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之遭际与诗风

王笑天

西晋末诗人、爱国英雄刘琨以其独特的人生遭际形成了独特的诗风。其人生经历以永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为“二十四友”之一“降节事谧”，后期出任并州刺史，驰骋疆场，戍守家国。刘琨之诗既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又吸收太康诗坛之典丽，加之刘琨所处的末世环境为其诗增添了一丝苍凉，形成独特的“悲壮”诗风，于两晋诗坛独树一帜。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这是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对刘琨的评价。的确，刘琨刚健的诗风是当时崇尚清谈、繁缛诗风中的一朵奇葩，刘琨的这种诗风与他独特的个人遭际有很大关系，本文拟从刘琨独特的个人经历出发，在其独特人生遭际中探求其诗歌的独特风格。

一、刘琨其人：悲剧人生与爱国壮志

刘琨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既有声色犬马的年少轻狂，又有一腔热血的军旅经历;他既有沉溺声色的奢侈习惯，又有闻鸡起舞的壮志情怀;他既有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又有奋勇抗敌的爱国心。这些看似矛盾的经历与习惯构成了刘琨一生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然而，这样一位爱国英雄，却死于同盟之手，悲剧的人生又为他的形象增添了一丝苍凉与悲壮。

以出任并州刺史为界限，刘琨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出任并州刺史之前，此时他虽然心中有壮志情怀与凌云之志，但仍受当时奢华、浮糜社会风气的影响，喜爱奢侈，喜爱谈玄论道。“（贾）谧好学，有才思……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作为“降节事谧”的“二十四友”之一，刘琨并没有坚守住文人气节。同时，在这一阶段的八王之乱中，他多次“易主”，朝秦暮楚，屡次更换门庭，是八王之乱内斗的参与者。这一阶段中，刘琨显然与爱国英雄的形象相差甚远，但是这一时期他也有“聞鸡起舞”的刻苦求学，他精习武艺并坚定青云之志为他人生第二阶段的爱国英雄形象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永嘉元年开始，这一年他出任并州刺史，这是刘琨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崛起，严重威胁到西晋的安危，皇帝任刘琨为并州刺史，抵御外族入侵，因此刘琨任职并州，是为了抵御外辱，这是一种爱国的英雄行为，刘琨也就由八王之乱的内斗参与者转变为抵抗外族入侵的爱国志士。此时，并州境内凋敝残破，人民困苦不堪，从洛阳到并州道路艰险，目睹疮痍景象的刘琨在上奏的表书中写道：“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目睹了国家内部的萧条衰败，近距离接触了国家外部的群狼环伺，内忧与外患激起了刘琨抗敌强国的志向，唤起了他的爱国之情。出任并州刺史后，刘琨的整个思想和人生都产生了变化，他积极抗敌，救民于危难之中，成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英雄。此后，尽管晋王朝举国南渡，定都建康，但刘琨仍坚守北方与少数民族对峙，延续晋在北方的声望。但是，这位爱国英雄之死却极具悲剧色彩，爱国的将军没有战死于沙场，却死于一直相互合作、互相信任的盟友段匹磾之手。由于外族的挑拨离间，段匹磾怀疑刘琨，并将其杀害。

除此之外，与刘琨之死息息相关的“刘琨诗案”为他的一生再添悲凉色彩。王钟陵先生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认为刘琨之死与琨诗《重赠卢谌》有关，《晋书》中说段匹磾杀刘琨是“称诏杀琨”，但是并未说何诏，王先生认为段匹磾是借助《重赠卢谌》有“帝王之志，非人臣所言”，以此冤枉刘琨有不臣之心，以该诗给刘琨强加罪行。按《晋书》中的记载，刘琨死后，皇帝确实并未责罚“称诏杀琨”的段匹磾，那么也许真有诏书，此诏书或为晋元帝司马睿下的诏书，新帝只想当一个偏安皇帝，不想让刘琨继续抗敌。或为权臣王敦下的假诏书，他为了铲除一名奋勇抗敌的北伐忠臣，巩固王氏家族的地位，稳定“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晋元帝也不敢得罪王敦，只好避而不谈。但不管是否有诏，刘琨又是被三者之中的谁杀害，以他的诗歌冤枉他则绝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如此便也能理解为何刘琨在出任并州刺史前，在《扶风歌》中就有“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之语了，未任职前刘琨便有忠臣被疑的畏罪之情，现在看来反有一语成谶的意味了。也许出使并州之前刘琨已经想到被怀疑错杀的结局了，但他仍然坚守北方阵地，抗击外族，这也更加突出刘琨这位失路英雄的悲剧人生，驰骋疆场、抵御外族的英雄，却无用武之地，最终死在了权力争端的旋涡之中，令人惋惜。

观刘琨一生，前期他尚清谈，喜奢靡，但在目睹内部凋敝与亲身经历战争后，他转变为积极守卫国家疆土的爱国将领，怀忠愤之情以图匡扶晋室。刘琨的一生是悲壮的，这位失路英雄的结局是悲哀的，而他抗击外族的英雄气节无疑是壮烈的，永嘉元年之前刘琨浮沉于西晋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永嘉元年之后他驰骋于抵御外族的疆场，刘琨成长于政权动荡的西晋末期，内政混乱，外族入侵，刘琨想成就一番事业，为国杀敌，却遭到盟友的杀害，刘琨处于时代和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使他难逃生命的悲剧。

二、刘琨其诗：吸收建安与太康诗风并独树一帜

刘琨的诗流传至今的非常少，有《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扶风歌》（艳歌行）、《答卢谌诗》、《重赠卢谌》和《胡姬年十五》五首，但《胡姬年十五》和《扶风歌》（艳歌行）存疑，可以确定为刘琨所作的仅有三首。这三首诗都是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后的作品。这三首诗遥接建安风骨，近受当时诗坛的影响，融入了太康诗风繁丽的特点。但刘琨的诗又不是建安、太康诗风的简单相加，他的诗中还有其独特的一点：时代与个人悲剧碰撞出的末世绝望之感，这是太康诗风和建安诗风所没有的。正是在这三重风格的影响之下，刘琨之诗呈现出独特的“悲壮”风格。

（一）吸收建安风骨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刘琨的诗：“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钟嵘认为刘琨受到建安诗人王粲的影响，与王粲属于同种风格。琨诗内容反映离乱之苦，多为悲伤基调，其诗有一种刚健遒劲的格调，在内容与情感上刘琨继承了王粲善“发愀怆之词”的一面，对建安诗人王粲的继承使刘琨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晋大部分繁缛却无实质内容的诗。当然刘琨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他独特的人生际遇是分不开的，出任并州刺史后，刘琨见凋敝景象与民生疾苦，加之外族虎视眈眈，这唤醒了他关心民生疾苦的爱心，激起了他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壮志，这段经历使他的诗歌有了充沛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他的诗中表现为内容真实，描写细腻，情感真挚。同时，刘琨作为抗击外族的爱国者，领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保卫晋室的志气使刘琨与偏安一隅的西晋末文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心态，这也使他的诗不同于西晋耽于享乐、追名逐利文人的繁缛诗风，他本人是积极向上的心态，作诗自然会有风骨灌注其中。

《扶风歌》写了刘琨出任并州刺史路上的情状及自己的心情，诗中对道路上所见残破景象的描写，展现出他“善叙丧乱”的本领，诗中的情感既有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又有远离家乡的思绪万千，“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所描绘的壮阔悲凉的景象与刘琨的苍凉心境是一致的。结尾处“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一句表现出了他的畏罪心理，刘琨此时大概已预感到此行的结局，但他并未敷衍了事，而仍选择到并州抗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坚定就是钟嵘所说的“自有清拔之气”。《扶风歌》全诗呈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风格，这是刘琨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另一首诗《重赠卢谌》可视为刘琨的绝笔之诗：“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感叹时光流逝而功业未成，建安诗人就常有这样的迁逝之感。面对时光逝去，刘琨没有像当时其他文人那样，追求富贵、及时享乐，而是积极追求建功立业，与建安诗人的追求是一致的。琨诗在内容上反映民生疾苦，真实细腻，情感上表现为渴望建功立业、积极向上的雄心壮志，刘琨的独特经历使他与建安诗人产生共鸣，其诗也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二）学习太康诗风

刘琨的诗中还融入了太康诗风中“繁”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诗对仗工整、用词更加精巧、用典较多。这主要和他早期的经历有关，刘琨为“二十四友”之一，这个集团常有文学活动，正如《晋书·刘琨传》中记载的：“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西晋繁缛诗风的代表陆机在“二十四友”之中，同处其中的刘琨必然受到繁缛诗风的影响。刘琨《扶风歌》中“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这几句，一朝一暮，一左一右，顾瞻与俯仰，对仗极其工整，比曹植“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之句更为工整，是对曹植“辞采华茂”这一方面的发展。

另外，刘琨《扶风歌》中“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一句，与王粲《七哀诗》中“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同样都是些伤心流泪，但是王粲的诗更加直白，刘琨将流泪比作流泉，突出眼泪源源不断喷涌，用词较建安诗人更加精巧。

除此之外，刘琨诗中的用典非常多。《重赠卢谌》诗中“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连用多个典故表达自己希望像先贤一样建功立业。《扶风歌》中“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用李陵战败投降匈奴的典故表达出自己任并州刺史时内心的忐忑。由此可见，刘琨的诗与建安时期相比，对仗更加工整，用词更加生动精巧，典故的使用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受到当时太康诗坛“繁缛”诗风的影响。

（三）独特的绝望末世之情

刘琨的诗中既有建安的慷慨悲凉之气，也有太康诗风中对辞采技巧的追求，另外刘琨之诗还表现出一种国家、个人双重悲剧交织结合的绝望之感，这是建安诗风与太康诗风都没有的，是刘琨独特的英雄气质以及特殊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刘琨前期虽然沉溺声色，但是后期完全投入到杀敌救国中，是坚定的爱国者，与西晋奢靡成风，只知追名逐利的官员不同，他更是一个实干家，因此在面临国家危机，匈奴入侵时，他的绝望之情与危机感更重，情感涌动得也更为明显。他的《扶风歌》中“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充满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自身命运难测的隐忧。《重赠卢谌》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未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和《离骚》一样，满是对年华逝去而功业未成的慨叹。最末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更是道出失路英雄的心酸，绝望到何种地步才能让一位征战沙场的英雄产生如此无力之感呢？刘琨身上独特的英雄气质及拳拳爱国心，使他的诗呈现出一种绝望悲凉的深沉情感。

刘琨还处于西晋灭亡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怀帝被掳，愍帝被杀，国家岌岌可危，一种末世情绪笼罩在刘琨心头;加之刘琨孤守北方朝不保夕，还被同盟段匹磾怀疑，还要担心自己的存在是否会威胁到东晋新帝，自身命运的难测也萦绕于他的心头。时代的悲剧与个人命运的悲剧双重结合，使刘琨的作品不同于建安、太康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绝望悲愤之情。善“发愀怆之词”的王粲尚有“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这样慷慨激昂的句子，而刘琨在征战之初便满眼绝望，担心自己像李陵一样孤身抗敌，忠而被疑。独特的英雄气质以及艰难的时代环境使得刘琨的诗歌呈现出绝望无奈的颓丧感，这是刘琨诗歌的独特之处。

徐公持先生说：“后人所了解的文学之刘琨，实际上仅得其半，当然这是极重要的一半，为西晋其他文士所无的一半，亦西晋一朝文学中仅见之一半。”的确，虽然现在确定为刘琨的诗歌仅有三篇，但足以在西晋诗坛上独树一帜。其诗在内容上反映现实的离乱，技巧上学习太康诗风，吸收辞采之长，情感上增添独特的绝望悲愤之情，使刘琨的诗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刘琨以其独特的“悲壮”诗风为西晋唱出最后的挽歌。

劉琨的个人遭际与其诗风一脉相承，刘琨人生前期参与“二十四友”的经历使他接受了太康诗风的辞采与典丽，后期的戎马经历及思想中深埋的爱国壮志使他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相契合，对建安诗风和太康诗风的吸收与接纳，以及刘琨所处的特定的末世环境，使琨诗呈现出一种雄浑悲壮的诗风，呈现出与建安、太康诗风不太一样的独特诗风。诗人的人生经历与其诗风息息相关，论诗时先“知人论世”就很有必要了，刘琨之诗博采众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