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文学乌托邦

李滢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一曲离殇的哀歌，是对湘西人性、人情、人事和风俗习惯的独特歌唱，文字里隐约浮动着“破碎”的意象线索，给我们展示了生命的隐没、传统的渐变、美德精神的反叛以及最后的“出走”结局，它们都暗示着不可避免的悲剧主题。本文从《边城》入手，探索沈从文笔下文学乌托邦的建构和发展，并分析其破裂的原因，以此挖掘乌托邦精神的现世意义。

一、《边城》对乌托邦理想的传承

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曾谈及乌托邦理想，传达出文人墨客们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和向往。《边城》这部作品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乌托邦理想的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一）乌托邦的起源及其发展变化

“乌托邦”一词起源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此外，柏拉圖早就在《理想国》中描绘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也无法实现。直到19世纪，以欧文、傅立叶为代表的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创建，但都以失败告终。

“乌托邦”本指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之物，后衍变为完全空想的完美境界，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世界里，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在中国文学中也有许多描述理想社会的传世之作，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建了一个世外桃源，这不仅表现出诗人对乌托邦理想的不懈追求，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黑暗的现实社会的愤恨和无奈。《边城》是沈从文的经典作品，小说以偏远的湘西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世界，远离纷扰的现代社会，令人十分向往。

（二）《边城》对乌托邦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乌托邦是一种与现实相反的思想状况。“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沈从文像一位山水画家用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湘西风土人情画，在《边城》中建构了人人向往的桃花源，以描写近似世外桃源的湘西小镇，让当时处于现代文明冲击中的人们能够拨开云雾见月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建造一座希腊小庙，以此来供奉美好的“人性”，而《边城》所表现出的乌托邦世界，在继承前人乌托邦理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边城》中所描写的湘西世界在受到现代文明侵蚀后开始变得具有反思意味，沈从文也表现出对湘西未来的忧虑。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沈从文也终于明白文学并不能寄托人的理想，而《边城》也代表着沈从文早期文学理想的终结，并进一步说明沈从文的文学神殿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虽然沈从文实现了早期的乌托邦理想，在《边城》中描绘了一个渲染着东方美学色彩的乌托邦，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沈从文所建构的乌托邦理想依旧出现了裂痕。

二、边城中的“意象”与乌托邦理想破裂的关系

意象是中华民族创建的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文艺美学范畴。我国文论家早在《周易·系辞上》就提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立象”意为创造形象，“圣人立象以尽意”即利用形象充分表达感情。因此，沈从文在《边城》中所刻画的经典意象都与乌托邦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映射出乌托邦理想的从兴起到幻灭的过程。

（一） 《边城》中的典型景象及其“破裂”意蕴

《边城》中对对歌和赛龙舟等苗族民俗的刻画，也展现了湘西淳朴的民风。陶渊明通过描写“桃花”“渔人”“洞穴”等典型意象，构建了一个“世外桃源”。沈从文也学习前人，在《边城》中运用“白塔”“沅水”“渡船”等景象，塑造了一个桃源仙境般的湘西小镇，并且这典型景象又与书中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边城》开篇由白塔开始，叙述翠翠在白塔边的点点滴滴。白塔看似是环境衬托，实际上却是边陲小镇的守护者，白塔连接了山水与人情，矗立于宁静的绿水青山和热闹的人间烟火之中，是人类建造的一个超越生命意义的建筑。“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小说的结尾处提及白塔的坍塌后又重修，象征着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以及对湘西未来的展望。“白塔”在倒下和重建后被赋予了隐喻含义，象征着沈从文笔下的“人性乌托邦的美好世界”面临重构与瓦解。

《边城》里的茶峒是一座水边之城，所以沅水也是小说中重要的景象之一。表面是生命之源的水却暗藏危险，是使生活被破坏、爱情被吞噬、生活被终结的无形杀手。水对于淳朴的湘西人民而言，是未知的、恐惧的，冷情的水漠视这一切，吞噬水手的生命，甚至人们平凡的爱情。一桩桩事件以水为中心展开，似乎早有定数，在劫难逃。

沈从文用湘西地区常见的渡船这一主要意象，将古朴、自然的湘西地区的亲情、爱情、友情都表现了出来。《边城》中写到翠翠和爷爷靠撑渡船维持生活，渡船维系着翠翠和爷爷之间的生计与亲情，也暗含了翠翠和大老、二老之间的爱情。沈从文运用渡船这一意象来象征亲情与爱情，表现了在复杂的人情社会中还依然保持着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世界，也象征着在沈从文所打造的乌托邦世界中有关湘西文明的“过渡”。

“白塔”“沅水”“渡船”三个意象在这里都被赋予了灵性，与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表现了湘西小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交汇的光景，既塑造出一个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乌托邦世界，也幻化出了一个虚无欲碎的乌托邦理想，具有典型的悲剧色彩。

（二）《边城》中的人物形象与乌托邦理想的“出走”

《边城》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作品，刻画了湘西古朴小镇上的少男少女们纯真美好的感情，在湘西，哪怕是最底层人民，他们的爱情也不会受到蔑视，但是这集体供奉的乐土中也出现了“宿命”轮回般的悲剧。

翠翠的双亲是殉情而死，她的母亲生下她便随其父亲而“去”。翠翠父母的结合，并没有受到周围人的反对，却因军纪不可违和、伦理道德不可推翻而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也是当时黑暗现实社会的写照。翠翠长大以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相继和她相遇并爱上了她，这注定是一场难以抉择的爱情悲剧。翠翠与傩送起初情投意合，却因天保的“出走”被迫戛然而止，天保的意外死亡使弟弟傩送陷入了寻找哥哥尸体的旅程中，翠翠只能在“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中默默等待。小说始终无法摆脱主人公“出走”的命运，象征着底层人物自身的悲剧性。

渡船老人是《边城》里最为善良、热心、重感情的典型人物。老人的女儿为追随爱情而丧失生命，他独自一人抚养孤苦的孙女长大。为避免孙女步入女儿的后尘，对孙女的情感问题尤为敏感、关注，他在孙女的两位追求者之间反复犹豫，但他也不阻止兄弟俩对翠翠的追求行动，只想着在二人中选择出更称心如意的孙女婿。当天保出走遇险，他以为孙女的幸福没有结果后，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凄凉离世，只留下了孤独的孙女翠翠。

从小说的悲剧主题来看，翠翠与父母、天保的被迫分离和傩送的不知归期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老船夫临死前对翠翠所说的那句：“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边城》中人物命運的悲剧，象征着意象的幻灭，和“桃花源”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映射出乌托邦理想的破裂过程，具有细微处见精神的功效，发人深省。

《边城》建构了一个拥有着美好人性的乌托邦世界，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的人都会是幸福美满的，是无忧无虑的，但是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等待变成了她悲剧人生的开端，很多人为翠翠的等待而感到焦虑，而这也象征着沈从文笔下的乌托邦世界即将破灭。

三、乌托邦“悲剧”的原因探析与反思

沈从文的《边城》不仅构建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湘西世界，也刻画了典型意象，描写了沈从文对于乌托邦理想的执着追求，但遗憾的是以失败告终。两代人的爱情令人神往，却由于结局的悲剧性让每个有情人的心中留下了无限的哀痛，这不禁让人反思意象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命运代表理想破裂的原因。

（一）《边城》对乌托邦理想的追寻及悲剧性

《边城》通过描写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唤起现实社会的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中传统和美好的人性正在消失的情感反应。沈从文意在借叙述一个《边城》的美好爱情故事真实地呈现自己徘徊在都市与故乡之间的复杂心绪。这种心绪矛盾产生于时代现实的纠葛中，同时遵循着浪漫主义的情怀和美学根本原则，我们将它称之为“乌托邦”，王杰教授称之为“乡愁乌托邦”。日本学者成谷武男称《边城》的主题是燃烧生命的热情，“《边城》是一首祈求未来，愿生命开花的抒情诗”。不同人的见解不一，不乏其合理之处，但更为准确的是把《边城》的理想化看成是对爱的呼唤。

《边城》中沈从文将自己的写作重心从自身转向湘西，重点关注湘西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以及湘西地区人们普遍的生活状况，力图打造一个想象中的神奇优美的湘西世界，即文学理想中的“乌托邦”。小镇里有纯真的男女之爱、难以割舍的亲情、和谐的邻里关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淳朴的民风和民情，讴歌充满“爱”与“美”的理想社会，表达了沈从文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

他在文中写道：“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祖父同翠翠整日长闲，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沈从文用大量笔墨来描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将茶峒小镇优美的风景、宁静的人文环境和独有的民俗结合起来，表现了湘西和谐的民风，塑造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抗战爆发前后具有明显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沈从文更是苦恼重重，他的创作主题与黑暗的现实社会紧密联系，虽痛苦却无法自救。《边城》，写的虽还是湘西乡土，然而其中已是一个发生扭曲的“边城”，一个风雨欲来、即将倒塌的“边城”。

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文明意识有着充分的向往。沈从文在离开湘西之后，站在异乡土地上，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故乡，一方面故乡优美的自然环境、淳朴善良的乡民、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景象都在沈从文心底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另一方面故乡的落后、封闭和民众的愚昧无知，又使得沈从文对生命意识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更多的思考。沈从文在作品中用湘西百姓人性中所具有的善良、单纯和质朴特质来构建美好的理想家园，并用这种理想来呼唤现实社会回归真、善、美，构建文学乌托邦世界，以此与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和丑陋形成鲜明对比。乌托邦精神寄予了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渴望，更多地作用于人类对于当下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白塔是湘西世界的“灵魂”的象征，而白塔的坍塌，意味着原有一切的终结，也表明了乌托邦的破裂。二老和翠翠的未来无法预料，反映了沈从文对美好的“湘西世界”受到现代社会冲击后开始变质的忧虑，结局可能是彻底结束，也可能会焕然一新。

湘西还是记忆中的故乡，只因为沈从文以全新的理性目光去看待，发现故乡风物虽不失温馨，但这却是一个滞后、封闭的世界，这里的人处于一种无力自主、不能自为的状态。因此，作品中所展示美好的田园牧歌生活的背后，都深埋了一股忧郁、凄凉的基调，小说结尾以“隐藏”的悲剧来结束牧歌的明快基调。

（二）乌托邦理想破裂的原因及现实意义

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了翠翠、傩送、天保、渡船老人这几个典型形象来构建文学乌托邦，寻找心中的桃花源，却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说，这种结局是对追寻这种理想失败的原因的探索，也是对乌托邦理想破裂后的审视和反思。

首先，是因为沈从文对思想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的固守，小说表现了湘西古老的封闭社会下小人物的人生百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了保守的生存法则和社会模式，人们过于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文化落后导致人们思想愚昧，任何具有反叛意识的个体出现就面临着宿命般的悲剧。在中国，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源远流长。尽管湘西与外界来往不多，当时的湘西存在车路和马路两种婚姻嫁娶途径供年轻男女选择，车路是当时中国广大地区男女的结合方式，而马路却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男女的结合方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这两种不同的男女成婚方式也说明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种阶级分明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造成《边城》悲剧美的原因就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理解和运用没有恰到好处。例如，翠翠父亲的选择是没有及时分清楚“军人责任”和“男人责任”的分界线，导致盲目轻生重信仰;同样地，在翠翠的爱情悲剧里，老船夫和船总也没有深入了解后辈们的真实情感，只盲目操心，来减轻自己心里的负担。这种盲目受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在现实社会也比较普遍，正是我们无法意识到自身错误的思想观念在影响自己的行为，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其次，是由于沈从文开始对湘西人民的生存困境进行反思，他认为现实社会不尽如人意，从而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理想境地，这理想就是不受污染的自然环境下的拥有美好的人性与人情美，沈从文对人情美的追求带有田园牧歌色彩，对未受现代文明侵蚀的乡村中的淳朴人情存在留恋与向往，是对人类美好社会的希冀。沈從文在离开农村之后进入大都市，对于现代文明他怀有本能的排斥感，认为自己与现代都市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思想和情感都依旧停留在故乡的土地上。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使其专注于运用文字来构想乌托邦世界，表达对都市社会的批判和对故乡文化的留恋，以此来拯救自己和社会民众的灵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击着乌托邦，最终出现丝丝的裂痕。

另外，沈从文也表现出了对于现实社会的忧虑，他描写了湘西原始的生态环境在外来文明侵蚀下受到破坏和失衡，《边城》中的大老失踪后白塔就面临倒塌，爷爷在雷雨之夜凄凉离世，二老离家出走后暂无归期，似乎都带有一种隐喻的意味，代表了偶然事件背后隐含着必然的悲剧命运。因此，沈从文构建的乌托邦世界只是理想中的桃花源，是沈从文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沈从文始终坚守在湘西故乡形成的价值理念和生命观出现了崩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以未开化的原始社会来与现实社会对抗，以这种顽强的、粗犷的生存状态来拯救自己的心灵是不可能的。《边城》展现出一个诗意的社会，但美好只存留在过去，一段纯洁的爱情以悲剧告终，表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的状态。

殷海光先生曾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自由和怀疑批判精神的一类人。然而，在近代由于经济领域的变化以及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冲击，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纯文学创作越来越难，使得我们面临着现实性精神和乌托邦式精神的冲突，面临着梦幻的破灭和乌托邦式精神的消解，最终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与思考。沈从文却没有随波逐流，他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也积极承担着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并因此创作了《边城》。《边城》也表现了当时现代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启蒙特征，为五四时期以来文坛启蒙传统的发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也提出了呼唤人性和灵魂这一更为宝贵的历史使命。

沈从文建构的文学乌托邦世界也具有时代性的价值，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依靠，既包含了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赞扬，又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黑暗现象的批判，也表现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乌托邦式的精神将成为现代社会的向导，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提供了启示。

《边城》是沈从文为湘西儿女谱写的一曲挽歌，同时也是他为自己的创作书写的一副挽联。由于种种外在因素的制约，沈从文对湘西民族命运的思考在《边城》这里显现了。《边城》不仅继承了先贤们的乌托邦理想，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效仿陶潜《桃花源记》中的意象书写，精心选取了“白塔”“沅水”“渡船”等典型意象以及人物命运来表现乌托邦理想从建构到破灭的过程。虽然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中终究会走向破灭，但是文学这块绿地仍要担负起这个使命，因为这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希冀，以美好的愿望拥抱未来才能感染读者，给人力量，这也是一直坚持知识分子创作的学者们应该坚守的信仰，也是人们对理想家园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