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赵慧

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著名多产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第二部长篇佳作，1919年成书，多次被国内多家出版社引进出版，颇受读者和学者们的喜爱。该书通过第一人称以旁观者的视角给大家讲述了一位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放弃自己的事业，离开自己的故土和原本舒适美满的生活，远走他乡，追逐心中艺术理想的故事。作者在刻画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放弃现实生活的喧嚣，追求完美绘画理想的过程中，还着重刻画了三位与其有着紧密情感关系的女性形象，那就是主人公的妻子阿美，主人公的情人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妻子，以及主人公最满意的女人—塔希提岛的少女埃塔。这三位女性分别出现在主人公不同的人生阶段，她们通过牺牲自己的家庭、财产甚至生命，成就了主人公如痴如醉的艺术梦想，人物形象饱满而又富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因此，本文希望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解析作品中刻画的三位女性形象，从而探讨作家毛姆的女性观，以期为读者更好地解读《月亮与六便士》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现代女性的成长与成熟带来一些启示。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吸取了不同批评流派之长为己所用，因此理论体系相对复杂（孟德燕，2010）。其研究背景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旨在以女性为文学研究的主体，针对女性在文本中的形象、女性作者的创作、女性读者的阅读等方面进行文学批评（裴方怡，2020）。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通过译介、传播引入中国并生根发芽（汤林峄，刘松娜，2021），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深度和批评广度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始走向兴盛。

从发展历程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主要研究文学中的“厌女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进行歪曲和贬低。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主要是用女性主义视角解析女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潜心钻研对语言文学的批评。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新审视和反思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内涵，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身，形成多元的突破学科和性别的女性主义文化理论格局。

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主要是通过考察、分析、审视男性文学中那些陈旧的女性形象以说明隐含在那些文学中的偏见而得以实现的，因为剖析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早关心的问题（罗婷等，2004）。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总会出现非黑即白两个极端现象。比如，1979年美国作家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就探讨了“天使和妖妇”两种有失真实的女性形象，这种失真形象在十九世纪前西方男性文学中普遍存在，他们用纯真无知、美丽大方、温柔体贴、无私奉献来描绘女性的“天使”形象，用刁钻刻薄、丑陋邪惡、飞扬跋扈、贪婪自私来刻画女性的“妖妇”形象。而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就体现出这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值得我们去解构和探索。

二、《月亮与六便士》中女性形象的解析

《月亮与六便士》是一部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作品，作家毛姆在对小说中三位女性形象塑造时有失偏颇。小说采用男性叙事手法，有意压制女性自身的个性特征和忽视“她们”在作品中的客观存在，从而使其依附男性话语，不能很好地为自己发声。因此，本文希望转变一下研究的视角，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切入，来解读小说中三位主要女性人物的形象，从而探究作者毛姆自身对女性所持有的态度和观点。

（一）主人公的妻子阿美

小说中，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阿美是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而又“爱慕虚荣”的传统家庭主妇形象。她举止端庄，勤劳能干，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培养得健康可爱又优秀，性格也讨人喜欢，与人为善，懂得恰到好处地聆听、同情、体贴别人，又能给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当时的社会文化，规范和限定了女性的行为，认为女性要回归家庭，忠于社会所赋予的贤妻良母使命，而女性为了寻找外部的身份认同，只能选择顺从和接受。这种女性社会角色是相沿成习的，是女性个性特征和自我意识长期受到压抑克制的结果，不利于女性主体价值的完整发挥。

但是，在主人公为了自己心中的艺术理想，离家出走后，阿美精心营造的这一切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也瞬间崩塌，导致其人性中爱慕虚荣、虚伪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无遗。为迎合潮流，她渴望结交文人雅士，希望在社交中占据一席之位。她自认为很了解自己的丈夫，深信丈夫深爱自己、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实则对丈夫一无所知。丈夫的离家出走让她手足无措，百思不得其解。为维持自己的上流贤淑名望，她断然认定丈夫和别的女人跑了，以博取众人的同情。为维护家庭的完整，她多次写信恳求丈夫回家与她重归于好。当她得知丈夫不是与人私奔，而是为了绘画不肯回头时，她不但没有丝毫理解和同情，而且还诅咒他在贫困和饥寒交迫中死去。男权社会中，女性长期依附于男性，没有了丈夫，就等于没了经济来源，因此阿美只好经营一家打字所来实现独立。然而，虚荣的她又介意自己的工作会降低社会地位，所以在她得到丈夫的遗产后，毅然决然关掉了打字所，她认为体面女人应该靠别人养着。但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最体面的女人所经受的社会压迫最多。阿美的虚伪是因为受虚荣心驱使，想给自己营造一个美好得体的形象。

细节之处可以窥见，一直以来，从二元对立角度看，阿美和丈夫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阿美长期在丈夫的男性意识控制下，长期依附于丈夫，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事业及独立意识，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虚伪虚荣，都是顺从和接受社会对女性行为的约束和规定，完成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最终沦为男性和家庭的牺牲品。

（二）主人公的情人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妻子

毛姆笔下的勃朗什被刻画成了受爱情支配的“妖妇”形象。用当今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勃朗什，就是她长了一颗可怕的“恋爱脑”。思特里克兰德出现之前，她是个勤劳能干、端庄得体的妻子，和施特略夫的生活安稳平静，恩爱有加。最初她是十分讨厌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粗鲁而又不逊的做派，在主人公得病的时候希望他死去，甚至清楚地知道思特里克兰德的到来不会有好结局，会给她们带来祸害。但她又被思特里克兰德身上“某种邪恶的气质”所吸引，渴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占有。当深爱她的丈夫施特略夫哀求勃朗什回心转意时，妻子放弃道德，成了欲念的化身，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丈夫。在毛姆看来，女人对自己不爱的人是从不会心软的，手段极其残忍。然而，她却愿意为思特里克兰德付出一切，即使知道他一无所有。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思特里克兰德，宁愿自己辛苦赚钱去养活他。但思特里克兰德却觉得女人只是他用来发泄情欲的工具罢了，他的心中满载艺术，无法容得下浪费精力的爱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勃朗什的爱。勃朗什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注定上演浮士德的“爱的悲剧”。

从毛姆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视角来看，勃朗什是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冷酷无情的，受爱情支配放弃道德的恶魔般的女性形象。但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她也是被父权制社会和男权意识操控和压迫的女性，她对丈夫冷酷残忍是因为她对爱情的飞蛾扑火般的执着。她选择毁灭自己也不接受前夫的怜悯，体现出女性绝望中对父权社会进行的无声无息的反抗。

（三）主人公最满意的女人—塔希提岛的少女埃塔

塔希提岛上的土著女孩儿埃塔是一位善良纯真而又略显愚昧无知被歪曲了的“天使”形象。埃塔比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小三十多岁，对爱情忠贞，思特里克兰德威胁她会打她时，她却说：“要不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在别人眼中，埃塔只是想找个白人。但在思特里克兰德眼中，埃塔是能满足他所有需求和想象的最完美的附属品，她任劳任怨，会做饭、照看孩子，他指使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百依百顺，从不干涉思特里克兰德绘画，也不求这个男人以爱情或物质的形式来回报自己。这个理想化的“天使”还有一笔财产足以让思特里克兰德生活无忧，专注追求艺术理想。然而，当思特里克兰德得知自己患了致命的麻风病时，土著人都远离避开他，埃塔却说：“您是我的男人，我是您的女人。您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坚持要跟着他去山上，不离不弃。最终，在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后，埃塔坚持履行思特里克兰德的遗愿，不顾别人的好心相劝，一把火把惊世壁画和房子都烧了。这种深沉的爱又尽显愚昧，小说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她对男人倾注全部的爱，无条件服从男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要求。

毛姆笔下，远离世俗的埃塔被刻画得忠贞不渝，实则愚昧无知至极，无欲无求，甘愿做男人的附属品。即便这样，男人也不会表示对女人感激，反而觉得女人是没有灵魂的奇怪动物，即使让她们当牛做马，对她们拳脚相向，她们依然深爱不渝。但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这反映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的卑微地位，是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的牺牲品。这种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要求她们对男性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对家庭无悔付出，任劳任怨。更遗憾的是，埃塔虽然受到父权制的桎梏和残忍压制，但她丝毫没有反抗意识，默许和纵容了这种桎梏，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和丈夫对等的爱。

综上所述，毛姆刻画的这三位重要的女性形象，显然融入了自己的女性观，通过女性主义文学评价理论，不难看出毛姆对女性的态度和小说中主人公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迎合了当时父权制社会下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和要求，他们对理想女性的定义是端庄大方、绝对顺从、任劳任怨、勇于牺牲等。小说的叙事手法是以男主人公的视角展开的叙述，三位女性角色处于从属地位，生活在男主人公意识的绝对操控下，这样刻画出來的女性形象是带有悲观的情绪和偏见的。毛姆一方面对三位女性进行着毫不客气的批判，展现自己强烈的厌恶和不满;另一方面又对女性进行幻化塑造，表达他的渴望和意愿。其中，对女性最明显的偏见表现就是把女性看作一种“他者”形象，是没有灵性、缺乏主体性的男性附属品和牺牲品。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想打破这种社会行为规范的桎梏，来实现自己的女性价值，终将会酿成更大的悲剧，所以女性只能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女性价值追求，接受和顺从这个社会对女性行为的约束和对女性角色的规定，做这个社会的附和者。因此，通过对小说中三位女性形象的探究，希望能为读者更好地解读《月亮与六便士》的女性观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参考，同时也希望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