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意识角度谈戴思杰小说中的小裁缝形象

杜会会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是作家戴思杰代表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美麗却条件艰苦的四川丹凤山一个农村知青点，主要围绕两位男主人公阿罗、马剑铃和女主人公小裁缝三个人物展开。小裁缝是小说中主要的女性人物，她是闭塞的山村中渴望知识和文化、对外界充满好奇心的青年代表。

关于小说中小裁缝形象的研究文章较少，张倩伟在2014年所写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主人物形象分析》一文中，就主要人物的思想特征展开分析，对小裁缝的形象定格在追求知识、寻求改变的女性;2015年，卢德美借助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论分析作品《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将小裁缝定义为以文化美化生活的女性，强调文化在书中的作用及现实影响。本文以文本内容为研究材料，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小裁缝的女性主体意识为切入点，从她所处社会背景、外部父权者对她的压迫改造以及内部自身的觉醒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分析小裁缝这一女性形象的转变历程及背后的原因，揭示传统女性群像的生活现状，以及这一形象蕴含的女性主义色彩。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作者对中国女性思想、精神生活的敏锐观察，以及他在书写中国女性方面的浪漫情怀。

一、女性主义与主体意识

女权主义思想最早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一观念让人们关注“平等”这一概念。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主义运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涉及更多方面，在人文主义思想衍生出的不同思潮流派中重新拥有了多重理论分支，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存在主义影响下创作的《第二性》，从整个人类历史、生理、心理等角度综合展开论述，关注女性如何在父权社会中被约束、被压制成为第二性别，即他者。

自二十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和研究从未止步，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也是丰富深刻的，为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善提供了有力指引。在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之中，“他者”是传统观念之中女性被区别对待而成为的一个客体，刘岩引用波伏娃的《第二性》导言中第九页的话对此进行解释：“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男人是主体，而女人是他者。”波伏娃继而提出第二性的说法，用来代指在父权社会中与男性相区别的他者，也就是女性。除了从社会历史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波伏娃还从心理、生理学角度对第二性展开论述，她认为，弗洛伊德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在描述男性性心理过程的同时，缺乏对女性性心理描绘，仅仅突出了女性在性行为过程中所处的被动地位，从而将其视为不健全的人。也就是说，她认可女性有自身的性心理，而不仅仅是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性客体，即他者。所以，女性想要摆脱第二性别的标签，除了物质、经济条件等给予女性足够的独立条件，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还来自于同过去束缚的割裂所获取的精神自由。

二、时代背景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自出现在法国，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这一术语是经日本传到中国，被命名为“女权主义”，着重强调了男女在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时代特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一些学者用“女性主义”替代了之前的“女权主义”，这一变化的出发点是关注男女之间在文化与精神等方面的对等，同时减少西方女权主义的那种激进色调。

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所处时间维度是我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小裁缝身处山村，作为一个淳朴天真的乡村姑娘，对于男女性别和自我的认识也是懵懂的，对于自我身份的认识源于传统民俗，自出生起，她天然地就生长在父权制社会的包围之下，而她又以一种无知懵懂的状态安然存在于这一氛围之中。

三、父权制社会男性的压迫和改造

这个还弥散着传统民风气息的乡村社会中，与小裁缝的命运直接相关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她相依为命的生身父亲老裁缝，一个是她后来遇到的青年阿罗。这两个男性是父权社会下对小裁缝实施男权社会管束、改造的具体人物，也是小裁缝意识觉醒的见证者，是小裁缝主体意识参照中的他者。

老裁缝是一位大家长，他在生活中注重对自己女儿的保护，他虽然穿行于山间邻里，但从不带着自己女儿，作者在此道出缘由：“他从来不带女儿跟他一起走家串户，这个决定，说是明智却又无情，使得多少打算娶小裁缝为妻的青年农民连跟她说话搭腔的希望都破灭了。”这是父亲自私的爱，也是父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管制的表现。所以，生活在父权制家庭的女性，她们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就可以被划分出工作场所。“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

父亲的男性权力还通过小裁缝的话语体现出来。在和两位知青谈话过程中，她恳求两位朋友不要生父亲的气：“他是一个老小孩。”这句话是对父亲性情的描写，他的性格里有如小孩子一般的任性因素。接下来，女儿的话则更为具体：“都是因为我娘死得太早。没有人管，凡事他总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方面，这里说明了老裁缝鳏夫的身份，他含辛茹苦将女儿养大，妻子的离去让他将所有的情感倾注在二人的后代身上，因而他对女儿有深沉的爱，也是他拒绝让外人接触到女儿的原因;另一方面，小裁缝母亲的缺席让少女无法了解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的区别，这对小裁缝的女性身份建立制造了障碍，也让她的女性意识启蒙滞后，所以她只能模仿周围的女顾客。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女性想要脱离这种模式的困囿极为不易。

阿罗是来自大山外的知识青年，讲得一口好故事，在大山中他与马剑铃结识了纯洁美丽的小裁缝，当马剑铃问及阿罗对小裁缝的看法时，他答道：“她不是有知识的人，至少对我来说，她还不够有知识！”从对话中看出，阿罗对小裁缝虽有喜爱，但在他眼里，小裁缝还不具备成为爱人的资格，所以阿罗萌生了用巴尔扎克的小说改造小裁缝的计划。他风雨无阻地每天前去给小裁缝讲故事，有段时间他得了疟疾，仍然没有间断自己的改造行动：“尽管阿罗的疟疾发作得很厉害，他却认为自己已经在康复，于是，他硬撑着跟我一起上路了，赶往小裁缝的那个村，他的心中充满着一个真正征服者的热情。”此时他对改造一事的热情更胜一筹，等他们将“四眼”的书偷出来之后，他的热情达到顶峰，阿罗想要“把它们全都读了”，因为他坚定地认为：“有了这些书，我就可以彻底地改造小裁缝了。她将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山里姑娘。”

从这些作者赋予阿罗的言行之中，可以看出阿罗也是父权制的一个人物代表。他的言语中表达着对有文化、优雅的理想形象的期望，另一方面，他的行动中则以父权社会的期望去塑造女性，赋予女性一套心目中的既定标准，让其走向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形象。这里的阿罗借由崇高的借口，实则是对小裁缝个性的剥夺和对女性天然美的摧毁行为。作者塑造的阿罗这一形象，首先，在情节上，小说整体情节围绕阿罗的“小说计划”逐步展开，使女主人公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充满了连贯性;其次，在结构上，通过讲故事一事给予小裁缝觉醒这一小说转折点以行为契机，使小说的逻辑和结构具有合理性;最后，在人物对比上，阿罗和女主人公之间的人物身份形成鲜明对比，阿罗是小裁缝接受文化知识的来源，又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促成者，而小裁缝是阿罗灌输知识的对象，也是其计划失败的见证者，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变化本质上是小裁缝脱离父权思想压迫，走向新生活的过程。

四、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作者笔下，小裁縫是天生具有自由天性的小说人物，这是她觉醒的内在动力。尽管没有知识和文化，她却有自己的想法，就像阿罗一行第一次来看望小裁缝时她说：“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我很喜欢会读书写字的人，跟城里的知识青年聊天。”这些话中反映出小裁缝生性自由的天性，而整个改造过程便是一场与小裁缝天性的拉锯战。这一过程可以从小裁缝的话语、外表和心理层面上逐一展现出来。

首先，话语方面，一开始从小裁缝给阿罗的信中就可见端倪，“只有一张信纸，字是用铅笔写的，笔迹时而紧凑密匝，时而宽松稀朗;笔画常常是歪歪扭扭的，但是，在这一笨拙中透着一种女性的轻柔，一种孩童的率真”。此刻她的话语是笨拙却很淳朴的，这是一位山中姑娘的笔触。当阿罗带给她写有小说故事的羊皮袄时，“她一把夺过皮袄，独自一人静静地读了起来”，而“她读完后，怔怔地张着嘴巴，一动也不动”，阿罗继而描述巴尔扎克对这位姑娘思想的冲击，“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在这个姑娘的头上;她变形了，成了一个梦幻人，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脚踏实地地回到了现实”。可见文学给小裁缝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竟使得她说不出话来。随后的她变得更为渴望知识，也更为大胆地对二人倡议：“我们去偷四眼的书，你们看怎么样？”只是一段皮袄上的文字，就对小裁缝的谈吐和话语风格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从羞怯的少女一下子变得大胆起来，此外她是如此珍惜获得知识的机会，并通过接触羊皮袄上的文字这一行为默认接受了书本对她的洗礼。

其次，心理层面旁白也体现出小裁缝的主体意识。她坦言听了阿罗读给她的小说后，“忍不住想跳到激流潭冰凉的水里去。为啥子呢？为了痛痛快快地发泄一通！这就像有的时候，你情不自禁地想把积压在你心头的话全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一点就和波伏娃谈妇女写作时所说的一致：“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召唤的回应，而这个召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这是一种灵感的迸发，而小裁缝只能通过跳水来排解这些思想的碰撞，从而冷静下来。当她与阿罗表演话剧时，她又萌生了新的感悟，“以前，我还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可以在依然成为他自己的同时，又扮演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这一感悟成为她离家出走，想要去过另一种生活的契机，可以说是她又一次的意识觉醒。

最后，外表方面，这种变化更直观地反映了小裁缝的谈吐、心理。初见小裁缝时，“天凤山最美的公主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布做的，柔软却又结实”，此时的她还是山里姑娘的装束，“一条长长的辫子发梢上扎着一条红红的头绳，色彩鲜艳，是丝绸编成的”，然后在一次讲故事间隙，她的发型转变了，“她的头发不再编成大辫子，而是像瀑布那样成串成串地披散下来，像浓密的马鬃一样在她的肩膀上闪耀着波浪”。小说通过这一次次装束变化反映故事对小裁缝的震撼和改变，这一点也通过两位主人公之口得到证实，“我们不得不在可怜巴巴的记忆中搜索良久，方才在惊魂甫定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她从《包法利夫人》相关的文字中想象自己制作了一个胸罩，又模仿两位知青的说话口音，还将蓝色中山装改造成城里人才穿的女式上衣，又请求父亲在荥经镇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双纯白网球鞋。最后，她改变了发型，扎着红布蝴蝶结的长辫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短头发，她的形象完全改变了：“男式的正襟上衣，她的新发型，她一尘不染的洁白球鞋。”整个外表的改造过程是小裁缝主动开始的，其中还包括她偷偷开好的各项证明材料，这一过程阿罗并没有参与，父亲也并未插手，这是小裁缝作为女性独有的天地，也是孕育她意识觉醒的一个空间。

在改造之前，小裁缝便充满烂漫的自由天性，在改造中这一天性被压抑，转而接受书中的西方女性标准。但她并没有全盘接受书中的要求，即阿罗的理想与期望，她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转变，自我的意识反而和天性在这一过程被完全启蒙，她强大的主体意识超越了他人的期许，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正如她对阿罗说“巴尔扎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这一过程是对男权社会的专制的反击与嘲讽，是女性对父权制下男性制造的枷锁的瓦解，所以她完成了从被征服到超越自我的命运转变，这一切都是她的自主选择，也是女性的主体意识全面醒悟的自然结果。

“一个小小的身躯沿着山路一直走。那是剪了短发背着小包裹，离开大山的小裁缝坚定的背影。她从书里看到了山外世界的辽阔，所以选择了离开，再也不要回来。”小裁缝出走的结局，一方面是作者对于青春的赞颂，是对中国女性成长历程中的勇气和决心的称赞。另一方面，他想要将中国女性的故事告诉世界，正如他说的：“首先它是见证，见证了中国很多女性是很独立的。我也在见证她们的感情，还有思想。我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中国女性在面对生活与爱情时候的样子，并不是怯懦的，即便遇见各种困境，也在勇于突破和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