的只有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在海里”，余韵悠长，言有尽而意无穷。巧云清楚十一子是为了自己变成现如今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她的心里充斥着对十一子满满的爱意和被珍视的感激，但同时心中也隐隐担忧着十一子经此事后产生悔意和埋怨不满。但汪曾祺并不直言她的心思，而是写她惶恐不安、小心翼翼地试探。在得到十一子肯定的回答后，她又立刻恢复了神采和自信，立刻给予十一子积极的回应：“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这是巧云准备好的，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十一子的回答给了巧云大胆示爱的勇气，从询问时暗藏的惴惴不安到表露爱意的大胆奔放，人物的心理变化需要读者透过文本细细品尝。

笔者认为，汪曾祺肯定读者对文本的作用，认为作品是由作家、文本和读者三者共同构成的，而文本中所留出的空白处，正是读者参与文本讨论和思考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使作品获得形式上含蓄蕴藉的意境美，也体现了汪曾祺对读者的尊重。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小说通过简约诗化的语言、留白的手法和小说情节的淡化处理，营造了淡雅深远、和谐自然和空远宁静的特色意境。在汪曾祺的苦心经营下，人物和情节大多被“随便”置于江南水乡的意境之中，然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最终这些人物又会被串联起来，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此外，汪曾祺的小说意境体现了中国绘画的意境美和对读者的尊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赋予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其小说意境闪烁着人性光芒，启迪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