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三代

常怀颖

中国有梳理学术史的传统。与传统学问不强调分科一样，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向来有较大的弹性，既可以是《国故论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朝汉学师承记》这样的长时段的观察，也可以是小切口、专题的个案分析。无论是大是小，都是看某一类问题的发展方向，是当下对既往的疏通和总结。说得宏大些，学术史是厘清“道统”的路向;说小些，学术史让学科和问题的勾连与纠缠得以条分缕析，对后来学子了解学科、学术发展的脉络、走向与得失，培养问题意识，都大有裨益。

学术史往往也是为未来保存过去的一种手段。由于学科范式、问题取向和学者地位会各领风骚数十年，往往会有学者和学说因地位、范式的变化，而成为学科发展史上的“失踪者”。因之，学术史有不断“重写”的必要。换言之，这种“重写”是以对价值的“重估”为背景的，它表达的不但是这一代学人的“认识”，也更是在追溯历史本来的面目。

考古学是个小众学科，诞生至今也不过二百年左右，在中国更是不过区区百年。对考古学史的梳理，相较于历史积淀更久的学科而言，看似有些“操之过急”。但实际上，考古学史的作用，除了回顾学科发展历程、提醒被忽略的材料、设法让考古学研究更加客观少走弯路、纪念重要的考古学家这些常见目标之外，往往还有纪念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为某些研究结论、体系和研究者本人正名，厘清文物或遗存发掘、收藏和传承过程的作用。更现实的问题是，虽然仅过了百年，但与最初的样态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化显然超出了学科出现时的预设，其发展也远非线性，甚至已经出现研究者隐去、研究分歧渊源模糊的情况。

也正因如此，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学术史写作渐多。但较显见的现状是，相关研究集中于一九四九年以前，而罕见当代的学术史梳理;对机构、人员分析多，对学术问题清通少;考古学者分析整理多，非考古学专业出身的学者极少参与。除陈星灿对一九四九年以前史前考古的学术史研究外，对中国各时段考古学史梳理中，对学术问题流变、学术取向转换的研究极少，这种现象与研究者是否能准确把握学科发展动态、学力的深浅息息相关。这些现状固然与考古学自身的话语体系相对独立、研究对象多为物质遗存，令未受专业训练的其他学科研究者对具体学术问题难以评判、分辨有关系。但也毋庸讳言，上述现象与考古学行业小，从业人员多有师承友朋关系，难免产生“为尊者讳”的心态，不便分析较近的时代、较具体的研究问题直接相关。这种环境下，对夏商周考古学史的研究就更显珍贵。

夏商周时代考古重要，一方面，是因它与中国考古学同时起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密不可分，往往以三代考古可见中国考古学之一斑。一九四九年以前，“古史辨”思潮影响中国古代史研究，焦点集中在三代考古遗存之上。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时实际的有效工作时间不多，针对三代以外的田野考古工作并不系统，研究不得已集中在夏商周考古上。无论是研究团队的组建与培训、田野操作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学术问题和视角的选择等方面，中国考古学都打上了夏商周考古的烙印。另一方面，近年来对三代考古学与传世、出土文献间的关系，学术界反思甚多，甚至由此生发出关于考古学研究“纯洁性”“独立性”乃至文献记载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反思，连带产生对考古学研究边界、考古学复原古代历史和史料获取的功能与目的的质疑，甚至上升到对考古学历史属性的怀疑。由此产生的逻辑悖论，已延展到类似“史前”时期是否是“史”的问题。此种背景之下，孙庆伟所著《追迹三代》颇显异类，但反而弥足珍贵。

《追迹三代》由十篇文章组成，前两篇围绕顾颉刚展开，讨论“古史辨”思想的形成和顾本人的夏史态度;第三篇论李济汾河调查的过程和目的;第四至第七篇集中梳理考古学界对夏文化、夏商关系的探索历程;第八篇比较李济与邹衡的殷墟研究;第九、第十篇讨论先周文化研究的分歧形成过程和困境。可以说，除了头两篇之外，其余八篇以学术史方式梳理了中国三代考古最核心学术问题的发展历程。

夏商周考古研究历经近百年，斐然成果的背后是几乎所有重大学术问题都曾有激烈分歧与论辩，甚至可以说，若干核心问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不但非夏商周考古学领域的考古学家只知大概，很多刚刚入门的夏商周方向研究生也分辨不明微妙细节。以夏文化探索为例，仅是梳理清楚新、旧西亳说和郑亳说之间的学术主张，把握夏商分界焦点问题的变迁，分析各学说代表学者观念的转变历程与动机，就是十分困难的任务。不但需要宏观综合能力，驾驭五十余年来的发掘资料，以及由此而来的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区分其间细微差别，还需要清晰地描述出来。否则，没有专门研究經历的读者，必然坠入五里雾中，不得其要。

从最终成品来看，孙庆伟达成了学术史重溯的目的。不但有“顺着看”发现与研究的纵向动态学术史观察，也以“横通”视野观察“材料”如何成为学术问题，以及身处其间的学者在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学科范式的转变有因缘，也有导火索。新材料的突然出现，学者一时间未必能预料到后果。在考古研究中，材料需要转化为知识，知识进而又会影响思想与研究理路。对这一过程的盘点，往往需要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在学科发展的长程上考察这些问题，就需要避免枝节，单刀直入。这对观察人的素养有很高的要求，回溯的眼光尤其需要知识的先期储备。

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术史梳理为孙庆伟本人提供了相关核心问题研究入门的帮助。可以说，《追迹三代》首先是孙庆伟本人熟悉并进入相关领域的自我训练和资料准备过程，是他熟悉该领域研究现状，发现存在问题的自我训练，其次才是作为研究目的的学术史探索。

但孙庆伟写作的预设显然不止于此，弄清核心问题的来龙去脉、纠葛细节，只是起跑线，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发现核心话题的瓶颈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核心话题之弊”。这既是孙庆伟的目的，更是他的抱负与情怀。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与其他学术史的重建工作不同，《追迹三代》对于学术问题生发的语境（context）非常在意，对提出和解决学术问题的学者本人异常关注。在孙庆伟的回溯过程中，学术研究与学人思想、经历之勾连，使学术史探索已非纯知识性的考察和梳理，甚至于对类似韩维周这样学术史上的“失踪者”，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实际上，了解三代考古研究者在专业程式化研究背后的个人经历、学术“野心”和历史情怀，是打开学术问题嬗变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史中，操作和研究的规范化，是一条明线。但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下，一线考古工作者因制度、因工作安排，终生负责某一遗址专攻某一领域的工作模式越来越普遍。作为研究机构齿轮上的一颗螺丝钉，兴趣广泛学者的学术空间逐渐变窄，想要旁及其他运转结构，有难度。同时，日趋规范也更加程式化的专业研究和知识生产模式，对从民国而来缺乏现代学术训练、凭旧学、凭经验甚至灵感进行研究的学者，是严峻的挑战。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学科初建阶段，学者本人的直觉、能力和问题意识会直接影响学术导向和方法论体系框架的构建。在发掘与研究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一大批曾经站在问题前沿的学者，逐渐退隐到幕后。学术发展会在材料的积淀中，以既有的导向和方法论形成自身内在理路。不同时期研究路向、风行思潮的出现，都可以在学术内在理路中找到答案。但考古研究成果是不是全都得自基于实证的逻辑推理或检测分析？有没有考古学家直觉和经验的成分？这是可以作为历史认识论研究的课题，也可以学术史的发展进行回溯。

实际上，任何一个身处其间的夏商周考古研究者，在对自身学术道路和研究领域进行抉择时，当然会因机构、制度和偶然的机缘产生研究的“主战场”，但在精耕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研究时，也必然会自然与不自然地代入自己的学术兴趣，甚至会有因学术“血脉”传承的影响。《追迹三代》可看到一代代学者传承、习得的知识与技能，也能看出不同问题的生发、寻找过程，以及解决问题的学术路径渊源。孙庆伟试图让读者回到研究的现场，以“了解之同情”的方式体察夏商周考古在发现与研究的发明之间如何展开，将问题与研究者的互动细细展开，全书也因此显出了关怀与温情。

李济（1896-1979）

對考古研究来说，发现与研究之间的节奏往往并不匹配，对各类遗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滞后于发现，而理论的凝练与提升更肯定在若干认识和理解的沉潜之后方能产生。因此，对于当下三代考古研究范式路径、讨论问题的选择，都必须基于当时事件发生的背景来理解，不应该以当前的理念衡量。三代考古研究范围扩大，根源于“材料”的扩充。所谓新材料，并不一定是刚刚被发现的材料，也包括过去曾被发掘而不被认为是“材料”的材料。而什么才能被认作为“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的眼光和研究的范式，而非依赖于研究对象。正如孙庆伟注意到李济与邹衡对殷墟研究视角的差异，“著史”还是“分期”，是两种不同的理念，更是两种学术研究范式的路径差别（当然，如果《追迹三代》中能将考古所安阳工作队的分期抉择纳入讨论，则这一问题的分析将更加丰满）。虽然同样将考古遗存作为史料，李济和邹衡的处理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的根源，源自学者本人在身处不同社会境地，根源于学者经历和思想底色的差异，也根源于对三代考古学术目的的预设。

蒙文通说，要考察一种思想，就要考察它的“得势”与否及其原因何在。孙庆伟对于学人背景、经历与学术问题导向的梳理，显然注意到了在中立的学术态度和客观的历史解释之外，学者本人的“伦理价值”和“兴趣”影响，注意到了在中国近代社会迅速转变过程中，学者自身的人文色彩和性格所带来的研究差异。当然，《追迹三代》在这一梳理过程中，也有缺憾，对于学术机构、研究体制以及宏观史学研究范式背景对三代考古学的影响如何，被他隐去了。而现代学术机制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学术机构、学术传统、学者代际传承和师承关系，以及研究体制甚至条文规定限制，会对学术研究产生持久且严重的影响。

以《追迹三代》的梳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七十多年来，夏商周考古核心学术问题的纠缠、观点和理路的分歧，仅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研究与立说重心的转变，在于历史研究面貌和取向的变化，在于旧有学术逻辑框架、学说体系的延续与旧有学说结论的调整、修正甚至倒置之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相对于当前如火如荼的各类“新史学”，尤其是“新文化史”影响下的研究话题，传统夏商周考古研究视角显得不大“新潮”。《追迹三代》所认定的核心学术问题，更多是近来被批评为缺乏“纯洁性”且带有“编年史倾向”的议题。但孙庆伟是一个有着明确理论自觉的学者。在梳理学科发展史中具体问题发展脉络的同时，他十分关心这些具体问题提出的因由和解决的方法。在对先周文化探索学术史的分析中，他分析了徐旭生、苏秉琦和石璋如的视角差异;也用细致描述，分析“追溯法”和“都邑法”的缺陷;甚至梳理了同辈兼同门雷兴山“考古背景”分析法产生的学术背景。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显然没有“托诸空言”，也没有“因人废言”，而是将理论发展及理论缺陷的思考，放置在具体问题中进行回溯。

但孙庆伟的回溯无法解决的是，如何回应对夏商周考古学史学取向的质疑，以及有效力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任何学术问题不仅来自学术研究，而且来自当下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视角，甚至来自看待自身历史的不同方式。对三代考古史学取向质疑的背后隐含着的，是部分当代研究者对于与西方学术界接轨，甚至得到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希望。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更新的速率增快，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是立说重心总体上不再关注精英，讨论焦点由中心转向边缘、由权威转向群众。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面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上古、先秦史并未形成冲击。一方面固然因为上古史料过简，理论转换带来的新史学变革和问题倾向，在上古研究领域无法同样展开。另一方面，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的重任离开考古资料几乎无法有新突破，而物质文化资料如何直接成为新史学的史料，在方法论上尚待探索。

但历史学界整体变化，或多或少仍会影响夏商周考古学焦点的变换，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对于文献记载的三代历史与考古学文化遗存关系的讨论，以及对三代考古研究史学倾向的检讨而形成的“古史辨”思潮的回归。《追迹三代》之所以将回溯的起点放在顾颉刚古史辨思想的形成，也当是因这样的现实学术环境而起的。

实际上，从民国时期殷墟的发掘开始，地下材料始终是在强化学者对古史的信任，肯定了正史叙事体系框架的可靠性。傅斯年本人由疑古转向重建古史，就是古史辨派对矫枉过正极端方式的反思。然而，整体的疑古倾向毕竟存在，以至于连徐旭生在提倡“改走信古的路”时，也只敢把最终的目标设定为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

对夏商周考古学家来说，对文獻史料可信度立场的转换虽是警醒，却要避免极端。如果秉持全面批评的态度，在对既有旧研究范式与结构倒置的同时，却无法以考古资料重建上古史框架，则“破而不立”的状况只会伤害到学科的构建与演进。另一个悖论是，即便将考古学置于非史学的语境下，破碎的考古遗存会让研究问题更为碎片化。无论是不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考古遗存的史料意义与价值，永远无法回避。如果没有整体的关照，物质文化资料也就只能是片段个案，而无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意义。在这一前提下，“陈腐”且有逻辑缺陷的史学研究范式，反比刻意回避史学目的甚至“编年史倾向”的新说，更具启发力和建设意义。

《追迹三代》的叙述式梳理中，始终隐含着这一思路，讨论了三代考古学“史学取向”的合理性。九十余年的三代考古研究历程回溯，清晰地说明，任何学者都不能断然无视长期且有传承的三代文献记载。三代考古的发现，与文献记载契合的情况多，于史无征的反而是少数。这反映出传统文献记载似乎都有史影或者来由，并不都是神话传说。与以否定“编年史倾向”为出发点，走向否定考古学物质遗存的史料性质方向，令史前社会非“史”的学术取向相较，孰是理性？孰是极端？恐怕圆凿方枘，一目了然。当然，上古社会是不是“历史”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甚至可能需要对史学本身的价值和性质做出重新评估，界定“历史”的边界范围。但对于当下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如傅斯年在二战后论学术客观性时所强调的那样，若推到极端，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都只有“理想的境界”。

当然，夏商周考古学家也必然需要警惕文献的陷阱，不能将文献记载全部认作事实。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质遗存而非语言文字，可用以观测和解释的信息交流也非语言、文字。这正是考古学的强项。未来的工作难点，是需要以更多的经验性实例，凝练可以重复检验的，从物质到人群、到族属的研究方法论。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然会有渐进的成就。《追迹三代》的回溯中，读者能够体察数代考古学家的孜孜以求历程，孙庆伟回望的这个探索过程，可能是接近历史真相（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的唯一路径。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