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因素

杨云霞

别林斯基表示：“评价和分析艺术作品要置于一定的关系框架下，如时代背景关系下，可透过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来反映艺术作品;作者的生平履历、写作背景、个人性格等也常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忽略掉艺术美的需要本身。”因此，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看，艺术家的思想人生态度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白作为著名的浪漫主义风格诗人，学界对其个人和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历史内容少有研究。但是，李白作为社会的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自然多受唐朝各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甚至他的浪漫主义的风格，也是兼容了唐朝时代环境的影响。因此，分析李白个人及其诗风的社会历史倾向性，解读其在开放包容的时代下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以及其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包含的大量社会历史内容，总结出李白极受社会、历史文化影响，从社会以及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李白其人、其诗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李白的影响

时代背景的影响，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因素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李白的诗歌风格虽然想象丰富，意境奇妙，体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特色，但是他的诗歌多取材于现实，是对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发出的所想、所感，因此他的浪漫主义充斥着极大的现实主义的色彩，极具时代特点，体现时代精神。

首先，唐朝极其重视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李白性情飞扬、洒脱不羁，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一心想要进入仕途一展抱负，胸怀“济天下，安社稷”的远大志向，想像管仲、张良、诸葛亮等杰出人物一样干一番辅弼社稷的大事业，自然极其重视对科举考试内容的学习。而诗学当时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要想入朝为官，诗学是他必学的科目。因此，李白学诗最初是受了隋唐时代科举考试政策的影响。此时的李白，可谓是雄心壮志，唐朝科举制并不完善，很多高官职都被大家族垄断，而唐朝又重视诗歌写作，这就激发很多年轻人自主写诗来毛遂自荐。极度自信的李白便将自己的诗歌上书给高官以此来获得赏识。但是事与愿违，现实和理想差之千里，李白不但仕途不顺，还受到权臣打压，只能勉强担任一个翰林供奉的闲职，与他想要建功立业的雄远志向有极大的现实差距。在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出入的现状刺激下，李白的创作动力被激发，他创作出大量荡气回肠的诗篇。甚至，为得到当朝的赏识，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他不得志时的情感宣泄，更是他得力的敲门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一绝妙的诗句，就是他为迎合讨好当局而作出的。

其次，李白生活在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这样的平和盛世给了李白游历名川大山的机会，在这期间，李白广交朋友，也创作出大量出现在别人的诗作中的赠友诗，这一时期的游历为其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素材，所以李白的诗歌内容极其多样化，既有赠友诗，也有纯写景诗，更有边塞诗，还有表达内心情感的诗。同时，受当时科举制度的影响，唐朝社会掀起一股诗歌创作的热潮，李白受到了这种创作热潮的召唤，他的诗作就是对这一风潮的回应，这也是开放多元的社会为其创造的社会条件。受开放政策的影响，游牧文化进入唐代社会，带来了游牧民族洒脱个性的民风以及其华丽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漫游文化。结合唐代的社会环境，不少文人在没有考取功名、走入仕途前均会出去游历一番，李白和王维等人都是在游历中创作出大量的诗歌，尤其是李白，一生大多是在游历。李白生活在蜀期间，他一方面喜欢读书，在有感而发时会写诗;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个游侠梦，经常外出游历。李白的一生，有两次出游，这两次出游，就占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光。第一次出游，为的是引起当权的注意和赏识。二十五岁时，他以三峡作为游行的起点，开始仗剑走天下的生活。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覆盖到溟海、苍梧、江淮、河北及越中等地，游历时间相对较长，累计外出七年，一路走来，积累了不少文学素材，在游历期间创作出大量的山水诗，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奠定了入仕的基础，从而为平步青云进行了准备。他在天宝元年（742）被皇帝启用，进入仕途。但不幸的是，其所任官位难以施展心中抱负，入仕不到三年就被罢免。求仕失败的他又再次开始游历，在游历途中遍历山川大河，常常灵感迸发，《将进酒》《行路难》等都是此次游历过程中的佳作，这些作品从现实角度出发，结合眼前所见之景抒发情感，将政治丑陋的一面展示出来，作品有个人抱负难以施展的不甘，也有对时代、对社会的一种希冀和感慨，也隐有对时局的不满。李白后来以安史之乱为素材，写出不少痛批叛乱的文章，声讨贼寇，期望平叛反贼，光复故国，同时还身体力行，成为李瑞手下的兵，长流夜郎也是因此。不久后遇到大赦，他在其列，他又从三峡回到江陵，在洞庭觀景、登庐山。他在六十二岁时病故，在金陵返回当涂路上病重，还未归家就驾鹤西去。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造就了李白传奇的人生经历。这种特殊的经历，外化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

综上所述，唐朝鼎盛时期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为唐朝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诗歌环境，影响了李白的行事风格，也对李白的诗歌创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二、传统因素对李白的影响

葛景春教授曾在《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谈道：“现实和传统，是影响人们思想的两大因素，现实是思想的土壤，传统是思想之根。”很显然，在分析和解读李白思想时，不仅仅要研究李白当时生存时代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忽略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李白把现实生活当作创作的思想萌芽的土壤，那么，传统文化使其思想能够茁壮成长，为其提供养分与素材。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流派不在少数，发展到唐代，儒、释、道文化同时都到达鼎盛时期，再有唐朝开放背景下形成的侠士精神，几种思想都在李白身上显示出既矛盾又融合的奇妙现象。这是李白受社会历史影响的又一大体现。

首先，儒、道文化在李白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李白两次入仕，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也表现出他积极入仕的强烈愿望。青年时期，李白意气风发，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感慨，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期望和信心。但是，由于缺乏一种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精神，看待问题又过于理想化，再加上自视甚高，往往把十分艰苦繁难的事情看得轻而易举。又由于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较浅，兼之涉世不深，不了解人与人之间那种错综复杂、幽深微妙的关系，他在职场中处处碰壁。但是在他入仕失败后，并未沉湎于痛苦之中，而是以乐观洒脱的态度面对生活，这是受了道家逍遥思想的影响。唐代因为皇帝和统治阶级对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都十分提倡和推崇，且道教文化在当时颇为流行，所以李白少年时代即诵读道书并受老庄思想和道教经典的影响，他几乎一生都在求仙问道的路上。他的很多作品中也都有道家思想的痕迹，如《古风·其三十五》中所运用的丑女效颦、寿陵学步、匠石运斤几个典故都是出自《庄子》。李白的处世原则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其次，李白留存下来的作品中多有仙道的元素，这也是他受仙道文化影响的重要佐证。再有，李白为人放荡不羁，深受唐朝游侠文化和游侠精神的影响，他的诗作中有大量放荡不羁性格的展现，如“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更是把放荡任性、蔑视权贵表述得淋漓尽致，这是当时江湖儿女也就是游侠的鲜明特点。还有一点，透过李白的作品我们能够看出佛教文化的缩影。“青莲居士”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个称号带有十足的佛教意蕴，由于他一直抑郁不得志，而佛教文化是他的精神食粮。李白曾经去过很多佛教寺庙等，和不少僧人成为朋友，同他们谈经论禅，作品中也有该方面的内容。要强调的是，李白所引用的佛教文化具有很深的隐喻性，不是浅层的佛教知识。他的作品中既有儒家，也有佛教、道教的文化，三种思想无缝衔接，这也能看出他的艺术造诣和对各家文化内涵的参悟较深。因此，李白称得上是“三教并重”的代表人物。

另外，结合李白的生平不难看出，他身上有非常浓厚的侠者风范。历代评论家也都认可这一观点。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辛文房《唐才子传》也说他：“喜纵横，击剑为任侠，轻财好施。”宋人苏辙曾说：“李白诗歌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李白天才豪逸。”而《旧唐书·杜甫传》则说：“李白词气豪迈风调清深。”李白自己也说其“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李白的身上巧妙地结合了一种豪放的侠者气质，并在他的诗中得以体现，如其诗：“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就是最好的印证。

在李白的身上，兼备了儒、释、道、侠各家的特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里有儒家的经世致用，还有不少诗句中体现了道家和佛家的真谛。作品中想要隐世的思想就出自道家，作品中也体现了侠者的洒脱不羁，他思维跳跃，举杯邀月，三人成饮，表现了他的巧思且禅味十足。

最后，从李白诗作语言和韵律运用的背景来看，他对诗歌韵律的驾驭已经十分纯熟。原因很简单，李白生活在一个语言和韵律都相当成熟的时代，诗歌从诗经、汉乐府和楚辞发展到魏晋风流名士的打磨，他的诗歌不只有对屈原、鲍照以及谢灵运等人诗风和内容等的继承和发展，在诗词格律的方面也有对古体诗的传承和超越，从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统诗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才有了唐朝诗的盛行与繁荣。

在李白、杜甫时期，诗几乎是人们生活中的习惯，诗成了记录生活的一个载体，诗歌创作就像是日常用语一般普遍。诗的韵律也受到“文士歌唱”的影响，诗不再是单调的为了韵律，为了形式而作，也不再严格死板地遵循格律的要求和规则，而是单纯自我情感的宣泄，展现出一种生命的华丽，但是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李白在诗歌创作中大胆独创的成就，说到底，李白的诗歌创作也是有根的，這根就是前面所提及的—中国传统文化。

李白作为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诗经》和汉乐府等古体风格的诗歌给了他不竭的灵感，也给了他巨大的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先秦时期的庄子、屈原等浪漫主义诗人对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甚至人格的塑造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正是有着对传统历史文化和诗歌文化的深厚积淀，才有了后来“诗仙”李白的一鸣惊人。李白的诗中多有古体诗，就是在诗词格律和语言方面呈现一种自由的趋势。在《蜀道难》中，开篇便发出“噫吁嚱！危乎高哉”的感叹，这与传统诗词格律的要求不相符合，甚至不符合《诗经》先比兴后抒情感慨的传统，而是直接发出自己的感叹，营造出一种对蜀道危且高的真实惊叹，是情感的直接流露，这在李白的诗作中不是个例。《行路难·其一》中，李白直接七言转三言，抒发自己的感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任性表达完情感后，又自然衔接，转为七言。这种不遵格律，不加修饰的自然情感的宣泄，在其《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作中均有出现，自成风格，形成了李白式的浪漫主义文学。

李白崇儒学，这样的情感促使他积极入世，同时他又尚老庄，当其郁郁不得志时，又常常能够从道家思想中获得解脱、找到精神慰藉。这些，就是李白这一矛盾的历史人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超越。从另一角度来讲，这些诗句也能彰显出传统文化对诗人李白的深刻影响。

李白的性格和他的创作风格都广受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更是受到了唐朝政治、经济繁荣的社会孕育而生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极大影响，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性，但他还与传统儒、释、道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又表现出极强的传统性。他的诗作和创作风格影响了当时的唐代社会的诗歌创作，对后世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里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